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分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社会分层根源于社会差别的存在，长期以来，我国客观存在着三大差别就意味着社会分层存在的不可避免性和合理性，因此，必须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尤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市场分层体系的研究更有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社会应不应该进行分层研究？对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不敢问津，总认为西方社会学分层理论是和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理论相对立的，好象一谈社会分层，就会抹煞阶级对立的本质；总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人人平等，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好象一谈社会分层，就是污蔑社会主义本质。诚然，西方社会学分层理论是和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理论想悖的，是想用分层来代替阶级的划分，扰乱人们的视野。但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理论主要适应于有对立阶级存在的社会，今天的中国，剥削阶级作为对立的阶级已不复存在，因此，如果我们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的观点，借鉴、吸收西方社会学分层理论的合理内核，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分层研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不能说不是一项有意义的事情。事实上，社会分层根源于社会差别的存在，社会差别，可以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职业的、道德的等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消灭了剥削、消灭了压迫，在法律面前，实现了人人平等，但社会主义社会并没有在一切领域消灭不平等，更没有消灭社会差别。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三大差别，有差别，就意味着有高低之分，有层次之分，因此，社会分层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受社会制度的限制，不管你乐意不乐意，我们每一个人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总是处在一定的层次上。那么，在今天社会大变革时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过程中，研究社会的分层有什么意义？我国社会分层体系的历史发展变迁情况如何？我们将构建一个怎样的分层体系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这就是本文将要探讨的几个问题。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社会分层研究的意义
一个人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所处的层次即社会地位，一般由收入、权力、声望、职业、受教育程度等多种因素决定，这些因素正是我们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起作用的。因此，进行分层研究，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预测改革的走向，制定改革的操作性政策，有直接效用。
1.进行社会分层研究，可以及时了解、掌握不同层次公民改革开放的态度。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时，首要的问题就是对中国社会各个阶级进行分析，开宗明义提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通过对各个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经济实力、政治态度、所占比重的分析，了解、掌握了各个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对革命的态度，从而解决了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最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毛泽东时代相比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经过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剥削阶级已不复存在，与剥削阶级对立而存在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也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阶级了。改革对中国社会结构最大的冲击之一就是社会阶级、阶层状况及其变动情况极为复杂，传统的阶级分析方法已远不能解释这种状况和变动，必须借助阶层分析法，用社会分层的标准，对全体公民进行分层，找出改革中的顺意公众，逆意公众、独立公众，分析他们的经济实力、受教育程度、从事的职业、在公民中所占的比重，从而确定他们对改革开放的影响程度，制定出相应政策，依靠顺意公众，团结独立公众，最大限度调动每一个公民的积极性，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
