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创新思想演变的内在逻辑及历史经验
王 娜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科技创新思想历经了四个时期。科技创新思想的变迁是对科技-经济-社会一体化思想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理论逻辑）；是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做出的必然选择（历史逻辑）；是中国解决当前发展瓶颈的迫切要求（现实逻辑）。中国科技创新的历史经验主要有：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始终与国家战略紧密结合；科技创新的举国体制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科技创新始终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今天仍需处理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后发国家中市场与政策的关系。
关键词： 科技创新；国家创新体系；创新驱动
随着科学功能的不断社会化，科学知识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力量型的特征，这也使得科技创新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起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历史上，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与大国崛起往往存在正相关性。20世纪以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发展极大地影响和加速了战争进程。在今天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知识社会中，科技创新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人民生活水平以及国家长治久安。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个重要的驱动力量，被各国政府所关注和重视，纷纷将科学看作一种“国家资源”给予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日益呈现出大科学的特征，即科研人数激增，科学文献激增，科研经费激增。近代以来形成的科学家单枪匹马做科学的经验型知识生产模式已经不再奏效，大型化、规模化、体制化日益成为当代科学技术生产方式的特征，科学需要来自国家的资助，正是上述两方面促成了科技与经济、社会的结合，使科学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联日益密切。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科技创新思想的演变，可以看到：面对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和挑战，中国的科技创新思想经历了最初直接面向国家战略和生产实践的科技创新；到科技体制改革的实施；到从国家创新体系层面全面激发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创新热情，从政策环境、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做好国家创新体系中的软环境和配套工作；再到如今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四个阶段。伴随着这一过程，中国官方对科技创新思想的认识也逐渐深化。从最初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向科学进军”；到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施科学技术工作的“面向”“依靠”方针；到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并开始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到第四代领导集体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号召，再到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思想从局部走向全局，不断走向深入。
浮盘密封材质(皮囊等)的抗腐蚀性、耐温性、耐油性、抗老化性能够与储存介质相符，密封部位所配弹性元件能够经得住油气或水汽腐蚀，弹性伸缩良好，这在浮盘安装前必须进行认真核验，确保材质符合长周期运行。在储罐定期检查、检验时一并进行必要的查验，发现问题及时予以处理。
一、中国科技创新：从实践到国家战略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国家战略层面的调整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科技创新思想的演变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一）面向国家战略和生产实践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1949-197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面对西方国家严格的技术封锁① “巴统协定”对我国进行的技术和人才方面的封锁。1949年在美国建议下秘密成立的“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因总部设在巴黎，后称“巴统”。 和中国科技实力低下，科研人才缺乏，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率极低的局面，党和国家重视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毛泽东同志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和开展“技术革命”的倡导。周恩来同志在《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3页。 ，强调“科学是关系我们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③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13页。 。1964年，周恩来同志把实现现代科学技术作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发展目标之一，确定了科学技术在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中的战略性地位。国家科委牵头编制完成《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修正草案）》。该规划立足于中国科学技术的长远发展，筛选了原子核物理、半导体科学、自动化系统以及飞机、导弹、电子计算机等新技术领域，作为未来10年发展的重点。1954年中华全国总工会颁布《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决定》；1960年党中央颁布《关于立即掀起一个搞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指示》等。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需要，国务院1963年讨论通过了由国家科委上报的《1963-1972年科学技术规划纲要》，要求集中全国的科技资源，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在关键的科学技术问题上实现技术突破与创新。
