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跨文化到多边文化——我看《多边文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看论文,文化论文,跨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颇为感兴趣地读完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出版的学术纪要《多边文 化研究》(第一卷)，这是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学者们的的大作。著作中所显示出来的 方法、视角和“典范”性，都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引发思索之余，也令人联想。我不由 地联想到不久前看过的四川大学曹顺庆等著《中外文学跨文化比较》。一个是跨文化(i nterculture)，一个是多边文化(multichlture)。两本书的内容不同，有区别、有相同 处，也有某种联系。跨文化者，不赞成在“全球意识”的掩盖下，实现所谓“相互同化 、融合、一体化”的观点，主张文化差异的存在，及各文化间的相互吸引、借鉴、参照 。多元文化者注重对话，寻找参照系“他者”，以“非我的”、“陌生的”的眼光重新 审视自己，寻求新的发展。而我更感兴趣的是，本书对多边文化研究的特征所做的论述 ，为何研究多边文化，“怎样”研究多边文化，以及这种研究对于跨文化所提示的意义 。书中所论都是当前国际学术界比较文化研究的最前沿课题，他们标志着中国学者已经 进入了国际学术对话的行列，并向21世纪的新时代展现了自己的学术光彩。
“跨文化”、“多元文化”、“文化对话”、“文化交流”一类词的使用频率日益增 多，然而，跨文化对话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文化交流要达到的结果是什么?却很少被人认 真讨论过。有的说是为了谋求“沟通”、“了解”，有的说是为了“学习”和“吸收” ，还有的是为了“会通”、“融合”。乐黛云认为：跨文化、多元化，就是承认文化差 异，“不同文化的差异构成了一个文化宝库，经常诱发人们的灵感而导致某种文化的革 新。没有差异，没有文化的多元发展，就不可能出现今天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注： 乐黛云：《多元文化发展中的两种危险及文学理论的未来》，载《多边文化研究》(第 一卷)，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4月，第44页。文中凡未注明的引文均出于此书。)。她 论述了全球化与多元化的关系，又从全球化(趋同)，多元化(离异)这个悖论，论证全球 化和多元化相互作用，既不能趋同，也不能混一，而是在新的基础上产生新的差异。异 质文化从旧物中脱颖而出，仍然具有不同于他物的独特之处。乐黛云说：“文学理论的 未来很可能是建构在以上所述异质文化之间文学互识、互证、互补的过程中。这样的文 学理论将对人类不同文化的沟通作出重要贡献。”
当然，“了解”的欲望，“融合”的期望，是跨文化交往活动中最基本的也是最常见 的动力。但也有另一种结果，研究“他者”的目的不是以认知对象为满足，而是为了更 好地理解自己、认识自己。如严绍
的《“文化语境”与“变异体”以及文学的发生 学》对于日本文学文本的看法，日本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摆脱传统成见 ，因为日本本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他者。正像孟华的“形象学”，她之所以对法国感兴 趣，是因为法国为她提供了一个与中国最相异的他者，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全然不同的 角度来看中国自己。严绍研究日本、孟华研究法国，终极目的是为了更深切地了解 中国自身。正如陈来说：“在这个意义上，跨文化对话和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对方了 解自己，经过迂回而进入自己。”[1]当然这不是跨文化活动的惟一选择，但确实令人 深思。从方法学来看，无论是经过“保持距离”的方式，还是“从反面着手”的策略， 都可以通过间接性来达到目的。孟华在《形象学研究要注重总体性与综合性》中说，“ 这些学者都重复意识到了‘异国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本民族对异国文化的看法， 折射出了异国文化在本国的介绍、传播、影响、诠释的情况”，正体现出这种“间接性 ”或“迂回性”的论述理念。
谈到学习和吸收，车槿山的那篇《法国“如是派”对中国的理想化误读》是很好的例 子。文章中的一些法国如是派成员如拉康、福科、巴尔特、德里达等都是蜚声世界、闻 名遐迩的思想家、理论家。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偏爱，十分有趣和发人深思。西方如是派 对中国感兴趣，正如车槿山在《法国“如是派”对中国的理想化误读》中所说，“不是 把中国当作猎奇的对象，也不是当作认识的对象，而是当作学习的对象。”如是派把中 国作为一个他者，给西方人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来看自己。他们需要这样的他者的理由 是：一种外在观念可以提供内在学者不曾想到也从不对之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是 派对中国感兴趣和研究中国，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本身。他们想象和造成的“别处” 和“他者”，希望像古希腊一样带给他们另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尽管， 中国不可能担当此重任，如是派自己也明白，但他们对整个西方文学观念和人文思想的 革命性改变却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不能不说是跨文化研究的收获。
