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会论文,国民党论文,二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6年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此前一个月，国共两党在政协会议上全面达成协议，第二次国共合作由此而步入巅峰；此后一个月，国共两军在四平展开决战，第二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显然，这是一次剧烈的政治转折，这一转折的促成，正是六届二中全会。
迄今为止，人们对于二中全会的关注，大体上只是它的结果，然而对于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也就是二中全会本身的具体情况，则并没有做具体的深究。因此，目前有关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论述，基本上是重复，少有进展。
二中全会所以能够促成一次剧烈的政治转折，是由于多种矛盾相互交汇渗透，相互牵制，最终形成巨大的政治破坏力。
国民党对政协宪草原则的不满
1946年1月28日，政协会议临近闭幕之际， 国民党中常会与国防最高委员会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议题之一是：“总裁交议召开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日期”，联席会议决定：“定本年三月一日召集”（注：《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8册， 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35页。）。这个日程安排，显然具有与政协会议相衔接的意思。
国民党对整个政协会议都是不满的，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在一则日记中写道：“在政治协商会，政府好似在受裁判，其屈辱难堪，令人难受已极”（注：唐纵日记，1946年1月15日，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以下只标注页码），群众出版社，1991年，580页。）。 把国民党在政协的处境看做是“受裁判”，是相当一部分国民党人的看法，自此，国民党内开始形成一种“难受已极”的政治情绪。
政协会议之后，蒋介石前往沪宁杭一带视察，其间多次发表演讲，向党内解释他对政协会议的两个基本考虑，其一是美国的态度，蒋说：“美国人民固然希望中国强盛，但决不希望中国政府成为德、义、或苏联式的政府，而希望中国政府能采取英美民主的形式。”“美国是一个舆论支配着议会而议会决定政策的国家，所以美国政府不能不顺应舆情，希望我们中国结束一党训政，改变政府的形式”（注：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1卷，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240—243页。）。也就是说，在国家体制上，蒋采取了迎合美国要求的方针，以此争取美援。蒋所考虑的另一点是军队，蒋说：“因为军事上之弱点，所以政治协商会议有此失败，所以我们不得不忍耐，不得不避战！”“我们何以有此次政治协商会议之失败，都因为军队无力量”（注：唐纵日记，1946年2月16日，591页。）。军队力量是蒋介石观察政治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总之，根据上述两种基本考虑，蒋大体上主张对政协采取忍耐的方针。
但是，一党训政体制行将改变，在国民党内引起了政治危机感，以CC系为代表，国民党右翼势力向政协协议发起了反扑。
政协会议共有五项决议案，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政府改组案，因为该案直接关系到训政体制的废除。但CC对政协协议的反扑，没有选择政府改组案作为突破口，因为政府改组问题为杜鲁门对华声明所明确提出，中共称杜鲁门声明为“合法根据”，在这个“合法根据”面前，国民党难有文章可做，国民党右翼势力选择的突破口，是政协宪草修改原则（注：国民党原拟于1937年召开国大，颁布宪法，为此，1936年5月5日公布了一个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后因抗战爆发，国大未开，宪法亦未颁布。政协会议仍以“五五宪草”为蓝本，但必须对其做修改。由于修改宪草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不可能于政协会议期间完成，因此政协只制定一个宪草修改原则，政协会议结束之后，由一个专门机构“宪草审议委员会”，根据政协制定的宪草修改原则，对“五五宪草”做具体修改。）。
