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在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哲学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正式在本校开出政治哲学的课程之后，逢到向人介绍自己的研究领域，我就不免要时时提到政治哲学这个行当。要给人们留下一个关于政治哲学的清楚印象，原本不是一个困难的事情，但是，在听了我的介绍之后，不少人对于中国大陆能否出现真正的政治哲学，表示相当的怀疑。国人如斯，西方的学者对于这个事实也难有明白的理解。我所认识的几位西方同行，听说我在北京大学开设了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哲学课程之后，都相当惊讶。我就解释说，情况已经改变。当编完这本《社会正义是如何可能的？——政治哲学在中国》后，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形势正在继续改变。
不过，这种变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其进行的速度是令人不满意的。同样令人不满意的是，人们就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提出了太多的技术目标，而最为重要的并且正在严重地阻碍这种技术目标实现的社会政治制度，却始终只有表面的和形式的变化。可怕的是，多数人对于社会不正义的情况，已经由司空见惯而趋于麻木，甚至于采取“幸分一杯羹”的实利态度。今天，技术的和经济的理由虽然一再被人用作延缓政治制度改革的正当性根据，然而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实际进程却刚好证明了相反的情况。科学技术、经济与管理的落后，原来就不单是这些领域本身的事情，而有着更为根本的社会与政治层面的原因。
比如，自去春以来，从驻南使馆挨炸到沙尘暴十余次袭击大江南北，种种天灾人祸，人们在解释这些事件，寻求对策时，一般都倾向采取技术主义与发展主义的观点。然而这种努力，最后都会陷入一个无法超拔的怪圈——我称之为“中国结”。
解决沙漠化的技术关键是保护和建设植被，但是为什么几十年来，即便对于环境保护有了清楚的认识的情况之下，植被破坏的速度依然远远大于建设的速度？根本的原因在于土地的所有权问题，谁对这些土地负责？土地抽象的所有权，使得中国大陆的土地成了实际上无主的土地，而实际的权力掌握在根本不对土地长久负责的官员手中。土地于是成了掠夺的对象，生态环境自然就一年恶于一年。
政治哲学之参与现代中国社会改革，其原初的目的就是解释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与正义的“中国结”，但其理论维度一开始就超越具体的问题之外，而直接深入到这个“结”之所以如此编组的原因与根据，也就是说直接探讨一般国家政治制度的正当性问题。比如讨论土地的所有权、政府的基本原则、或者立法的正当性基础一类问题，而不是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实用对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对政治哲学在中国的存在可能性抱着相当大的怀疑。
那么，什么是政治哲学呢？政治哲学探讨政治的规范和价值、政治的观念基础以及政治科学的方法论，它同时厘定与分析表述这些规范、价值和观念的概念，论证某些正当的规范、价值和观念构成的方式。正是由于它的规范与方法论的性质，所以它无法归于任何一门经验的社会科学之下，而属于哲学的领域。如果我们可以采用一种更为一般和抽象的表述，那么就可以说，政治哲学关涉人类生活中政治层面的根本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哲学的历史与哲学的历史一样古老。但是，政治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被建立起来，却是相当晚近的事情，所以，政治哲学的发展，它的方法和观念的变化，长期以来直接受到哲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发展和变化的牵引和影响。
但是，政治哲学另一方面又与政治学、法律学以及历史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理论学科有着直接的联系，并且直接受到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这样就使得政治哲学所探讨的规范、观念等等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具体学科以及特定的社会——历史观的影响，它们构成了政治哲学研究的知识的与观念的境域。
我们看到，在政治哲学历史上，规范、价值与观念，乃至方法的普遍性要求与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对它们的理解，始终处于矛盾之中，也就一直处于不断的调适之中。比如，今天人们普遍承认民主的价值，也就是说，民主在人们看来是值得追求和实行的，因而民主成了一种普遍性的要求。但是在诸如民主的基础是什么，什么样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这样一些问题上，人们的意见非但远未达到一致，反而是大相径庭的。如果说民主有自然的基础，那么凡是称为民主的东西就应该具有同样的形式，产生同样的结果。但是，事实上，人们从来就没有见到过这样理想的民主形式，民主的这样理想的结果。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民主无非是一种约定？但是如果有些人退出这种约定，或者在这种约定建立时根本不在场，那么民主对他们也有效吗？这些基本的、极具挑战性的因而也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问题正是政治哲学的魅力所在，也是其动力所在。
政治哲学发展到今天，形成了两大流派。在社会—历史的宏观视野下探讨国家、社会和政治的基本规则、规范和价值，它们的性质，它们的历史与社会的渊源等等，乃是古典政治哲学的主流，而在今天它实际上是与宏观社会理论或社会哲学、历史哲学和法律哲学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所探讨的问题有许多的交叉与重合。严格地说，这种类型的政治哲学是无法与上述的其他学科之间划出一条清楚的界线，而给自己规定明确的范围的。姑且称这类政治哲学为社会—历史视野下的政治哲学。一般来说，在欧洲大陆占主导地位的就是这样一类政治哲学。
