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道德教育低效的根源探析_道德教育论文

思想道德教育低效的根源探析_道德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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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2-0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115(2008)04-0047-06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与必然要求。而其中,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十分关键的一环。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我们也不能不遗憾地看到,长期以来,我们的思想道德教育的效果偏低。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就难以夯实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培育文明风尚。因此,寻找思想道德教育效果偏低效根源,以及改变这种状况的良策,是势在必行。

一、思想道德教育社会环境的严峻挑战

改革开放的发展,使我国无论是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还是在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上,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从而使我国的思想道德建设有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但是,在当代中国,我们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也同样碰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这种严峻的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多元价值观对主流价值观的冲击。一方面,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态势下,国外特别是西方各种思想道德价值观念驾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涌入国门;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经济成分的迅猛发展,利益主体的不断分化,反映这些多种经济成分和不同利益主体要求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当今中国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已经从传统的一元转向多元。然而,任何社会的主流价值形态和思想道德观念在核心体系上总是一元化的,也正因此当前我国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思想;但是,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必然引起其思想道德价值观念多元化与一元化的矛盾。这种一元与多元的矛盾,固然有益于人们解放思想,有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执行,激发人们的创造力。但是,它给我们带来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巨大的冲击,造成的直接后果,一方面由于多元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对主流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的传播,会形成一种强大的阻隔和消解力量,极大地影响到主流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的传播的效果;而另一方面,则使人们在众说纷纭的价值评价中,无法把握是非真假、善恶美丑,容易造成价值观念、荣辱观念的颠倒,由此引发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遭遇到的道德困境——道德失范现象的滋生蔓延。而道德失范又进一步推进了社会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的增长。

第二,西方发达国家的先发文明对中国后发文明的冲击。随着中国全面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进,中国的文化与文明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与文明,发生了全面的交流与冲撞。当然,其有利的一面是,中国大跨步走向世界,使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中国更好地向世界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引进它们的先进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办法、优秀的文明要素,实现后发优势——跨越型发展。而不利的一面是,西方发达国家以其先发的强势文化与文明,对于后发的弱势文化与文明,形成巨大的冲突力,极易引发民族文化与国家文化的安全危机。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说,正处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历史阶段。而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末,已经从后工业文明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文明——知识文明阶段。按照文明发展的规律,先发的文明必然会对后发的文明发生强大的渗透、挤压和同化的作用。在这种作用下,一方面,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安全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另一方面,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分化、西化战略,以其先发的强势文明为载体,向中国猛烈出击,造成了对以国家文化安全为表层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中心的主流文化的巨大威胁。在这种巨大的威胁下,我国相当一部分人(包括一部分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演化,从而造成了社会各个领域的消极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

第三,市场经济负面效应对思想道德领域的冲击。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证明,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是中国富民强国的必由之路。然而,市场经济的一般性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市场经济的本性,就是资本的本性,就是一种无限的求利性。在这种本性支配下,人被不断地物化,“物”的代表者——金钱,成为一个无所不能的“神”,在它的统治下,似乎一切都成为它的臣民,受它役使。因而,拜金主义浪潮席卷整个社会,许许多多的人在它面前神魂颠倒,迷失本性。经济上大量的假冒伪劣现象,行业的不正之风逐渐泛滥成灾,政治上的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文化上的庸俗下流,社会上的偷盗抡骗,等等,正是这种迷失人之本性的诠注。

正是来自这三方面的严峻挑战,使当代中国思想道德教育遭遇到一种极具挑战性的社会环境。如果我们对这种极具挑战性的社会环境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如果我们不能在这种极具挑战性的社会环境中把握好我们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方针,我们就会面临着主流价值观被颠覆的危险。为此,我们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改革开放之路,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全面进步;另一方面,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元的社会思潮,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坚决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道德的影响;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战胜挑战。

二、思想道德教育心理出现误区

如果说,问题出在当代中国思想道德教育遭遇到一种极具挑战性的国际国内社会环境的话,倒不如说,问题的主要方面还是由于我们的思想道德教育本身出了问题。而思想道德教育心理出现误区,则是其中的首要问题。

