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非知识分子时代的大众写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告文学论文,大众论文,知识分子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里，我们需要对“非知识分子时代”的命意作一界定。非知识分子时代特指政治文化制导的时期知识分子的一种境遇。这一时期社会运动的主体已不是属于知识分子谱系中的精神文化及思想工作者。“五四”后中国社会的主题已经不是思想启蒙，而是用革命的方式推翻旧制度旧政府，取得民族独立与解放……武装革命与民族救亡，是历史的主旋律，启蒙只是历史的次流，是从属于革命与救亡需要的（注：丁守和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下）·本卷前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新中国的建立，使社会主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救亡由建设取代，革命被新的阶级斗争所置换。知识分子成为需要改造的重要对象。在政治家、军事家以及人民大众成为直接作用于历史演进的主导力量，知识分子被进行非主体化的改造的语境中，知识分子已不可能履行臆想中的职志。在通常的理念中，知识分子“他们对社会的基本理想和中心价值表现出显著的关心，总是以真理和正义的代表人物自许，不但出演布道者的角色，而且充当控告者，谴责社会的罪恶和不公，主动担当被侮辱者被损害者的公开的辩护人……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引出知识分子的一般性质：启蒙性、批评性、颠覆性”（注：林贤治：《“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收入《思想的时代——〈黄河〉忆旧文选》，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而观察30至70年代的中国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强势政治文化的主控，巨大的社会转型所设置的规约等等，使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历史地无法完整地实现，他们的一般性质被改写。一方面许多知识分子业已大众化，成为大众的一员；另一方面大量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时代需要他们进行长期的痛苦的思想改造。这样，就总体而言，知识分子走向了非知识分子。
非知识分子时代的报告文学作家仍在写作。在这样的时代，他们的写作大约有三种选择方式：一是顺应式，作家顺应时代洪流，写作反映历史进程的作品。三四十年代的报告文学和五六十年代抗美援朝题材和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报告文学，就是这类作品。写作这类作品，既是时代赋予作家的使命，同时又是作家具有主体内在要求的一种行为。历史的规定性与作家的主动性达成了一种契合。在顺应式报告文学中，作家以大众的歌颂为歌颂，以大众的批判为批判。因而从广义上说也可视为一种大众写作。二是曲从式，作家放弃自我的操守，以扭曲的灵魂为特殊的主流话语写作非理性的作品。三是独立式，独立式的报告文学在政治文化强控的时代显得十分稀贵。这一类作品体现着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立场。五六、五七年“干预生活”的特写是独立式写作的样本，这些作品公然表示着知识分子所持的批判态度。与公然表示有所不同的是，有一些作家自选写作题材，并对这些题材并不作纯然政治化的观照与表达。当代十七年，文学作品很少正面地表现知识分子的形象，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为当时正是知识分子被作为重点改造对象的时期。当时写作的时尚是写中心，写政策，写工农兵新人。在这样一种背景中，徐迟的《祁连山下》、徐开垒的《雕塑家传奇》等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作品显得赫然醒目。这些作品所写明显地是对中心的一种疏离，其主题取向也与时代的基调有所不合。徐迟的报告文学，有顺应式的，有曲从式的，也有《祁连山下》这种体现个人性的独立式写作，这既表明作者在特殊的语境中具有一种随机应变的生存能力，也表征着当时知识分子内在矛盾的诸种心态。《祁连山下》是为敦煌艺术家常书鸿立传的，常书鸿的人生之旅与艺术之路成为全篇的主线。《雕塑家传奇》所报道的是一位年届62岁的动物雕塑家邹鼎丁教授：
他与各种动物成了朋友：熊猫向他摇尾；鸳鸯为他戏水；孔雀看见了他，就很自然展开了雀屏；警惕性最高的梅花鹿，在他的面前却俯首就擒；连凶猛的老虎也每天早晨在铁栅里等着他，与他招呼……（注：徐开垒：《雕塑家传奇》，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报告文学集》(1949-1966)，中国文联出版社1987年版。）
这里没有阶级斗争的刀光剑影，没有知识分子的被贬与自损，有的是对知识分子生活情趣与艺术成就的肯定与赞美。《祁连山下》、《雕塑家传奇》等作品可视为非常时代知识分子对自身命运的一种理想化的憧憬。
一
