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化和国际关系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几个世纪以来，现代化以科学技术为推动力，实现了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转换，使工业文明渗透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另一方面它也不仅仅是一种工业化、全球化的自然演变过程；在当代，它是世界各国自觉追求的战略目标和高尚理想，成为全人类主观能动性、历史创造精神的伟大体现。（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7页。）现代化既然是世界性的社会转型，它所带来的必然是一个现代世界体系。世界的现代化发展制约和规定着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走向。为了把握所研究的关系，有必要先确定建立相互关系的每一个体在整体结构中的位置。国际关系的研究同样也是如此。只有对参与国际事务的各国进行比较客观的角色定位，才能使我们比较理性地把握一国与另一国之间的关系特征，才能从千头万绪的国际关系中理出一条比较清晰的线索。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只有按照现代化发展阶段与范围的时空概念，才能比较准确地对我们所研究的国家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定位。本文试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思考：
一、现代化与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
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是：主权国家为其重要的主体，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主权形式上平等的国际政治体系。
主权国家（民族国家）的形成，在欧洲起源于15—16世纪的领土兼并战争和强大政治中心的建立，出现了若干主宰世界事务的大国；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等地则起源于欧洲列强的殖民瓜分、压迫所激发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及其实践：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果出现了一大批新兴的民族国家，从而奠定了当代国际关系的主体。从表面上看，主权民族国家的形成有赖于政治运动和政治革命，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两者都归因于近现代商业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归因于现代生产方式向全球的扩张。对先进民族来说，现代生产方式的扩张，需要国家暴力的支持和保障；对于落后民族来说，维护自己的生存权，特别是通过引进现代生产方式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同样需要国家暴力的支持和保障。全球性经济联系及分工体系的建立，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国际竞争，参与竞争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必然要求国家暴力的支持和保护，从属于一个个独立的主权民族国家。它们之间的剧烈竞争，促使它们把民族国家的利益和权力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逻辑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可以这样说，只要国际分工体系和世界市场的继续存在，主权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舞台的主角。
但是，随着市场化和工业化的发展，随着现代化在全球范围的不断扩展，以主权国家为唯一行为主体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正在受到日益严重的挑战。如果说，在前4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跨越国界， 谋求国际统一”的运动仅仅表现为如天主教秩序的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等意识形态的诉求；那么，今天，首先是由于持续了半个世纪的信息技术革命使信息存在形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互联网世界中，国家疆界被严重侵蚀；其次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活动，尤其是资本的大规模跨境运动，在民族主权的旁边，树起了一个同国家权威分享资源的新权威；第三是区域性（跨国）或全球性（跨区域）国际组织、集团为协调国际经济关系和建立国际市场秩序，要求从独立国家那里获得主权让渡，从而对国家权威构成制约因素，国与国的双边关系开始向双边与多边关系交叉共存的状况转变；最后，除了跨国公司、国际组织以外，拥有绝对竞争优势的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完成了民族国家的重建（其特征是民族主义消退，欧洲的一体化是最突出的的例子），（注：张剑荆：《一场新的反体系运动》，载1999年6月18日《中国经济时报》。 ）使其得以利用其拥有的技术、资本、军事优势，取代国际组织，在全球积极推行新战略，谋求摆脱主权国家至上的原则约束。
二、现代化与国际局势：战争与和平
生存与发展是硬道理。在现代社会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存取决于其发展的速度和程度。为了生存与发展，决策者必然选择各种有利于其生存和发展的方式。战争与和平，通常被认为是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基本选择，也成为世界局势演变的两大趋势。
