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骑兵的诞生及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秦论文,骑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骑兵以其高度的机动性和攻击性在中外战争史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骑兵出现，大大改变了战争的形态，不仅加速了战争的进程，扩大了战场的范围，而且使以往的战略、战术以及后勤保障都发生了重大变革。从世界范围看，“骑兵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是各国军队的主要兵种。”（注：恩格斯：《骑兵》，《马恩全集》第十四册。）
骑兵的出现和完善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中国自古盛产马匹，但先秦时期马匹主要用于驾车，而不是骑乘。从事战争的主要是马拉的战车，因而战车的多寡就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标准，如“百乘之家”、“千乘之国”、“万乘之王”。关于骑马的起源，学界向来有“先驾后骑”和“骑先于驾”两种不同的观点。孔颖达说：“古人不骑马，故经但记正典，无言骑者；今言骑周末时礼”（注：孔颖达：《礼记·曲礼》疏。）。他还说：“古者服牛乘马，马以驾不单骑也。至六国之时，始有单骑，苏秦所云车千乘马万匹也”（注：孔颖达：《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正义。）主张“先驾后骑”。而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对《诗·大雅·緜》：“古公亶父，来朝走马”进行一番研究后说：“古者马以驾车，不可言走，曰走者，单骑之称。古公之国邻戎翟，其俗尚有相同者，然则骑射之法，不始于赵武灵王也。”还有人引《韩非子·十过》：秦穆公送重耳“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来证明“骑先于驾”。《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左师展将以昭公乘马而归”，是另一条明证。今人于省吾对甲骨文进行研究后指出，早在殷代，骑马与骑射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已经流行（注：于省吾：《商代的交通和駅传制度》，载《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第二期。）。笔者认为，先秦时期中原各国的主要作战方式是车战，军队的主体是车兵，但周边的戎、狄等族都是以骑射为主，受其影响中原地区出现骑马或骑射是完全可能的。这只能认为是个别现象，不能认为是骑兵的出现。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乘骑之马比驾车之马更难以调教，骑马比驾车更需要技术；二是华夏各族的服装是宽袍大袖，骑马很不方便。所以骑马不过是一时之计。如春秋时，晋大夫子旃以良马二，供他的叔父与兄弟做单骑，救了他俩。据《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述，郑大夫子产听说诸大夫想杀公孙黑，忙从外地乘单骑而归，鲁大夫左师展也想乘单骑从齐回国。当时改装骑马还不是普遍现象，故而在甲骨文中骑马之骑字作
，即今“奇”字，即是骑马之“骑”，又是奇异之“奇”。后来骑马的人多了，成为普遍现象，“奇”字之旁加马成为“骑”。段玉裁为《说文》注“骑”谓：“古有单骑而不用之行军，至赵武灵王始以骑射习战耳”。春秋时期士大夫必须掌握的“六艺”中有“御”，即驾车而没有骑，也可证明骑术在当时并不普遍。记载春秋时代战争的史籍和兵书，如《春秋》、《左传》、《国语》、《孙子兵法》和《司马法》中，竟未发现一个骑字，也说明当时骑也并不普遍更没用于战争。
恩格斯说，骑兵的出现是：“马匹用于骑乘和军队编有骑马的部队。”（注：恩格斯：《骑兵》，《马恩全集》第十四册。）以此来衡量，中国骑兵的出现，最早见于记载的是战国初年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战国初年，赵国的武力虽不算弱，但是在同邻近的中山、林胡、楼烦的作战中，却屡屡败绩。这些居住在北方草原、山地地带的游牧部落，擅长骑射奔袭，惯于攻掠。对毗邻的燕、赵、秦常常构成威胁。中原各国的战车，根本无法与轻捷的骑士相比。所以处处被动挨打。为了争取主动，越武灵王下定决心要改变传统的战车，变服骑射，组建骑兵。赵武灵王十九年（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冲破保守派大臣的层层反对， 改胡服、“招骑射”（注：《战国策·赵策二》。）。并在公元前305年，“破原阳以为骑邑”（注：《史记·赵世家》。），作为骑兵训练与驻屯之所。胡服骑射的结果，很快在战争中得以体现。几年中，赵国“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灭中山”（注：《史记·赵世家》。）。赵国几乎称霸北方。
