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向心力”视野中的“党民法三统一”
张学博
(中共中央党校 政治和法律教研部， 北京 100091)
〔摘 要〕 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领导核心，是中华民族的命运所系……人民当家作主……要支持和保证国家政权机关依照宪法法律积极主动、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1〕如何从理论上阐释“党民法”三者的关系，事关全局。引入“政治向心力”〔2〕的学术框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地位能够进行有效的阐释。从“政治向心力”这一框架切入，可以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春秋战国之前的治国方略体现为“礼乐合一”，即通过君子之礼和众人之乐来实现儒家的治国。春秋战国到鸦片战争之前的治国方略体现为“礼法合治”，即通过在儒家伦理之内植入“君主之法”〔3〕。这两个阶段的治理模式有一个致命的内在伤害，就是只有自上而下的君主意志，仅仅代表君主和官僚的利益，而不能代表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利益，普通民众没有常态化的自下而上的表达机制。这个纯粹的政治向心力体制直接导致了中华文明在面对强势的西方契约文明时一败涂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是中华文明的第三个阶段。以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对礼法合治进行改造的社会治理模式，可以将其归纳为“党民法三统一”。即在儒家的德治基础上，对法家之“法”进行再造，植入自下而上的人民契约，将“君主之法”改造为“人民之法”。
〔关键词〕 政治向心力；礼乐合治；礼法合治；党民法三统一；人民之法
一、问题的提出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即中国社会是一个同心圆结构。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4〕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同心圆结构之中。《大学》中也提出了一个儒家的核心命题“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5〕从修身到齐家到治国再到平天下，这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最大同心圆结构。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不仅关乎个人，而且影响家庭，进而影响国家，以至于天下。每个君子生活在以自己内心为圆心的同心圆中。君主就是最大的君子，也就是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通过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就能治理好自己的家庭；家庭和睦了就能国家安定；各国安定就能天下太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整个中国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处于各自同心圆结构之中。由于“天子居中，诸侯拱卫”，所以全天下的所有同心圆都有一个共同的中心，就是君主。
由于中国特殊的地缘环境，中国逐渐形成了数千年的大一统文明形态和向心力结构。与西方的民族国家不同，中国长期以来是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这种大一统国家，虽然每隔数百年，也会出现分裂局面，但最终都会走向统一局面。长期稳定的大一统文明国家，加上无处不在的同心圆社会，共同催生了强大的“政治向心力”。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强大的政治向心力必然会使“天下归心”〔6〕。中国的政治向心力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中央集权制与政治核心制。前者是指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中央应该相对于地方具有绝对的优势，并被认为是政权稳定的基本原则；〔7〕后者是指中央层面的权力核心只能有一个，既不能搞“三权分立”，也不能搞“多党制”。〔8〕
唐德刚在他的书中说：“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9〕以商鞅变法和鸦片战争这两大标志性事件，大致可以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作为一个四千多年的文明国家，儒家文明始终是中华文明主导的意识形态，中国的同心圆结构社会始终贯穿如一。无论是商鞅变法前的井田制和封建制，还是商鞅变法之后的郡县制，都无一例外地维护着这个同心圆社会以及在这个同心圆社会中逐步形成的政治向心力。即便在春秋战国时期数百年的纷争中，有成千上百个诸侯国，但是没有一个大国不以结束纷争统一天下为己任。如果对比欧洲和中国，就可以发现地缘结构和自然环境是构成文明形态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欧洲以半岛和岛屿为主要面积的地缘结构和温带海洋性气候决定了“分”是欧洲的内在文化内核。而中国这样的超级大陆型国家则决定了“合”是中国的内在文化内核。翻开中国地图，可以发现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都是气候十分恶劣的地区，即便今天的两广两湖地区在古代自然环境也十分恶劣，只有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最适合人类居住。所有古代中国的政治家都以逐鹿中原为目标，即便是周边的游牧民族，如辽、金、西夏、元也都以问鼎中原为其政治理想。这种独特的地缘环境以及气候环境逐步形成了中国的政治向心力结构，即纵向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简而言之：“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10〕
另一方面，周公在辅佐武王讨伐商纣之后，很快就制定了以“周礼”为核心的“礼乐”治理模式。“礼乐治理”模式有一个特点，就是不信奉鬼神，只崇拜圣人。“子不语怪、力、乱、神！”〔11〕在孔子孟子以至于韩愈为代表的儒家眼中，尧、舜、禹、汤、文王、周公是圣人。圣人既是道统，又是政统，这是最好的统治。所以在中国文化的基因里，没有像基督和穆罕默德这样的宗教领袖，没有超越于世俗政权或者与政权并立的宗教。即便后来从印度传来的佛教，也一直处于政权之下，从来没有能够独立于政权和儒家之外。所以，同心圆结构的中国社会，政治向心力是普遍存在的，不仅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的中央集权制，还表现为在最高权力层面横向的政治核心制。即君主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不论是宗教权力还是代表普通老百姓的道统，都处于君主之下，居于辅助性地位。反观西方，由于宗教力量强大，城邦政治中平民的力量强大，国王权力受到多方面挑战。政权教权民权并立，逐步演化成了三权分立的行政权、司法权和立法权。所以欧洲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其产生了自身的离心力结构。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帝国。中国的最高权力在横向上始终只有一个，就是世俗君主的王权。简而言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2〕所以，在中国不存在政治和宗教合一还是分离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宗教始终在政治之下，不能挑战政治，一旦宗教对政治构成了威胁，那么必然面临严厉的打击。中国历史上有四次灭佛运动，都是因为佛教发展太快之后，统治者加以控制的结果。