在世界历史上，战争就是运用暴力工具的政治。在现代化早期，战争往往成为新兴的革命因素与传统的保守因素进行较量和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但是，实际上，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战争性质远非那么简单。通常人们所理解的革命性战争，既包括拥有先进生产力的现代主义、全球主义势力为扩展新兴因素、整合世界而进行的扫除政治障碍的革命性战争，也包括没有或少有先进生产力的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为争取民族的、阶级的生存权利和要求分享现代化成果而进行反压迫、反剥削的革命性战争。如果说前者为效率而战，那么后者则为公平而战，他们都指向现代社会的大目标。因此，仅仅以是否直接拥有先进生产力来区分战争的性质恐怕难以得出正确结论。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人们通常注意到现代化早期现代新兴力量和传统陈腐力量进行的竞争，而忽视现代化发展到一定时期，处于相同发展阶段或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兴力量之间为保持或获得领先地位而进行的竞争。现代世界的战争，不但曾表现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者为瓜分世界、争夺世界市场资源而进行的非正义战争，而且还大量表现为民族主义者、地区主义者为争夺边界领土、划分势力范围、控制局部市场、资源而形成的武装冲突。只要现代世界仍然处于无政府竞争状态，这种战争的危险随时存在。
今天，随着现代化在全球的拓展，爆发大规模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可能性似乎越益减少。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生产国际化的趋势下，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普遍化，马克思所预见的生产的社会化，达到空前发达的程度。世界日益联成一片，企业之间、国家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相互依存。值得注意的是，过去落后国家对先进国家的“单向依附”开始转变为“双向依存”，使原有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种“俱损俱荣”的状况下，和平成为大多数政治家的理智选择。因此，有理由认为，发展带来了持久和平的可能性，和平与发展成为一对孪生姐妹。
但是，另一方面，现代化世界从空间上划分为中心和边缘地带的状况并没有改变。（注：Ⅰ.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页。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依然处于贫困被剥削的边缘地位。即使有些国家获得一定的技术进步，但其成果终将通过不等价交换而成为发达国家囊中之物。据联合国1999年度《人类发展报告》披露，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富国，拥有全世界86%的国内生产总值、82%的世界出口、68%的外国直接投资和控制世界74%的电话线。同样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最穷国家，在以上各个类别仅各占约1%（注：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http:/ /www.undp. org/hdro/report.html）少数发达国家的剥削，引起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强烈不满，在矛盾激化时，就会发生某些发展中国家组织人员针对发达国家政府企业的恐怖活动和某些发达国家针对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武装打击”之类的暴力冲突。可见，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仍是战争的温床之一。
此外，区域化、全球化潮流对民族国家主权的挑战以及双方矛盾的激化，完全可能演变成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殖民战争。在欧洲一体化的背景下出现的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的持续78天的空袭，实际上是发达国家强制推行的全球一体化对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现代国际关系准则的严重挑战。因此，区域化、全球化意味着近代形成的民族国家体系面临重建的历史性任务，而重建则往往伴随着危机、冲突和战争。少数拥有绝对竞争优势的发达国家形成了集团利益，而绝大多数国家则处在发展过程中，国家主权仍是民族利益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区域化运动肯定会遭遇激烈的抵抗。科索沃危机让我们看到了这种抵抗。在这个时期，将有越来越多的紊乱现象呈现出来，世界和平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发展所引发的变革仍然与战争形影不离。
三、现代化与大国关系暨国际格局
长期以来，由于发达国家一直主导着世界现代化的潮流，因此，几个世纪以来，所谓国际格局总是被大国争霸的过程和结果所左右。列强之间，存在着先发现代化国家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关系。在近现代历史上，欧美列强国家在争夺世界经济政治霸权的过程中，曾经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一种是以英国、法国、美国为代表的，以自由市场为资源配置方法，以民间资本为主要产权形式，以先轻纺工业、后重工业、军事工业为产业阶梯，以多党（民主）宪政为政治保障，逐步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原创型、渐进式道路。一种是以德国、日本、俄国（包括苏联）为代表的，以集中权力为资源配置方法，以国家资本为主要产权形式，以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为产业政策，以一党（军人）专政为政治保障，快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赶超型、跳跃式道路。这两种发展道路的较量，成为20世纪大国争霸的重要背景， 具体地表现为20世纪前半叶先后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后半叶持续不断的冷战。 在此期间，国际格局也随之出现二元对峙的局面。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分工体系和世界市场体系的割裂。由于经济、政治地位的原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基本上被上述的两极对立所左右，在国际格局中处于被动、从属的位置。