宪草原则问题本来是国民党最不重视的问题，因为与其他议案相比，宪草问题并不十分迫切。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参加宪草原则讨论的两位代表孙科和邵力子“轻忽将事”（注：《王世杰日记》，1946年2 月4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90年。）， 而王世杰这位当年中国最负盛名的法学家，也因事多而未及过问。据说，宪草原则上报之后，蒋竟然未看（注：周恩来说：“宪法问题蒋最不重视，看都未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696页）。 类似的话政协秘书长雷震也曾告诉过梁漱溟（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6卷，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901页）。）。那么，CC 为什么选择这个当初最不被重视的问题向政协发难呢？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国民党抓住了“把柄”。
政协会议尽管通过了废除一党训政和建立西式政体的一系列决议案，但中国政治的一些旧有规则，并不能完全取消，因此，在三民主义学说和蒋介石地位两个问题上，各党派仍予以维持，中共在重庆谈判会谈纪要和政协建国纲领提案中，均重申这两点，其他党派也是如此，而国民党抓住的“把柄”也就在这里（注：政协宪草原则引起争议的主要有三点：1.由全国选民直接行使选举、罢免等项权利，此即为国民大会，而不必由国大代表在专门召集的国民大会上代替选民行使权利。实际上就是不开国大，选民直接投票。由于既保留了国大这一名称，而实际上又不开国大，故当时称为“无形国大”。2.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可以要求行政院辞职，行政院也可以要求解散立法院，重新选举立法委员。也就是行政院相当于内阁，立法院相当于国会。3.省可以制定省宪。前两项为张君劢的创意，在保留五院制的形式下，引入英国式内阁制，这样，蒋介石如欲当总统，地位较稳，但无实权，如欲当行政院长，较有实权，但地位不稳，有倒阁的危险。省宪为中共的提议，意思是以省宪的名义保障解放区的地位。）。
国民党声称，政协宪草原则中关于省得制定省宪的条款，违反了孙中山《建国大纲》的有关规定。《建国大纲》规定县为自治单位，省为中央与县之间的联络机构，因此省不是自治单位，省不能制定省宪。另外，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的条款，违反了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学说，五权宪法与三民主义是一个整体，违反五权宪法就是违反三民主义。于是，国民党右翼集团以三民主义卫道士的姿态，以捍卫国父遗教的名义，向政协宪草原则发动了政治反扑，并以此发泄对整个政协协议的不满。
CC集团对宪草原则的不满，在1月31 日政协闭幕当天便表现出来了。在是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常会上，“谷正纲反对宪草协议甚烈，至于流泪。”政协闭幕之后，这一情绪在迅速发展，2月4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中央执行委员谈话会，“出席发言之委员大都为党中某一系统之人，均反对政治协商会议之结果，而尤攻击宪草案”（注：《王世杰日记》，1946年1月31日、2月4日。）。某一系统即CC， 从王世杰的记载看，CC所反对的是整个政协协议，但主攻宪草案。
如前所述，蒋介石对于政协会议是不满的，但由于几个重要因素的牵制，蒋大体上主张维持政协协议。鉴于党内的不满情绪，以及宪草原则对其今后地位的确不利，蒋采取了平衡手段，即只对宪草原则做几条修改，其他协议则维持不变。
蒋在离渝前往沪宁杭视察之前，“约集五院院长及党内前辈谈话，对于宪草意见，坚决表示三点：（一）国民大会必须为有形之组织；（二）中央政制，应照国父遗教，保持五权宪法精神（或参照美国制）；（三）地方政制，应照建国大纲以县为自治单位。”（注：唐纵日记，1946年3月4日，596页。）所谓美国制，是指美国的总统制， 在蒋看来，美式总统制较之英式内阁制有利一些。其实，美式总统制与孙中山的五权制也是有区别的，可见国民党所捍卫的并非国父遗教，而是既得利益。
随着二中全会即将召开，王世杰开始焦虑起来。王在一则日记中写道：“政治协商会议之结果，最为本党同志所攻击者为关于宪草原则之协议。”“如何变更以上协议，以免政治协商会议之决议为本党二中全会（定三月一日开会）所推翻，为目前最难之工作。”（注：《王世杰日记》，1946年2月10日。）显然， 王世杰已经预感到整个政协协议在二中全会上将遇到麻烦，为此，王亦主张“变更”政协宪草原则，以避免整个政协协议被二中全会推翻。