本试验在配制C40水工混凝土时，σ的取值为5 MPa，即C40水工混凝土的配制强度应不小于48.2 MPa（混凝土强度保证率9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面对当时的国情，党和政府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从维护国家安全出发，提出自力更生发展科学技术的思想，一方面面向生产搞技术革新运动，一方面面向国防和国家战略需求，以尖端国防科技为重点。在科研体制上主要借鉴了苏联模式，一定程度上适合了当时的国情。在举国体制的科技发展模式下，一些基础研究领域和国防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在“文革”期间科技创新环境遭到重大破坏，给科学技术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所开创的自力更生进行科技创新的道路仍值得我们在当代借鉴和坚持。但客观而言，这一时期还未形成系统的科技创新思想。
第三，中国整体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但同发达国家相比，自主创新能力仍有较大差距。根据全球创新指数排名，近10年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世界排名均在40名左右，近5年来更接近30名以内。① 具体数据参见漆苏、刘立春：《基于全球创新指数的中国创新能力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科技进步与对策》2018年第9期。 美国信息技术创新基金会最新发布的报告称，中国已经拉近与美国在技术创新领域的差距，在创新过程的投入方面，2017年，R&D占GDP的百分比已达到美国的76%，超越了欧盟；以专利申请数量为创新过程的产出衡量标准，2018年，中美差距缩小到80.9%，10年间专利增长7.2倍。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经超过美国。例如：商业航空、汽车制造、电信设备、平板显示器和高速铁路方面取得长足进步，面向消费者的科技产品领域优势更明显② “美报告说中国与美国创新能力差距在迅速缩小”，《新华社参考要闻》2019年4月9日。 。但是自主创新能力较之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部分关键核心技术缺失。很大程度上说明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大量关键零部件、系统软件和高端装备基本都依赖进口。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机器人第一大市场，制造能力也明显提升，但芯片进口依赖程度高，工业机器人所需的减速器很大部分要向国外厂商购买，伺服电机基本被欧美和日本企业垄断。而国外对中国的进出口限制从未停止，“巴统协议”于1994年终结后，1996年新实施的《瓦森纳协议》在对中国科技禁运方面更为严苛。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这都表明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中国应对当前发展瓶颈的迫切需要。
（二）科技重回正常轨道与科技体制改革酝酿、实施时期（1978-1988）
面对当时的国内形势，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拨乱反正，使中国的科技教育体系恢复到正常轨道。1978年3月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会上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重要论断，澄清了理论上的重大是非问题，破除了束缚中国科学工作者的桎梏，形成了思想解放、尊重科学的氛围，客观上为科技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面对国际形势，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两大主题的判断，将科技发展的总思路从备战转向常规发展。1982年10月在《经济振兴的一个战略问题》讲话中提出“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战略方针，“面向”“依靠”方针的确立为科技与经济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指导。实践层面，当时科技、教育与经济相结合的方式受体制限制因而又反过来倒逼科技体制的改革。思想方面，随着对外开放，一系列反映国外科技经济发展大趋势的著作被引介进来，引发了这一阶段关于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大讨论④ 这些书籍主要有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中译本，1985）、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中译本，1984）、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中译本，1984）等一批著作。 。在此基础上出台了《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对我国的挑战和我们的对策》，提出要积极应用新技术，促进经济建设，加速传统产业改造；搞活思想，促进管理体制改革和科学技术创新，为后来科技体制改革启动提供了舆论准备① 薛兰等：《中国科技发展与政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5页。 。
财政支农更精准 监督资金不手软——贵州省丹寨县财政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侧记陈贵旭 刘世会 黄立祥6-6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科技创新最初只是面向生产实践和国防、国家战略的实践先行；之后则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进行的自上而下的科技体制改革；国家创新体系概念框架的引入使得中国的科技创新思想开始逐步从局部上升到全局，并日益成为国家战略中重要的一环，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这种认识上的转变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
2.3 孕晚期血清sFlt-1、PLGF及其比值与子痫前期发病时间的关系 在11例发病的高危孕妇中有早发型子痫前期孕妇2例，晚发型子痫前期孕妇9例。早发型子痫前期组血清log(sFlt-1)的均值为3.82 pg/ml，晚发型组为3.29 pg/ml。血清log(PLGF)的均值在早发型及晚发型子痫前期组中分别为1.83 pg/ml、2.27 pg/ml。血清log(sFlt-1/PLGF)比值在早发型及晚发型子痫前期组中均值分别为1.99、1.01。因早发型子痫前期组孕妇例数过少，数据不符合正态分布，未进行统计学分析。