尽管后发性优势使德、日、俄等后发国家迅速具备了与英、美等先发国家相抗衡的实力，（注：后发性优势的理论，由著名经济史家A.卡谢克洛提出，强调落后国家可以学习、仿效其他现代化国家的经验、模式，可以直接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而不用承受一开始逐步发展这种技术的代价，因而有更多的选择，甚至可以用比先发国家更快的速度实现现代化。）但是也使它们在较量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德、日法西斯投降而告终，冷战以苏联解体而结束。由于在高科学技术、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总量等领域保持了领先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利用其控制的国际机构、军事力量和经济资源，恢复了在国际社会中的绝对优势和主宰地位，世界似乎显示出一种全球单极化倾向。由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为统一单位的模式（最典型的就是所谓“工业国家七国集团”），代替了十九世纪末列强之间的竞争模式，代替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列强划分势力范围的模式。在市场开放、政府退出干预的“新教义”氛围中，在跨国公司的繁衍发展使大国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形下，西方集团比以往更加一致地使用经济、文化甚至军事手段来对付发展中国家。
但是，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规律表明，资本主义的排他性命题仍然成立。首先，大国间的利益冲突不可能消失，西方国家之间、跨国公司之间以贸易战、兼并、接管等手段进行着竞争，甚至不排除不同的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展开代理人战争，以第三国人民的鲜血作筹码来进行竞争。其次，与全球单极化相抗衡的区域多极化趋势同样无可置疑地存在。欧洲正在结成一个更紧密的经济、政治实体；日本正力图以世界政治大国的面目出现并通过所谓“雁行阵列”成为亚洲的领导者；俄罗斯尽管经济困难，但是它仍依仗手中的战略核武器，力图恢复在前苏联及东欧的影响力。当前，欧元的启动，使欧盟即将成为一个整体来对抗美国。美国的国家战略需要抑制欧洲的崛起，美国竭力发动科索沃战争，不能说与此毫无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际经济的关系实际上是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关系，在现阶段，所谓国际格局的单极化、多极化，归根到底看美国、欧洲、日本之间合作与竞争的此消彼长。
当然，这并不排除发展中国家推动多极化趋势的作用。在东南亚、在拉丁美洲、在阿拉伯地区，发展中国家通过改革和发展，通过多边合作加强区域一体化，力争在国际格局中占居主动的、独立的地位。而中国由于持续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发展，由于香港、澳门的回归与两岸经贸往来所促成的祖国统一前景，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大大加强，应该也可能在未来的多极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发展中国家能否正确利用自己的后发性优势努力赶超发达国家，将关系到世界多极化的前景。
四、现代化与当代世界的矛盾
如前所说，现代化把世界分成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在当代世界范围内的集中反映。在现代化历史上，这对矛盾既表现为侵略、压迫国和被侵略、被压迫国关系，宗主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关系，先进富裕国和落后贫穷国关系，又表现为典范、榜样国和学习、模仿国关系，保护、援助国和被保护、被援助国关系。
由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之初几乎无例外地被发达国家强行纳入世界市场和分工体系之中，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平等境地，而且由于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因素更多地来自移植和模仿，导致其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传统与现代并存的二元结构（注：经济上的二元结构，即所谓“二元经济”，最早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A.刘易斯在《二元经济论》中提出，其基本观点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内部，新的现代经济成分犹如孤岛，处于大量保存的旧的传统经济成分的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这种新旧经济成分的对立和并存，通常不是同一文化体系内部新陈代谢的产物，而是外来异质文化引进、移植的结果。因此，新经济成分由于缺乏坚实的本土文化的根基，而本土文化背景下的经济结构始终难以得到改造，完成现代性转换。）因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要实现工业化必须接受以科学为标志的西方文明，那就意味着可能丧失自我；如果拒绝接受西方文明，也就很难享受科学文明给世界带来的益处，从而永远陷于依附状态。学习发达国家，成为多数发展中国家无奈的选择，它们需要发达国家提供的技术、资金来完成工业化的任务。发达国家也需要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新兴市场和产业转移机会。问题是，发达国家在援助、示范的同时，强化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限制，甚至欺负。