政协宪草原则成为二中全会的焦点之一。
国民党对东北问题的不满
1945年11月中旬，杜聿明率两个军强行出山海关，进占了南满锦州地区，由此而揭开了接收东北的军事行动。但此后苏军在沈阳及沈阳以北地区不再撤退，杜部亦长时间滞留南满无法继续推进。也就在这个时候，苏军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在东北进行经济合作的要求，实际上向国民党传达了这样一个意思：经济合作协议的成立，是苏军撤退的条件。
所谓经济合作，是指苏方将日本在东北的主要工矿企业判定为苏军战利品，然后作为苏方资产与国民党政府合作经营，一句话，无本生意。而中国方面认为，此事涉及中国主权，日本在东北的企业应作为日本对华战争赔偿，归中国所有。
经济合作问题在国民党内形成两派意见。主持经济合作谈判的，是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嘉璈和东北外交特派员蒋经国，张、蒋主张基本满足苏方要求，以使杜聿明能够尽快进军，完成接收。1945年11月25日，张嘉璈返回重庆，当日即向蒋介石进言：“经济合作方案，宜早决定，庶几省市接收，可望顺利进行。”（注：张嘉璈日记，1945年11月25日，姚崧龄编《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以下只标注页码），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569页。 ）但这一意见遭到宋子文和王世杰的坚决反对。11月28日，蒋介石召集宋子文、王世杰、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会商这一问题，宋子文说：“以日人东北投资为苏方战利品，作为合作投资，出乎中苏条约范围之外，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王世杰说：“在未顺利接收以前，谈经济合作，无异甘受苏方之高压力，必引起人民反感，是以必须政治问题解决之后，方可谈到经济合作。”这次会议蒋介石未作最终裁决，但宋、王的意见显然居于主导地位。
宋、王在经济合作问题上表现出少有的不妥协态度，对此，张嘉璈的看法是：“在宋王两先生，则深恐苏方得到经济合作权，而仍不让我接收，致政府所负之责任太大。”（注：张嘉璈日记，1945年11月28日，570—571页。）张嘉璈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宋、王为中苏条约的谈判者和签约者，未能按中苏条约接收东北，宋、王的处境已十分难堪，如果再签订中苏条约之外的接收条件，尤其是新的条件签订后还不能接收东北，宋、王的处境便不堪设想了。因此宋坚拒中苏条约之外的条件，而王则坚持苏军撤退之后再谈经济合作。蒋所处地位与宋、王相同，宋、王的顾虑，实际上就是蒋的顾虑。
然而问题在于，顾虑与不满并不能解决苏军撤退问题，眼见中共在东北迅速发展，而杜聿明部则不能做有效的展开，蒋在综合平衡后，提出了一个“缩紧”方针。也就是选择部分企业与苏方合作，但不照苏方要求全面合作，以求既使苏军交防撤退，又不过于失主权。
1946年1月中旬，蒋介石致函张嘉璈， 指示：“关于经济合作方针，此时只可缩紧，不宜太宽。此事已考虑再三，不能不如此……总要使我主权与法理不发生恶影响，不为他人引以为例则得矣。”（注：姚崧龄编《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630页。 ）缩紧方针显然顾及了多种考虑，然而最稳妥的方针，往往也是最不具有可行性的。1946年2月1日，当张嘉璈按蒋的指示向苏方提出部分经济合作项目时，苏方当即断然拒绝：“华方提议，不能作为可使谈判成功之基础。”（注：张嘉璈日记，1946年2月1日，651页。）此后， 经济合作谈判完全停顿，接收问题自然随之停顿，缩紧方针把蒋介石自己缩紧了。
构成东北问题的第三方面是中共。中共原拟“独占”东北，为此，曾拟有一个在锦州地区与杜聿明部决战的计划，由于苏军不能完全不顾中苏条约，在苏军的干预下，中共取消了这一计划。尔后，中共提出与国民党谈判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谈判一旦举行，即等于国民党承认了中共在东北的地位，从而最终实现关内那样的划界停战的局面。
然而对于国民党来讲，东北问题与关内不同。东北有一个中苏条约问题，如果与中共谈判解决东北问题，而不是从苏军手中实行外交接收，等于承认中苏条约完全失败，蒋介石将难以承担签约失败的责任。为此，蒋一再坚持东北问题是外交问题，不是内政问题，只与苏军交涉，不与中共谈判。
《中央日报》曾在一篇社论中就东北问题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东北“决不在政治解决军事调处的范围之内”，“如果国人对于这一点不加分别，那末今后任何军阀豪劣土匪都可以先起一支队伍，再与政府‘政治解决’，其结果将使中国化为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局面”（注：《中央日报》1946年2月17日。）。
