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视野下的世界秩序：天下、帝国和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论文,帝国论文,中国论文,秩序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00(2008)10-0049-08
一 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天下、帝国和世界
近来，中国思想日益引起国际关系学者的关注，这既是为了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因为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拥有制度性权力来推行它的世界观。虽然著名的西方学者已经断言中国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不太可能挑战国际体系，①但一个关于中国传统政治观念正在激励中国学者和决策者规划中国和世界的未来。许多大中华区的公共知识分子不是简单地提供与“international”、“security”或其他主流国际关系概念相对应的中文词汇，而是提倡用古老的“天下”概念来理解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这种倡导方式其实有悖于中国在国际体系内和平发展的官方政策。
“天下”这个概念引起关注，既因为它是中国两千多年来治理国家和理解自己的关键，也因为对天下作为中国世界秩序模式的讨论在21世纪又再次流行起来。一方面，杰出的海外华人历史学家王赓武选用“天下和帝国”作为他2006年出任哈佛大学蔡氏讲座(Tsai Lecture)教授就任演说的主题；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著名哲学家赵汀阳在2005年4月出版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简称《天下体系》）中描述了一个拥有普世正当性的中国的世界秩序模式。②《天下体系》成为中国的畅销书是因为它赶上了一波有意以中国方式解决世界问题的兴趣浪潮，特别是对如何用传统的天下概念将看似矛盾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普世主义(cosmopolitanism)话语结合起来的兴趣。
虽然中国学者近十年来一直在运用传统概念——包括天下——来解释当前的对内和对外政策，③如赵汀阳使用源自中国的世界乌托邦概念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规范如何影响决策的典型案例，因为他引人注目地把这些讨论从边缘拉到主流地带。因此，“天下”不仅在公共知识分子和国际关系学者圈内成为讨论话题，而且在更广泛的大众文化和国家政策内亦备受关注，并以一种爱国普世主义(patriotic cosmopolitan)的面目出现。一个引起中国知识分子和政策精英兴趣的问题是：中国在世界上应扮演何种角色？通过上述方式，天下体系就成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中国在未来数十年里即将取代美国成为支配世界的超级大国的预言不虚的话，那么中国如何确定世界秩序就十分重要。
为了考察替代性的中国世界观，我们首先要关注赵汀阳关于“无外(all-inclusive)”的天下体系如何通过一个世界制度（该制度根据“大度”的社会原则来包容异己）来解决世界问题的讨论。由于赵汀阳看重的是中国思想的积极面，本文的第一部分着重总结他的论点，第二部分将考察几个因这种对天下体系的罗曼蒂克式的理解所带来的哲学和历史问题，特别是它对待“他者”的方式何以会鼓励异己的“皈依(conversion)”，而不是对异己的征服。本文将总结指出，受天下观冲击最大的不是世界政治，而是中国的国内政治。天下观的力量与其说来自于其理论观点的精到，不如说来自于它在中国广泛的权力话语网络中的战略位置。本文将考察天下概念如何在近来被中国国内的知识分子和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以模糊帝国与全球化、等级制与普世主义概念的边界的方式予以重置。本文有两个目的，一是批判性地描述一个非西方的世界秩序观；二是考察观念如何在中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
二 天下体系
在赵汀阳看来，当前国际政治的问题不是存在像阿富汗这样的“失败国家”，而是存在一个“失败世界”，即一个混乱、失序的世界。虽然许多人把世界的无序状态当做一个政治或经济问题（这可以通过建立更好的政治或经济体系来解决），但赵汀阳辩称，无序世界是一个概念问题，因此，要形成一个有序世界就必须创造新的世界理念，以此引向一种新的世界结构。由于感到西方的概念（特别是那些来自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概念）令我们陷入困境，赵汀阳大胆地提出，只有中国的“天下”概念才能正确地确立世界秩序。在讨论中，他不时转换这个古老而语义模糊的词汇的含义，时而将之解读为“世界”，时而将之理解为“帝国”。不管是世界还是帝国，天下都被说成是一种合法的世界秩序，截然不同于近代西方的帝国主义。因此，天下就是一个乌托邦，是用以解决世界问题的分析性和制度性框架。换言之，天下就是一个可被用于实际的乌托邦。
三 天下：三个互相交织的含义