双方控制与反控制、霸权与反霸权半争将会长期持续下去。实力处于劣势的发展中国家，要防范、拒斥发达国家的控制和霸权图谋，必须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是当代世界矛盾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理说，发展中国家处于现代化发展的同一阶段，在处理南北关系中，具有相同的利益和目标，拥有共同的语言和立场。但是，历史和现实、内部与外部的种种原因，使发展中国家之间同样存在着各种矛盾，甚至常常导致冲突或局部战争。从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既是反抗殖民统治、反对大国霸权、反对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战友与同志，发展民族经济文化、增强国力和实现现代化的合作伙伴与兄弟；又曾因依附于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或继承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遗产而交恶结仇，因追求狭隘的民族经济利益、政治安全和军事实力而猜疑防范，成为竞争的对手、冲突的敌人。
争取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的主要原因是：
首先，在当代国际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各有自己的联系世界市场和分工体系的传统。它们往往按照不同比较利益参与不同的横向分工，为了弥补经济发展的资本、技术的短缺，它们选择那些更有利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集团，通常是首选发达国家和比较发达的国家建立联系，并因此选择了不同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取向。
在冷战时代，这一现象特别明显。在政治上，发展中国家可以高举“不结盟运动”的旗帜。但是在经济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了获得工业化必需的资金、技术乃至于安全保障，不得不把自己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或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联系起来。加入西方体系的国家，在工业化道路方面，基本选择了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而加入东方体系的国家，则选择了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尽管，选择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进口替代的内向型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议会民主体制和军人集权体制之别，（注：戴羿：《欠发达国家比较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第82页。）但是，它们在政治和安全事务中基本上追随西方，为获得西方大国的军事保护伞，有的甚至实行“反共”政策，并且和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处在相互敌视的位置。
在后冷战时代，发展中国家总的来说加强了它们之间的互补性。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出产单一，经济多样化程度低，外汇资金和技术水平十分有限，其进出口结构雷同，双边贸易范围狭小。相比之下，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却要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只有发达国家可以提供它们所稀缺的资金、技术和机器设备。因此，越是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越容易因互补性不足而疏远，因竞争性过强而不和；倒是那些具有产业梯度的国家或地区，有可能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其次，在当代国际体系下，发展中国家都把民族国家利益的获得与扩大，建立在同一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基础上，这就是它们都同样地因袭现代化国家走过的道路，力图通过无限利用土地（海洋）、能源、人力和自然资源，不断扩大生产、扩大市场以求得最大效益。而土地、能源等自然资源的相对有限性，必然使它们对蕴藏有各种资源特别是石油资源的陆地和海洋及其港口、战略要地、拥有通道进行不遗余力的争夺。对那些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相似的发展阶段所导致的相似的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更容易使有限的国际资源和国际商品劳务市场和货币资本市场成为双方的必争之地。
问题是世界正在向知识经济时代迈进，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浪潮，对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发展中国家的出路在于，第一必须突破传统的、以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片面追求GNP的经济增长方式，创造一条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的、经济、 环境、社会三者协调、持续发展的新路。第二必须在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合作与交流氛围中，学习和树立一种开放的、理性的民族自尊与自信，并把这种合作与交流引向构建一种既尊重民族国家利益、又符合全球化潮流的国际关系新机制。惟其如此，发展中国家才能谱写出“南南合作”的新篇章，人类才能最终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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