赵武灵王改革的主要阻力来自“胡服”，而不在“骑射”。反对派认为“胡服”是“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赵武灵王坚决主张：“夫服者，所以便用；礼者，所以便事也”。“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随时制法，因事制礼”，“故礼不必一道，而便国不必古”，并阐明“变服骑射”的本旨在于富国强兵，“胡服之功未可知也”（注：《史记·赵世家》。）。这场争论一方面反映了战国初期革新思想与保守思想的较量，另一方面反映了赵武灵王长远的政治眼光，他已经看到了组建骑兵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随后各国也都先后组建了骑兵。依《史记·苏秦列传》：燕“带甲数十万，骑六千匹”；赵“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魏武士七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楚“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在各国中，拥有骑兵最多的是与周边少数民族接触最多的秦、楚、赵三国，各拥有骑兵万余，其次是燕国和魏国，亦分别有三千匹和五千匹。除了骑兵和步兵，战车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骑兵在各兵种中比例都不是很高，高的不到十分之一，低的还不到百分之一。初建的骑兵虽然还很弱小，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战国骑兵的来源，有一部分来自周边少数民族。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始，就使“代相越国主胡，致其兵”。“惠文王二年，主父（赵武灵王）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致其兵”，即召募胡人当兵，主要当骑兵。秦国也有胡兵，《史记·张仪传》说：“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
后蹄间三寻胜者，不可胜数”。这里提到的戎兵，主要是义渠人，《史记·秦本纪》：“秦（惠文王）十一年，县义渠，……义渠君为臣”，义渠兵应当主要是骑兵。他们本来就是骑射的能手。直到汉代，骑兵的主要成分仍是边地的少数民族及世代生长于此地之人。中原人要当骑兵，主要靠“饰车骑，习驰射”。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史书和兵书，如《战国策》、《吴子兵法》、《六韬》、《孙膑兵法》等，不仅屡次提到骑兵，并且对骑战的战法作了详细的论述。战国初期的《墨子》说：“车为龙旗，骑为鸟旗”。对骑兵的选拔，《六韬·武骑篇》云：“选骑士之法，取四十以下，长五尺七寸已上，壮健捷疾，超绝伦等；能驰骑彀射前后左右，周旋进退，越沟堑、登丘陵、冒险阻、绝大泽、驰强敌、乱大众者，名曰武骑之士。不可不厚也”。象这样选拔训练出来的骑士，真可算得上是少而精。还有不少将领能跨马作战，如赵将廉颇虽已年迈，还能“披甲上马”。李牧曰“习射骑”，大败匈奴“十余万骑”（注：秦俑考古工作队：《秦始皇陵二号俑坑钻探试掘简报》，《文物》1978年5期。）。
战国时期骑兵在战斗中经常是与车兵混编在一起，协同作战，称为“轻车锐骑，”或“车骑”，所谓“步不离车，骑不远毂”。成书于战国中期的兵书《六韬·均兵篇》说：“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阵，要强敌，遮走北也。骑者，军之伺侯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战车和骑士配置比例，根据战场所在的地形改变，便于发挥各兵种的优势，以求扬长避短。《六韬·均兵篇》说：在地形平坦处“五车为列，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队间五十步”，在地形险阻之处，“十车为聚，二十车为屯，前后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队间三十六步”，骑士之间的距离比平坦处减少一半。《孙膑兵法·八阵篇》也说：“车骑与战者，分以为三，一在于右，一在于左，一在于后，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因为“易则利车，险则利徒”。应根据敌我车骑比例，选择对我有利的地形，以期克敌制胜。战国时车骑与步卒编组，从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中略见一斑。一号俑坑主要为战车与步兵相间排列的阵势。二号俑坑为步兵、车兵和骑兵的混合排列。步兵居左前方，步兵以下，右侧为战车，左侧基本上为骑兵，中间部分是战车，车后又跟随步兵（注：杜佑：《通典·兵二》。）。在这个庞大的军阵中，各兵种协同作战，步兵迎击敌人，战车担任主攻，骑兵则游徼于前后及两翼，作为策应或追击，一个俑坑就组成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