政治文化制导时期，大众化的报告文学写作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现象。政治或政治文化效应的繁殖，需要在更大范围内获得群体性的支撑。组织化或群众性往往成为政治运作的基本方式。在相当长的阶段，报告文学被赋予无产阶级的属性，或为主流话语所同化，使它成为一种政治色彩颇浓的文体。负载政治价值的报告文学，自然需要有大众的介入。大众的介入，不仅意指文体写作的大众化，表现大众的生活与思想，而且更重要的是指大众作为主体，以自身的存在作为报告的对象。左联倡导“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这“我们”所指代的正是“工农兵”。在左联那里，报告文学是作为工农兵通信运动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而开展的。工农兵通信运动或可表述为工农兵报告文学运动。通过这种写作活动，“这样，我们的文学才能够从少数特权者的手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大众的所有”；“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过去提出来的大众化口号也只有在通信员运动当中找到具体办法”（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1930年8月4日左联执行委员会通过），《文化斗争》第1卷第1期，1930.8.15。）。在解放区（根据地）包括报告文学运动在内的新闻通讯工作成为文艺的中心工作之一。早在瑞金苏区，《红色中华》报就特别重视对报告文学写作的发动，在“编者告通讯员与读者”中称“本报所载从‘火线上来’与‘在田野里’的通讯文字，是极好的中国国内战争生活的报告文学，这是目前我们所需要的工农大众文艺的作品。我们希望：在火线上的赤色战士，以及在各个战线上，为争取革命战争全部胜利而斗争的同志们，更踊跃地把自己所经过的斗争生活，随时作成通讯文字寄给我们发表，我们就是这样创造中国工农大众文艺的报告文学！”（注：《瑞金（红色中华）报关于创建无产阶级报告文学的导言——《红色中华》编者告通讯员与读者》，《红色中华》报 1933.4.2。）延安时，曾作出《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指出：“在目前时期，由于根据地的战争环境与农村环境，文艺工作各部分中以戏剧工作与新闻通讯工作为最有发展的必要与可能。”“报纸是今天根据地干部与群众最主要、最普遍、最经常的读物”，“新闻通讯工作者及一般文学工作者的主要精力，都应放在培养工农通讯员，帮助鼓励工农与工农干部练习写作，使成为一种群众运动”（注：《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解放日报》1943.11.8。）。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群众运动，正是30至50年代这一文体写作中的一个显性特征。
报告文学的群众性写作运动，以30年代《中国的一日》为其发端。据活动发起者称，“原来这计划，是看了伟大的高尔基所动议而进行着的《世界的一日》，觉得非常新鲜而有意义，因而大胆来‘学步’”（注：茅盾：《中国的一日·关于编辑的经过》，见《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1辑第3册，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世界的一日》是高尔基在1934年9月1日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倡议。但这一活动因故未能成行。《中国的一日》是规模空前的一次写作运动。征文规定的时间是1936年5月21日，这大约是一种随机的选择。“首先我们要求它须是5月21日所发生的事，其次是‘这事’须有社会意义，或至少可以表现一部分人的生活状况；最少最少亦应当能够和另一严重的社会现象作一对比。”（注：茅盾：《中国的一日·关于编辑的经过》，见《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1辑第3册，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最后编辑出版的《中国的一日》共收录作品490篇，约80万字。蔡元培为之作序。《中国的一日》编委会由王统照、沈兹九、金仲华、茅盾、柳湜、陶行知、章乃器、张仲实、傅东华、钱亦石、韬奋等组成，茅盾任主编，孔另境为助理编辑。
从1936年至1958年，“一日”类的写作绵延不绝。《中国的一日》征文刚结束，在延安中国文艺协会又发起了《苏区的一日》征文：“为着全面表现苏区的生活和斗争，特决定依照《世界的一日》和《中国的一日》办法，编辑《苏区的一日》。日子决定在1937年2月1日”（注：《〈苏区的一日〉征文启事〉，《红色中华·红中副刊》第3期，1936.12.28。）。随即，又推出了《上海一日》。与《中国的一日》、《苏区的一日》有所不同的是，《上海一日》对“一日”没有作具体的限定，“《上海一日》也可以说《上海一年》，因为每篇所描写的固然是上海的一日，而全书所表现的却是上海的一年（1937年8.13到 1938年8.13）”（注：《上海一日·本书编辑经过》，见《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2辑第4分册，长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上海的一日》由海益、戴万平、林淡秋、殷扬等组成编委会，共收到应征稿近二千篇，约4百万字，最后编定432篇，约100万字，共分《火线下》、《苦难》、《风火山上》、《漩涡里》等4个部分。差不多同时，延安边区文化救亡协会举办《五月的延安》征文，聘请艾思奇、林山、柯仲平、柳青、徐懋庸等组成编委会，从350篇来稿中选出55篇，约15万字，编成《五月的延安》。这部集体写作集共分9个部分：五月的鲁迅艺术学院，五月的鲁迅小组，五月的工人，五月的女自卫军，五月的人物素描，五月的一般动态。接着又有《新四军一日》(1940)、《冀中一日》(1941)、《边区抗战一日》(1946)、《渡江一日》(1949)等征文。50年代重要的一日征文有《志愿军一日》(1953)、《大跃进的一天》(1958)等，《志愿军一日》由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崔庸健次帅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郭沫若主席作序，于1956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二