1992年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同时组织实施“攀登计划”，瞄准国家基础性研究的重大关键项目，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实施“973计划”，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多学科综合性研究。1995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会上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强调“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③ “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http：//www.jyb.cn/info/jyzck/200604/t20060407_14991.html. 。会后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正式确立了“科教兴国”战略。
这一时期，从国家政策层面，确立了科技要和经济紧密结合的指导思想，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从“面向”“依靠”调整为后来的“面向”“依靠”“攀高峰”。伴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开启了科技体制的改革大幕，提升了科技创新的政策环境。国家战略、政策引领了科技创新的方向，在“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思想的引导下，科技与产业的结合日益密切，高技术产业开始发展起来，为后来国家创新系统的确立和实施提供了准备。
（三）国家创新体系的确立和实施时期（1988-2012）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一些经济学者就开始向国内介绍国外技术创新研究的现状、结论与进展趋向。“8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界、科技界和一些政府研究机构，开始探讨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技术创新的理论、战略与政策。已展开的研究工作主要涉及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企业和产业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能力培养、教育模式和企业家精神；以及技术创新的政策与环境选择”④ 付家骥等：《技术创新：中国企业发展之路》，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2年，第596页。 。随着20世纪中叶新技术革命的兴起，知识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加大，人类日益进入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知识经济成为时代特征。基于此，1994年，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启动国家创新体系研究项目，将创新体系的分析与知识经济结合起来，表明知识的创造（发展和提供新知识）、传播（教育和开发人力资源）和利用（提供解决问题的措施）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和变化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创新驱动的经济正是建立在这一过程上。20世纪90年代末期，一批学者开始将国家创新体系思想介绍进国内，先后出现了一批研究著作，产生了较大影响，引发了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热潮。⑤ 这些著作主要有曾国屏、李正风主编：《世界各国创新系统——知识的生产、扩散与利用》，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李正风、曾国屏：《中国创新系统研究——技术、制度与知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国家创新体系逐渐成为科技创新概念和测度的通行概念框架。为从国家层面提出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提供了思想基础。
1997年12月中国科学院向中央提交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并很快得到江泽民同志的重要批示：“我认为可以支持他们搞些试点，先走一步。真正搞出我们自己的创新体系”。1998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大决策，决定由中国科学院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形成高效运行的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及运行机制。知识创新工程的实施，开启了以国家创新体系布局建设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创新体系改革开放热潮。① 薛兰等：《中国科技发展与政策》，第5页。
进入21世纪，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科技创新之于国家的重要战略意义，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制定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要求。随后国务院启动《规划纲要》的编制工作，提出：“今后15年，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引领未来”。② 薛兰等：《中国科技发展与政策》，第80页。 《规划纲要》指出，深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以服务国家目标和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出发点，以促进全社会科技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为重点，以建立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突破口，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大幅度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是“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③ 薛兰等：《中国科技发展与政策》，第82-83页。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于2006年正式颁布。同年召开的科学技术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做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奋斗”的重要论断④ 胡锦涛：《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 ，由此开启了中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之路。