从政治向心力这一框架出发，结合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三峡论”，可以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三个不同阶段体现为不同的同心圆结构。在三个不同阶段，政治向心力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只有将三个阶段的政治向心力形式予以阐释，才能理清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
二、政治向心力的三种表现
(一)先秦的礼乐之治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的政治向心力贯穿始终，但其表现形式不断与时俱进，与时代相适应。在商鞅变法之前，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之上的分封制。这段历史也通常被称为先秦时期。先秦时期的治国方略由周公进行了归纳，即礼乐之治。
夏商朝是礼乐文化的萌芽时期，西周才是礼乐文化的成熟时期。“礼乐制度”与“宗法制”和“分封制”，成为了维系周王朝政治社会秩序的三大支柱。〔13〕周公之“礼”，把礼原初的“事神致福”之意淡化，从规定不同身份的人等应该遵行的礼仪出发，最终成为宗法等级制度的依据和标准。
“礼”最初的意涵是通过外在意象物和人的规范行为加以外显的一系列仪式，其特征是以祭神(祖先)为核心的原始仪式。〔14〕可见在最开始，礼是作为祭祀祖先中的一些原始仪式，是某种意义上的非正式制度。周公通过将礼与“敬天佑民”“尊祖敬宗”“明德慎罚”等联系在一起，即通过礼来将宗法制显性化。处于同心圆结构中的每个人，通过礼就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实现“尊尊”。例如，西周的王侯贵族在举行祭祀、宴享、朝聘、婚冠等社会活动时，其可享用的乐舞规模及其形制，必须按照“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的要求执行。〔15〕殷商时期由于没有明确的继替规定，导致了无穷无尽的兄弟分割和流血战争。正是由于周公亲眼看到了这种制度不明确带来的杀戮，才制定嫡长子继承制以巩固秩序，以嫡系为尊，享受合法继承权，其余皆为庶子。为了确立嫡子和庶子的差别遂而有了“尊尊”概念。在血缘和婚姻基础上建立了一种等级尊卑关系，甚至不惜让亲亲之情屈从于尊尊原则，目的是为了维持血缘团体的整体性存在。
“乐”的原初意涵较为简单，就是指“音乐，五声八音的总名”〔16〕。孔子对于礼乐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孔子首先给出了最为简洁而明确的解释，“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17〕一般而言“礼”可以理解为等级基础上的秩序，而“乐”则更多强调超越等级的和谐。孔子将“礼”理解为道理，“乐”解释为节制。孔子意思是每个人应该安于自己的本分，节制自己的欲望，那么整体社会就会比较和谐稳定。中国古代的礼仪十分繁杂琐细，所谓“礼经三百，威仪三千”：上者有国家举行的大典、外事交往，下者有民间婚丧、待人接物乃至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的举止无所不包。〔18〕
正如蔡尚思先生所言，“礼的制度多根据于周公，而礼的理论则多出于孔子。”〔19〕这样的政治哲学也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匹配。国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干预如此幅员辽阔的范围内的社会治理，只能运用比较软性又符合人的自然情感的“礼”和“乐”来对社会进行治理。天子对于各个诸侯国的控制实际上很弱。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器和牛耕技术的使用，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诸侯国的国力大增，各国诸侯和卿大夫势力崛起，礼乐治国这样一套软性的国家治理方略已经无法满足当时的形势了。所以礼崩乐坏，天下陷入混乱之中。孔子所追求的政治理想，正是恢复到周公时候的“礼乐之治”。但这种统治，听起来很美好，实质上这个治理模式中的政治向心力是很弱的。因为天子名义上是天下的共主，但是其直接控制的人口和资源非常有限，大量的人口和资源都掌握在诸侯国手中。到了战国时期，甚至最重要的资源掌握在诸侯国内的卿大夫手中。由于臣子的实力超过了国君和天子，臣子僭越礼制的现象普遍发生。普遍出现的僭越现象表明这个政治向心力体制还是一个非常弱的体制，随时可能出现分崩离析的情况。所以，春秋无义战，各国都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出来消除这个混战的局面。
(二)汉至清的“礼法合治”
由于铁器等技术的推广使用，各诸侯国的国力大增，周天子势微，所以在不断的兼并战争之后，战国七雄横空出世。最终，秦国统一了东方六国，其成功的最根本原因则是秦国适用了法家所主导的改革，实行严刑峻法的制度，废除了井田制，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宗法制，实行军功耕战制度。简单来说，就是秦朝的历史包袱比较少，受儒家影响也比较小，所以在几代国君强力支持下全面实施了法家的君主之法。商鞅在面见秦孝公之后，最早提出的是儒家，但是秦孝公一点都不感兴趣。第三次见面，商鞅提出了彻底的法家，打动了秦孝公。所谓彻底的法家，就是将所有权力集中到君主手中，同时实行最有激励性的军功耕战制度来激励农民立军功。所以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是完全在意料之中的。法家主张“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20〕。中国古代比较有作为的君主和官员几乎都是儒法并重。汉宣帝教育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21〕
在处理1中用枪头吸取离心后的40% ～ 45%蔗糖溶液中的黄色线粒体层，处理2中吸取36% ～ 52%的黄色线粒体层。加入16 mL冲洗液 C，于4℃、22 000 g离心15 min，去上清，收集沉淀。
单纯碳纳米管具备良好的导电性能,但其复介电系数的实部和虚部都很大,难于与空气阻抗匹配,微波入射时会与空气界面产生较强的反射,故其自身不能作为微波吸波材料来使用.但碳纳米管与其它聚合物形成的复合材料则能够改良材料特性,减小其复介电常数的实部和虚部,改善材料与空气的阻抗匹配,提高聚合物对电磁波的损耗,使其应用于微波吸收领域.