“一日”在这里成了写作运动的一个代码。作为运动的写作，亦即是大众参与的集体性的写作，与写作这种精神劳动的性质——个体性、创造性并不完全相符，但群众性写作运动的发起者似乎并不注重文体写作本身的意义，而是将其视为阶级政党或集团政治价值实现的一种有效方式。在众多的大众写作策划中，似乎只有《中国的一日》是属于作家自发的行为，但考察主事者的政治倾向及其指认的征文价值，我们不难看出这一征文的政治意义：“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发出了悲壮的呐喊，沉痛的声诉，辛辣的诅咒，含泪的微笑，抑制着然而沸涌的热情，醉生梦死者的呓语，宗教徒的欺骗，全无心肝者的狞笑！编者以为在丑恶与圣洁，光明与黑暗交织着的‘横断面’上，我们看出了乐观，看出了希望，看出了人民大众的觉醒。”（注：茅盾：《中国的一日·关于编辑的经过》，见《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1辑第3册，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而梅益、林淡秋等主持的《上海一日》则“是由中共地下江苏省委的文委‘交下的任务’”（注：参见朱子南《中国报告文学史》第277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绝大多数的报告文学写作运动是由政治的、军事的机构组织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文艺协会发起的。有时则由最高领导人亲自布置。毛泽东曾两次就有关征文发出征稿通知，一次是1936年8月5日，毛泽东和杨尚昆就“出版关于长征记载”发出征稿电报和信：“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9月5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注：转引自艾克恩编纂《延安文艺纪盛》第1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另一次是1937年5月10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出《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号召中华民族的英雄——全体红军指战员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各就个人的闻见把红军各种的历史战斗……等等写出来，并寻各种纪念品，来完成这一部伟大的史著，纪念十年奋斗的红军”。
群众写作运动大多有着切实的目的和明确的目标，简言之就是通过集团写作的方式，记载并讴歌无产阶级及其人民大众所从事的伟大事业，进而扩大影响，凝聚人心，壮大力量，造就自己的政治优势。《苏区的一日》编者明确地指出：“我们编辑《苏区的一日》的目的，即在于把苏区全面的模范生活和斗争，整个公布到全国全世界我们的朋友及我们的敌人中去，来扩大我们的斗争影响。”（注：《覆D.C同志的信——关于〈苏区的一日〉问题》，《红色中华·红中副刊》第4期，1937.1.21。）志愿军政治部在作出开展“志愿军一日”征文活动决定时也有明确的目的，这就是“为了记录中国人民志愿军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的伟大历史，发扬志愿军指战员们在战争期间所表现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精神”（注：《志愿军一日·编者的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由于这些群众性写作活动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所以作品的立意大多非常明朗，其主题取向以歌颂性为主。
报告文学，作为群众性的写作运动，它意指写作的主体是非文字工作者，而且写作活动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作者的大众化与写作的规模化，正是征文组织者所求取的。规模化的大众写作，既是文学大众化的一种成果，为大众的自我实现提供了载体，同时又是政治文化对文学写作制导的一种有效形式。茅盾对《中国的一日》作者构成的非知识分子化颇为赞赏，认为“值得特别指出来的，是大多数向不写稿（即非文字生活者）的店员、小商人、公务员、兵士、警察、宪兵、小学教员等等，他们的来稿即在描写技巧方面讲，也是在水平线以上的。他们中间也有些文字不流利的，然而朴质得可爱。反之，大部分学生来稿乃至少数的文字生活者的来稿，却不免太多了所谓‘新文学的滥调’”（注：茅盾：《中国的一日·关于编辑的经过》，见《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1辑第3册，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冀中一日》是一次规模更大的写作运动，共征集稿件五万多篇，“只冀中一级就集中了四十多个宣传、文教干部，用了八九个月的工夫，初选才算定稿”（注：远千里：《关于〈冀中一日〉》，《冀中一日》（上），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孙犁在评价这一征文时，强调它“为名副其实的群众文艺运动，影响至巨”。认为：“《冀中一日》不能以美学去衡量，不能选择出多少杰作。其意义并不在于此，其意义在于以前从不知笔墨为何物，文学为何物的人，今天能够执笔写一二万字，或千把字的文章了。其意义在于他们能写文章是与能作战、能运用民主原则，获得同时发挥。”（注：孙犁：《关于〈冀中一日〉的写作运动》，收入《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文学运动·理论编一》，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尽管时代需要知识分子进行改造，但“能文能武”是大众追求的人生理想。工农兵大众成为报告文学写作运动的主力，这不仅实证了他们“能文”的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他们自己写作自己，从中感受到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伟大力量和无比的自傲。这正是“一日”写作得以蓬勃开展的重要原因。