这一时期，面对知识经济的时代特征，中国引入国际学界和政府通行的国家创新体系研究框架，开始将科技创新当作一个系统工程去实施，明确了科技创新的主体及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从国家层面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并制定《规划纲要》以具体落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的提出是继科技体制改革后党和政府做出的又一重大举措。
总之,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病并发自发性气胸发病隐匿,无典型症状,病死率较高,需给予充分的重视,并采取及时有效的预防和诊治措施,以提升临床疗效,降低病死率[4]。
（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提出和践行时期（2012年至今）
第一，发达国家高端制造回流和中低收入国家争夺中低端制造转移同时发生，对中国形成双向挤压③ 苗圩：《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制造2025〉》,《〈中国制造2025〉解读——省部级干部专题研讨班报告集》，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第2页。 。美国发布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德国发布工业4.0，日本在2014年发布制造业白皮书，英国发布英国制造2050等，重振制造业。目前制造业向发达国家的回流已经开始，苹果电脑已经在美国本土设厂生产，松下将把立式洗衣机和微波炉生产从中国转移到日本国内。另一方面，越南、印度等一些国家依靠资源和劳动力等比较优势，开始在中低端制造业上发力，以更低的成本承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一些跨国资本直接到新兴国家投资建厂，有的则考虑将其中国工厂迁址其他新兴国家。
这一时期，非常密集地出台了一系列科技创新的整体规划。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是比较少见的。这也表明中国科技创新思想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科技创新成为驱动国家发展的第一动力。涉及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多主体；基础研究投入、科技成果产业化、创新生态环境多层面的系统创新工程，形成了整体的顶层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科技创新思想的演变始终是围绕科技、经济、社会关系展开并逐步深化的。最初直接面向国防战略和技术革新开展科学研究，之后提出“面向”“依靠”方针，使科学和经济结合日益紧密。顺应知识经济的特征，自上而下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并构建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以从顶层设计上保障和提升科技在经济中的贡献率。到今天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则是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再一次明确科技、经济和社会三位一体的关系。从根本上说这都是将科学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种革命性力量来看待，这一重要论述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研究的核心思想。从“科学是一种革命性力量”，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再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精髓，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当代发展。
二、中国科技创新：科技-经济-社会一体化逻辑下的应对
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开启了中国科技体制的改革。《决定》是在贯彻“面向”“依靠”方针之下提出的，明确了科技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使科学技术成果迅速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使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大大解放科学技术生产力，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② 薛兰等：《中国科技发展与政策》,第23页。 主要解决经济和科技结合，发挥科技人员的智慧和创造才能，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等问题。《决定》从运行机制、组织结构、人事制度三方面开启了改革大幕。在此影响下，中国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改革和政策举措鼓励科技成果的产业化，重视基础前沿科学技术的研究投入。1985年5月国家科委在《关于抓一批短平快科技项目促进地方经济振兴的请示》中提出实施“星火计划”，这一设想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支持，并于同年开始启动，旨在将科学技术推广到农村，实现科技兴农。1986年10月，面对国际其他国家接连推出战略规划发展高科技的形势，在一些老科学家的建议下，中国开始实施“863计划”，以瞄准前沿性、战略性技术突破。此外，还有推进高科技产业化的“火炬计划”。这些计划针对不同领域、不同受众实施专项鼓励和规划。
（一）理论逻辑：是对科技、经济和社会一体化思想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
科学研究活动本质上是将钱变为知识活动，需要大量投入，技术创新是将科学技术知识变成市场价值活动。科学技术与创新的结合是一个历史过程。与一部分传统西方学者将科学仅仅看作一种满足人们好奇心的研究不同，马克思发现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性力量。科学技术具有生产力功能。科学研究活动需要资金支持，同时也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在生产活动中发挥作用，产生价值。创新，按照熊彼特的理解，就是把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到经济中，即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新组合包括：引入新产品；采用新技术；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新的供应来源；实现工业的新组织。① 郭慧志、郭红燕、施凤丹：《大脑与手：从工业革命论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科学学研究》2007年第12期。 由此来看，创新是一种经济行为，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只有实现市场化之后才可以称为“创新”。科技创新的过程正是知识在实践中完成资本化的过程。科学知识通过在实验室中的研发阶段、商品化实现阶段、产业化实现阶段三个环节作为生产要素或生产资本，参与到社会生产中，与其他有形的资本结合成为生产能力，产生经济收益，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从而在实践中知识转化成了现实的生产力。在此过程中“科学-技术-资本”交织在一起。