思想道德教育是一项塑造人类心灵的伟大而又艰苦的工程。思想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受教者必须要愿意接受教化。特别是道德与法律等其他社会规范的根本区别,就是道德是一种“内化的规范”,它主要依靠于人的“自律”;而法律等往往是一种“外在的规范”,它主要依靠的是国家的“他律”。因此,只有“愿意”,人们才能“听得进”、“入得脑”、“化得心”,才能真正成为人们的一种“内化的规范”,化入人们的血与肉之中,凝聚锻造成为人们的内在德性。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文革后遗症——教化厌恶症与逆反心理的交互作用,不少人对思想道德教育产生了一种厌恶心理,既没有兴趣听,也不愿意听,往往对思想道德教育厌而远之。虽然常常由于外在的强制力,不能不去“听”,然而实际上也没有多少效果。同时,由于逆反心理的作祟,无论我们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有多大的“真理性”和“价值性”,在其心中,都是一些“荒谬性”和“无意义”的东西。在这种被扭曲的心理面前,思想道德教育要取得良好效果,几乎不太可能。

此外,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和宣传的绝对化,也给思想道德教育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障碍。市场经济对最大经济效益的无限性追求,把物质利益原则和金钱的价值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造成了拜金主义的泛滥成灾,引发了人们对“思想”、“道德”等“精神性”的东西的轻视甚至于蔑视心理。而我们对文革以及文革前的思想道德建设的“假大空”的批判,走上了绝对化,在批判“把先进性的要求变成全民性的要求”的“假大空”的左的错误的同时,又把人类许许多多崇高的美德也给抛弃到九霄云外了。正如给孩子洗澡时,最后把洗澡水连同孩子都一起“统统”给倒掉了。它的后果就是,人们不再相信这个社会还会有“高尚”、“崇高”和“神圣”。在这种“虚无主义”和拜金主义的交错影响下,荣辱观往往被颠倒,道德被一些人肆意而疯狂地践踏。在这种态势下,客观规律开始无情地向我们展开了惩罚——从而产生了当代中国社会最严重的道德危机——整个社会的诚信缺失。

要解决这些思想道德心理的误区问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其一,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大力发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坚决抵制宣传教育的绝对化、和片面性,重新建立宣传教育的信誉。其二,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看到市场经济的双重效应,在使我们的思想道德建设“适应”市场经济客观要求的同时,又必须要以先进的思想道德“引领”市场经济的发展,最大限度地抑制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影响。其三,必须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不仅要重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与社会建设,还要重视文化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其四,必须努力探索适应现代人心理的教育方式,一切从实际出发,追求思想道德建设的实效。如此长期坚持下去,思想道德心理的误区就会渐渐被消解。

三、思想道德教育走上知识化

思想道德教育固然包括思想道德知识的传播,而且受教者掌握一定的思想道德知识,也是形成思想道德认识的环节。早在几千年之前,古希腊著名的伦理学家苏格拉底就提出过“知识即美德”的名言。然而,思想道德教育这种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毕竟不同。如果说,科学教育以知识教育为主的话,那么,思想道德教育是以人格教育为主。前者的教育,在于培养人们具有良好的科技素质;而后者的教育,则在于培养人们具备良好的道德人格。

