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科学思潮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年代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2529（1999 ）05-0075-06
在近代中国纷繁复杂的众多社会思潮中，科学思潮是影响十分深远的一种。“科学”作为一个自西方引入的崭新观念，在近代中国曾经获得过无比尊崇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思潮重新受到学术观注，科学思潮也越来越凸现出研究它的现实意义。80年代以来，历史学、哲学、科技史和自然辩证法等领域的不少学者都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对近代科学思潮进行过考察和研讨，并取得了一系列可喜成果。现对此述评如下。
一、关于近代科学观的演变
这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较多的一个问题。许多论者都从西方科学文化对中国本土伦理文化进行冲击与渗入的背景中来把握科学观的演变，认为科学作为一个舶来品，中国社会对它的接纳、吸收、理解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的步步深入过程。段治文明确提出，近代中国科学观的发展经历了一脉相承的三形态，即洋务运动时期的“器物科学观”，戊戌维新时期的“方法论科学观”和五四时期的“启蒙科学观”（注：近代中国科学观发展三形态[J.].历史研究，1990，（6））。王骏认为，近代中国对西方科学的认识、理解和接受所经历的三阶段是：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停留在科学的器物层次，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上升为科学的制度层次，从五四运动至七七抗战则提升到科学的思想（文化）层次。董光璧认为，在中国，传统科学向近代科学的转变是经由三部曲，即通过传教士的科学输入、洋务派官员的技术引用和觉悟了的知识分子的科学化运动来完成的。“在这一转变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中西文化的冲突和知识分子心态的调整。”西学东渐中的“西学中源说”、洋务运动中的“中体西用说”和科学化运动中“激进与保守”的论争正是这种心态调整和科学观演进的表现。（注：传统与后现代——科学与中国文化[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108）屈玉坤从社会功能角度考察了近代早期科学观的嬗变。认为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前期，中国社会将科学技术视为强兵御侮的手段；洋务运动后期，科学技术被视为封建统治中不可缺少的富强之术；至维新时期，维新派又把科学技术视为政教之基础。杨国荣则概括性地指出，中国人科学观演变的总体轨迹是由技进于道。魏源等经世派和早期洋务派，都是注目于西方之“技”与“器”，“技”与“器”融混为一。洋务运动后期，西方科技开始被列入“学”的领域，但这种学只具有“用”的功能（“体”是中学）。维新时期，科学“由自然之原理升华为一种普遍的法则（广义的道）”。五四知识分子则进一步将科学上升为一种具有高度涵盖性的世界观，科学转化为一种价值形态。（注：科学的泛化及其历史意蕴——五四时期科学思潮再评价[J].哲学研究，1989，（5））
另有一些学者着重从语义学角度，探讨了从“格致学”到“科学”这两个词汇的更替所显示出的对科学认识的深化。王果明、李双璧、樊洪业等学者，一致认为“格物致知”之说出自《礼记·大学》，经朱子等历代儒家解说，“格致”一词的含义大致有二：一是穷究事物而获新知；二是格去物欲，诚意正心。最先用“格致”之学来指称西方科学技术的是利玛窦，而洋务运动后的晚清社会已普遍地把“格致学”一词认定为自然科学的专门术语。王果明指出，这反映了文化传播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对一种相异的文化，最初常从原有的认知结构出发，采取同化性的认识，即用传统的眼光来看待外来文化，这常会置外来文化的确切内涵于不顾，产生附会。”所以在整个洋务运动中，对西方科学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科学现象论阶段。只有到19世纪末科学一词逐渐代替“格致”时，严复等人才开始触及到科学的实质和方法论（注：从“格致学”到“科学”——近代中国对“科学”认识的深化[J].中州学刊，1990，（2））。 李双璧把科学取代“格致”称为“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认为科学一词“确实有着‘格致’无可比拟的丰富内涵和广袤外延”，况且“从观念形态上彻底与传统经学决裂，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注：从“格致学”到“科学”：中国近代科技观的演变轨迹[J].