张嘉璈为使中共退出北宁路山海关至沈阳沿线，以便国民党军运兵，曾在重庆私下约见董必武、周恩来，中共方面把张嘉璈的约见误认是政府方面有意谈判，反应积极，张嘉璈返回东北后，董曾致电张，表示此事可以商量，张也与苏军谈起过与中共接洽一事，但当蒋得知此事后，立即电令张：“在东北，尤其对苏方切不可再提董必武与共党有关事宜。”（注：姚崧龄编《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586页。）此事就此停止，国共在东北问题上仍不接触， 后来的政协会议亦不涉及东北问题。
这样，国民党在东北问题上陷入了一个怪圈：坚持东北为外交问题，故而不能与中共谈判；经济合作条件苛刻，故而又不能与苏军谈判。由于这两个谈判都不能进行，蒋介石在东北问题上必然陷入束手无策、无所作为的境地，其结果是，既受中共军事打击，又无法使苏军撤退，接收行动一筹莫展。
由于东北问题长期僵持，逐渐形成两股强烈情绪，其一，国民党因接收受阻，形成对苏联和中共的政治敌视情绪；其二，因苏军逾期不撤，经济合作的要求既违中苏条约又有损中国主权，从而引起部分知识阶层反对苏联的民族情绪。当这两股情绪汇为一体时，便要触发政治事件了。
反苏反共游行的发生
在前述两股情绪已经形成的状态下，一些本来看似偶然的事情，此刻都足以促使事态迅速激化。1946年2月上旬和中旬， 相继发生了这样几件事。
2月1日，是苏军撤离的最后期限，但苏军并无撤退动向。2月11 日，雅尔塔会议周年之际，隐瞒一年之久的雅尔塔密约公布出来，引起中国知识界对苏联的不满。2月11日，美国国务卿照会王世杰， 称日本在东北的产业为各主要战胜国的“共同利益”，对中苏单独进行经济合作谈判表示不满，因为，“美国及其他同盟国人民之未能获得参加满洲经济发展之均等机会”（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7编（1），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453—454页。）。美国的插手使某些人感到鼓舞，认为可以借助美国对苏施压，将美国引入东北纠纷中。2月13日， 中共正式提出对东北的四项要求（注：中共四项要求为：改组东北行营，承认东北的抗日民主部队，承认东北各县的自治政权，开往东北的国民党军应限制在一定数量之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57—58页）。），右翼舆论将此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特殊化相提并论，煽动对中共的不满。2 月以来，张莘夫事件的消息渐次传开（注：张莘夫为经济部东北接收委员，1946年1月14日， 受张嘉璈指派， 前往抚顺煤矿与苏方接洽接收事宜，1月16日返程途中，被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杀害。 此事国民党方面认为是苏军与中共所为，苏联方面称为暴徒所为，而中共方面则认为：国民党“勾结日本人制造张莘夫惨案，以为反苏反共的借口”（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8年，84页）。），引起社会舆论的不满。此外，因经济合作受阻，苏军将东北工矿的机械设备大量拆卸搬运回国，据蒋介石后来告诉顾维钧：“苏联人在东北甚至把家畜都运走了”（注：《顾维钧回忆录》5分册， 中华书局，1987年，665页。）。
在以上各种消息、多种情绪的刺激下，2月16日， 重庆一批东北籍人士举行了反苏游行，此事本身影响并不大，但直接诱发了重庆学生反苏游行的酝酿。王世杰认为，此次游行的动因除对苏不满外，还有两点刺激因素：“中共方面于前日发表宣言，谓国军入东北应有限制，中共在东北之武力三十万人应予承认，此亦刺激群众之一大因。本党同志之反对政治协商会议者，亦颇思利用群众此种心理以打击中共，并推翻党派之妥协。”王立即致电蒋，希望蒋“阻止扩大此种政潮”（注：《王世杰日记》，1946年2月19日。）。
此时，酝酿中的学生游行一事已经被提上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议事日程。2月20日，在陈立夫主持下，中央党部开会研究这一问题， 会议决定：“遵照总裁指示设法劝阻”（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7编（1），639页。）。翌日， 中央党部在吴铁城主持下再次商讨此事，会后，吴铁城、张治中、陈立夫联名致电在杭州的蒋介石，电称：“沙坪坝学生酝酿对东北问题罢课游行事，党政小组曾两次详加商讨，设法劝止……惟观察现势，劝阻已不可能，因此次运动，为青年民族意识国家观念之自动自发，学校中反共空气之浓厚，出于自然，故只能使其减少反苏成分，及防止不发生意外。”（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7编（1），642—643页。）显然，中央党部对此事的态度，实际上是欣赏的。