从根本上说,道德不仅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不仅是一种行为规范,而且是人类的实践精神,是人类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是人类完美发展自身的活动。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曾把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分为四种,即科学理论的,艺术的,宗教的和实践精神的。道德是社会意识。是一种思想关系,因此它是一种精神。但是道德作为精神又不同于科学、艺术等其他精神,而是一种以指导行为为目的、以形成人们正确的行为方式为内容、并最终塑造人们良好的道德人格的精神,因此它又是实践的。在这种本质层面上,我们看到,道德在本质上,不是去传播思想道德知识,而是塑造道德人格;传播思想道德知识只是塑造道德人格的必要手段与必经过程而已。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学校的思想道德教育课程,全变成了学习思想道德知识的课程。本来,在所有的学校开设思想道德教育课程,并作为必修课与各种升学甚至于求职的必考科目,是我国对学生德育高度重视的一种体现。我国此举的初衷,就是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崛起,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利益的杠杆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学校教育日益沦落为一种“应试”教育。学校的根本指标,就是看学生的升学率。分数决定一切,分数高于一切。为了多拿几分,从学校的老师到校长,从学生到家长,都绞尽了脑汁。在这种态势下,本来应当是生动活泼的塑心育人课程,变成了机械呆板的知识传播课程。为了应试,老师不得不大讲特讲什么“概念”、“范畴”、“原理”、“观点”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而学生也不得不死背硬记什么“概念”、“范畴”、“原理”、“观点”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结果,德育课程、政治课程等思想道德教育课程在不同程度上走上了异化:思想道德教育知识化的后果,不仅造成上思想道德教育课学生普遍没有兴趣,而且造成了思想道德知识与道德人格培育严重脱离,甚至于造成了许多青少年在不同程度上的“双重道德人格”——说的一套,行的又是一套。从而使最重要的思想道德教育阵地——学校的思想道德教育效果显著偏低。

如何从这种思想道德教育的异化中走出来?从根本上说,就必须把学校教育从现在的应试教育,改变为素质教育。然而,这种情况人们多年前就已经认识到了,并且政府还三番五次地下达“红头文件”,要求将应试教育改为素质教育。结果是,“红头文件”发了又发,人们呼吁了一年又一年,可是应试教育还是一年又一年地“坚持”了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在今天的中国,由于教育资源还不够丰富;由于“分数”还是“最公平”的东西,因此,我们不能不考试,考试不能不以分数为标准,既然以分数为标准,学校教育就必然搞应试教育。这种死结到今天依然是一种“剪不断、理更乱”的状态。

难道说,我们就任由这种思想道德教育的异化状态继续下去么?决不能,再这样下去就会误人误国。既然这种异化是“考试—分数”引起的,我们就必须从根子上动手。也就是说,必须在目前这种应试教育一时还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废除中小学校的德育课程、政治课程等思想道德教育课程的所有(升级考试、毕业考试、升学考试、求职考试等等)应试考试。代之以一种实践操行评价式的考评,还思想道德教育课程的本来面目,给思想道德教育课教师予根据统一教学大纲要求而自主选择教学形式的权限,把重点放在道德养成与道德人格教育的重点上,不拘一格育人才。

四、思想道德教育过于形式化

思想道德教育固然离不开一定的形式,思想道德教育的效果也与思想道德教育形式直接相关。然而,如果思想道德教育仅仅停留于形式上,大搞形式主义,思想道德教育就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思想道德教育本质上在于人的心灵的陶冶与锻造,而人的心灵的陶冶与锻造既不能“立竿见影”,更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一项“循序渐进”的持久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就仅从道德教育过程来看,就要经历提高道德认识、陶冶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树立和坚定道德信念、形成道德习惯等一系列环节,而这些环节都具有重复性和渐进性的特点。只有通过耐心持久的道德教化,才能使人们在量的不断积累的基础之上,达成质的飞跃,形成良好的道德人格。而且,道德人格一旦形成,固然有其稳定性,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实践发展和人们自身人生道路的展开而发生变化。因此,思想道德教育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都是终其一生的。

然而,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拜金主义的冲击,造成人们对精神道德追求的轻视;另一方面,由于唯“GDP”的片面政绩观和干部人事制度“重才轻德”与“对上负责制”的弊端;还由于整个社会弥漫着的一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使整个社会走上与改革开放前的另一个极端:重经济、轻文化,重物质、轻精神;重法治、轻德治;重制度、轻教化。因此,每当党和政府提出一个思想道德建设的号召或出台一个思想道德建设的决议等,许多机关和事业单位就不得不形式地搞一下“活动”,以便向上“汇报”。这种思想道德教育形式化的后果,就是造成思想道德教育的低效化。