贵州社会科学，1995，（5））。樊洪业考察了科学一词被引入的过程， 认为是康有为在1897年前后编写《日本书目志》时首先使用科学一词的。此后，在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那里，科学一词有时指自然科学，但更多的场合是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各门科学”。在民国元年将格致科学改称理科以前，科学与格致这两个词是并存的。科学多指各门学问，格致专指自然科学。到辛亥革命后，随着赴美留学生的急剧增加及其影响的扩大，以科学指自然科学的理解也不断被强化。此后，两种不同范围的“科学”都被人们接受，在不同场合给予不同的理解。
二、关于唯科学主义及科学救国论
唯科学主义又称科学主义，或称泛科学主义。它“是一种认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包括人生观都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且在与科学本身无关的某些方面利用科学威望的倾向”。（注：中国近代唯科学主义思潮新论[J].天津社会科学，1997，（2 ））美籍学者郭颖颐认为，近代中国的唯科学主义思潮开始于1907年吴稚辉和李石曾在巴黎创办的《新世纪》周刊。但段治文认为，这种思潮的形成最早可推至戊戌时期，这种科学公理决定人文主观的思想，早已存在于康有为和严复的思想之中，并被用以实践。五四时期被学术界普遍认定为唯科学主义的高涨时期。郭颖颐指出，这时的唯科学主义有两大派别，即以吴稚辉、陈独秀为代表的“唯物论唯科学主义”和以胡适、丁文江、任鸿隽、唐铖为代表的“经验论唯科学主义”。而段治文则提出“三种路向”说，认为陈独秀强调科学决定社会人文主观；胡适更多地宣扬科学方法万能论；丁文江“把科学看作一种广泛的思想态度”，“要求以科学作为评判人生及批判传统的基础”，极端推崇科学理性。（注：中国近代唯科学主义思潮新论[J].天津社会科学，1997，（2））陈廷湘撰文指出， 五四时期的唯科学主义表现在：人们在实证科学基础上构建宇宙观和世界观，把科学引入历史学领域，把科学引入人生观领域，高扬实证归纳法等等。不少论者还探讨了科玄论战与唯科学主义的关系，并普遍认为论战把近代唯科学主义思潮推向了顶峰。例如郭颖颐在他的著作中就用“唯科学主义的胜利”作为叙述科玄论战那一章的标题。高力克也认为，科玄论战无疑导致了唯科学主义的激流涌进。
至于对唯科学主义的评价，陈廷湘倾向于强调它的历史合理性。认为在近代中国的唯科学主义旗帜下，“‘客观’与‘必然’之中蕴含的决不是对自由的敌意，恰恰相反，是对自由的向往与忠诚。”唯科学主义在中国特定社会条件下具有巨大的思想解放意义。（注：五四时期的科学主义思潮及其再思考[J].，贵州社会科学，1992，（2 ））而另些学者着重探讨了它的消极影响。段治文认为：“这种科学万能和神化的观念，是违背科学本性的。”它使主体“变成了一种理智或逻辑的机械运作，结果使丰满而复杂的人生领域变得干涸了”。同时，又导致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出现，理性运动严重受挫，“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所营造的科学文化从此不容置疑地走进了思想的歧途和历史的困境。”（注：中国近代唯科学主义思潮新论[J].天津社会科学，1997，（2））董光璧也认为， 始自新文化运动的科学泛化思潮“正是社会主义环境下科学活动的行为规范同意识形态冲突的历史根源”（注：传统与后现代——科学与中国文化[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137）。另外，还有学者探讨了唯科学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关系。杨国荣指出：“作为五四科学思潮影响之下形成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或多或少亦带有某种泛科学主义的特点。”（注：科学的泛化及其历史意蕴——五四时期科学思潮再评价[J].哲学研究， 1989，（5））何中华则认为：“‘科玄论战’以来盛行起来的科学主义思潮，构成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无法剔除的解释学背景。”（注：“科玄论战”与20世纪中国哲学走向[J].新华文摘，1998，（7））