2.进行社会分层研究，可以及时了解、掌握不同层次公民对市场需求的态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或组织所确定的任何目标，都要以公众需求为根本出发点。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的需求分为从低到高五个层次，对于不同的公众来说，他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生产者组织生产，确定生产目标，必须根据消费者的需要，以销定产，以需求拉动市场，最大限度满足消费者需要。现在的问题是：面对纷繁复杂的广大消费者，生产者如何判断消费者需要什么？需要多少？这就涉及到分层研究。根据需求层次，对全体公民进行分层，从而可以了解、掌握最低层次的消费者有多少，他们的基本需求是什么？据此决定现实的消费力，潜在的购买力，从而确定产品的规格、品种、数量、价格，在市场趋于饱和时，及时转产，满足新的要求。企业要兴旺发达，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根据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要，划分出目标市场，采取具体的营销策略，满足各层次公众对市场的需求。现实生活中，我们的企业花在这方面的功夫太少，以至盲目组织生产，造成极大浪费，如盲目攀比，一窝蜂建豪华商品房、精品屋、夜总会……结果造成一边是大量缺房少房户无栖息之地，一边是高档商品房空着无人问津；一边是大排档前人山人海、拥挤不堪，一边是高级酒楼宾馆门庭冷落；一边是农村老大爷无处理发，一边是高级美容美发厅门可罗雀。这样的教训是极惨痛的，它既不利于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
3.进行社会分层研究，是及时了解、掌握国情变化的基础。
国情包括地理位置、自然资源、政治制度、经济水平、人口构成、文化传统等。我认为，人口是国情的一个最重要组成部分，人口数量的增多或减少，人口质量的提高或下降，都会影响到国情的变化，因此，对国情的研究，离不开对人口的研究。对人口的研究，必须借助社会分层研究，只有通过社会分层，从不同角度了解掌握人口数量构成、人口经济构成、人口文化教育构成、人口职业构成、人口性别构成、人口身体素质构成、人口思想素质构成……从而划分出高低有序的不同层次，对总人口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对国情有了一个大致了解，就能据此预测一个国家的政治走势、经济走向。
二、我国社会分层体系的历史发展与变迁
虽然我们曾一度对社会分层讳莫如深，但不管你承认与否，事实上，我国以1978年为界，存在着两个明显不同的分层体系：权力分层体系与市场分层体系。
1.权力分层体系
所谓社会分层，是指按照不同的社会标准将社会成员分为若干层次。标准不同，由些形成的分层体系就不一样。权力分层体系，顾名思义就是以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拥有权力的大小来对社会成员进行分层。权力从哪里来？怎样确定一个人权力的大小？解放后的人民共和国，公民权力的大小，由国家赋予你不同的身份来决定，其表现形式就是新的身份等级制，包括阶级身份系列、城乡居民身份系例、城市中干部和工人身份系列、所有制身份系列等。这几种不同的身份系列，国家通过各种政治的、行政的手段，都赋予不同的权力。就阶级身份系列而言，在1978年以前，它对一个人的就业、通婚、招生、提干、入党、晋升等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在农村，祖宗三代是贫农，根正苗红，那社队干部非他们莫属，至于参军、招工、招生、入党优先考虑的也是他们；在城市、出身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祖宗三代是工人的，都要高人一等，这一点，“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就城乡居民身份系列而言，城市人的“月月丰收”令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兄弟羡慕不已，国家对城市人口采取包下来的政策，生为城市人，读书、就业、住房、医疗卫生、生活资料等从生到死的一切需要都有可靠的保障，城市和农村形成互相封闭的二元结构，在国家政策的调控下，差别愈来愈大。就城市中干部与工人身份系列而言，干部的权力明显比工人大，虽然我们一再宣传：“干部是人们的公仆”，但“公仆们”在工资、福利、住房、特有待遇上，显明优于工人。就所有制身份系列而言，全民所有制职工在工资、劳保福利待遇上明显优于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因此，在1978年前的中国，决定人们社会地位即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处层次的标准是由出身、户籍、职业性质、所有制性质构成的对社会资源拥有的权力。
这种以新的身份等级制为特征的权力分层体系，在一段时间里，对社会的稳定和激发人们积极向上的热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种国家通过户籍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以及其他一些有关政策来维护、实现的权力分层体系，它的消极作用是相当大的。
首先，它严重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
这种以国家权力为核心的权力分层体系， 在不断制度化的过程中，使得社会成员的地位都有了直接或间接的刚性限定，这种限定，在城市表现为社会结构等级化，即一切单位、组织都被纳入到一定的行政等级序列中并从属于一定的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中的个人地位取决于该组织在行政级别中的地位，如果处在一个行政级别高的组织里，工作不用几年，按步就班，从一般干部到科级干部，从科级干部到县团级干部，都是很容易的事。相反，如果处在一个行政级别低的组织里，即使再有本事，奋斗一辈子也可能捞不到一个科级，这对社会成员积极性的挫伤可想而知。在农村集体化以后，农村的自然分化进程基本中断，农民也就逐渐成为一个几乎完全同质性的群体，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农民的积极性也遭受了严重挫伤。
其次，导致了新的不平等出现。