为了改变思想道德教育形式化所造成的思想道德教育的低效化,首先必须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特别在各级党委与政府中,加强科学发展观的学习,破除唯“GDP”的片面政绩观,推动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其次,必须加快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建立健全考察干部的科学而全面的指标体系和制度,加大民主在干部任用中的分量与力度,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结合统一起来。再次,必须建立健全各个单位的思想道德建设制度与机制,使各个单位的思想道德建设制度化、持久化。最后,加强各个单位的思想道德建设专业人员的培养与使用,建立一支有责任心、有能力的思想道德建设专业人员队伍。

五、思想道德示范的相对薄弱

道德作为一种实践精神,重在行动,重在实践,因而,道德榜样的示范意义非常重要。正如人们常说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人类社会历史上,许多杰出的道德人物就曾经深刻地影响着人们道德人格的生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许许多多杰出的道德英雄人物如方志敏、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雷峰、时传祥、王进喜、焦裕禄、欧阳海、王杰、张海迪、俆洪刚、俆虎、孔繁森、牛玉儒等等,就曾经深刻影响和不断鼓舞着千千万万个青少年茁壮成长。

然而,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在拜金主义的肆虐下,人们变得越来越“实在”,道德英雄们的光辉,在这些“实在”的眼光下变得暗淡无光。更不用说,当一些人在道德虚无主义的支持下,冲破社会良知的底线,对道德英雄大肆“恶搞”,疯狂丑化道德英雄,斩断了社会道德榜样的“标杆”。于是,道德示范的个体化渐渐地被群体化所替代。而在我们这个社会,具有社会道德示范效应的群体,主要是四类:一类是经济社会的“英雄”——企业家(主)群体;一类是经济社会的“美女”——明星群体;这两类是时代的宠儿。后两类一是传统示范群体——“官员”群体,二是历来是社会良知的代表者——知识分子群体。那么,这四类道德示范群体的道德效应又是如何的呢?

首先我们来看企业家(主)群体,这是时代的“天之骄子”,驰骋商场,成功人士,拥有人人羡慕的“财富”。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走上历史舞台的企业家(主)们,他们无疑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经济时代的英雄;然而,我们不能视而不见的是,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并非真正以知识与美德获得财富,而是以充满着“原罪”的方式获得财富。因而,他们在成功与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并没有给社会提供多少有益的道德资源。相反,在他们的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和偷税漏税、行贿盘剥的生财方式中,给社会洒下了大量的污水烂泥。

其次我们来看明星群体,这是时代的宠儿,搏击于文艺大潮,脱颖而出,不仅拥有人人向往的“名声”,更拥有人人羡慕的“金钱”。因此,他们的后面总是跟着那么一大群的崇拜者。这些明星,总体上来说,他们对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快速的成名,甚至于有些人通过不正当途径的“成名”,使他们中的一些人都还来不及搞清楚自己是谁,就往往把圈子里的“潜规则”当成社会应当之则;特别在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通过“潜规则”出卖了自己而获得成功后,往往更多地变成了负道德资源的供给者。其中更有极少数人,已经到了不惜一切出卖人格,甚至出卖国格的恬不知耻的地步。