王世杰大约是对此事真正感到忧虑的少数高层人士之一。王在这天日记中写道：“沙坪坝学生决定明日游行，对苏联及中共示威。予深以今后中苏关系之恶化及政治协商会议工作之推翻为虑。此事之发生，半由青年自然之愤慨，半由于本党某一部分人之支援。予对是否继续担任外交部一事，不能不细加考量。”（注：《王世杰日记》，1946年2 月21日。）王世杰始终认为此事含有CC企图推翻政协决议的因素。
2月22日，以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为首，重庆20余所大中学校的2万余学生，举行了反苏反共游行，其主要口号有：苏军必须立即退出东北，彻查张莘夫惨案，中共应即爱护祖国，新疆是中华民国的新疆，苏联应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拥护政府采取强硬外交，打倒新帝国主义，等等（注：《中央日报》1946年2月23日。）。
当日，吴铁城、张治中、陈立夫再度联名致电蒋，称“本日沙磁区学生万余人游行，未到国府及苏使馆，但情绪激昂，秩序良好……所呼口号除打倒新帝国主义欠妥外，尚无语病。”（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7编（1），643页。 ）电文对此事仍然是欣赏的。而那位焦虑的王世杰则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余于事前曾力请蒋先生电陈立夫等劝止，但党部团部一部分人，不惟未劝止，且或不免暗中鼓励之，故无法阻止学生等出行。此事之影响如何，使人十分焦虑。”当晚王再电蒋，请蒋“即日返渝主持”（注：《王世杰日记》，1946年2月22日。）。
重庆的学生游行，迅速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学生游行，北平、上海、南京、昆明、郑州等地，相继发生学生游行事件。与此同时，一批大学校长和文化名流亦卷入到这一事件中。2月23日， 西南联大百余名教授联名发表宣言，要求苏联撤军、归还工厂设备、不得超越中苏条约的范围（注：《中央日报》1946年2月27日。 在这份声明上签名的有：王力、向达、朱自清、吴大猷、余冠英、唐兰、冯友兰、汤用彤、游国恩等。）。3月6日，萧一山等40余位北平文化人士联名发表意见书，认为苏军的行动不仅违反中苏条约，“而且违反列宁先生放弃帝俄时代对华不平等条约的声明”，“我们坚决反对雅尔塔的秘密协定，我们坚决反对‘九一八’在东北再演”（注：《中央日报》1946年3月8日。）。2 月23日，民盟几位著名人士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彭一湖，在上海联名发表对东北问题的主张，一方面要求苏联撤军，另一方面表示东北的“内部纠纷”（指国共冲突）“应依政治方式协商解决”（注：黄炎培日记，1946年2月23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5辑， 中华书局，1979年，95页。）。
综上所述，人们的态度与主张不尽相同，但当时的知识界和政界相当一部分人卷入进来了。
2月24日下午蒋回到重庆，王世杰随即进言， 请蒋就此事表明态度，“俾苏方不致疑此事为蒋先生所赞同或暗护。”（注：《王世杰日记》，1946年2月24日。）蒋对苏军虽然不满，但并不赞成公开破裂。 25日，蒋在纪念周上发表讲话说：“中苏必须长期合作，吾人必须坚守既定之政策，政治必须忍耐，不可全凭骄矜之气，暴虎冯河之勇。学生游行固属自由，但应有限制。”鉴于经济合作成为反苏游行中的焦点问题之一，蒋亦由原来的“缩紧”方针再度后退，表示：“关于东北经济合作事，正在交涉……在苏军未正式退出东北前，决不有任何决定也。”（注：唐纵日记，1946年2月25日，593页。）
反苏反共游行既是政治问题又是民族问题，当时这两种性质的问题搅和在一起，很难截然分开，一些在多年以后看来属于民族感情的问题，在当时实际上表现为一种政治倾向，此一事件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反苏游行的政治后果有两点：其一，它使政协期间的政治焦点——改组政府问题，转移为东北问题，并使整个政治气氛为之一变；其二，借助这股社会力量，国民党内本已存在的右翼不满情绪更加激动起来。上面两个后果，将直接体现在即将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上。
二中全会的开幕与主题辩论
3月1日，在反苏反共游行的政治氛围下，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开幕。
