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对制造业的影响——中西部地区赶超的机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危机论文,制造业论文,中西部地区论文,机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展而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实体经济层面。随着金融危机的来临，美国依靠举债而维持的高消费模式走到了尽头，严重的流动性短缺导致长期存在的产业弊端充分暴露，传统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大规模的失业和减薪造成消费萎缩，不仅使美国国内的企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也大幅度减少了进口。当金融危机影响到欧洲和日本等庞大经济体时，中国外向型企业的订货急剧减少，一大批企业停业甚至倒闭。由于这类企业雇用的主要是没有当地户口的农民工，因此在企业遭遇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农民工首当其冲，许多人已经失去工作，或者回到农村寻找就业门路，或者陷入就业不足甚至失业状态。
在解释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周期如何产生时，大多数研究都是在金融体系和信用制度内寻找原因。而且，既然危机通常是从某一个特定国家开始爆发，继而通过金融链条或者产业链条波及到其他国家乃至全球经济，所以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都可以宣称危机是来自外部的冲击。但是，无论是从经济史还是从本次危机的现实来看，危机所施加的影响，在不同的国家、地区、产业、企业往往都不尽相同，所以我们应该说，即便危机是来自外部的冲击，但受危机冲击的大小总是与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与特定产业所处的地位，以及与企业选择的技术结构和经营方式有关。例如，迄今为止观察到的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把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相比，把高科技产业与一般制造业相比，把主要依靠内需的产业和企业与主要依靠外需的产业和企业相比，把中西部地区与高度外向型的沿海地区相比，比较的每一对之中，前一类型遭受的冲击都明显小得多。
如果我们从经济增长方式的角度来观察，上述事实就意味着，对于中国一部分地区、一些产业和一批企业来说，既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尽头，尽管冲击是外部传输进来的，但是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在外部因素的冲击下，不仅早已存在的问题得以暴露，产生这些问题的增长方式也不再能够延续。由于在率先发展的东部沿海地区，代表着传统增长方式的企业在金融危机中首当其冲，尽管这也不意味着中西部地区可以因起步晚、发展水平低而心存侥幸，但是经济危机时期往往是创造性毁灭的时机，越是那些产业发展接近一张白纸的地区，越是具有新的生产要素组合机会，并利用经济低潮时期的廉价要素，建立一个更加符合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更加具有可持续性的产业体系，实现对发达地区的赶超。①
二、“创造性毁灭”与增长方式转变
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影响因地区、产业和企业而不同的观察，与熊彼特的判断是相吻合的。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并不是一个平滑的过程，而是一个跳跃式、伴随上升与下降的过程。也就是说，经济周期是内生于经济发展中的。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发展是由企业创造新消费品、新生产方法或运输方法、新市场，以及新产业组织的形式等一系列创新活动所推动的（熊彼特，2007，第146页）。但是这样的创新，并不是按照等距离的时间间隔发生的，而是成群成批地蜂拥而至。通过创新首先形成一批与老企业并驾齐驱的新企业，后者进而以竞争的方式试图消灭老企业，并造成诸多发展条件的改变，需要特殊的并且常常表现为经济周期的适应过程，从而构成了所谓的“创造性毁灭”。在最早创新的企业获得成功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新企业起而模仿，把整个经济推入繁荣期。由于后起的创新企业越来越不具备创新的条件，以及老企业以守旧的方式所进行的竞争，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和随后的萧条（熊彼特，1990，第六章）。无论我们是否同意熊彼特关于经济周期形成原因的分析，他把经济周期看作是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替代过时经济增长方式的手段的认识，是值得高度重视的。
熊彼特所列举的各种企业创新活动，固然可以根据时代的变化补充许多新的内容和形式，但是更重要的则是所有这些内容所反映的内涵——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在经济增长诸多源泉中，全要素生产率所贡献的份额越来越大。从经济史上看，无论是早期的工业化国家，还是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在进入以劳动力短缺从而资本报酬递减成为标志性特征的新古典经济增长阶段后，之所以保持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归根结底在于实现了从依靠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向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没有实现这个增长方式转变的前苏联经济，则是一个反面的典型事例（吴敬琏，2005; Young,1992; Krugman,1994）。