就其最基本的意义而言，天下是一个地理词汇。从字面上说，“天”是天上、天空，或上面的东西；而“下”是一个排序词，意指下面、更低的，或下级的。因此，天下是指天空下的一切，通常在典籍中用于指代“尘世”和“（华夏）世界”。但赵汀阳指出，除了上述物质的和地理的意义外，天下还包含另外两个重要的规范性(normative)而非描述性(descriptive)含义：“所有人”和一种“世界制度”。④天下的三个含义（地理的、心理的和制度的）在赵汀阳的规范世界中既缺一不可，又互相依赖。赵汀阳将其论点引向更广泛的受众，不仅用于解决政治哲学中的问题，而且用于解决政治科学中的问题。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既统一现实的世界，又统一思想的世界。
（一）天下作为地理意义上的“世界”
赵汀阳辩称，世界的无序状态源自于人类用不正确的观点来看待世界，他以此把世界上的种种问题概念化，并据此制定解决办法。赵汀阳指出，一个基于国家利益的世界秩序会导致冲突（包括战争），我们需要根据一个真正的世界观来思考世界秩序。世界的问题太大，靠一个国家、一个超级大国、一个地区或一个国际组织根本无力解决。与设计一个“国际性”框架这种主流方式背道而驰的是，赵汀阳从老子的《道德经》⑤中找到一段话，告诉我们要“以世界（天下）看（观）世界（天下）”。赵汀阳用这段话指出，天下不仅仅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从真正“无外”的全球视角看待世界问题和世界秩序的方式，这种全球视角要求我们从世界视角去思考(think through)世界，而不是从次级的国家或个人视角来思考(think about)世界。同样，为了确立世界秩序，我们需要根据“世界尺度”而不是国家利益来衡量世界。赵汀阳指出，通过以一种“无立场的眼界(view from everywhere)”，从世界视角去思考这个世界，我们就能“饱满地和完备地”即“无外”地理解各种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因此，世界的统一将导向世界的和平与和谐。
（二）天下作为“所有人”
天下的“无外”本质已经超出了地理范畴。赵汀阳还用它来定义天下的第二层含义，即“所有人”。他强调，一个真正的天下体系之所以在地理和伦理范围内都没有“外部(outside)”，是因为中国的“大度思想”并不拒绝“他者”。⑥在中国“无外”的天下体系中，内外之别，甚至敌友之别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在赵汀阳看来，西方完全以种族差别来划分世界，而中国的思想是以文化上的伦理逻辑来统一世界。天下体系的目标是“化”，即改变自我与他者，通过化“多”为“一”来规范性地使“无序状态”有序化。虽然德国哲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把政治定义为公开区分敌友的实践，但赵汀阳认为，“天下理论是一种‘化敌为友’的理论，它主张的‘化’是要吸引他人而非征服他人”。⑦
对于赵汀阳来说，哲学问题和政治问题就是如何用真正的世界利益来代表天下人的利益。他详细地指出，用民主来代表世界利益不具合法性，其理由如下：第一，民主基于个人愿望，而个人愿望会被选举和调查所操纵。第二，民主制度虽然适用于国内政治，但不（他认为是不能）适用于世界范围。由于赵汀阳认为民主是一种测定人民意愿的“错误”方式，因此他推断说，人民的公意需要由一位精英人物通过对“社会趋势的认真观察”来测定。因此，判断人民之所想的标准不是“自由”而是“秩序”，这也是中国思想的主题之一（比如，治与乱）。赵汀阳提醒我们，天下即是指最大、最高的秩序。
（三）天下作为世界制度
由于天下体系通过秩序来界定，因此赵汀阳指出，这一替代性世界秩序需要通过一个世界制度来建立和维持。由于天下是指最大的秩序，那么它作为世界制度的结构就具备根本的合法性。赵汀阳认为，虽然欧盟和联合国似乎是超国家的区域和世界制度，但它们却受限于基于民族国家的世界观。虽然西方人根据“个体、共同体和民族国家”这三个层次来组织政治生活，但赵汀阳告诉我们，中国的政治思想则以“天下、国家和家庭”这三个层次来看待政治生活。西方世界突出个人和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运作，但天下体系以天下这个最大的层次为起点，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安排政治和社会生活。
总之，赵汀阳告诉我们，世界有严重的政治问题，需要首先从概念上、然后从制度上加以解决。赵汀阳的论点源自中国知识分子常有的一种感觉，即中国的内外道德秩序被威斯特伐利亚世界体系中一直起作用的、自私的（西方的）民族国家的暴力倾向所毁灭。他提出以天下体系作为解决世界问题的一种办法，辩称为了理解世界，我们需要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无立场地思考，并以之有效地与合法地治理世界。天下是一个等级体系，秩序的价值高于自由，伦理的价值高于法律，实行精英治理而不是民主与人权。按字面之意，它是对世界之病开出的一个自上而下（也就是从上天到地下）的处方。《天下体系》一书将传统与现代性混合起来，运用古代典籍，针对非常现代的世界秩序难题提出一个非常现代的解决之道。天下被说成是一个关于“无外”的世界秩序的非常准确而宏大的叙事，可以通过单独一个“没有外部”的、根据“无立场的眼界”来运作的主要制度来解决世界的种种问题。与经常质疑这类宏大叙事的当代哲学辩论不同的是，赵汀阳的论证很像广为人知的理论物理学的各个分支，试图找到一个终极的、能够“解释一切的理论(theory of everything)”。
四 哲学的批评