这段时间国民党内一批少壮派对党内旧有作风甚为不满，形成了一个“革新派”（注：革新派是国民党内一批少壮派人士中形成的一个政治群体，其活跃人物有刘健群、倪亚文等。一方面他们对党内旧有作风不满，要求革新；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极为右倾，坚决反共反苏。这个群体没有得到党内有力人物的支持，其存在时间十分短暂。革新派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在六届二中全会上的政治表现。），主要口号是反对官僚主义和要求党内民主。3月2日，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在二中全会上做第一个报告，即党务报告，在下午的讨论会上，“发言者多系愤激语，痛骂官僚主义，并强调党政革新，党内民主要求。”（注：唐纵日记，1946年3月2日，595页。唐为六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参加了二中全会。）革新派既然要求党内民主，其矛头便必然指向蒋介石的独裁作风，正如唐纵所感觉到的那样：“大家的心理是不满意总裁而向总裁要民主的”。正因为发现这一势头不妙，陈诚立即出面约请革新派代表人物刘健群等人谈话，“劝大家不可动摇领袖的威信。”（注：唐纵日记，1946年3月3日，595—596页。）
此时，因政协问题和东北问题两个重大的失策，国民党内相当一批人士对蒋不满，蒋在党内的声望有所削弱，因此对会议的控制力也必然削弱。3月4日，蒋在全会讲话，“强调民主精神，鼓励大家自由发言”，实际上向革新派做了一定让步。这样，CC与革新派成为二中全会中的主导力量。
二中全会开幕之前，吴铁城、张治中、陈立夫，曾于2月27 日约请党内二三十人商讨全会议事程序，与会者“佥主废除各部官样报告文书，而提出几个重要问题彻底检讨，切实解决”（注：唐纵日记，1946年2月27日，593—594页。）。 后来看二中全会仍然安排了十余个“官样报告”，但当时的时局已经不可避免地把几个焦点问题摆在了国民党面前，因此，二中全会的实际主题是三个：政协问题、中苏条约问题和东北问题。
3月5日，王世杰在全会做外交报告，由此而掀起了二中全会的第一个浪潮。王世杰的报告确为一“官样报告”，内容从联合国到越南撤军，无所不包，而对于人们关注的焦点，中苏条约和苏军撤退问题，只是交待了事情经过，未做任何实质性检讨。最后，王世杰空洞地表示：“予对于维护国家权益与维护中苏亲善两事具有同等之决心。”
王世杰的报告与当时的情绪显然不合拍。尔后，邹鲁、白崇禧、王正廷、胡秋原、谷正纲等相继发言，“均指陈秘密外交之错误”，“全场情绪悲愤激昂”（注：《中央日报》1946年3月6日。）。秘密外交指雅尔塔密约。张嘉璈在当天日记中记载：“报告毕后，起立质问、指摘者甚多。甚至有人主张修改中苏协定。”（注：张嘉璈日记，1946年3月5日，677页。）王世杰则在日记中写道：邹鲁、 白崇禧等9人，“均以激烈攻击之语调，指责予之外交软弱， 或主张将中苏争执（东北问题）提付国际会议。萧铮在会场发言，主张罢免外交部长。”（注：《王世杰日记》，1946年3月5日。）萧铮为CC干将，二中全会中的活跃人物。
3月6日上午，二中全会继续检讨外交报告，据报道：“各委员发言极为踊跃，情绪热烈激昂，为历次大会所鲜见。”（注：《中央日报》1946年3月7日。）这天上午共有16人口头发言，4人书面发言。 这些发言都说了些什么？张嘉璈记载：“对于中苏条约，纷纷反对。有人主张应提交安全理事会。亦有谓应要求苏联修改……刘健群谓，我方应抱定主权与领土完整立场，对苏上天讨价，落地还钱。谷正纲谓，应发动民众运动。萧铮谓应请求总裁罢免外交部长，或劝告辞职。”（注：张嘉璈日记，1946年3月6日，677—678页。）这是萧铮第二次公开要求罢免王世杰。上天讨价，落地还钱，意思是对苏外交应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此类言论确实“鲜见”。
在当日的发言中，唐纵提出：“当中苏友好条约签订时，为何不同时签订中苏保障外蒙独立与双方不准驻军之条约？现则我无权驻兵而苏联则可驻兵外蒙了。”唐纵认为，当日的发言中“具体而有价值者”是有人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旅顺、大连二港，莫洛托夫谓为增加新领土之语，外交部为何不抗议？”（注：唐纵日记，1946年3月6日， 596—597页。）此事的由来的确是王世杰外交“软弱”的表现。
1945年11月10日起，《新华日报》、《大公报》连载由苏联塔斯社转发的莫洛托夫在十月革命节上所做的外交报告，其中，莫洛托夫将旅顺和大连称做“这些都是新的苏维埃领土”（注：《大公报》1945年11月15日。）。黄炎培认为有违中苏条约，致函王世杰、宋子文，建议二人对此应有所表示，后又在国民参政会上就此事向王世杰提出质询，王答：“已由《大公报》向苏联大使馆问译文有无错误。”（注：黄炎培日记，1945年12月7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5辑，87页。）不知何故，王世杰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表现出经济合作问题那样的“原则性”，仅由《大公报》出面询问，当然不会有结果，因此在二中全会上有人再度提出这一问题。