由于经济改革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长期保持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要素禀赋特征，而且参与经济全球化也为劳动密集型产品找到了似乎用之不竭的市场，中国得以在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提高的增长方式下，实现了高速经济发展。然而，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日益被吸纳，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走到其尽头（蔡昉，2008）。但是，虽然很久以来对于中国经济就具有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规律性要求，却缺乏足够的动力主动地进行创造性毁灭，或者说没有能力承受这种“毁灭”，使得这种转变迟迟不能主动进行。此外，由于中国地域的广阔性，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地区具有十分不同的资源禀赋特征，特别是由于财政分权和分享制度改革形成的地区间竞争性发展特点（Jin et al.,2005），向更具有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以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技术构成的提高为具体表现形式，就通过另一些地区的跨越式发展进行。也就是说，后起地区以蛙跳式的发展，直接进入更高一级的产业结构，以替代早期发展地区在产业攀升上的踽踽独行。
我们以图1来说明这个特殊的产业升级方式。从前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角度，更具体地说，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可以看到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时间性阶段，分别表现为相继形成的三个制造业发展区域。② 珠江三角洲地区以来料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发达程度提高后却升级缓慢，以至更高的产业结构直接形成于后起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一起步就以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为主。而在这个区域仍在发展的同时，第三轮即以装备业为主的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产业结构也起于第三类地区，例如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为代表的地区。那么，为什么中国具有竞争优势的制造业产业结构变化，或者更一般地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没有遵循一个在区域分布上更加一体化的、在时间分布上更加平滑的路径呢？
图1 区域间蛙跳式的增长方式演变
1.中国在改革期间经济发展所具有的区域差异性，造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后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了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包括建立经济特区、确立沿海开放城市和实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等政策，以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制定沿江、沿边开放城市政策，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以及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等政策，以推动和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因此，改革开放3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所具有的鲜明区域特征，一方面，通过区域经济发展自身的规律性和历史因素，另一方面，通过上述地区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即使并不具有完全可比的性质），形成每个时期的区域发展格局，并且构成了随后发生的任何变化的选择起点和选择空间。
2.在改革和发展中政府所起作用的中国特色，或多或少固化了已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作为一种“求发展的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介入程度过深，不仅人为压低土地等资源价格，雄心勃勃地规划地区产业结构，常常还像企业家一样直接参与谈项目和引投资等活动。由于政府与地区经济活动关系过于密切，而且在财政上对某些成规模的产业和大型企业产生依赖性，以至政策被产业和企业的既得利益所俘获，一系列补贴、优惠、垄断地位及至其他保护和制度租金源源不断地流向产业和企业，甚至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迟迟不能得到矫正，企业无法正确地判断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变化，以至期望的创新活动为寻租所代替，过时的经济增长方式积重难返。
3.特定制造业集中发展地区所拥有的集群特点，使其实行产业升级的成本相对高。区位规模经济在中国制造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集中在同一个地区，覆盖了上下游相关产业，使得物流和运输成本大幅度降低，通过市场分享、产品配套和知识外溢等形成聚集效应，是中国制造业具有竞争力的重要原因（吉尔等，2008，第10—11页和第222页）。然而，也正因为如此，需要或多或少打破既有产业格局的增长方式转变，面对着更高的成本。
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冲击及其差异性，不仅表明这种增长方式转变的紧迫性，还直接施加了一种强制力量，预计以优胜劣汰的方式进行重构。在这个时刻，危机与机遇同时存在，也就是说，经济危机的冲击性表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性，而经济下滑时期的区域经济重组则给中西部地区提供了机遇。因此，不仅需要应对冲击的短期对策，更需要进行根本性的调整，核心则是增长方式的转变。
三、区域间产业转移的雁阵模式
雁阵模式（Flying Geese Model）是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Akamatsu）最早提出，起初用来描述日本作为一个后起经济，如何借助动态比较优势变化完成一个“进口——进口替代——出口”的完整赶超过程的理论模型。一方面，这个模型包含了随着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比较优势的相对变化，产业在国家和地区之间转移的本意。另一方面，主要由于另一位具有影响力的日本经济学家大来佐武郎（Okita）的介绍，这个模型被广泛用来解释和理解东亚经济的发展模式，即以日本为领头雁，按照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依次转移到亚洲四小龙、东盟国家以及随后的中国沿海省份。稍后，小岛（Kojima）把出口产业比较优势与对外直接投资相结合，形成了同时解释贸易类型变化与外商直接投资方向的雁阵模式。迄今为止，雁阵模式及其扩展理论模型都着眼于观察国家之间在经济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上的差异，以此解释产业的国际转移。③