《天下体系》是一部雄心与暧昧并存的作品。虽然通过探索天下体系的理论可能性赵汀阳的确找到了一个新方向，但他的论点是基于对中国思想中的一些关键内容的不精确解读，这些内容如经更细致的考察则并不支持他的天下观。赵汀阳所谓要从世界去思考世界的论点主要基于他对老子《道德经》第五十四章的解读：“以世界（天下）看（观）世界（天下）”。这句话在该书的每一章中都会被引用数次，但赵汀阳在引用时通常会脱离这句话的上下文。这段话的全文是“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⑧虽然这段话并未强调天下优先于其他行为空间，而且实际上建议我们应从自我出发而不是从世界出发，但赵汀阳把它解读成一个自上而下的等级体系，其中“一个规模更大的层次单位必定存在着比小规模层次单位更多的公共利益”。⑨所以，赵汀阳是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来支撑他关于世界等级秩序的论点，并同样通过轻率地使用其他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文本来支撑他的天下体系。
中国学者对《天下体系》的种种批评大多集中于对上述文献的解读，并指出赵汀阳没有从历史和哲学层面上正确地理解天下概念。⑩虽然赵汀阳向国际受众声称自己代表“中国人的视角”，(11)但中国的批评者经常指出，天下体系仅仅是他个人的视角，而且还充满了错误。天下本身是一个空洞的词汇（它是指除上天以外的一切），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解释和阐述。因此，详述该书中的各种文本错误就会偏离该书的主旨。赵汀阳很清楚自己无意加入关于古代典籍的真实含义的一般性哲学争论，因此，他不在意自己的著作会引发批评，正如我将在结论中所指出的那样，依靠批评性评论是他成功的真正秘诀。赵汀阳的目标是为了探索中国思想解决当代问题的理论可能性从而“超越历史的限制”。(12)正如上文所述，他的天下体系是一个可用于实践的乌托邦。因此，最重要的是应聚焦于天下体系的政治伦理。
五 社会理论
在讨论天下体系的益处时，赵汀阳运用当代社会理论中的自我与他者之关系的概念来比较中西方如何划定分析的边界。他在这里追随伊曼纽尔·莱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和加斯顿·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等思想家，把社会关系与空间看成伦理的和规范的实践。(13)威廉·康诺利(William Connolly)和R·B·J·沃克(R.B.J.Walker)把这种分析模式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之中，（质疑）当国家根据它的身份，将他者作为外在的敌人而排除在自我身份之外时，外交政策如何产生。(14)这些理论家的批判旨在抵制将异己转化为他者的强烈欲望，从而让不同的生活方式并存下去。
赵汀阳最重要的论点是，中国思想和天下体系提供了一种自我与他者之关系的创新型模式，从而不再把异己疏离在外。但细察之下，赵汀阳关于中国和天下是“无外”的论述就遇到了问题。他的论点集中于解释西方如何绝对地排除他者，并通过征服来对付异己。但兹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对欧洲人最初遇到美洲印第安人的分析表明，使用暴力的征服只是对付异己的一种方式，使异己皈依征服者的世界观是另一种帝国暴力征服的技术。(15)换句话说，虽然排除异己肯定是重要的问题，但同样重要的是考察自我与他者之关系如何通过等级的方式起作用，从而将异己包含在内。因此，虽然赵汀阳的无外的天下体系可能没有外部，但以制度为后盾的“自我”会利用绝对的排除和等级式的包含使三个社会群体边缘化：西方、人民和中国边疆的其他民族。
（一）排除“西方”
一个“道德”的中国与一个“不道德”的西方两者之间存在根本和绝对的差别，这是赵汀阳宏大叙事的立论基础。在他看来，这个“不道德”的西方所具有的个人主义思想体系以及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需要加以超越。虽然赵汀阳对分析框架如何设定争论的术语很感兴趣，(16)但他却走到了与汪晖等学者不同的路数上去。汪晖指出，要想理解中国，最根本的就是要质疑这几个绝对的区别。他说：“那么，什么才是中国的问题呢？或者说，用什么方法或语言来分析它们呢……既然改革与保守、西方与中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以及市场与国家计划等二元概念仍然支配着我们的思想……问题就很难被发现。”(17)因此，即便赵汀阳激烈批评西方思想使用绝对的二元概念，他还在使用同样的分析框架——中国与西方——来把“西方”构建成他者，并将之排除出去。(18)在这个意义上，赵汀阳的“中华治下的和平(Pax Sinica)”使命就与他批评的西方帝国学者的思想非常相似。他同样旨在融合文化与权力，通过推行中国的伦理治理模式来使世界走向和平与文明。(19)
（二）指导大众
正如上文所述，赵汀阳反对民主的主要论据是世界大众无力从世界去思考世界，因此不能相信他们能根据真正的世界利益来行动。赵汀阳在他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一书中指出，群众心理学认为群众是盲从的人、自私的人、不负责任的人、愚蠢的人和庸俗的人。因此，赵汀阳也质疑一个由“骗子、小人、奸人、庸人和无赖”主宰的社会是否还有合法性。(20)他的解决办法不是完全排除人民，而是把他们包含在一个由精英指导的等级结构之中。
（三）征服与化归其他民族
赵汀阳并未给出天下模式效用的历史证据，他更感兴趣的是纯粹思想的可能性，而非棘手的历史经验。即便如此，赵汀阳有时也会详细说明他所谓的试图化敌为友的“无外”之天下是什么。但他并不强调内、外如何“密切”交织，(21)而是辩称天下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规范性的、善的“内部”，因而缺乏一个外部（“无外”）。虽然在天下体系中也有各种内外之别，但赵汀阳认为这些差别并非绝对相异，而是相对的文化差异。为了解释这些可能出现的社会关系，赵汀阳诉诸帝制中国时代同心圆式的“朝贡体系”，即有一个文明的帝国首都居于中心，德泽四方，怀柔居于边缘的“蛮夷”之人。他不是批评帝制中国时代的文明与野蛮之分，而是认为这一区分仍有用处，因为蛮荒之地和部落国家可以是中华文明的有益的竞争对手。(22)