3月7日，在外交报告审查委员会会议上，王正廷、任卓宣等人提出外交责任问题，王世杰表示承担责任，“因为予所执行之政策，均为予所提议或赞同之政策，至于成败得失则此时尚非定论之时。”王最后表示：“如果国家利益需要予辞职，予决不多留一日”（注：《王世杰日记》，1946年3月8日。）。其实，3月6日晚王世杰已向蒋提出辞职，但“蒋先生不允”（注：《王世杰日记》，1946年3月6日。）。
外交报告争论的焦点是对苏外交，并形成两派意见，3月8日就此事辩论时，“王正廷、刘文岛、任卓宣等反对中苏协定，邵力子等拥护中苏协定，各抒所见，辩论至深夜一时。”（注：唐纵日记，1946年3月8日，597页。）张群和顾维钧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苏关系的， 张对顾说：“由于美国对我国的半心半意态度”，因而“赞同对莫斯科采取一项稳妥的政策。”顾说：“因为美国的态度经常摇摆不定，其最后决定不是永远可靠的”（注：《顾维钧回忆录》5分册，665页。），亦赞成避免刺激苏联。
对苏外交的辩论，从根本上讲是由东北问题引起的。当中苏条约签订之际，人们普遍认为东北问题已获解决，因此当该条约提交国民参政会通过时，曾有东北籍参政员向签署这一条约的王世杰“呼万岁”，称王为“东北之救星”。然而半年之后，王由“救星”变为责任承担人，这是王所始料不及的。这次辩论的后果是，国民党在对苏外交上，再也不敢有所作为。
3月7日，孙科在二中全会做政协会议报告，自此，二中全会掀起了第二个浪潮。如前所述，政协问题的核心是宪草原则问题，孙科曾表示，政协协议是各党派郑重表决通过的，故不赞成改动宪草原则，但鉴于党内压力，在这次的政协报告中，关于宪草原则中有争议的几个问题，孙科做了含糊的表态。孙说：“国民大会应否为有形之国民大会，立法院对行政院不信任，及地方制度上之省宪等问题，各党派方面虽有表示仍愿维持协商决定之修正原则，但并非认为绝对不能讨论。”（注：《中央日报》1946年3月8日。）可以看出，孙科倾向修改，但持商量的态度。
在接下来的大会发言中，发言者的口气便没有孙科那么客气了，声称：“五权宪法为国父遗教，不容率予变更，‘宪草修改原则’必须设法纠正”，“鉴于三权分立之缺点及多党内阁制之流弊，今后我国应采用五院制、总统制”（注：《中央日报》1946年3月8日。）。谷正纲为宪草问题在中常会上已经有过一次“流泪”，这一回谷正纲再次“慷慨陈词，垂泣而道”（注：唐纵日记，1946年3月7日，597页。）， 两次“垂泣”，看来谷正纲的情绪相当激动。
在当日大会上，萧铮就国共达成秘密谅解，允许中共和民盟获得国大1／4的代表名额，从而在国大拥有否决权一事提出质询，对此，孙科表示不能答复。参加政协国大小组的国民党代表是张厉生和吴铁城，“张厉生起而答复，情辞闪烁；吴铁城补充说明，承认有此谅解，但又推到总裁身上”，最后由邵力子出面对此事做了说明（注：唐纵日记，1946年3月7日，597页。）。国民党对整个政协会议都是不满的， 因此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质询，同时把这种不满情绪发泄到国民党的几位政协代表身上，张嘉璈在当天日记中记载：大会发言中，“纷纷攻击国民党交涉失败，中共不守信用，且有主张惩处国民党出席政协会议代表者。”（注：张嘉璈日记，1946年3月7日，679页。）
政协宪草原则中“省得制定省宪”的条款，为中共提出，意图是以此保障解放区的地位（注：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636页。），当国民党明白过来后， 对此条款大为不满，一再强调根据《建国大纲》的规定，省不是自治单位。挟二中全会的声势，《中央日报》于3月14日发表社论， 表示：“我们的宪法断断不该化一个中国为多数外国！因此我们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联省自治论。我们的宪法如果采取中国共产党的联省自治论，我们敢百分之百的断定，宪法颁行之日，就是中国解散之时。”
国民党对政协的不满也包括对党内决策层的不满，政协协议牵涉国民党训政大权旁落，如此重大的问题，事前并未经国民党中央讨论，因此二中全会上有人指责道：“这次政治协商，本党中央并未作任何决策，本党八个代表，也没有一个共同的方案。某些代表不惜牺牲本党的立场以谋与共产党达成妥协，藉此维持其既得的权位。此种‘走私’勾当，再不能继续发展下去了”（注：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73页。程为国民党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参加了二中全会。）。
