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特征与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发展趋势论文,特征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生态社会主义：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的反映
生态社会主义又称为绿色社会主义，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蓬勃发展的绿色运动（又称生态运动）中应运而生的，所以也称为绿党社会主义。它以保护全人类的生存环境为宗旨，同时又提出社会主义口号，从而在当今国际政治思想舞台中独树一帜。生态社会主义具有双重价值取向：社会主义与生态主义，这是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与生态危机的反映。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是资本主义工具理性膨胀的过程，一方面既造成了“一极积累资本，一极积累贫困”，片面强调商品功利价值的社会畸形发展危机，而导致形形色色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连绵不断；另一方面资本功利价值导向下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运动，又造成了“外部不经济”，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的积累是建立在不断增长的生产率的基础上，同时，也是建立在不断扩大的对雇佣劳动剥削的基础上。生产率的增长意味着一定的雇佣劳动能加工比以前更多的原材料。如果其他条件保持不变，要经济持续增长，那么对原材料、资源的需求量就会不断增加，对资源的开发力度也就会不断加大，又产生了环境恶化甚至是资源枯竭的危险。不管原材料、能源的成本是高的且是不断增长的，还是低的且是不断下降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都会带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而投资规模越大，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性就越大，环境污染的程度也就越大。这是资本积累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同时，提高对雇佣劳动的剥削程度，则直接导致了相对于资本生产能力而言的市场购买力的不断缩小，从而导致了价值生产与实现之间的矛盾，其结果便是资本循环在流通领域的中断，也就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亦即价值的“实现性危机”。为了缓解生产领域的“实现性危机”，资本家一方面通过大肆的商品广告和意识形态的宣传，力图歪曲需要满足的本质，诱使人们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把追求消费当作真正的满足；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的信用政策、消费政策来努力营造消费社会生活方式的氛围，从而导致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异化消费”。这种过度消费的愈发膨胀，严重超出了自然界所能承受的限度，带来了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1]。
在20世纪50、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关注人类生存环境问题，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群众环保运动，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提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把社会主义思潮与生态运动和生态主义结合起来，从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面临严重危机这一事实出发，反思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的根源，探寻摆脱危机的出路。他们联系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理论，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与全球生态危机的联系，批判当代资本主义，认为人类生态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矛盾和危机的结果，因此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地球”的口号。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造成的环境污染、资源过度采掘、自然生态系统失衡等问题的出现，他们希望社会主义来解决生态问题，认为社会主义限制利润和市场的逻辑使它有希望通过反省和自我超越，建立一个摆脱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新模式。生态社会主义成为20世纪9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绿色运动中崛起的独树一帜的、颇引人注目的思潮和流派。生态社会主义流派大致经历了四个历史发展阶段[2]：
第一阶段。20世纪60、7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把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归咎于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认为生态危机是由科技进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造成的，因此科学技术、工业制度成为他们批判的直接对象，人们不断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要求政府当局采取有力措施控制和治理环境污染，促使绿色组织和政党纷纷出现并介入环境治理。以70年代的前东德统一社会党党员鲁道夫·巴赫罗和前波共意识形态负责人亚当·沙夫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作为最早介入绿党的共产党人，被看作是“红色”（共产主义运动）的“绿化”，其政治道路的典型特征是“从红到绿”。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它不仅初步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理论体系，而且在绿色运动中的地位日显重要，对绿色运动中的其他各种学派也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以80年代的威廉·莱易斯、本·阿格尔和安德列·高兹为代表，他们的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绿色思想的结合，其典型的政治理论特征是“红绿交融”。它谋求“绿色”（生态运动）和“红色”（共产主义运动）两种政治力量的汇合，要求建立一个由绿党、妇女运动、生态运动和一切进步的非暴力社会组织组成的广泛的群众联盟。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苏东剧变以后，以乔治·拉比卡、瑞尼尔·格仑德曼、大卫·佩珀等为代表的欧洲学者和左翼社会活动家等人理论的总体特征是使绿色运动“红化”（共产主义化）。乔治·拉比卡连续发表《生态学与阶级斗争》等论文，着力研究全球生态危机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标志着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工人运动的文化革命阶段”。德国左翼学者瑞尼尔·格仑德曼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解决全球生态危机问题。他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为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正名，捍卫马克思主义关于人造自然理论所代表的哲学理性传统。
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生态社会主义趋于成熟，在理论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系统的意识形态。在当代全球问题空前突出的情况下，生态运动正在成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最具规模的社会运动。生态社会主义独树一帜，试图以社会主义理论解释当代生态危机，从而为克服人类生存危机寻找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现实出路。生态社会主义是最具“红色”的“绿色”思想，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途径的思考及对未来社会的经济构想等方面，都提出了一整套独特的理论，成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思潮和流派。
二、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倾向
生态社会主义自称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以生态学和系统论为指导思想，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重新探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在对生态危机的性质、根源，克服生态危机的手段、策略以及未来前景等问题上，着重把握生态问题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寻求生态社会主义实现的现实方案和途径，以建立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和谐发展的新型社会主义社会。生态社会主义的观点与主张主要有[3]：
1.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社会主义者格仑德曼认为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包括物种灭绝、污染等许多全球范围的问题和人类的生存危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全球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超过了以往任何社会，发达资本主义在第三世界推行“生态殖民主义”，进行新的“生态犯罪”。生态社会主义者拉比卡指出，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掠夺和剥削是造成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生态危机不可能通过改良来解决，只有通过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最终消除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生态社会主义者高兹认为，资本主义是追求经济合理性的社会，为了追求最大利润而只顾眼前利益、不顾生态平衡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这与生态合理性的要求是不相容的。因此，必须废除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才能建立一个绿色的公平的社会。
2.经济的适度增长和理性增长。生态社会主义在经济增长问题上经历了“稳态经济”、“零增长”、“适度增长和理性增长”的变化过程。历史发展证明，经济的负增长意味着倒退；经济的过高增长是极其危险，要付出惨痛代价；经济的零增长几乎是难以实现的。因此，生态社会主义主张人类社会只能是经济的适度增长。这里的经济的适度增长，主要含义不在增长的快与慢，而是要求不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生态环境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的增长。经济的适度增长，既是人们的理性选择，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生态社会主义还强调经济理性高于一切的思维定式，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现代化，即进行“生态重建”。生态社会主义所主张的“生态重建”，是指对工业社会体系进行生态现代化的变革，按照社会生态标准对生产、交换、消费进行彻底的改造，所有的一切均受到社会生态标准的约束并进行生态的改造。