分析的政治哲学在本世纪才始兴起，尽管它有深远的英国经验主义的渊源。它一度占据英美政治哲学，尤其美国政治哲学的主流，并且今天依然有其不倒的威势。这派政治哲学是分析哲学在政治哲学领域内的扩展，它将自己的研究范围限于分析和澄清政治和政治学的基本概念、表述方式与语言结构、政治学的方法论等。通过这种限定，它在厘清政治哲学的学科范围与基本概念等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但是，罗尔斯著作的出现，一扫这种两分的格局，而使两者融合了起来。罗尔斯政治哲学的基本手段是分析的笔法，但是他的理论与信念的基础却是来自康德与卢梭，而且为现代自由主义与民主政府提供某种基本原则、规范和形成规范的方法，无论在《正义论》还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的这个努力始终保持不变。但是，社会—历史的宏观视野则被罗尔斯几乎抽象成无知之幕了。政治自由主义所建立的政治的正义无法照顾到历史的公正。因此，两分的大格局虽然没有从根本打破，而由百家争鸣或而至于混战的形势却随之而起，尽管双方在一些最为基本的权利观念上面依然有惊人的一致。
政治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正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话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通常不如古典政治哲学，比如卢梭的思想或者托克维尔的思想更能够引起兴趣和切身的感受。像罗尔斯的学说，探讨的是成熟的民主制度之下所产生的社会正义问题，而我们关切的是在民主化进程中消除非民主的东西。但是，既然民主化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共识，那么这个发展得太迟晏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又极其重要的学科，我们都有必要予以全力的促进，以便它在中国蓬勃发展起来。
但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在中国虽属后起，却一开始就置身于一个极其特殊的环境之中。
首先，西方政治哲学在二千多年的发展之后，特别是经过近几十年的复兴和深入研究，不仅十分成熟，而且产生了不少新的学说，出现了若干极具影响的原创性的政治哲学家。在这个西方思想依然占据主流话语的时代，中国政治哲学降生之际就面临两种选择：或者完全委身于西方政治哲学的话语、视野之下，讨论西方人的中心关切，从而面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的现实时，只是而且只能以旁观者的身份发表意见；或者生而为中国思想，这就是说，或许在学术方式、语言乃至一定的观念上无可避免地要从西方既有的武库里取用一些现成的东西，但立足点却是中国政治与社会，因而运用之际，就是中国化之时。其实从整体上说，中国的政治哲学别无选择地走上了后一条道路，所谓两种可能的选择只对具体的政治哲学家才有实际的意义。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政治哲学就不顾或者可以忽略一般性的或曰普世性的问题，而是说，即使这些问题以及一些广为接受的观念，我们也必须重新审视和解释。
其次，当今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境遇使政治哲学的研究变得迫切与必要，极其复杂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向政治哲学发出了大声呼唤，提出了强烈的要求，但是已经形成为新传统的保守—教条的思想意识依然有其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往往能够对积极的思想实施有效的乃至致命的打击。由于这种障碍的存在，政治哲学与其他的改革和思想解放活动一样，在中国都不免戴着镣铐跳舞的尴尬。
第三，也是最具挑战性的情形：目前的中国真是处于各种制度试验、各种改革实验、各种思潮激扬的时代。如今在这块土地上，各种社会理论都难以摆脱这样一个困窘，即无法合适地，哪怕比较合适地解释中国社会，而这种尴尬局面实际上却正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最根本的刺激。理论在这里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既要对现实提出解释，又要为中国社会的改革提供批判—建设性的观念，即使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也必须考虑过河的方向，选择过河的地点，弄清到河对岸去的目的等等。
就国家而言，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分裂状态，海峡两岸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乃至语言文字方面的分裂，使得以研究国家的性质为本务的政治哲学不仅要解释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特殊意义，而且还要研究未来中国统一的手段与方法的正当性。进而言之，各种特区的存在使得中国缺乏国家政治与法律制度、国家生活的统一性，那么，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整合性，以及这种整合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根据是什么？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原本与西方的国家有着极为不同的形成原因与历史，而在一个国家之内，原本也包含着极为不同的政治、法律等制度。但是，历史并不能简单地证明今天现实的正当性，所以政治哲学在这里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看起来无非就是重新规定自己，或者重新规定国家及其基础。
在中国，今天或早居主导地位、或在流行、或趋于流行、或正在冒头的思潮，有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从传统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到社群主义、民粹主义，从专制主义、权威主义和新权威主义到保守主义，各种思想交叉重叠，杂糅冲突。除了主导的意识形态之外，大都尚停留在知识分子的话语阶段。但是，在知识分子（或者更准确地说，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日益成为权力结构的中坚力量时，这些思潮就会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事实上，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有些思潮正在影响人们的言语与行为，而如果这些人是握有决策权力的，那么这些思潮就通过政府行为、政策乃至立法直接影响中国社会与人民。