虽然赵汀阳强调这并非种族之别，但这一点仍有争议。如果我们承认“种族”是个用来解释文化差异的伪科学概念，那么“种族主义”这一分类在近代科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兴起之前是不存在的。当赵汀阳说“文明与野蛮”互动的好处是“不同文化的长期得失是可以客观讨论的”时，(23)听上去这的确像是类似于现代种族主义的文化等级论。更有甚者，这些旨在化敌为友的等级式文化关系遵循的是上文所讨论的另一种帝国暴力征服逻辑：化归。虽然赵汀阳建议我们需要通过“增进利益”的方式来化归民众，(24)但迈克尔·J·夏皮罗(Michael J.Shapiro)提醒我们，社区建设通常伴随着社区的毁灭。(25)
综上所述，赵汀阳的“天下”乌托邦存在严重的理论问题，既有对中国典籍的随意解读，也有对当代社会理论的伦理关系词汇的奇怪使用（提倡“皈依”而非“征服”）。最后，我有必要指出的是，赵汀阳的一个主要论点具有讽刺意味。他批评的每个帝国体系——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和美利坚帝国——都有自己用以感召统治政权的乌托邦理想：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文明使命、白人的负担、自由世界，等等。因此，《天下体系》一书中讨论的所有“西方”帝国同样辩称，它们是对世界最好的利他主义哲学事业的展示，这一事业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虽然赵汀阳批评西方以牺牲其他世界观为代价而使自己特定的世界观得以普遍化，但他的所为又有什么不同呢？他不是试图使中国特定的世界观得以普遍化以达到将之应用于世界的目的吗？难道赵汀阳的“中华治下的和平”没有引发一个不宽容的世界秩序带来的种种问题（而这正是他试图解决的）之险吗？这个问题把我们引入本文下一节的论点：天下体系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它新奇的世界秩序，而在于它对中国当前身份政治的作用。
六 重思中国与世界
天下的意义比帝国与世界的动力更加复杂，虽然赵汀阳没有讨论这一点。不管是根据古代的还是现代的词典，天下还指“中国”。这是《天下体系》如此畅销的一个原因：天下关乎中国以及21世纪中国在世界的角色，这在中国和海外华人当中可是热点话题。在许多学者看来，在帝制中国时代，天下体系的统治机制一直运作得非常好，直至遭到西方帝国主义的挑战。因此，中国在近代被迫建立民族国家，以便在面对外国的挑战时能保护自己。现在有许多人问，中国（现在是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是不是到了推行、建立或建设天下体系的时机了，不仅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也是为了世界的利益。
尽管在20世纪初，帝制中国的等级世界体系被看做一个麻烦，但现在有许多中国学者把它当做世界病症的解决之道。随着中华文化地位的上升，许多人感觉爱国的中国人不仅有责任将中国的价值观、语言和文化推广到亚洲，而且还要推广到世界。因此，天下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试探性的工具，以理解中国精英如何看待世界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如此，则天下观的力量和影响并不必然来自于其论据——一位批评者说它“苍白无力”(26)——而是来自于它在公共知识分子、国家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关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世界上应扮演什么角色这一论辩中的位置。
在公共知识分子当中，赵汀阳的天下理论植根于中国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一方面对统一与分裂（包括秩序与无序）有着持久的焦虑之情；另一方面它也具有一种强烈的乌托邦思想传统，寻求以“饱满的和完备的”世界来应对这些永恒的问题。(27)赵汀阳在为中国未来的实力而检视过去这方面并不孤单：张艺谋的电影《英雄》的结局就是，当刺客决定不再刺杀秦始皇时——这很像赵汀阳的化敌为友——他就化身为英雄。我们从这一历史故事中汲取的教训是，个人必须为了天下帝国更伟大的善而牺牲自己和国家，因为就像那位英雄的推理：“只有秦国能够通过征服来统一天下，从而制止混乱。”
因此，赵汀阳的书是关于中国如何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更广泛的讨论的一部分。《天下体系》导论的题目就是“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的世界观”。赵汀阳感到，中国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不仅要在经济生产上超过别人，而且在“知识生产(knowledge production)”上也要超过别人。为了成为一个知识大国，中国需要停止从西方输入观念，并利用本土的“传统思想资源”。因此，他著书的目的是通过“重思中国”来“重构中国”。但由于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我们就需要根据天下观来重思和重构世界。