经历了秦朝统一六国，又仅存了十五年就灭亡。这段历史也让人触目惊心。秦国在横扫六国时所展现的这种超强实力，很难让人相信只统治了十五年就灭亡。对于秦国的快速灭亡，有很多种解释。但是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秦国一味相信法家，而彻底放弃了儒家。也就是说秦国试图彻底抛弃传统的“礼乐之治”，完全依靠强硬的法家来治国理政，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马上可以打天下，但是马上不可以治天下。治理天下首先要靠儒家，然后结合法家。也就是说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发展不能够彻底抛弃传统的政治向心力结构和文化基因，而只能在传统的政治向心力结构和文化基因基础上进行改造。对这个问题，需要理论上的反思。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三位天才理论家，对于这段治国实验进行了理论上的总结。第一位是董仲舒。他基于秦国的快速灭亡和六国之乱，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其核心要义就是通过儒家的意识形态来加强中央集权。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不对的，但董仲舒“罢黜百家”也是不可能的。董仲舒，是纯儒家，他的名声最大，但没有得到汉武帝重用，最高就当过王国相，在中央就是一个中大夫。主父偃的对策、行为，都是纯法家的，最终他被族诛。最后一位是公孙弘，拥有法家背景，擅长以法家缘饰儒术，用儒学包装自己的一些法家的理论，最终封侯拜相，善终。这三个人代表了中国历史上读书人的三种命运，也代表了中国历史上三种社会治理思想的走向。董仲舒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追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推崇儒家，主张大一统和中央集权，但也主张天人感应说，限制君权。皇帝会接受他理论的前两点，但是不会接受君权受到约束。所以这个类型的读书人会被尊崇，但不会被重用。比如孔子、董仲舒、韩愈等。第二种以主父偃为代表，是纯粹法家人物，内心看不起儒家，认为儒家的礼乐早就过时，没有什么效用，政治实践中喜欢循吏而不喜欢清流，常受到皇帝重用，但最终因为得罪人太多，结局不好。比如商鞅、主父偃、王安石、张居正。第三种就是公孙弘类型。他精通儒法两家，擅长以儒术缘饰文法。进一步精炼来说就是“礼法合治”。这给历代治国者的启示就是法家是大势所趋，但是儒家也不能放弃。纯粹的儒家只能教化人，但是对社会缺乏刚性的约束，碰到没有底线的人就不管用了。而纯粹的法家把所有人都假设为坏人，治理社会完全依靠暴力和刑罚，那么社会治理的成本太高了，在任何和平年代都是无法承受的。所以真正的治国理政，必然是礼法合治。
〔12〕《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
〔21〕《汉书·元帝纪》。
现在三连信党爱党的人多了，信教的人少了；家庭环境干净漂亮的多了，脏乱差的少了；用国语交流的人多了，不会说国语的人少了；外出务工的人多了，在家待着的人少了。
在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中，依然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就是政治向心力，其具体表现就是皇权始终处于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中心。所以礼法合治首先是君主之法。礼治虽然是由儒家经典来解释，但是礼治的目的是为了控制社会治理成本，而且不能与君主之法相矛盾。一旦礼与法相互冲突，最终要以君主之法为准。所以礼法合治的核心是皇权。不论是“德”还是“法”，都是君主治理国家的工具。“礼法合治”的最大短板就是君主超越一切，君主的权力不受约束。董仲舒显然是看到了这一点，提出天人感应说来约束皇帝。意思是如果君主无道，那么上天会显示灾难。所以，古代社会一发生自然灾害，很多君主都非常害怕。因为有官员和老百姓就会以此来指责皇帝。但这种约束说到底取决于皇帝的自觉和心理素质。如果皇帝根本不信鬼神和天人感应，则这种约束几乎没有任何效力。这种君主之法，说到底表明天下是一家之天下，而不是民众之天下。一旦遇到外族入侵，中原王朝很容易覆灭。比如唐宋被元所灭，明被后金女真所灭。1840年英国的炮舰轻松就可以敲开满清的大门，使得整个中华民族陷入到亡国灭种之边缘。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党民法三统一”
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25〕在西方文明用坚船利炮敲开中国的大门之后，“礼法合治”的中国社会无法抵挡强势的以契约为基础的现代法治文明的入侵。经过深刻反思之后，大家都认识到礼法合治的中华文明之所以一败再败，不是因为技术问题，也不仅是制度，而是西方文明建立在开启民智鼓励创新的契约精神之上，而中华文明之法皆是君主之法，两者有根本之区别。一时间，“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将矛头直指儒家文化。正是在这种狂风暴雨之下，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建立了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26〕这个共和国在1927年蒋介石背叛大革命时即终结了。因为蒋介石的政权仅仅代表了大资产阶级等少数人的利益，而把最广大的工人和农民排除在执政主体之外，所以1927年蒋介石屠杀代表工人农民的共产党人之后，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实质上已经终结了。虽然袁世凯和蒋介石都披上了宪法和民主选举的外衣，但其实质是对传统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一种回流，其内核仍然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向心力治理模式。袁世凯和蒋介石的社会治理模式仍然是“礼法合一”的社会治理模式。虽然都有宪法，也都有国大代表，甚至都是多党制，但是其实质仍然是君主制，仍然是君主之法。人民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没有代表，没有话语权。之后的仁人志士一直在不停地探索新的治国方略和长治久安之策。唯有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新路，用人民民主专政取代了君主之法。所以中国共产党能够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凡是到过延安的人，都能感到这里才是中国的希望和未来。因为这个政权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人民能够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而国民党则仅仅代表四大家族和大买办的利益，势必被多数人所抛弃。最后，那些曾经反对共产党的民主党派也都纷纷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了新中国建设和探索的积极参与者。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习近平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充分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逐步认识到“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是中华文明的经验，在今天可以在改造基础上加以借鉴。