再次,我们来看看“官员”群体。这个群体在当代中国的今天,应当说,绝大多数都是社会精英,德才兼备者济济一堂,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由于这个群体掌握着国家的权力,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早在中国古代的典籍《尚书》中就指出,官德如风,民德如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因此,其中的小部分贪官污吏,就可以对整个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自古以来,政德特别是官德在整个社会道德风气中起到导向的作用。我国最早的典籍《尚书》就把政德特别是官德比喻为风,民德比喻为草,认为“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因此,政德特别是“官德”的建设,是我国道德建设的关键。而政德特别是“官德”的建设,又直接受到我国政治制度安排特别是干部人事制度安排的巨大影响。完全可以说,在中国,吏治导向实际上就是一个价值导向,就是一个从政道德价值导向。长期以来,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都存在着不少问题。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在事实上强化了各级领导班子第一把手的权力,另一方面由于唯利是图的价值导向也弥漫到政治领域,再加上中国传统整体主义和情感主义的负面影响,造成吏治中存在着一系列突出的问题:一是买官卖官,二是任人唯亲,三是黑箱作业,四是形式主义,五是脱离群众,六是选用标准片面化。从而,造成了吏治腐败的滋生蔓延,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中纪委向中共十七大的工作报告指出,2002年12月至2007年6月,全国纪律检查机关共立案677924件,结案679846件(包括十六大前未办结案件),给予党纪处分518484人。查处陈良宇、杜世成、郑筱萸等极少数高级干部严重违纪案件,依纪依法严肃处理,表明我们党反对腐败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

最后,我们来看看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代表着社会的良知,他们的渊博知识生成的智慧,洞察社会的方方面面,以批判的眼光去审视这个世界,以他们的良知去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他们长期追求真理的生涯,铸造了他们良好的德性,自古以来,他们之中不仅“立言”者众,“立德”者也众。然而,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拜金主义的狂风暴雨也横扫知识分子群体,其中一些人也开始堕落,为了名利出卖自己的社会良知,使社会道德建设雪上加霜。

虽然在这些示范群体中,产生负面道德示范效应的都是少数人;但他们的负面影响却很大。当社会道德示范群体出现这种状况之时,我们的思想道德建设效果就大打折扣。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问题的严峻性而采取相应的对策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处于一种思想道德建设的艰难之境。因此,要解决思想道德教育效果的偏低问题,就必须首先把这四类群体教育好,特别要把其中这一小部分产生负面道德示范效应的人的问题解决好。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这四类群体的思想道德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到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风气的好坏

六、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相对弱化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的优势,是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道德保障。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既离不开坚实的经济基础,坚强的政治保障,也离不开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这无疑是我们过去不断走向胜利的一条成功的经验。然而,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已经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严重的问题是,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没有真正得到有力的建设,许多“难以安排”的干部、人员或“不太好用”的干部、人员往往被安排去搞政工工作。这样,一方面导致了政工工作人员的心理失落,另一方面许多政工工作人员的素质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从而造成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没人做、不愿做、做不好的局面。结果,一方面急剧变化发展的时势涌现了大量的思想道德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相对薄弱,从而就会引发一系列的思想道德混乱状况。

同时,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相对弱化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相对薄弱,还突出地反映在文艺传媒中。不可否认的是,文艺传媒的工作者,也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方面,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在全面开放的态势下,多元价值观念生成;文艺的娱乐功能不断被强化,反之,文艺的教育功能不断被削弱。过去,我们更多的是把文艺传媒看成是一种教化的工具,而现在往往走向另一个极端,更多的是把文艺传媒看作为一种商品,并日益过度商业化。因而,唯利是图的价值导向正在严重地侵蚀着文艺传媒这块精神领地。在这种价值导向下,庸俗化、性化、暴力化、流氓化等倾向日趋严重。任意歪曲事实,随意颠倒历史,大肆嘲弄英雄、疯狂讥讽神圣等等渐成流行病。特别是一些传媒,在唯利是图的价值导向下,不仅对此推波助澜,而且还打着所谓“更新观念”、“创新理论”的幌子,传播一些腐朽、落后、反科学、错误的思想观念,对社会进行错误的价值导向,进一步加剧了整个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艰难,削弱了思想道德建设的效果。为此,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建设,提高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思想道德素质,也是刻不容缓。

从上述可见,造成我国思想道德教育的效果偏低问题,有着复杂的社会根源;而要解决思想道德教育效果偏低问题,又决非三年五载之功。但是我们只要认真努力、坚持不懈地去推进这些方面的工作,我们就一定能够解决这一难题,就能够不断把思想道德建设推向前进,从而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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