在这里，天下内嵌于关于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应如何融入世界体系的重要争论当中，在中国的国际关系自由主义学者圈中，这一讨论已经持续有十年之久。(28)中国正在试图向世界（特别是向西方）证明，它不再是一个挑战国际秩序的革命国家，而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中国已经通过执行多边外交政策，包括加入各类地区性和全球性国际组织来表明这一点。赵汀阳在书的导言里也谈到中国对世界的“责任”，但他进行了理论上的扭曲，声称中国将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仅以增强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方式，而且还要“创造世界新理念和世界制度”。(29)在这里，一个“负责任”的中国的概念从一个对当前世界秩序负责任的保守国家戏剧性地变成赵汀阳的天下观，即中国有责任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
虽然“负责任的中国”吸引了一批中国的国际关系自由主义学者，但也有一批学者对赵汀阳的天下体系很感兴趣。这批人正在致力于提倡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风格”。随着近期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学者正试图在跨国学术市场为自己独具特色的研究开辟空间。因此，许多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向赵汀阳的天下体系喝彩，把它当做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学派”在由西方国际关系学者主导的学术环境中开辟空间的一条道路。(30)的确，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流杂志《世界经济与政治》邀请赵汀阳在该杂志2006年第9期上发表了一篇卷首语；(31)另一组国际关系的精英学者也在其编辑的《中国学者看世界：国际秩序卷》中把《天下体系》的一章作为该卷的第一章。(32)赵汀阳的工作远远超出了为这场争论（即把“中国学派”当做一个文化主权的主张以保护中国理解世界的独特方式）做出贡献，他感兴趣的是在天下体系的旗帜下统一思想的世界，以超越这个混乱的（也是民族主义的）知识场景。
最后，赵汀阳的作品嵌在中国高级政治领导人的话语网络之中。天下的乌托邦主题恰好呼应了中国最新的外交政策表述：和谐世界，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在2005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概述的。自此以后，和谐世界主导了中国对其负责任地参与世界的解释。赵汀阳本人赞赏中国政府在其孪生政策（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中“再次利用中国传统思想的资源”。(33)俞可平也把和谐世界概念与天下概念直接关联起来，把和谐世界视为“发展中国古代‘天下大同’梦想的新举措”。(34)在中国，学界与政府政策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哲学家与外交部之间的关系不算畅通。但近来的研究表明，包括智库学者与大学教授在内的更为广泛的社会网络正在对外交政策的辩论起着分量日增的影响。
天下内嵌于对中国视野下的世界秩序的广泛讨论当中，这些讨论包括电影《英雄》、国际关系研究的优秀杂志上刊登的一批文章，甚至对中国“和谐世界”外交政策的陈述。并非每个人都同意赵汀阳提出的天下体系，实际上，电影、学术论文和国家政策都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与其见解不同，就此而言，他的观点影响力有限。但根据规范的权力逻辑，他的观点具有间接影响，因为他已经能够设立议程，继而生成强有力的话语，框定人民对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思考。赵汀阳使用我们熟悉的词汇做到了这一点：对一般受众他谈的是“为天下而牺牲”，对国际关系自由主义学者他谈的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他讨论中国如何才能够拥有不同于西方的“世界观”，而对于中国的政治精英，他的观点则与中国的“和谐世界”外交政策产生共鸣。事实上，赵汀阳对上述每组人士的关键词汇都有不同理解，但他使用熟悉的语言使自己立于这些核心话语网络的中心，使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成为主流观点。通过这种方式重思中国，赵汀阳还能够重思世界，从而设定一个话语边界，以便控制人民对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理解。(35)通过这种方式，天下体系就成为中国所主张的规范性软实力的组成部分，这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了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等硬实力。
也许，理解《天下体系》的功能的最佳方式是将其与亨廷顿的姿态鲜明的作品相比较。问题不在于亨廷顿的文章在学术上是否经得起推敲，或美国的政策是否受这些文章的指导或影响，而是说这些文章是强大的辩论术，它以特定的方式框定问题，从而在事实上限定了解决办法的可能范围。通过这种方式，亨廷顿设定了冷战后国际政治争论的术语，继而产生出一个特定的回应范围。即使这些回应是批判文明冲突论，但也增加了文明冲突论的影响力，因为它们使“文明”是国际政治辩论的主题这一观念得以反复传播。
七 结论