但是，如上所述的各种思潮和主义，由于缺乏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尤其是缺乏公开而客观的争论与批判，实际上裹挟了许多异质的因素，而有些原本就是杂烩。然而令人费解却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简单化的表述，因混乱不清而造成的模糊在今天的中国，反而有其特殊的影响效果，尤其能够造成媒体效应；而在当下急剧变迁的时代，人们往往没有耐心去考虑长远的影响和作用，也缺乏谋划长远的责任和有效机制。政治上的短期行为必有其理论上的同道，而这就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中国特色的一种特别耀目的色彩。政治哲学之所以是一门哲学的学科，相对所有这些主义而言，它必定要探讨其涉及政治层面的根本观念与原理，并不因其现实的利益而有所顾忌。于是，中国政治哲学的现实任务就又无可避免地要承担厘清所有这些主义的政治观念基础，揭示其一般意义、作用和可能的后果，从而为人们的选择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的任务。
第四，由于这种理论的和观念的指导意义，中国政治哲学也就自然而然地肩负起为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等方面的改革提供观念、理论基础和方法的责任。因为无论民主与法治，原本就意谓极其复杂的思想观念与行为程序。比如，现代民主政治，都必须建立相应的政治程序以便公民的平等与普遍的参与，只有在保证这种程序的公平与合理的条件之下，或者换言之，只有在保证这种程序能够得到人民的充分认可的情况下，民主才能够实现，其意义和现实的作用才能真正体现出来。又如，在现代社会，民主虽然与法治盘根错节地缠绕在一起，但两者的原始基础却并不是完全重合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冲突的。因此，简单地说，法治并不必然包含民主，而民主如果没有严格的限定也并不必然就导致法治。更进一步说，法治如果没有维护人的基本权利的坚实基础，那么它并不会自动而必然地促进社会在正义方面的进步，促进社会的民主化。
第五，中国原本是与西方文明，与包含亚洲其他文明在内的世界上别种文明有着根本区别的独立文明。但是，在世界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中国传统文明本身的弱点，由于文明间发展的不均衡，中国及其社会在整体上落后于西方文明的现实结局，就是全面地仿效西方，从制度到日常生活方式，传统的中国及其社会即使在中国人自己的视野里也越来越成为一个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经验对象或案例。西方化在中国并不是一个自然的选择的过程，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个被动和被迫的过程。结果，中国社会的一切主流话语均是来自西方的。几十年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竟成了西方思想交火的战场。这样，当一九七八年的改革开放开始给中国人民带来自由选择的初步权利之时，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却发现自己比先前更甚地依赖于西方话语。但是，幸存下来的传统文化却以其巨大的活力与深层力量开辟自己的道路，在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与交流之中，创造性地更新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话语系统。中国政治哲学的存在根据之一就是要为中国现代的抑或古代文化的此种特殊性，提供理论的证明。从世界文明的整体来说，中国政治哲学的这个历史任务就是要与西方思想一起来制定人类社会最为基本的共同交往规则。否则，中国政治哲学除了地域特色之外，也就是说，它无非是西方政治哲学在中国的地域分布之外，并没有其他的正当性根据。
政治哲学既有构成性的作用，又负有社会批判的功能。本文集所收录的论文大都同时具有这两方面的功能。笔者以为，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积极的政治哲学文献应当从事以构成为目的的批判。这一点并不意谓这个学科在这里应该受到特定任务的限制，而是这个国家与这个时代人民的中心关切使然。现代政治哲学以正义为中心论题，其目的在于使人类群体逐渐改善为正义的社会，或者简单地说，人民通过自己的政治参与建立正义的社会。这就显然指明了政治哲学的构成意义与作用，同时也指明了本文集题名的根据。毫无疑义，中国社会的现实之于正义的要求，无论其标准如何制定，还相去甚远。改革只有以建立正义合理的社会为目的，才能够得到人民的持久的支持而有其远大前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民的普遍参与比任何时候与任何地方都重要。中国政治哲学的活动就是一种特殊的而且必不可少的参与，并且同时促进人民的现实参与，并且为这种参与提供理论的支持与批评。
最后，我想提及一个纯粹学术的问题。就像哲学的其他领域一样，中国当代的政治哲学似乎与欧洲大陆传统的政治哲学更具亲和力，而分析的传统在中国始终曲高和寡。人们可以从中国经典传统与新传统的两个方面来解释这一现象。然而凭借经典传统的解释一般只能谈到模糊的历史感，而以新传统为思路的解释则可以明确地向人们揭示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对中国现代思维方式的陶铸过程，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论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中国思想的多数发言人无法脱离这种宏观而华丽的社会—历史模式而自如清楚地吐属。不过，另一方面，并且是极其重要的一点，中国在与现代世界，尤其与西方世界对话而制定共同的政治规则时，社会—历史的差异，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因而中国的政治哲学学者更趋向于选择社会—历史的宏观视野来讨论政治哲学的问题，至少在当代有其充分的理由。
二○○○年六月四日改毕于北京大学燕北园听风阁
（《社会正义是如何可能的？——政治哲学在中国》，广州出版社二○○○四月版，1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