“漓江画派自诞生之日起，就创作了大量反映时代精神面貌、地域文化特色和少数民族风情的作品，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21世纪中国画坛的重要画派。而且经过多年建设，漓江画派促进会团结了广西最优秀的艺术家队伍，形成了一支美术精英群体。”[2]应该说,漓江画派确实集中了不少的优秀画家，但毋庸讳言，在全国画坛有影响力的画派领军人物仍然偏少，称得上大师的画家更是稀缺。时任广西文联主席潘琦曾说，“广西美术是好作品多，精品少；好画家多，大画家少”，概括得很精辟、很精确，可谓一语中的、一针见血，漓江画派人才队伍建设需要从深层次进行反思。
对此，一方面应尽快比照权力清单制度、资本投资负面清单制度等，在高等教育领域，出台鼓励外资、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开展中外合作办学、联合培养高层次人才等，使稀缺的高等教育资源可以基于市场原则和国家需要原则形成相对均衡的配置。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主体在设定发展战略和供给侧改革思路方面，要尝试围绕“自身核心竞争力”坚持协同创新原则，在重点研究项目、重点实验室等建设过程中可以采用诸如“PPP合作”模式、“BOT”建设模式等，克服自身教育资源投入不足的问题，广泛吸收社会资源、市场资源开展供给侧改革。
（二）历史逻辑：是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做出的必然选择
自近代以来中国就主动或被动地开始了现代化的探索。中国建立在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面临从革命化范式向现代化范式的转变。20世纪60年代，中国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进一步明确了奋斗方向。但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一度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直到拨乱反正，重新认清了国际“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流，才又走上现代化的道路，逐步意识到科技革命与大国崛起存在同步性。当今主要国家的崛起一定程度上都是搭上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快车。鉴于此，中国逐步深化了对科技创新的认识，参照国外对科学技术的支持，开始从国家政策、基金、奖励等方面对科学研究、科技创新进行引导、鼓励和支持。
当今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全球化。表现为：科技研发资源的全球配置，科学技术活动的全球管理，研究开发活动的全球共享。由此带来的结果是：科技创新由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主导和推动，主要为其全球利益服务，收入也主要流向发达国家。技术创新型国家的人均收入永远领先于技术引进型国家。掌握核心技术的国家成为头脑国家，在国家博弈的过程中处于上风。从国际经验看，以中东石油国为代表的资源消耗型国家面临发展模式单一化、受国际政治格局影响大、可持续性差等问题；以拉美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依赖型国家往往过分依赖外国的发展模式，从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以美、日、西北欧地区国家为代表的创新型国家则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以自主创新为动力，确立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生产要素结构逐步提升，促使产业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转变，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通过创新驱动、促进内生的知识资本化，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① 曾国屏、王程韡等：《知识资本全球化与科技创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2-73页。 中国必须走创新型国家之路。这条道路的选择伴随着中国对全球化的应对。从20世纪80年代启动科技体制改革，进行技术引进，开办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到90年代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实施市场换技术战略，大范围设立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到21世纪初推进跨国公司研发投资进入中国，全面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加快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再到21世纪第二个10年，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对外科技合作体系，知识产权和科技人才的全球化。科技创新思想演变体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设立专门的国有资产管理员职位，对国有资产建立专门的备查登记薄，对国有资产的实际情况进行准确记录，及时登记国有资产的变动，从根本上解决账实不符、有物无帐、有账无物的问题。同时，可以防止国有资产的丢失和损毁，利于管理部门掌握国有资产的配置情况，减少资源闲置，方便部门间相互调剂。
（三）现实逻辑：是中国解决当前发展瓶颈的迫切要求
科技创新思想从局部到全面，再到国家战略，从现实层面看，体现了中国对现阶段发展困境的积极应对。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32年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奇迹。但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② GDP增速2010年为10.4%，2011年为9.3%，2012年、2013年均为7.7%，2014年为7.4%，具体参见薛兰等：《中国科技发展与政策》,第97页。 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中国已经进入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的发展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既面临“向高收入国家转型”的问题，又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可谓“危”“机”并存。同时，中国发展中的阶段性矛盾也凸显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2012年，面对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迅猛之势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情况，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⑤ 《胡锦涛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29页。 