陈跃红在《阐释学与比较文学》中，特别突出了“为着在比较中寻求某些跨文化的诗 学共相或所谓规律”的问题，认为这是中西比较诗学的价值追求之一，同时为双方融合 过程中的交流互补提供了可能。可见，乐黛云、严绍、孟华、车槿山、陈跃红有关 沟通、学习、融合等研究策略，无疑预设了相异性的他者——中国可能给予他们的力量 和方向，体现了跨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方法。
多边文化并举、竞相发展，必然促使文化与文学的交融，促使文学与跨国界传播与影 响的转型变革。如张辉的《酒神精神的东方视域——现代中国语境中尼采审美主义思想 的内涵与效应》、龚刚的《钱钟书的文学研究形态与诗话的复兴》、吴晓黎的《“大众 ”关键词的梳理：以10—30年代相关文化运动为中心》等，都是极好的文章。试想，一 国文学，自我封闭，只能默默无闻地自生自灭，而当它接触到其他民族的文学，因着新 鲜的土壤和水分条件，它自然会生发出原先条件下不常有的生命力亮点，使文学大花园 又簇拥出令人欣喜的新花卉。更何况当今时代，要想自我封闭、自我锁圃也是不可能的 。文学要焕发新的生命，惟有加大国际间的交流、融合，方可生存。鉴此，比较文学便 日益显示了它的生命活力。因为他所要求并提倡的是超越国界、民族界限、学科与文化 界限的比较、鉴别、交流与融合。
在互为语境的原则下，来研究自己的文化和他者的文化，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文学正 是处于这种文化研究的前沿，文学在各种文化中有着较多的共同层面，最容易实现不同 文化和不同学科之间人们的相互了解、相互欣赏和心灵共鸣。正是文学最先突破西方中 心论的藩篱，亚、非、拉文学作品已站到世界文艺创作的前列，开始与世界各国的文学 进行新的对话和沟通。北京大学的学者们的研究重点在国际性的跨文化交流(internati ona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如《多边文化研究》中的《日本明治维新运动 与上海》；《从“中华”到“中国”》；《青木正儿对中国儒学的思考》等。作为比较 文学学者，他们所关注的主要是对文学现象的文化学研究和分析，也就是探讨文学的文 化研究。
而沟通的基础是理解，要达到相互理解，就必须有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话语。如严绍的《“文化语境”与“变异体”以及文学的发生学》，孟华的《翻译中的“相异性” 与“相似性”之辩》、陈跃红的《西方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阐释》等。从文学方 面来看，那就是从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接受美学和解构主义等形成的一套 思维过程的话语。这套话语经过百年积累，汇集了千百万智者对于人类各种问题的深邃 思考，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它以经济、政治实力为后盾已在全世界广为流传，甚至成 为一种“以公认的规范为背景的，可以达致认同的话语”，就像英语在广大范围成为流 通语言一样。
要认真的对话，还必须找到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就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它可以体 现双方的特色和独特性，使其互相主观、互相认识、互相补充或互相照亮。既可以学习 他人，又可以反观自己，达到自身文化的“更新”和“重建”。如顾钧的《鲁迅主张“ 硬译”的文化意义》、马晓冬的《<茶花女>汉译的历时研究》等。尽管人类千差万别， 但从宏观上看，毕竟有很多大体相同的地方，如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认识能力与进化 ，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希伯莱、希腊)的重大文明都出现在大体相同的“轴心时 代”等。再从文学领域看，如生命形式(人与人、男与女、老与幼、人与自然、人与命 运、个人与集体)和体验形式(欢乐与痛苦、喜庆与忧伤、分离与团聚、希望与绝望、爱 与恨、生与死)。面对人类的这些共同问题，各种文化都有其丰富的体验和表现，具有 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文学尤其如此。以这些问题为中介，吸取他种文学的长处，并以他 种文学为借鉴，反观自己，以完成自己划时代的新发展。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要投身到跨 文化比较研究的新空间，有很多途径接近多边文化现象。在北京大学的学者们看来，其 中最值得提倡的是，对异国作品的批评话语和批评研究。这些话语更多地涉及接受者如 何去寻找一种新的发现，或通过作品的分析发现文化碰撞可能激起的最清晰的回响。究 其原因，首先是异域的文学作品尤其值得比较学者注意；其次是多边文化主义有助于发 掘出自身文化中某些已被遗忘的传统。
《多边文化研究》启示我们，人类历史已进入21世纪，文化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 世界上的各种文化都以其自身的特点和生命，各自发展、互相碰撞、取长补短。这种文 化的相遇、碰撞将保留什么样的命运?我们今天生活在这种多边文化的联系之中，究竟 是文化之间的混合、杂交、对抗，还是出现单一文化?北大的学者们认为：最好承认文 学和文化之间的区别和边界，就是说承认多边，也就是意味着我们能够跨文化，试着去 理解位于另一边的人们的生活，甚至结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