在十六大报告中，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威文献正式对三统一进行了权威表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27〕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多个场合重申了“党民法三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的核心内容，必须长期坚持。十九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对于“党民法三统一”又进行了进一步阐释和发展。一方面，他强调“党的领导”在“党民法三统一”中居于根本地位，这是对中国文化政治向心力的进一步确认。另一方面，他提出四善于论，进一步对如何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提出了具体路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一个基本的起点就是要坚持中国传统文化中贯穿始终的政治向心力。那么政治向心力在当代中国就体现为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28〕党的领导体现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向心力。为什么我国能保持长期稳定，没有乱？根本的一条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共产党领导。欧盟之所以步履蹒跚，出现了英国脱欧这样的开历史倒车的大事件，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欧盟这些成员国中缺乏一个总揽全局的政治核心力量。即便是德国、法国、英国这样的大国，也无法成为整个欧盟的主心骨。再加上欧盟自古以来以半岛和岛屿为主体的地缘结构塑造了其根深蒂固的离心力结构。所以欧洲国家需要补的就是政治向心力这一课，而作为政治向心力最大受益者的中国，万不可因为本身制度不完善就主动抛弃数千年文明能够经久不衰的政治向心力。
四千多年的中华文明，虽然被划分为了三个阶段，但其中的很多制度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政治向心力的不同表现形式实质上是在符合当时生产力水平和地理环境因素的表现而已。比如在夏商周时代，只能是分封制。周天子没有能力去直接管理各个诸侯国内部的事务，只能将其交给诸侯国自己来治理。但是“天子居中，诸侯拱卫”是基本准则。哪个诸侯国不尊重周天子，那么其他的诸侯国就可以带领各诸侯国一起来讨伐不尊重周天子的诸侯国。只有到了秦以后，大规模建设驰道，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货币之后，才可能建立起郡县制这样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但是内在的逻辑是一样的，都是要维护中国的大一统体制。在乾隆年间，为了取得清朝对川西地区的大小金川的大获全胜，代价极其惨重。死伤数万清军，军费高达七千多万两白银。很多历史学家都无法理解乾隆为了征服少数民族相当于今天两个县城大小的地方，付出了如此巨大的成本。因为在乾隆看来，大小金川虽小，但是一旦出现了统一川西的土司政权，那么周边的西藏内蒙都可能随之放弃对清朝政府的效忠。所以不论是什么成本，清朝必须将敢于挑战中央政府权威的割据力量彻底消灭。唐朝贞观年间，唐太宗用了二十四年时间发动了针对高句丽的战争，最终在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之后彻底打败了高句丽，并设置了安东都护府。这个逻辑与乾隆大小金川之战的逻辑是一样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政治向心力国家，任何一块领土的丧失都可能带来示范效应。所以，即便是在新中国建立七十年之后，新疆、西藏、香港、澳门、台湾等任何一个地方的风吹草动都会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
三、中国政治向心力的不足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实行民主和法制的结合。这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反思文革教训的基础上对于中国政治向心力体制的结论。他首先认为党的领导是不可缺乏的。问题在于要完善党的领导。这表现了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思考。“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加强党的领导。〔34〕邓小平同志深刻认识到了只有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加强党的领导。
另一个方面则是政治核心制在运行过程中也会出现异化的情况。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同时，儒家也创立太学，之后是东汉的察举制度，再后面是九品中正制，然后隋朝建立了科举制度，唐宋再加以完善，使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现象在中国屡见不鲜。再加上秦始皇设立的三公九卿制度，与科举制一起同“帝制”相互配合，组成了十分高效的中央集权制度。如果皇帝自觉性强，往往能够虚心接受来自宰相和文官制度的制约，就能运行良好，各得其所。但是由于皇帝制度的良好运行高度依赖于道德自觉，所以一旦皇帝本人不愿意接受这种制约，那么就会走向专断。就中国历史而言，明以前君权和相权的制约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到明朝朱元璋以胡惟庸事件为由废止宰相制度之后，皇权陷入高度专断，所以明朝之后中国开始走向封闭保守、闭关锁国，中华文明在整个世界陷入落后局面。以苏联为例，列宁自身发挥着思想意识形态权威、政治领袖和组织核心的作用，为建党、革命、政权巩固以及联盟建立提供重要保障。但是斯大林则从根本上背离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基本精神。〔30〕
由于中国的政治向心力结构自身存在着中央集权制和政治核心制两个方面可能出现的弊端，所以弊端一旦累计到一定程度，三百年一次的王朝周期率就会发动。这是一种周期性的自下而上的表达民主的平衡机制。历史告诉我们，只要自上而下的统筹力量，就会陷入王朝周期率的宿命。每次王朝周期率一旦发动，就会损失三分之二的人口。比如，西汉末年(公元2年)，中国人口5959万；东汉初年(公元57年)，中国人口仅剩下2100万。〔31〕王朝周期率是一种周期性的倒逼机制，迫使执政者改善自己的执政方式，但是这种倒逼机制不仅周期极长，而且给社会造成的伤害太大了。所以必须找到一种成本更低的倒逼机制来寻求长治久安之道。因此当黄炎培在延安问毛主席：“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主席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32〕