但是，由于中国广阔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地区之间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的差异，丝毫不小于国家之间的差异。因此，雁阵模式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各个地区之间产业转移的路径。不过，国家内部地区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毕竟有许多根本性的不同，因此，应用这一理论来分析和预测国内产业转移和承接时，需要把握地区之间存在差异的一些特殊之处。
首先，在中国地区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生产要素价格差异，但是根据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特点，每种要素相对价格的地区差异又不尽相同。由于资源禀赋的核心是人口或劳动力所支配的资本存量与流量，因此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资源禀赋的差异。2007年，经济总量最大省的GDP总值为最小省的91倍，最富裕省份人均GDP为最穷省份的近10倍。从具体的生产要素价格比较来看，由于土地缺乏流动性，在产业大规模在东部沿海地区集中的情况下，土地价格在这些地区不可避免地日益升高，而在中西部地区则保持相对低廉。不过，劳动力要素在一个国家内部的流动性毕竟是要大大高于在国家之间的流动，虽然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仍然存在，由于农村劳动力从中西部向东部地区的大规模转移，劳动力成本差异已经显著缩小了。
这种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地区差异性，作为影响各地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成绩的因素，形成了目前制造业产品出口规模的地区分布特征，即与经济发达程度相一致，从沿海地区向中部地区，再到西部地区的递减格局（图2）。值得指出的是，目前这种产业和外向型程度的分布，已经反映了改革开放中生产要素区域间流动和重组的结果。例如，在沿海地区的外向型经济活动中，就包括了来自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劳动力。但是，在生产要素的流动能力和流动政策存在差异的条件下，迄今为止制造业发展或者说有竞争力的资源配置，仍然主要发生在东部地区。
图2 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地区分布（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国务院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
其次，更重要的是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区具备逐渐改善的投资环境，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潜力。无论是断言还是担忧中国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生产主体的制造业，将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而丧失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论点，都有失观察问题方法上的不足。因为决定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因素，不仅在于劳动力成本，还在于劳动生产率。把两者结合起来则形成一个“单位劳动成本优势”的指标，即相对工资与相对劳动生产率之比（Ark,2008）。该指标的值越小，意味着可以用较低的实际劳动成本生产相同的产品。
在21世纪迄今为止的年份中，中国制造业工资上涨速度与劳动生产率上涨速度几乎相同。根据可获得的数据估算，2000～2006年制造业工资年平均增长率为11.2％，而2000～2007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为10.5％（曲玥等，2009）。与此同时，三类地区在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两个指标上的表现不尽相同，形成单位劳动成本优势的新趋势。在2000～2006年期间，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制造业工资提高速度分别为年平均10.9％和9.2％，都高于东部地区的7.8％，但是这两类地区与东部的工资差异仍然存在。同期，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制造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分别为年平均25.1％和19.2％，也高于东部的16.6％，并且绝对水平高于后者。由此导致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单位劳动成本优势，在东部地区总体上继续降低，但是在2004年之后相对稳定下来。同期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这个指标呈现持续下降，并且继续保持低于东部地区的态势（图3）。
图3 三类地区单位劳动成本优势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曲玥等（2009）。
由前面的分析可见，由于中国经济本身所具有的差异性，即在一些地区已经发生了要素禀赋结构巨大变化的同时，其他地区可能仍然具有传统的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雁阵式产业转移完全可以发生在中国地区之间。日本经济、贸易与产业部在把中国看作一个匀质的经济体的前提下，对于中国在东亚的崛起打断了雁阵式的传统产业国际转移链条这个事实，就颇感费解并十分关注。他们看到，通过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中国不仅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获得了比较优势，而且在信息技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上也颇具竞争力（参见Ahearne et al.,2006）。其实，这个事实恰恰证明了这个国内转移模式的可行性。对于先行发展地区来说，适应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提高的动态比较优势变化，实现产业结构向更加技术密集型升级，符合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而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承接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也是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样可以符合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不过，一个需要牢牢记住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产业结构升级并不必然与增长方式转变划等号。