另有部分学者坚决反对把五四科学思潮判定为唯科学主义并加以贬抑、批判。徐辉论述了近代中国科学思潮与西方科学主义的本质区别。认为首先二者与人文主义的关系不同，“西方科学主义，是以与人文主义相分离、相对立为特征的”，而“五四科学思潮是一种人文主义性质的学术思潮”（注：五四科学思潮辨[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2））。其次，二者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各异，因而社会效果也不一样，西方科学主义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后的一种“异化”表现，而五四科学思潮产生于近代科学技术输入未久，中国社会渴求科学甘霖之际，因而它是适逢其时而生，自然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革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科学救国”是近代科学思潮的一项重要内容，王桂兰认为，该思想的倡导者首推中国自然科学之先驱——李善兰。继之，严复也把自然科学及其方法作为西方社会强盛的根本，并进一步表达了科学救国的思想。辛亥革命后，“科学救国”成为一种具有相当社会基础的思潮，成为鼓舞青年献身科学的口号。五四时该思潮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也产生更广泛的影响。朱欣农、炎冰考察了科学救国思潮流变的进程。认为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是该思潮的发生阶段；甲午战后是发展阶段；五四时期是勃兴阶段。至于对该思潮的评价，近年来的论文几乎都表示了充分的肯定。丁守和指出，我们当然不能认为只有发展科学才能救国，甚至用此来贬低或抵制革命；但也不能简单地用“改良主义”或对反动统治者存有“幻想”而将“科学救国”论全盘否定。这种主张从社会进步和国家长远发展角度来看，是应该值得肯定的。朱欣农、炎冰对科学救国论的总体评价是六句话：“纯爱国主义的进步思想”，“反封建独裁的民主思想”，“破儒家独尊的自由思想”，“破除鬼神迷信的科学思想”，“振兴中华民族的合理思想”，“泛科学主义的片面思想”（注：近代“科学救国”思想的源流和评估[J].云南社会科学，1989，（4））。
三、关于戊戌时期的科学思潮
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戊戌时期的科学思潮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许多代表性的观点。田海林撰文指出，维新派利用“西学中源”说来传播西方科学思想，其实质是“以复古为解放”，起了“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对西学的吸纳急功近利，食洋不化。在诠释科学时过多依傍传统文化，牵强附会。但总的说来，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科学思想，是五四时期科学大旗高扬的滥觞，是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地向近代转型的基础。段治文认为，维新时期科学思潮的特点是不但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了科学的本质和社会功能，而且尝试着运用科学方法改造传统，批判传统。王果明则强调，戊戌时期中国社会不但对科学可使国家富强深信不疑，而且开始意识到科学本身的振兴和发展也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吴向红探讨了维新思潮中的科学理性问题，认为除少数几个人外，维新派普遍表现出科学水平低下。在康有为、谭嗣同那里，宗教精神占据核心地位，科学理性被抛弃。他们仅仅从自己的政治需要出发，把自然科学的规律简单套用到社会领域和道德领域，“没有真正理解科学是一种独立的文化系统和社会活动，所以必定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破坏科学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在当时，严复、梁启超就对这种非理性倾向表示了不满。进入20世纪后，“正是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开拓了符合科学理性精神的现代学术。”（注：维新思潮中的科学理性问题[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3））
戊戌科学思潮的代表人物，被研究得比较深入的首推严复。段治文认为严复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分析及其与西方文化的对比中，在救亡出路的急迫寻求中，强调了科学及其方法的重要性，树立了他特有的科学文化观框架。“这一框架就是以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以人学群学为归宿，而以把逻辑实证和进化作为内涵的方法论为内核的科学体系。”（注：试论严复的科学文化观[J].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3， （4））严复的这一科学文化观在同代人及后代人的思想进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也有诸如将西学等同于科学等缺憾。张铃枣认为严复是首先系统介绍近代科学方法论的思想家。他在《天演论》自序中将归纳法、演绎法翻译为“内籀”、“外籀”之术。