3.人与自然关系应和谐统一。生态社会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建立的社会主义将是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人与自然都和谐发展的社会，生态社会主义是绿色社会；生态社会主义提出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将形成一种全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它将是一个人类物质与社会自由充分实现的社会，同时又是一个符合生态原则的绿色社会。在未来的这个社会里，目前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将随着人与人关系矛盾的克服而得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将借助于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转变和科学技术的继续发展而服务于所有人的利益，使资本主义时代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得到历史性解决[4]。
4.实行混合型经济模式。在生态社会主义者看来，生态社会主义的稳态的经济模式必须有助于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即主张实行一种计划与市场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折中的经济模式，既有政府对经济的计划与管理，也有家庭和生产者的自主权的模式。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可以允许特定的私人企业存在，同时允许一定数量的人组成真正的合作企业，雇佣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但是，生态社会主义不允许存在那种对人的剥削和压迫。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证明了，只有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有力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
5.绿色社会是生态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生态社会主义致力于生态原则与社会主义的结合，要求超越当代资本主义与现存的社会主义模式，构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模式。其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大不同在于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而且必然是绿色的，绿色社会的实现必须有赖于社会主义[5]。绿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极大地改变人与自然对立的关系，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将发生根本的变革，可以自主地控制自己和自然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人性更全面、更美好。这赋予了社会主义新的理论内涵。
三、生态社会主义的最新发展及其理论特征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生态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其理论主张更加成熟。在生态问题上、政治理论基础上、经济理论上、文化价值取向上等方面都提出了一整套独特的理论，形成了新的发展趋势和独特新颖的理论特征。
1.在生态问题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生态社会主义者认识到人类破坏自然生态平衡的行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首先，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无限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必然结果。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和动机是追求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这就决定了它对自然持一种敌视的态度，将自然看作是掠夺并获取利润的对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几百年的发展中，对大自然的统治与掠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欠下了生态方面的巨大债务。其次，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的必然结果。生态社会主义强调，生态危机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危机空前广泛和深刻的反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到全球的结果，从而使生态危机演变成全球性危机[6]。
2.在政治理论基础上。生态社会主义者形成了一套更加完整、系统的政治理论，主要表现在：(1)在社会变革的领导力量和主体力量方面，更加重视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20世纪70、8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只有那些既热衷于生态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又关心社会主义前途的人，才能领导和推进这场革命，他们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广大的“中间阶级”即中小资产者、知识分子和青年大学生身上。而20世纪9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更加重视工人阶级及其工会组织的作用，他们认为未来革命的领导力量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主观条件的成熟程度，未来社会革命的主体力量应该是各种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2)在社会变革的途径方面，20世纪70、8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非暴力是生态运动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而9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非暴力”只能是一种斗争的策略，如把它变成一种绝对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识形态，那只能使人们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中遭到大量的不必要的牺牲，因为反动阶级是不会因为你放弃暴力而不使用暴力的[3]。
3.在经济理论上。各时期的生态社会主义者都不太重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主张建立一种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混合型”的社会主义经济；较重视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分配。但20世纪9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与70、8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相比，有了极大的进步，其经济理论也更趋现实。主要表现在：(1)反对“稳态经济”，主张经济的适度增长。70、8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大都认为只有限制当前的经济发展速度，将生产规模和经济发展速度稳定下来，实现经济的零增长，才能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9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则主张放弃稳态经济，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应保持适度的增长，当然这种增长是以满足人们的有限制的物质需要而不是利润为目的的，而且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必须是理性的，与生态环境的要求相容的。(2)反对“小即美”的舒马赫主义。70、8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大多接受舒马赫主义，提倡一种“适宜的技术”，即小规模的、分散化的技术。9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却放弃了舒马赫主义，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植被破坏、地球升温、资源短缺、能源危机、庞大的失业大军及人口爆炸等社会问题早已超出一国界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根本无法将其分割为一个个独立的部分，变成了全球生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再来提倡小规模、分散化的经济，根本就是开历史的倒车，是绝不可能实现的。
4.在价值取向上。20世纪70、8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在批判资本主义工业化对自然界的掠夺时，一般都采取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他们认为大自然是人类的主人，而人类则是大自然的奴仆，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服从大自然。这种主张颠倒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并将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90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者则重返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当然不是资本主义技术中心意义上的）和人道主义”。人类在反对生态危机，重新检讨自身对自然界的态度的同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主张生产的目的首先应当满足社会需要，即“把人放在物之上”，而不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反对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要求使劳动成为满足“人自身发展的手段”，拒绝把劳动仅仅作为生存手段。9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明显地开始摆脱生态中心主义，重新返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
综上所述，生态社会主义从其产生、发展以及理论上的成熟和完善来看，有自己的特性。同时，理论观点上还存在着局限性和不足，而且生态社会主义还有新的发展趋势的可能，我们应当重视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的关注与研究。虽然生态社会主义对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思考具有局限性，但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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