总括来看，二中全会对政协会议的不满是多方面的，但在宪草原则问题上意见基本一致，没有像在中苏条约问题上那样出现两派意见，这样，更改政协宪草原则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中全会的第三个浪潮是关于东北问题的辩论。东北问题涉及对中共的政治情绪，对苏联的民族情绪，同时又是派系矛盾的集中点（熊式辉、张嘉璈均为政学系），由于几种矛盾交汇在一起，因此，东北问题的辩论形成二中全会最为火爆的场面。
张嘉璈在全会之始便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在3月1日日记中写道：“晨九时，二中全会开幕，于是东北问题自中苏纠缠，美国空言仗义，中共无理要求，国家主义派之反苏反共，将进而入于党内政争。完全表露弱国外交无不引起国内政潮，而友邦之仗义执言，不特不能帮助解决，且增加弱国之进退两难。东北本案，益趋黑暗矣。”（注：张嘉璈日记，1946年3月1日，675页。）在这里， 张嘉璈表达了两个意思：其一，东北问题是几种矛盾的交汇点，必将在二中全会上引起政潮；其二，美国在东北问题上的仗义执言，鼓舞了一些人的反苏情绪，但美国只是“空言仗义”，其结果只能使弱国外交进退两难。在美国问题上，张嘉璈的头脑是清醒的，3月10日， 张在与顾维钧磋商东北问题时，顾也认为：“美国的诺言是不能永远信赖的。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本身也无底数。”（注：《顾维钧回忆录》5分册，664页。）总之，基于上述判断， 张嘉璈认为东北问题的前景将是“益趋黑暗”。
东北问题报告本应由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做，但熊未出席二中全会，于是改由张嘉璈做东北经济报告，军令部次长刘斐做东北军事报告。鉴于二中全会开幕后的局面，蒋介石深知东北问题将是一个最难对付的问题，一度试图取消东北报告。张嘉璈日记3月6日载：“晚蒋主席约晚饭，商议余应否作东北报告。岳军主张不必报告，主席亦同意。”（注：张嘉璈日记，1946年3月6日，678页。）显然，张群和蒋试图将东北问题绕过二中全会，其用心可谓良苦。然而东北问题此刻适为各种矛盾的焦点，蒋介石的主张不可能被接受。3月12日，齐世英等一批东北籍委员找到张嘉璈，强烈表示：“反对熊主任已达表面化之程度，原拟俟熊到会予以难堪，今熊未来出席，但非大会报告不可。”（注：张嘉璈日记，1946年3月12日，683页。）这样，东北问题是绕不过去了。
3月14日，刘斐与张嘉璈在二中全会先后做东北军事、 经济报告，一台闹剧也随之开场。张嘉璈日记载：“报告时，即有请愿团在场外叫喊。主席团推陈诚、陈立夫两委员出去应付。余报告毕时，陈诚上台报告请愿团对于东北问题之要求，以及对熊主任之种种攻击。其中有熊曾由长春运出行李一百五十件……显示对人作用，且为有组织之动作。”（注：张嘉璈日记，1946年3月14日，685页。）王世杰也在翌日日记中写道：“日昨外间有人向二中全会请愿罢免熊式辉，亦为党中一部分人所指使。此种作法显示党中纪律之恶化。”（注：《王世杰日记》，1946年3月15日。）
顾维钧是六大中执委，顾于3月9日回到重庆，10日起参加二中全会，并为东北问题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据顾记载，刘斐、张嘉璈报告之后，审查委员会随即开会，“出现一场对熊式辉的猛烈攻击”，同时也攻击了张嘉璈。对东北问题的主要意见有以下几点：在对苏谈判中，谈判人员不是过于骄傲自大，就是过分恭顺自卑；遇事未与东北老一辈人士磋商；压制东北国民党与三青团的活动；中苏条约没有意义；应将中共在东北活动的责任正式诿诸苏联政府。发言者主要是一批元老，有钮永建、于学忠、沈鸿烈、张继、孙越崎等（注：《顾维钧回忆录》5分册，666—667页。）。
3月15日，审查委员会形成了向二中全会大会提交的报告， 据张嘉璈记载，其中有这样几条决议：“东北问题审查会，决议应撤换熊主任，取消政务、经济两委员会，停止地方交涉。一篇对人攻击，对事高调而已。”（注：张嘉璈日记，1946年3月15日，687页。）停止地方交涉，是指经济合作谈判不在东北进行，改在重庆。
综观二中全会在三个问题上的争论，对中苏条约主要是情绪的发泄，由于对苏无牌可打，故不能作出实质性决议；对政协宪草原则问题，党内意见较为统一，又有维护国父遗教的名义，因此，国民党更改政协宪草原则的局面已经形成；东北问题主要表现为对熊式辉的个人攻击，其实，东北问题的全部症结在于两个不能谈判（既不能与中共谈判又不能与苏军谈判），因此熊式辉必然无所作为，对熊不满，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蒋介石的束手无策不满。
二中全会关于政协宪草原则和东北问题的争论，其政治后果在于：堵死了政治上的回旋余地，国民党已不能通过自身的政策调整，来化解国共之间的这场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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