四、增长方式：复制还是转变？
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能否抓住这个产业转移的机遇，成为渐次飞行的大雁而不是消极等待的鸭子，④ 既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也具有特殊的有利条件。在经济处于周期性下滑的时候，按照熊彼特的说法，同时也是一个清理和重组的过程，即清理那些已经过时的增长方式，通过企业的创新重新组合生产要素，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增长方式的转变。通常在经济增长的这个时期，生产要素价格相对便宜，是进行重组的好时机。例如，在经济增长低速时期，劳动者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成本降低，贷款和其他融资成本也下降，一部分厂房和机器设备处于闲置状态，原材料库存量大且价格走低，都降低了创新活动的投入门槛。同时，包括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鼓励性产业政策所创造的政府激励环境，也都处于最有利于要素重组的时期。
通过产业转移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是否体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决定了这个任务能否成为经济发展迈进新阶段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格外需要避免一个传统的误区。在经济发展和结构变化过程中，旨在扩展增长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往往体现在产业结构的提升等现象上面，但是，产业结构升级本身却不必然是增长方式转变。许多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决策者，往往把一些产业结构升级的经验固定化为规律，甚至将此作为任务本身。但是，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条件下，产业结构变化也有可能并不带来从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到生产率提高的经济增长的实质转变，甚至可能强化传统增长方式。
例如，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前苏联和印度，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也有“霍夫曼定律”（Hoffmann coefficient）以及菲尔德曼（Feldman）和马哈拉诺比斯（Mahalanobis）的模型作为理论和经验依据。⑤ 但是，由于在一定的资源禀赋条件下，重工业优先发展违背了比较优势原则，并且由此导致宏观政策环境的扭曲，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分配体制和缺乏效率的微观经营机制，全要素生产率长期没有实质增长，甚至常常为负数，经济增长方式未能实现转变，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最终耗竭（Lin et al.,2003）。类似地，前述产业转移的雁阵模型也是只把生产要素密集度变化作为产业升级的标志，而没有讨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没有增长方式转变或者复制传统增长方式的产业升级，不可避免重蹈重工业优先发展等赶超战略的覆辙。
一个随之而来的悖论是：既然增长方式的转变要体现在产业结构升级中，从操作的层面上，如何能够不讲产业升级而实现增长方式转变？这样提出问题的要害在于，人们仍然以政府高度介入经济发展过程作为出发点，假设政府不仅履行其经济职能，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还直接规划产业结构和设计并争取项目。实际上，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在于，投资者感受到正确的生产要素价格信号，在不受干扰和不受特殊保护的条件下，选择最有利于发挥地区比较优势的生产方向和技术组合。很显然，这里涉及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只有政府不再直接履行投资者和企业家的职能，而着眼于矫正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以及创造公平的政策条件和投资环境，新的投资方向才会按照经济增长可持续的原则，通过企业家的努力实现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相符合。结论是，面对经济危机，中西部地区有难得的赶超机遇，但是能否成功取决于是否在转变增长方式的前提下，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同样的结论适用于东部地区：能否以增长方式转变为内涵实现产业升级，决定了该地区摆脱危机的时间和效果。
注释：
①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发达地区本身，那些具有新型工业化特征、增长方式更加具有可持续性的产业和企业，有更多的机会在危机时期得以生存，或者实现重组和再生。
② 我们这里把产业结构升级看作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具体表现，但是并不意味着现实中的结构升级一定是符合增长方式转变的趋势性或规律性要求的。
③ 关于雁阵模式理论的来龙去脉以及分析运用的历史，请参见Kojima（2000）的详细综述。
④ 这是在一篇关于中国与亚洲新兴国家贸易关系的论文中的表述。参见Ahearne et al.(2006)。
⑤ 这些倡导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理论模型，在蔡昉、张车伟等（2002，第79～80页）和林毅夫等（Lin et al.,2003）的有关章节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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