不论是先秦的“礼乐合一”的社会治理模式，还是汉朝之后的“礼法合治”的社会治理模式，都只是体现了君主的意志，而没有体现民众的意志。每个王朝的开始，开国君主也会从前面的王朝覆灭教训中吸取经验，所以往往向老百姓承诺轻徭薄赋，永不加税。汉高祖刘邦入关中时也与老百姓“约法三章”。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约定也是一种契约，只不过这是单方面的契约，而且问题更大的是，继任的君主往往不遵守开国君主与民众订立的契约。一旦继任君主不遵守契约，那么民众的积怨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会以王朝周期率的形式爆发出来。所以根本的问题是政治向心力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契约只是单方面的承诺，仅仅体现了君主的意志，所以契约能否实施取决于君主是否自觉。如果君主如唐太宗、宋仁宗一样比较自觉，那么这个王朝会走向盛世，比如“贞观之治”，但是一旦君主不遵守对人民的承诺，那么王朝就会走向衰亡。简而言之，中国政治向心力体制最大的特点就是只体现了君主和官员的意志，民众无法在常态化的社会管理中表达自己的意志。
2013年4月9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不变色，不变质，就一定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33〕文化大革命所采取的大民主形式给整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所以文化大革命对我们有两个启示。一个就是大民主并不可靠，会带来社会的巨大混乱，所以要坚持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实现民主；二是要讲法治，法治可以为社会筑牢底线。换句话说，民主和法治缺一不可。法治为社会确立一个底线和边界，使得执政者和普通民众都能够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对话。而民主就是要针对中国四千年的政治向心力中的短板，建立起一套自下而上的表达机制。没有自下而上，只有自上而下，民众的意见无法及时有效地传递到执政者耳中，信息不对称，问题越堆积越大，堆积到一定程度就会陷入王朝周期率的宿命。所以自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就在不断探索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机制。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文革的深刻教训，特别重视民主和法制。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到了十八届六中全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完全成熟了。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了习近平同志的核心地位，是对中国政治向心力文化的确认，而会议主题是全面从严治党，通过制定《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来进一步加强民主监督。《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进一步重申了民主集中制。
从2013年开始，党中央先后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教育活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活动”。所有这些活动，其实质是如何实践群众路线。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就“枫桥经验”50周年时作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要学习“枫桥经验”，其实质就是“为了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会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国民党，登上历史的舞台，并领导中国人民取得这么巨大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了唯物史观，坚持认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所以把群众路线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群众路线为什么会成功，原因就在于共产党人通过群众路线实现了自下而上的政治功能，补足了政治向心力体制的短板。中国共产党的体制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和坚持群众路线实现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辩证统一。而国民党则没有认识到政治向心力体制的短板，只是一味不断强化政治向心力体制中自上而下的方面，结果从执政基础上脱离了工人和农民这些占中国最大多数的群众，从而最终被人民群众所抛弃，最后在与中国共产党的较量中一败涂地。
再如，《书记》篇中引用的“譬九方堙之识骏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此处是源自《列子·说符》和《淮南子·道应训》。句中的“九方堙”，在《列子》中作“九方皋”，讲述的是有关于秦穆公让九方皋寻千里马的事情：
四、中国政治向心力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简而言之，中国的政治向心力体制中自始至终是自上而下的一面，缺乏自下而上的一面。中国历史上也有契约，也有约法，但都是执政者单方面的契约。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七十年的探索，认识到了民主和法治是不可缺乏的两个方面，问题在于采用怎么样的形式去实现这种民主和法治。
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计量资料以“±s”表示，采用t检验，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一)邓小平对于中国政治向心力体制的思考：初级版三统一
中国的政治向心力体制体现为纵向的中央集权制和横向的政治核心制。中央集权制是体现中国政治向心力的基础性制度，始于秦。自秦以后，百代都行秦法。叔孙通认为，在秦实施的郡县制下，郡县没有城防武备，中央对地方实施了严密的控制，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机器一旦启动，就可以迅速平定陈胜吴广之乱。〔29〕中央集权制在中国不断强化，正是出于要维护中国的大一统体制，维护中国的政治向心力。历代王朝的创立者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巩固政治向心力体制。中央集权制的不断强化，在维护大一统体制的同时，也滋生了许多弊端。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中央政府集中所有的权力，使得地方政府在所有方面都必须接受来自中央政府的指令。但同时中央政府不可能洞悉所有地方的具体情况，这就使得中央政府的政令在执行过程中往往走样。制度经济学中一个常用的解释框架就是信息不对称。由于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同心圆结构社会和政治向心力国家，信息在从最底层传递到最高层或者从最高层传递到最底层时，会产生巨大的流变。同时，疆域的巨大必然导致多级政府。这种信息不对称可能会导致上级政府制定的政策建立在错误的信息基础之上，也可能导致上级政府制定的正确政策被下级政府选择性执行。
其次是不搞大民主，要加强有秩序的人民民主。他认为，需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事业的顺利发展”〔35〕。邓小平同志强调，人民民主必须是有秩序的民主，而不是没有秩序和前提的大民主。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政治向心力传统的大国。所以中国的人民民主必定与西方所推崇的选举民主有实质的区别。建立在城邦政治基础上的西方民主理论无法在中国生根发芽。