。由此正式确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进行了系统、全面、深入的科技体制改革。2012年9月制定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2015年3月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了从“创新体系建设”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转变。《若干意见》指出：“创新是推动一个国家和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和挑战，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趋势变化和特点，面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任务和要求，必须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⑥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选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20页。 。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基本建成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有力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第二步，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发展驱动力实现根本转换，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为建成经济强国和共同富裕社会奠定坚实基础。第三步，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为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支撑。《纲要》不仅明确了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阶段目标、步骤，而且将其与国家民族复兴大任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中国科技创新未来发展提供了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是新时期推进创新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多个场合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2016年8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规划》承袭了中国制定科技计划推动科技创新的优良传统，明确“十三五”时期科技创新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为系统性、有步骤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基础研究、产学研结合、创新文化培养等全方位实施科技创新提供了指引。
第二，中国发展中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要素供给能力接近极限。中国制造业发展的资源能源、生态环境、要素成本都在发生显著变化。从资源能源看，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长期积累的环境矛盾正集中显现：70%左右的城市不能达到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17个省（区、市）6亿左右人口受雾霾天气影响，水体污染较为严重，土壤污染日益凸显，重大环境事件时有发生④ 苗圩：《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制造2025〉》,第2页。 。从要素成本看，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和要素成本的全面上升，中国制造业原有的比较优势正在消失。目前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普遍达到了3000-4000元，远高于东南亚国家，据波士顿报告调查显示，中国制造业对美国的成本优势已经由2004年的14%下降到2014年的4%，在美国生产只比中国贵4%。⑤ “美报告说中国与美国创新能力差距在迅速缩小”，《新华社参考要闻》2019年4月9日。
今年51岁的居民孟宪民，因早年间遭遇过车祸腿脚落下病根，劳动能力有限，妻子高位截瘫多年，只能卧病在床，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经过协调，日前，锦河农场相关部门将他安置在劳动量不大的保洁员岗位，让他有了固定的收入。有了这份工作，孟宪民十分高兴，他说：“感谢农场给我安排这个工作，这样也方便我在家照顾媳妇，又能增加一份收入，我相信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三、中国科技创新：举国体制和自力更生原则是成功的保障
经过70年的发展，中国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科技实力整体增强，缩小了与世界主要科技强国的差距。基础研究能力、技术创新能力、经济创新度都有显著提升。回顾过去，取得成功的经验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始终与国家战略紧密结合
尽管对科技创新涵义的理解存在逐步深入的过程，但国家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从顶层设计上逐步将科技创新与国家发展道路相连，始终把科技创新与国家战略紧密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从维护国家战略安全高度、生产力发展的社会需求出发，开创了一条自力更生的中国科技创新之路。改革开放以来，审时度势，提出“依靠”“面向”方针，将科技创新的目标从战备转向常规，转向基础研究、国际前沿等涉及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性研究。1998年之后借鉴国际通行的国家创新体系分析框架，面对知识经济的新特征，从上而下系统领导实施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从制度、政策层面激发各创新主体的热情。《“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颁布后，从国家层面有步骤有计划地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布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一系列未来国家竞争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科学技术和产业的发展。