这里有一个极端的例子。据远千里回忆说，为了参加《冀中一日》征文：“每个群众、每个干部、每个战士都热烈地等待五月二十七日这一天，准备获得一个好的题材。有些连队，为了获得好的题材，经上级批准，打下了敌人据点。有些人则进行了其他的英勇斗争。不少人为这次写作流了血，或担了惊险……”（注：远千里：《关于〈冀中一日〉》，《冀中一日》（上），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可见，这种群众的报告文学写作运动，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写作本身。它使大众写作主体通过自我观照获得了一种自我激扬的机会。而这种激扬更多的是对政治热情的激发，这在战争等特殊环境中具有重要的价值。郭沫若在《序·志愿军一日》中也指出了在这部伟大的集体写作主体自我塑造的意义，认为“真正是无愧于抗美援朝运动有血有肉的战史，是由永垂不朽的战士们自己所亲手建立的丰碑”（注：郭沫若：《序·志愿军一日》，《志愿军一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自建丰碑”正是《志愿军一日》征文最重要的功能。抗美援朝的将士以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保卫和平的战史，作为历史的主人他们最有资格记录下这段硝烟弥漫的岁月。因此，《志愿军一日》征文得到了广泛而热烈的响应，应征稿件总数约有十万篇，经过各级遴选汇集到编委会的稿件也有13600多篇，这在文学史上创下了一个记录。
置于政治文化制导期的历史格局中研究大众化报告文学，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写作方式有一种潜隐的但又是十分重要的充填与替代功能。非知识分子时代知识分子本来就很少，加之知识分子的工农化，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等等，能够坚持知识分子话语立场进行报告文学写作的作家就显得更少。这样大量的运动式的报告文学写作正好充填报告文学文体空间，使其呈现着繁盛的情势。50年代大规模的反右斗争，使知识分子的话语遭到了彻底的颠覆，与五八年大跃进民歌运动同时兴起的大跃进报告文学——差不多每月出版一集的《大跃进的一天》征文，可以视为是主流话语借助于文学大众化的形式——主流话语与民间话语相生，全面替代、遮蔽知识分子话语的一种举措。而至文革，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利被取消，他们只作为文字的技工被“三结合”进写作集体。“‘三结合’的出现以及后来在‘文革’中的实践，都使这个口号超出了‘创作方法’的范畴。它的意识形态性是十分明确的。”（注：王尧：《“非知识分子写作”：“文革文学”的一种潮流与倾向》，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强势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使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处于无名的境地，其时很多作品发表时都署通讯组、报道组或工人写作组一类。在主流话语与民间话语合成的非常时代，知识分子别无选择地拆卸自己的话语系统。
大众写作形态的报告文学，除了具有显见的政治意义外，另外一点是不能被忽略的，这就是由于作者来自于生活、战斗的基层，作品取之于他们的亲历经验，因而造就的一种独特的历史认知价值。他们的作品虽然大多不能算作是历史的文献，但其间也留存着许多历史的细节，存活了大众在独特的环境中的心态、情感以及他们生存方式。写作主体的普泛性，使报告文学写作运动拥有全方位观照对象的广角镜。《中国的一日》以区域空间编辑征文，这样读者就可察知一日之内全国各地什色纷呈的社会图景。《冀中一日》分为四辑。“鬼蜮魍魉”，写敌人暴行；“铁的子弟兵”，写我军的战斗和生活；“民主、自由、幸福”，写根据地的民主建设；“战斗的人民”，写群众的斗争生活。总览四辑，对冀中根据地战斗、生活的全盘就有了全面的了解。而《渡江一日》则以时间为序编为三辑：“渡江以前的准备”、“渡江之夜”、“渡江以后”，这样清晰地反映出了渡江战役的全程。由于主体在观察事物时所取视角有所差异，各自的体验也并不相同，因此所写作品之间便形成了某种互补。而写作主体的基层性，又使大众报告文学多了一种反映生活原生态的质感，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这一点在《冀中一日》征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但毋庸置疑，群众性报告文学写作，正如孙犁评价《冀中一日》时所说的那样，“不能选择出多少杰作”。就单篇作品而言，由于征文对于时间的限定，大多只能叙写片断性的生活场景，无法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全景；而作者缺乏文学工作的经验与能力，作品写得比较疏简，反映对象的深度明显不足。事实上，“一日”类报告文学写作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现象进入文学史序列的。
非知识分子时代的大众写作是一种复杂的存在，它有多方面的意义或功能。这一现象的背面有着政治文化的制导。政治文化的型态与机理并不能一言以蔽之，因为，它们并不是单质的。因此，对运动化的报告文学写作，我们应该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