再者，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割的。“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36〕正是对于文革的深刻反思，小平同志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还是法制更靠得住一些。实践表明，没有人民民主，就没有真正的法治；没有法制的保障，就没有真正的人民民主。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党必须在宪法和范围内活动”的主张，得到全党的响应，并载入1982年宪法。〔37〕
在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思想指导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特别是县以上地方人大常委会设立以后在实践中取得的经验很多，但最基本的是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经验，即“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38〕。这个经验为之后的三统一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二)江泽民对于中国政治向心力结构的进一步思考：三统一理论
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指出，“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39〕相比人大常委会的经验总结，这个表述强调了依法治国的保障作用，也强调了党的领导作用，还对三者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索。
三统一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基本成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简而言之，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而我们说起“三统一”，也就明白无误地知道，这是在简约地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至少是这个理论的主要内容。〔40〕
岩鹰有啄食岩石的习惯。据说，它们的喙像钢钩一样坚硬，并且能够不停地生长，为了让喙保持在一个合适的长度，它们每天都会啄食坚硬的石体。食进去的岩石，经它们的胃腐蚀消化，再与其他排泄物一并排除，便成了“石蜕”。这是制作桑料的关键材料，有了它们的加入，即使在最狂烈的山风下，桑烟也不偏不摇，直直向上，将云浮人的信愿准确地传达给神明。
(三)习近平对于中国政治向心力结构的进一步完善
三统一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基本成熟，但是随着中国社会进入新时代，关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大量深入的调研和思考，对三统一论进行了进一步完善。
习近平同志对于中国政治向心力结构的认识进一步成熟。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41〕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42〕但是在党的最高权威文献中出现，而且将党的领导提升到本质特征和最大制度优势，说明习近平同志把这个问题提升到治国理政的根本制度上来了。
他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了四善于论：要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和国家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43〕四善于论的四个善于的目标就是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这表明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党的领导居于核心地位。
椎体转移性肿瘤常见于恶性肿瘤晚期，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存期限。目前对于脊柱转移性肿瘤的治疗存在不少争议，缺乏客观量化的标准来指导治疗方案［1-3］。脊柱肿瘤评分系统中，Tomita评分与脊柱转移瘤的预后密切相关，可作为外科干预决策的重要参考标准［4］。根据Tomita评分，4～7分者预期寿命较长，一般情况尚可的患者，可通过局限性手术来稳定脊柱，减轻疼痛，改善生活质量。
习近平同志对于党法关系进行了深刻总结。他说：“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关系的集中反映。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我们不能含糊其辞、语焉不详，要明确予以回答。”“在我国，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愿的统一表现，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是党的领导力量的体现。”〔44〕
在党民法这三者的关系上，党的领导是贯穿始终的，居于统筹和核心地位。这是一种新型的党—民—法关系。这种新型的党—民—法关系与前文所讲的德法合一是逻辑一致的。因为在传统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治的主体是君子，普通民众是没有一席之地的。〔45〕到了现代社会，中国共产党替代了传统社会的君子，来实施这种德治。德治的主体就是党员领导干部，即习近平同志所说的“关键少数”。而“党民法三统一”中的“法”相比“礼法合治”中的“法”也有本质的区别。“儒表法里”的法是君主之法，而“党民法三统一”中的“法”则是人民之法。
习近平同志对于党民法三统一的思考是全方位的。一方面要旗帜鲜明地明确政治核心制，即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和两个维护；另一方面要全面从严治党，用最严格的民主和监督制度来对党和党员干部进行监督。我们党长期执政，既有巨大的政治优势，又面临着严峻考验，最大的考验和风险还是来自于我们党的内部，最大的挑战就是能否对权力实施有效监督。
从先秦的“礼乐之治”到汉唐宋明清的“礼法合治”(或者德主刑辅)再到德法合一(具体表现为党民法三统一论)，其实质就是治国方略的两次大变革。从“礼乐之治”到“礼法合治”是法家对于儒家的第一次改造。“礼乐之治”是纯粹的儒家，所以孔子心中理想的社会治理模式就是“礼乐之治”，所以主张要“克己复礼为仁”。但是七国之乱使得政治家都意识到“礼乐之治”这种纯粹的儒家行不通，必须在儒家中植入法家。所以秦始皇“焚书坑儒”没有真正的“坑儒”，董仲舒也没有“罢黜百家”，最后的结果是“礼法合治”。