对于骑兵的作用，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孙膑总结出十条：“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敌虚背；三曰追散乱击；四曰迎敌击后，使乱奔走；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津关，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整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聚，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注：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骑兵作战的原则，《六韬·战骑篇》总结出“十胜九败”，“十胜”为进攻战术，包括进攻的时机和方式。如趁敌阵形未定，阵势不整，士无斗志，敌军溃逃等等。“九败”指九种导致骑兵失败的情况，如腹背受敌，遭敌伏击，陷于不利地形等，主要是避免进入地形不利的地带。
战国时期有关骑兵的战例见于记载的不多，主要原因是骑兵很少单独作战。仅有几例，可以从中看出当时是如何用兵的。《吴子兵法·励士篇》讲，吴起曾以“兼车五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然不得其详。在马陵之战，孙膑用减灶之法诱使庞涓丢下步兵，与其轻锐倍日并行追赶孙膑，孙膑在马陵道设下伏兵，射杀庞涓。这是一次成功的伏击战，突出运用了对步兵有利的地形，一举歼灭车骑的战例。另一战例是长平之战，秦军倦佯装败走，诱使赵军出营追击，被秦国两支骑兵前后截断，粮不得入，不战而恐。秦国取得歼灭赵军四十余万人的重大胜利。
战国时期骑兵的装备，从考古发现的实物来看比较简单。在出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中，有鞍马铜饰和骑马铜人饰，铜马作直立形，四肢挺直，马鬃自然下披，也有直竖的，马头上有辔，马背上有鞯，有鞍。还有一种铜马造型与前一种完全相同，马背上骑铜人（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发掘队：《山东平度东岳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与战国墓》，《考古》1962年10期。）（图一）。这些铜马铜人是我国最早骑兵形象的标本，反映了草原部落的骑兵装备（图二）。中原地区骑兵的装备，最早的发现是山东平度东岳石村战国早期墓中出土的陶马和陶俑。马身上刮削痕迹，用红白两色绘出马具，马头上有辔，胸前有鞅，背上有鞯，尾有鞧，马腹有络带。此马应是骑乘的战马。同墓还出土铜制的剑、戈、镟和矛（注：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石油钢绳厂秦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6年5期。）。 该墓墓主人被认为是入居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这可能反映了北方少数民族骑兵装备与汉族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图四）。1995年，在咸阳塔儿坡战国秦墓中出土两件骑马俑，时间定为战国中晚期，“即秦惠王至秦武王时期”，马的造型笨拙，马头上有朱色绘成辔，马背上无鞍无鞯。也没有发现兵器（注：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图六）。还有一面据传出土于洛阳金村的铜镜，上刻有一骑士与老虎搏斗的图像，马头上有辔，胸前有鞅，骑士披甲戴胄，一手持剑，一手持缰与老虎搏斗（注：秦俑考古工作队：《秦始皇陵二号俑坑钻探试掘简报》，《文物》1978年5期。）（图三）。战国后期的骑兵装备，可以从秦始皇兵马俑得到了解，秦俑二号坑中发现116件骑兵俑，马高1.75、长2.03米，剪鬃、尾巴梳成长辫形，马背上雕有鞍鞯，中是微凹，质地似为皮革，满布排列齐整的小圆钉，涂以红、白、赭、蓝四色，周围有缨络和短带。一条肚带勒过马肚左侧以参扣扣锁。马臀勒以后革鞧唯无前鞧，马头上有衔辔。骑兵俑头戴圆形介帻，身穿紧腰短袍，外披齐腰铠甲，肩无披膊，袍袖很窄，胫着护腿，足登皮靴。这身装束便于骑射。有的骑俑身旁还发现有刃部锋利的残铜剑，还有铜弩和残木弓（注：J.Ott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1973、伦敦）（图五）。从以上几个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考古发现来看，先秦骑兵的装备变化不大，并且不是很适合骑兵使用。