此后对近代科学方法不断予以创造性阐扬，“从而在近代中国确立了以唯物主义经验论为认识结构的近代科学方法论，”并站在这一方法论立场上，对封建旧学进行了猛烈批判（注：试论严复的科学方法论思想[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3））。夏克探讨了严复的科学思想范型同他的政治、伦理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严复接受了从达尔文到斯宾塞、赫胥黎的一整套思想，用他们的“范型原则”分析中国社会问题，因而他的社会改造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从属于他的科学范型系统的。刘敬东认为科学与民主是严复启蒙思想的主题与灵魂。在严复那里，更新和重构国人的思想观念，用近代科学理论启蒙国人是使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为此，严复为国人带来了同时也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即进化论哲学思想和近代经验论的认识论与科学方法论。
康有为的科学思想是近年来才引起广泛关注的。段治文认为，“科学文化观恰恰是康氏进行思想宣传和文化变革的内在动因与标志之一。作为一个从各个领域取法泰西，倡导变革，同时又是从思想和实践两方面努力的始作俑者和集大成者，康有为的科学文化观是多层次全方位的，表现为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三个层次，即物用科学观、方法论科学观和唯科学主义观。”（注：论康有为的科学文化观[J].浙江社会科学，1994，（3））戴建平对梁启超的科技思想进行了探讨， 认为梁氏重视培养科技人才，积极推进科技体制化，阐述了科学同开发民智的关系，对科学的精神气质有独到的深刻理解。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与同代及后代许多提倡科学的思想家不同，梁氏一面尊重科学，一面也尊重自己文化的传统，坚持精神与物质的二元划分，努力调和科学与人文的冲突。谭嗣同的科学思想亦有论者述及。田海林认为，谭嗣同有比较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但他是“西学中源”说的得力倡导者，他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见解充满着辩证色彩，但多是援引佛教哲理做出来的解释。关于章太炎的科学思想，段治文进行过总结，认为章氏侧重于传播演绎法，他第一个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印度的因明学和中国的《墨经》之间的异同作了比较和探讨。孙中山的科学思想，则有较多的论者述及。张晓丹认为，孙先生有很好的科学教育背景和科学素养，达尔文进化论等自然科学的重大成就对孙先生革命理论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孙先生重视科学的社会功能，主张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发展工农业生产，对科学本质、科学方法也有许多独到见解。
四、关于五四时期的科学思潮
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科学思潮是五四时期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一种思潮。近年来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多视角的审思。丁守和指出，五四时期科学宣传主要有五方面的内容：一、强调科学的重要性；二、强调“崇实际而薄虚玄”；三、宣传无神论和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天命观；四、主张坚持真理，反对偶像崇拜和盲从；五、宣传社会进化，反对因循守旧（注：再论“五四”以来的民主和科学[J].近代史研究，1986，（6））。 黄知正则具体考察了五四时期留美学生对科学传播的贡献，认为他们的贡献在于：一、引进和宣传大量科学知识；二、倡导近代科学方法；三、确立近代意义的科学观；四、倡导建立中国的科学事业。针对五四科学思潮的启蒙意义，立文认为，五四运动是近代史上思想文化现代化的一场最伟大的启蒙运动，科学与民主便是这场启蒙运动的两面大旗。吴乃华也认为，“五四时期的先进思想家们根据对近代化的反思，提出了重视理性自主和形式逻辑的近代科学观，这不但是对西方近代科学发展和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总结，而且与人的启蒙、人的解放、人的近代化密切相关。 ”（注：五四科学思想初探[J].人文杂志，1994，（3））纪树立认为科玄论战是科学迷信对于自由价值的侵害，它使五四启蒙的价值理想发生了偏转与迷失。“科玄论战始于科学之神的耀武扬威而终于历史之神的绝对统治。整个五四启蒙也从个人自由的呐喊开始，而以自觉充当历史工具结束。”（注：科玄论战：五四启蒙的价值偏转[N].文汇报，1989－04－18）有些论者还具体考察了五四时期进行科学启蒙的各种力量。