以国家权力为决定作用的社会分层体系，愿意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人人平等这一宗旨的。但实际上，这一分层体系的建立，并没有导致现代社会主义平等的出现，相反，出现了新的不平等，即整个社会中，各身份群体之间是极不平等的，而且，由于这种僵化的分层体系排斥了任何市场的作用，就会出现多劳不多得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实际上又蕴含了另一种不平等或不公正。
第三，阻碍了必要的社会流动。
这种以国家权力为核心的分层体系，通过劳动用工制度、干部人事制户籍制度等将社会成员牢固地钉在某一社会位置上，没有国家的统一调配，任何人都不可能挪半步。常言道，流水不腐。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必要的社会流动，整个社会就会日渐僵化，失去活力，成为死水一潭。这也许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2.市场分层体系
所谓市场分层体系，就是由市场中起决定作用的各种因素来决定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地位。市场因素众多，包括社会成员的能力、受教育程度、机遇、职业、收入、道德水平等，它排除了那种由国家政治权力起作用的因素，而取决于社会成员在市场经济中的努力和贡献程度。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政策的转变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经济运行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必然引起社会成员的个人地位以及制约这些地位的社会分层体系发生根本性的变革。阶级出身不再成为决定人们前途命运的法宝而被个人的能力和现实表现所代替：城乡居民都被投入到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各显神通，一体化趋势愈来愈明显；干部和工人不同的所有制，由于体制外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评价标准更趋向于经济效益，他们之间的差别日渐缩小，维系权力分层体系的根基——新的身份等级制在市场的作用下，日渐模糊、弱化以至消失，一部分社会成员已脱离国家的地位安排和原有分层体系而直接进入市场，社会的分层体系正逐步从以权力为轴心向以市场为轴心转变。虽然现代的市场分层体系还没有最终形成，但趋势是明显的——阶层分化已有了绝然不同于权力分层体系阶段的特点：
第一，原有阶级内部阶层分化明显，新的阶层出现。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基本的阶级结构未变，仍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但随着各种经济成分所有制的出现，经营方式的改变，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两大阶级内部阶层分化明显。如工人阶级，按不同所有制已分化为全民企业工人、城镇集体企业工人、私营企业工人、混合型企业工人、个体工商户帮工、失业待业工人；农民阶级则由原来具有较高同质性的群众逐步分化为八个阶层：农业劳动者、乡村工人、乡村雇工、农民知识分子、乡村个体工商业者、乡村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社区管理者。阶层的分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在原有阶级内部发生分化的同进，又出现了一些在工人、农民两大基本阶级之外，处于中间状态、过渡阶段的社会集团，如私营企业主阶层、民工阶层、食利者阶层、富有者阶层等，这些都是市场分层体系的产物，它意味着原有权力分层秩序的削弱。
第二，社会个体成员出现地位相悖现象
权力分层体系阶段，社会个体成员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职业地位等基本是一致的，即政治地位高的人，其他地位相应也高。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由于经济因素的影响，人们的评价标准开始趋于不一致，这样，经济地位迅速崛起的人们并不一定在其他地位上获得了相应的提高，而原来政治地位很高的机关干部等由于不具有相应的经济实力而地位开始在一部分人心中下降，社会个体成员地位出现了不一致现象，它反映了原有的基于所有制地位和身份地位的权力分层体系已被打破，社会个体成员地位已从政治权力为核心趋向于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社会个体成员地位已从政治权力为核心趋向于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社会个体成员的地位构成已越来越远离国家权力的直接控制而具有更大的自致性。
第三，不同阶层之间出现矛盾、冲突。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鼓励一部分人依靠诚实劳动依法致富，但实际上，真正按政策富起来的红色大款不多，绝大多数富起来的不是依靠政策倾斜或利用政策模糊钻空子的灰色大款，就是靠非法经营暴富的黑色大款。这些人往往凭一纸批文或一次非法走私活动在一夜之间暴富，他们一掷千金、吃喝嫖赌的消费行为，给那些依法经营者、中等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造成极大的心理震动，使之失去心理平衡。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随之加剧。绑架富有者阶层成员、敲榨勒索、拦路抢劫、入室偷窃等犯罪行为不过是低收入阶层与高收入阶层之间矛盾冲突的表现形式。
这些特点说明我国原有的权力分层体系正面临挑战，而具有现代意义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市场分层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三、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完善市场分层体系
市场分层体系的不完善，从目前情况看，主要由以下几方面原因造成。