图一 铜马形饰和铜人
1－5.铜马形饰 6.铜人（采自《鄂尔多斯式铜器》）
图二 西伯利亚出土的铜马饰和铜人
（采自《鄂尔多斯式铜器》）
图三 传出圩洛阳金村的铜镜上的骑马像
图四 山东平度东岳石村出土的战国陶马俑
1.俑（M16：52A） 2.马俑（M16：54）
图五 秦俑二号坑T12马和马具
图六 咸阳出土的陶骑马俑（28057：5）
根据文献记载，先秦马具十分复杂，如《左传》中提到马具就有镳、衔、辔、勒、辔鞍、靷、鞦、靳、鞅、韅等。《吴子兵法》也说：“车骑之具，鞍勒衔辔，必令完坚”。但从出土文物看，并没有如此完备。骑马时必不可少的马鞍，也是时有时无。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很早就使用马鞍。据考古发掘，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墓发现最原始（前4－5世纪）的马鞍，它由两个大皮枕组成，用狭长的木架固定，为木制鞍弓的前驱（注：《周礼·考工记上》。），但中原地区的马鞍，很长时间一直是皮鞍，鞍和鞯很难区分。《说文》释“鞍”：“马鞁具也，从革从安”，释“鞯”：“马鞁具也，从革荐声”。《盐铁论·散不足篇》说：“古者庶人贱骑绳控，革鞮皮舄而已。及其后，革鞍釐成，铁镳不饰”。到东汉中原才出现木制马鞍，最早发现的是武威磨嘴子汉代木马，马背上有木制中间下凹的马鞍，上覆一层织物组成的鞍鞯。马鞍的固定也不很牢固，鞍、鞦、韅都不完整。适宜骑兵使用的兵器也不多。骑战与车战最大的不同在于骑兵的冲击力更强，并且可以发起多次冲击，即多个回合。所以骑兵适宜的兵器主要是冲击力较强的弓箭和刀枪。据《史记·匈奴列传》擅长骑射的匈奴人“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鋌”。《索隐》引《埤蒼》：“鋋，小矛也，铁矜”，即刀、矛。而中原各国骑兵基本上沿用车战的兵器，以戈、戟、矛、剑为主。铜质居多，铁质较少。适合骑兵使用的刀尚未出现。骑兵多用剑，虽然剑的形制有所改进，剑身加长，刀部加宽，更利于劈砍，但总不及长刀之适合于马上使用。战国时期远射兵器除了弓，还有弩。弩分为臂张弩、蹶张弩和连弩车。只有臂张弩一个人用手臂可以张开，骑兵可以使用。其它弩都不适合骑兵使用。总之，战国时期适合骑兵使用的兵器不多，制约着骑兵的发展壮大，未能使骑兵摆脱对战车的依附。还有人认为当时骑兵很可能是骑兵步战，即行军时跨马，作战时下马，变成步兵参战。
另一方面，推动骑兵发展的内部动力此时还不是很大。我们知道武器和战术的发展通常是由战争的实力相当的敌我双方共同完成的，一方在某些方面的优势迫使另一方迅速赶上并超过对方，如此互相推动军事技术向前发展。如果一方实力弱小，即使军事技术上略占上风，但不能形成对峙之势，其优势也就微不足道。先秦时期周边的游牧民族尚处在孤散势弱的状态，他们对中原各国的威胁不是很大。《左传·昭公四年》（公元前538年），司马侯对晋平公说：“冀之北土，马之所生， 无兴国焉”。《史记·匈奴列传》说：“（他们）各分散溪谷，各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中原各国对他们采取攻守结合的策略。在进行有效的军事打击之后，修筑长城，据险防守，以求得短时的安宁。燕、赵、秦等国都在北边境修筑长城，以阻止胡人南侵，这种作法一直沿续到秦统一。其次，战国时期的战争虽然频繁，但绝大多数是发生在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各国的军事技术和装备大体上处于同样水平，在某些方面一些诸侯国还占据优势。如金属工具方面，“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注：《周礼·考工记上》。），都是很著名的。在军事上，战国时期，秦国的兵马最强，韩国的弓弩刀剑最利，“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韩国之剑戟“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注：《荀子·议兵》。）”。“宛钜铁釶，惨如蜂虿”(22)，说明楚国生铁锻造技术也很先进。但是这些优势均不足以影响到战争的形态。战争主要是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较量，只有全面提高综合国力，才能战胜对手，而不仅仅靠提高军事装备水平和军事技术。在这种背景下，大力发展骑兵的必要性并不突出。
到了汉代，这一状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北方的少数民族已被强大的匈奴统一起来。他们对中原地区的威胁比先秦时大得多。汉初中原的军事势力远不能与匈奴相比。正是受到巨大挑战，汉朝不得不大力发展骑兵，以缩小与匈奴的差距，以期形成抗衡之势，直到将其战胜。所以，汉代是骑兵发展的黄金时代，先秦时期只是骑兵的草创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