相比前两种治国方略，“党民法三统一”是真正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这是对法家进行了改造。即在法家中植入民本的因素。因为国家治理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在“礼乐合一”和“礼法合治”这几千年里，国家治理的主体是君主和官员。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所以孟子一直不受历代君主的推崇。但孟子的思想表明儒家思想内部是有着民主的基因的。党的十八大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46〕同时，今天的“法治”不能脱离德治，因为不论西方国家的法治经验教训还是古代中国的法治经验教训都表明，脱离了“德治”的法治社会成本极高，而且往往无法实现长治久安。所以德法合一的传统不能放弃，仍然需要继承。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相结合，其中的依规治党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党内德治的当代体现。所以习近平同志强调：“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47〕
〔1〕〔43〕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7页。
所以，某种意义上，从“礼乐合一”到“礼法合治”是法家对儒家的改造，而从“礼法共治”到“党民法三统一”是儒家对于法家的再改造。当然这种改造的直接动因是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因而，也可以说是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改造。因为中华文明本身缺乏自下而上的契约精神和法治传统，所以通过这种改造，将“君主之法”改造为“人民之法”，这又是中华文明的治国方略的一次重大调整。这次改造的成功也将意味着中国真正跨越唐德刚先生所言的“历史三峡”。
注释：
在党民法三统一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对中国独特的政治向心力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而人民民主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群众路线活动来实践。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都要通过法治的方式来实现。文化大革命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无论是党政机关，还是普通民众，如果没有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就会给民族带来巨大灾难。通过法治可以为政党和民主确定活动的空间与边界，正是“党民法三统一”的题中之义。在党民法三统一中，党(即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总揽全局和核心地位。只有中国共产党通过“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等一系列制度安排解决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将政治向心力体制能够深入到乡村社会，从而完成了民族独立和富国强兵的伟大成就。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带领之下，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头一次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有了人民群众都能参与到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中来，中国共产党才能打败八百万国民党军队，才能取得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今天中华民族才会距离伟大复兴越来越近。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要守住已经取得的这一切成就，并且在新时代取得更大的成就，以及实现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全面依法治国则是不二选择。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人治只能实现短期的成功，只有法治才能实现长治久安。通过依法执政、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有机统一，统筹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才能使得国家长治久安。
〔2〕“政治向心力”是刘哲昕教授首次提出。
〔3〕“君主之法”就是法家之“法”。法家之“法”，王子庶民均受“法”的约束，唯有君主在“法”之外，所以可以称之为“君主之法”。
本文选取2015～2016年月度数据。数据主要由广西统计局、广西外汇管理局公布并通过计算得出。另外，为消除异方差对模型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样本数据都进行对数化处理，分别用ln（crmb）、ln（ix）及ln（ex）表示广西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当年累计进口额及当年累计出口额。本文主要采用Eviews计量软件进行实证分析和验证广西跨境人民币与东盟贸易的相互关系。
〔4〕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27页。
〔5〕《大学》。
〔6〕王江燕：《冲击与重塑：网络文化下的政治向心力》，《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7〕参见白寿彝、廖德清、施丁主编：《中国通史》(第四卷)，《强干弱枝，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的建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31页。
在该阶段，企业已知政府制定的针对新能源汽车的CAFC得分效率θ1，两企业决策自身的续航里程研发水平。在研发过程中，两企业可以开展合作和竞争两种模式，当两企业选择研发合作时，技术溢出率较高。在竞争模式下，两企业的技术溢出率为ω1、ω2；在合作模式下，两企业的技术溢出率为ω′1、 ω′2。 其中 0＜ω1＜ω′1＜1， 0＜ω2＜ω′2 ＜1。
有人说，教师是辛勤的园丁，培育美丽的花朵；也有人说，教师是春蚕，劳作到死吐丝方尽；还有人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塑造着学生的精神世界；更有人说，教师是蜡烛，燃烧自己去照亮别人。其实，教师就是教师，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也需要生活，也有思想，也有自己的家庭，只不过教师这个工作特殊而已。我觉得，更确切地说，教师就是一个永远与学生一起学习一起成长的人。
〔8〕〔31〕刘哲昕：《我们为什么自信》，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年，第37、63页。
〔9〕〔25〕唐德刚：《从晚清到民国》，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1、3页。
〔10〕《公羊传·隐公元年》。
〔11〕金良年撰：《大学译注，中庸译注，论语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3页。
8月7日，中国向阿富汗提供旱灾紧急粮食援助换文签署仪式在喀布尔举行，中国驻阿富汗大使刘劲松、阿富汗国家灾难管理与人道主义事务部长纳吉布·阿卡·法希姆等出席。刘劲松在致辞中说，这次向阿富汗提供的粮食包括大米和面粉，是对阿富汗人民战胜困难的坚定支持，体现出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他表示，中方下一阶段将考虑为阿富汗援建灾害预警系统、提供救灾物资等，希望阿富汗早日实现和平、稳定与繁荣。法希姆在仪式上高度评价中方的支持和帮助。