赵汀阳在2005年将其关于天下的思考整理成形之前就已闻名于人文知识分子圈中。《天下体系》有助于扩大深受政治影响的有关中国乌托邦的讨论市场，并引发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和政治领导人的回应。通过将其关于中国乌托邦的讨论塞进强大的话语网络中，赵汀阳声明自己是关于中国与世界之未来这场讨论的“主流”。赵汀阳不是通过让自己的观点为大家所接受而令天下观成为主流，他的成功就在于根据现存的词汇和争论来描述这个奇异的观念。现在人们不得不回应他的论点，即便他们讨论的是其他问题：民族主义、全球化、社会主义、世界和平，等等。(36)虽然《天下体系》有严重的理论问题，但该书还是成功地为赵汀阳带来了相当的社会资本，同时也增强了中国的软实力，使之成为普世性的世界政治模式的来源之一。因此，天下观的力量与其说来自于其精到的论点，不如说来自于它在中国的权力话语网络中的战略位置。天下观不是指导我们走向一个能够解决全球问题的乌托邦世界秩序，而是规范性权力运作方式的一个实例，因为它使中国对世界秩序的理解作为一种在国内政治中的爱国行为而重新居于中心地位。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关于外交政策的观念（包括那些与官方观点有摩擦的观念）如何在北京成为关乎中国国家形象的国内政治的一部分。
北京声称，中国将在现有的国际体系内和平发展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去挑战世界秩序的结构与规范。但《天下体系》的成功表明，中国内部有一种以中国方式解决世界问题的热望，一种以民族主义的方式解决全球问题的渴望，特别是当他们提倡一种爱国主义形式的普世主义(a patriontic form of cosmopolitanism)时尤为如此。这就是《天下体系》在中国外交决策中的主要意义。
［收稿日期：2007-05-15］
［修回日期：2008-06-26］
注释：
①Alastair Iain Johnston,Social States: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1980-200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Susan Shirk,China:Fragile Superpowe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②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③但兴悟：《两大国际体系的冲突与近代中国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5年，第23～38页；李少军：《论中国文明的和平内涵：从传统到现实——对“中国威胁论”的回答》，载《国际经济评论》，1999年第1期，第30～33页；盛洪：《什么是文明》，载《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第88～89页。
④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第41、123～124页。
⑤《道德经·五十四章》。
⑥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第13～14、30页。
⑦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第33页。
⑧《道德经·五十四章》。
⑨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第62页。
⑩张曙光：《天下理论和世界制度：就“天下体系”问学于赵汀阳先生》，载《中国书评》，第5辑（2006年），第5～49页，参见该刊网络版，http://avia.blog.enorth.com.cn/article/53402.shtml；2007年6月14日，但兴悟与笔者的电子邮件通信中也谈到这个问题。2007年，本文作者在北京介绍本研究时曾听到有人批评赵汀阳的书在哲学上和文本解读上均有错误。
(11)Zhao Tingyang,"Rethinking Empire from a Chinese Concept 'All-under-Heaven' (Tian-xia)," Social Identities,Vol.12,No.1,2006,pp.29-41; Jan Nederveen Pieterse,"Emancipatory Cosmopolitanism:Towards an Agenda," Development and Change,Vol.37,No.6,2006,p.1255.
(12)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第16页。
(13)Emmanuel Levinas,"Ethics as First Philosophy," in Sean Hand,ed.,The Levinas Reader,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2000,pp.75-88; Gaston Bachelard,The Poetics of Space,Boston:Beacon Press,1994.
(14)William Connolly,Identity/Difference:Democratic Negotiations of Political Paradox,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pp.36-63; R.B.J.Walker,Inside/Outsid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Political The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15)Tzvetan Todorov,The Conquest of America:The Question of the Other,New York:Harper Collins,1984.