（二）科技创新的举国体制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面临国际冷战的两极格局和国内基础薄弱的科研条件，中国能取得“两弹一星”等重大科研成果和技术突破，航天工程近几十年取得的成绩客观上都离不开科技创新的举国体制。根据当代科学发展的自身逻辑，科技发展日益大型化、工程化需要来自国家的支持。举国体制的优势就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特别是在物资缺乏的年代，更能将最紧缺的物质调配到最需要的地方，从而实现某一方面科技的超常规发展。这在战时也曾是很多国家通行的做法。尽管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举国体制所带来的不灵活的特征逐步显现出来，但必须看到即便是在当前，针对一些具有战略性的基础和前沿领域，仍必须运用科技创新的举国体制实现前沿、战略研究领域的超前布局，以国家实力保障布局。比如：空天领域，是国防安全的保障，人工智能、5G是深度影响未来生产生活方式和大国力量博弈的核心技术，这些领域仍旧需要举国体制的科技创新。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要求，“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三）在科技创新中始终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
面对国破民弱、科技实力低下的局面和国外严格的技术封锁，中国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搞科研的科技创新之路。特别是在航天领域，受国外技术封锁，中国航天领域的科技创新面临压力特别大的局面，几十年来依靠自力更生，从模仿到创新，一步步实现核心技术的突破，在航天领域拥有自己的发言权。在自力更生方面，中国有经验也有教训，相比航天，航空领域受到的国外封锁并不严格，这也造成了当时一部分人“造不如租，租不如买”的思想，最终导致中国“运十”飞机项目中断，直到上海商飞集团成立才重新将大飞机的制造提上日程。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今天，中国在芯片等一些高端核心技术领域仍然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这是十分不利的，历史经验表明，美国不会轻易允许某一个国家在科技整体实力和国家综合国力方面超越其大国地位，因此不会放弃对核心科技的牵制和阻止。其对中国“中兴”“华为”两家科技公司的打压原因正是如此。因此在今天的形势下，必须始终坚持和发扬自力更生的原则，才可能逐步从根本上摆脱技术牵制，不至于在大国博弈中处于劣势。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科技整体实力显著提升，但与科技强国相比，基础研究领域短板依然突出，投入不足、结构不合理、重大原创成果缺乏的情况仍然存在。科技创新地区间与行业间发展极不均衡。东西部差距较大，信息行业和高铁行业发展领先，半导体和汽车行业相对落后。这些都需要谨慎对待，特别要处理好以下关系。
第一，要处理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科技政策界在反思为什么科技创新能力不及日本时，一部分学者表明根本上是因为美国科技政策制定依据的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的线性模式，在基础研究端进行投入，科技创新效果会自动延伸到应用开发。由此过分重视基础研究忽视应用开发，导致创新能力不强。于是提出要重视应用研究，特别是由应用引起的基础研究（即巴斯德象限问题），由此颁布“1980法案”，设立边界组织对技术创新进行资助，由此点燃了科学工作者的创新热情，带动了科技创新的蓬勃开展。同时，美国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也是很高的。从中国现状来看，特别是在引入国家创新体系框架以来，对科技创新非常重视，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基础研究往往出成果慢、应用转化慢，但对未来有着重大战略意义，因此如何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仍是中国当前科技创新中必须处理好的一个关系。
第二，要处理好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的关系问题。科技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跨国公司往往在全球范围配置研发资源，科研人员的全球流动，科研项目的全球合作成为常态。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特别是在今天“单边主义”开始盛行，美国全方位打压中国科技发展，必须处理好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的关系。首先，必须仍然坚持科学技术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科学合作。这是由当代大科学发展的特征决定的，同时又必须坚持自主创新。对涉及核心的技术必须走自力更生的自主研发道路，同时不排斥、不排除有条件的国际合作，在国际合作中秉持科研伦理，以国家利益为先，形成以我为主、互利共赢的局面。
第三，要处理好后发国家中市场与政策之间的关系问题。按照亚当·斯密“无形的手”的观点，市场应在资源配置中起主要作用。但以德里希·李斯特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代表的学者特别阐述了政府和政策支持对后发国家在追赶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后发国家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政策干预作为支撑才有可能超越先发国家，应对民族工业实行“婴儿期保护”。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来看，一些产业得益于政策的保护，但以半导体、汽车工业为代表的行业并没有在政策的保护下发展成优势行业。因此，需要在市场和政策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同时在政策制定时更加注重激发创新主体“二次”创新的热情。
经过70年的发展，中国科技整体实力显著提升。但必须看到，当前以人口红利、资源消耗为特征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继续。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面对发展的十字路口，面对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新机遇与新挑战，如何才能迅速从整体上提升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以创新驱动发展，尽早将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都需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科技创新思想进一步反思和总结，以资借鉴。
中图分类号： G32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691（2019）05—0021—08
作者简介： 王 娜，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社会知识论、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
[责任编辑：谢雨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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