当然，由于儒家自董仲舒之后获得了中国社会治理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以及秦二世而亡的教训，使得人们更加重视礼的作用。汉代及其之后的历代王朝，在法律体系中，都致力于在礼的主导下，融合礼法。所以，在礼法合治的治国方略之下，礼实际处于高于法的地位。礼法合治的治国方略，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又被称为“德主刑辅”。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德礼为本、政刑为用”的思想逐渐成为主流。汉代确定“德主刑辅”之后，历朝各代虽针对不同社会条件有所调整，但基本精神没有改变。及至唐代，“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成为治国方略，对“德法合治”进行进一步明确阐释。〔22〕《唐律疏议》被视为典型的“礼法合治”的法典。在司法实践中，官员引用四书五经作为司法判决的依据是一种常态。“春秋决狱”经董仲舒提出后，在后世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受到儒家官员的推崇。当法律条文没有规定时，官员就可以依据儒家经典进行司法判决。
〔13〕〔15〕殷志：《“礼乐制度”：华夏文化核心元素的生成及建构》，《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第8期。
研究成果转化为国家标准、国家政策是对卫生经济研究与实践者的最大褒奖。近年来，成研中心所完成系列重大课题的研究成果逐步上升为国家标准，是中心创建以来一大创新转变。中心以系列课题研究成果为基础，接受当地医院实践检验，证实其符合当前医改政策取向，进而被国家主管部门采纳。
〔14〕李泽厚：《新版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13页。
〔16〕《辞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626页。
〔17〕参见李学勤主编：《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87页。
〔20〕《韩非子·五蠹篇》。
〔19〕参见蔡尚思：《中国礼教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28页。
〔18〕参见吕世伦、连赛君：《“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理念及当今启示》，《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在法律史学家杨鸿烈看来，“德主刑辅”是儒家“礼治”思想的一部分，所谓“礼治”，更多的是强调德礼教化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他说：“法吏坚主‘法治’，法足以应时代的要求……两千年以来就算有很少主持‘法治’的人，但已非法家的真面目，所以还是儒家的‘礼治’或‘德主刑辅’说最为得势。”〔23〕杨鸿烈的观点在学术史上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在现实政治实践中，历代君主真正信奉的是“外儒内法”。管仲率先言道：“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故明主之治也，当于法者赏之，违于法者诛之”。〔24〕
〔22〕王菲：《“德法合治”的传统内涵与当代价值》，《人民检察》2016年第21期。
〔23〕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2页。
〔24〕姜涛：《管子新注》，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第356页。
〔26〕即中华民国。
〔27〕参见《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4页。
〔28〕〔41〕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16页。
〔29〕王宇：《从“强干弱枝”到“天下一家”:论宋人对中央集权制批判的深化》，《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3期。
〔30〕参见戴辉礼：《从有效集中到权威丧失——苏联共产党领导核心制的历史轨迹及启示》，《科学社会主义》2017年第3期。
〔32〕2016年10月17日，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首播大型电视专题片《永远在路上》第一集，提到了1945年黄炎培和毛泽东之间这一知名的“窑洞对”，指出唯有民主和监督，才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
〔33〕参见2013年4月9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34〕〔35〕〔36〕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1-342、335-336、146-147页。
激光雷达是一种重要的大气环境探测手段，其具有时空分辨率高、探测灵敏度高和抗干扰能力强等优点，在气象探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文主要对激光雷达技术在气溶胶、大气臭氧、大气风速、大气温湿度的探测应用进行了详细分析。同时针对激光雷达在大气环境探测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粗浅的探讨，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37〕参见王光森：《邓小平党法关系思想及其现实启示》，《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11期。
〔38〕〔40〕参见席文启：《关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几个问题》，《科学社会主义》2011年第4期。
〔39〕参见《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7页。
〔42〕参见胡鞍钢、程文银、杨竺松：《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行政管理改革》2018年第3期。
〔44〕参见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载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5-36页。
〔45〕君子如风，小人如草。
〔46〕参见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1页。
〔47〕参见习近平同志在201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
作者简介： 张学博，中共中央党校政治和法律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财税法、法哲学等。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19.07.006
〔责任编辑：汪家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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