(16)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第1、7页。
(17)Wang Hni,China's New Order:Society,Politics,and Economy in Transition,Cammbridge,MA:Harvant University Press,2003,p.146.
(18)张曙光：《天下理论和世界制度：就“天下体系”问学于赵汀阳先生》，http://avia.blog.enorth.com.cn/article/53402.shtml。
(19)Edward Said,Orientalism,New York:Vintage,1978.
(20)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第27页。
(21)Gaston Bachelard,The Poetics of Space,pp.217-218.
(22)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第59～61页。
(23)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第54页。
(24)Zhao Tingyang,"Rethinking Empire from a Chinese Concept 'All-under-Heaven'(Tian-xia)," p.36.
(25)Michael J.Shapiro,Methods and Nations:Cultural Governance and the Indigenous Subject,New York:Routledge,2004,p.126.
(26)张曙光：《天下理论和世界制度：就“天下体系”问学于赵汀阳先生》，http://avia.blog.enorth.com.cn/article/53402.shtml。
(27)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第40页；Shiping Hua,"A Perfect World," Wilson Quarterly,Autumn 2005,pp.62-67; William A.Callahan,"Remembering the Future:Utopia,Empire and Harmony in 21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0,No.4,2004,pp.569-601。
(28)王义桅：《探寻中国的新身份：关于民族主义的神话》，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第14～21页；王逸舟：《面向21世纪的中国外交：三种需求的寻求及其平衡》，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6期，第18～27页；Xia Liping,"China:A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26,No.10,2001,pp.17-25; Chih-yu Shih,"Breeding a Reluctant Dragon:Can China Rise into Partnership and Away from Antagon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1,No.4,2005,pp.755-774。
(29)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第3页。
(30)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第7～13页；王义桅：《探寻中国的新身份：关于民族主义的神话》，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2期，第14～21页。
(31)赵汀阳：《关于和谐世界的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9期，第1页。
(32)赵汀阳：《天下概念与世界制度》，载秦亚青编：《中国学者看世界：国际秩序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3～35页。
(33)赵汀阳：《关于和谐世界的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9期，第1页。
(34)Yu Keping,"We Must Work to Create a Harmonious World," China Daily,May 10,2007.
(35)Michael J.Shapiro,Methods and Nations:Cultural Governance and the Indigenous Subject,p.48.
(36)Wang Feiling,"Heading off Fears of a Resurgent China,"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April 11,2006；相蓝欣：《绝言崛起，慎言和谐》，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06年3月26日。这当然包括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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