1.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新旧体制的并存，人为地将社会成员分为两部分：进入市场的和在原体制下的。这两部分人在贡献与报酬、机遇和手段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因而造成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体制下，同样的贡献得不到同样的报酬，就是同一个人、同一项成果、同一个贡献，在不同体制下，评价标准、报偿标准也不一致，公平竞争、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等往往成为诱人的口号，只在局部地区生效，在旧体制下仍是权力性因素起作用。同时，在新旧两种体制并存时期，一些人钻政策的空子，或凭借权力、或凭借关系，改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但这种机会的不平等、手段的不平等，并没有调动起广大群众的工作热情，相反，损害了社会凝聚力。
2.法制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我国的经济运行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但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明显滞后、致使许多求利行为在相当的范围、程度上处于无约束、轻约束或约束不当的状态，甚至于在某些领域出现无法可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更进一步助长了市场秩序的混乱，使得“辛辛苦苦不赚钱，轻轻松松挣大钱”成为现实，这同样伤害了一部分诚实劳动、依法经营致富者，也对“共同富裕”的改革承诺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3.精神文明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虽然我们在经济建设中一再强调“两手抓”，但实际运行中，往往是抓经济建设这一手硬，抓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软，由于精神文明建设软弱、乏力，致使人们的心理文化结构向着复杂化、多元化和无序化发展，各种价值观念的并存和冲突，旧的价值观念的衰落和新生价值观念还不成熟，使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无所适从，不知道究竟怎样做才是对的，在这种情况下，难免出现“越轨”现象，因而决定市场分层体系的各要素不能发挥正常作用。
由于以上原因的存在，造成目前市场分层体系极不完善，正面临两难困境：即使要使社会自然分化得以充分展开，又要加强对社会分层体系进行制度化约束，使市场分层体系不偏离社会主义本质，能够有序运行。怎样走出这两难困境？笔者信为，以下几点值得考虑：
1.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合理的社会自然分化进程。
社会的自然分化，指的是在初始条件平等、相同的条件下，依靠人的能力大小而适当拉开的差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的禀赋和竞争机会事实上是不平等的，但只要社会公平原则能够给社会安排、设计一种保障社会均等的操作图示和规范，能够实现起点平等、权利平等，那么，人们对于适当拉开的合理的社会自然分化会豪无怨言，只有这样的社会自然分化才是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因此，进一步演化改革的目的就在于要努力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
2.加强宏观调控，实现社会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在社会自然分化进程加快的同时，国家、社会应当利用国家机器，对整个社会实行宏观调控，保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政府必须担负起宏观调控的职能，在初次分配过程中，调节生产资料分配和劳动力配置，在再次分配过程中要兼顾公平原则，运用税收等手段，加强对社会收入分配的调节，以效率促公平，以公平保证效率，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3.加强法制建设，实现社会整合
所谓社会整合，即打破血缘、地域等狭隘的封闭传统归属格局，社会成员的心理、行为归属于更大范围的社会单位，越来越多的人遵循同一文化规范和价值标准，采用类似的制度结构，实际上就是根据一定的秩序原则，使社会各部分的活动规则在更大范围上实现统一化，因为只有规则的公正平等，才能决定机会的均等，决定着平等交换原则的实现，而这种统一规范的典型形式就是法律。因此，完善市场分层体系，必须加强法制建设，使一切领域都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使社会能自觉运用法律手段自我解决因分化迅速而引起的冲突、无序和混乱问题。
4.寻求文化支援，重构价值体系。
人是社会的人，他生活于社会之中，必然受“社会文化氛围”的强烈制约和影响，因此，我们不能忽视文化在市场分层体系中的作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没有统一的文化标准、价值体系，那不可能有强大的凝聚力，从而影响到其它方针、政策的贯彻实行。我们必须寻求文化支援，重构价值体系，提高全社会成员的整体素质和道德觉悟，增强社会价值观的认同一致，引导全社会成员的精神文化生活，培养健康文明的社会文化心理氛围，使各个阶层的社会成员都能在这种社会文化氛围下找到其相应的发展位置，以充分发挥价值观念体系在规范人们行为方面的作用，保证市场分层体系的不断完善。
以上四个方面相辅相成，社会自然分化是基础，宏观调控是手段，而法制建设与文化支援是保证，只有四个方面互相配合，市场经济中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各种因素就会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每一阶层的社会成员再也不会怨天尤人。为了参与公平的竞争，实现自己的抱负，每一个人必定都会把心智和努力转向完善和提高自己素质，挖掘和拓展自己的潜力和才能上，这样，就能真正实现最大限度地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发挥每一个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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