董光璧指出，“先生代认为，科学无所不包，它不但能够给出客观的自然知识，还能预示人生和社会的发展趋向。”“学生代的‘新潮’派虽然也热心于科学的世界观，但他们最感兴趣的是科学方法。”（注：传统与后现代——科学与中国文化[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129）刘大椿也认为：“受到正统西方科学教育的中国科学社成员们，对科学有基本一致的英美式理解，即专指自然科学，特点是注重观察、实验，采纳科学方法。而陈独秀的‘科学’内容更广泛，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和哲学，重在提倡科学精神——尊重客观规律的精神，普遍、无私、理性的精神。”（注：新学苦旅——科学·社会·文化[M]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238）
有些学者专门探讨了五四科学精神。唐鸿棣撰文论述了五四科学精神的形成和逐步彻底化的过程。认为通过大力正面宣传以及经过反封建反传统的斗争，科学精神获得了张皇。而当时一批最先进的知识分子又在迅速觉醒的科学精神指引下，不断地超越自我，接受起唯物史观，接受起社会主义，从而具备了完全彻底的科学精神。黎德扬从哲学的层面上阐述了被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的近代自然科学精神的基本方面。认为“实验是近代科学精神的基础，实验唯物主义和理性主义是近代科学精神的内核，怀疑批判精神是近代科学精神的功能表征，而人道主义则是近代科学精神的价值取向。”（注：弘扬五四的科学精神[J].江汉论坛，1989，（6））立文认为， 五四科学精神的基本内容与要求是：尊重客观事实，弘扬理性精神；事事遵循科学法则，破除愚昧和迷信；提倡用自然科学的实验、实证方法和逻辑归纳法来“说明真理”，验证理论。
五四科学思潮的代表人物研究已经取得较大进展。孙超从实证的科学观、科学对社会的作用、唯科学主义倾向三个方面探讨了陈独秀的科学思想，认为陈的科学思想是连接他早期民主主义思想和后来接受唯物论及唯物史观的重要环节。曾乐山也指出，陈独秀把民主和科学看作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他所说的科学是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而且尤其是指科学态度、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五四以后，陈独秀对民主和科学进一步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新解释。刘大椿认为，科学在陈独秀那里发挥着“批判理性”的作用，它和民主精神有很大的一致性。郭颖颐、艾瑛等学者探讨了胡适的科学思想。郭颖颐认为，“胡适不仅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及其对探索方法的强调和赫胥黎对证据的要求，而且感受到了他们对科学和科学方法的极大热情和坚定的反宗教特征。”（注：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75）艾瑛指出，胡适治学的口号是“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从中可以看出胡适是方法论上的假说主义者。与严复、蔡元培等思想家不同，胡适批判了方法论上的归纳主义，认为发现假说和证明假说才是科学方法的两个主要环节。蔡元培的科学思想也有论者述及。孙小礼认为，蔡元培亲身感受到科学技术对于增强一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因而表达了强烈的“科学救国”思想。他提出了一系列发展科学事业的主张，尤其强调科学研究之自由精神，提倡科学与教育并重。刘宗棠认为，蔡元培是继严复之后又一位努力向国人介绍西方科学方法，主张对待一切事物都要采用科学方法的思想家。他在20世纪初便明确谈到归纳和演绎是两大科学法则，而且用“格物”、“致知”来分别比附此二法则。和严复一样，蔡也认为归纳法比演绎法更为重要。鲁迅的科学思想较早便有人研究。丁守和、朱欣农等学者均论及过鲁迅早年的“科学救国”思想，林晖则全面考察了鲁迅的科学观。认为早期的鲁迅主张让科学和精神并行，借以“立人”和救国，五四后的鲁迅把科学当作改变人们的精神、改造国民性的工具。鲁迅是我国现代自然科学思想的启蒙者。宣传科学，提倡科学精神是他终生的思想倾向。此外，丁文江、吴稚辉、任鸿隽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等人的科学思想都有论者述及，不过尚缺乏深入和系统的研究。总的说来，五四科学思潮的研究现状与它在近现代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和重要地位还是极不相称的。
收稿日期：1999－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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