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文明指的就是物质生产活动及其成果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物质文明论文,物质论文,成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2)05－0086－06
当前学术界对于物质文明的认识普遍基于这样一种认同与共识，即认为物质文明指的就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及其成果。那么这样一种在理论界带有普遍性共识的观点是否真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明的认识与理解呢？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我们还没有发现物质文明这一用语，但从经典作家对文明的理解与把握来看，文明在某种程度上指的就是物质文明，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文明的理解与把握就是建立在人类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上的。因此，为了更好地认识与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怎样把握与认识物质文明的，我们很有必要对他们有关文明的论述做一番学理上的梳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文明指的又是什么呢？马克思在1846年12月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一封信中的一句话，也许可以为我们解开文明的神秘面纱提供有力的帮助。其中提到：“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①类似这样的表述在马克思1847年创作的《哲学的贫困》再次出现：“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②这两句出自马克思的关于同一主题的表述为我们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概念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信息。马克思认为文明的果实就是既得的生产力，而我们知道既得生产力是指生产力的对象化了的结果，是生产力的现实化了的表现形式，是已经形成了的生产力。这种既得生产力，归根结底也是由以前的生产力所创造的，因此，从逻辑上讲，文明在马克思的理解中，应该指的就是生产力，而不太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对于人类生产力的生成与发展历史而言，在人类的蒙昧时代与野蛮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人类的生产力，但这种生产力，只是一种自然意义上的生产力，如人的四肢、已耕种的土地、用于生产活动的水、石器等等，它们只是构成了人的一种自然意义上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虽然后来也获得一定程度上的发展，但只是在量上的一种扩张，并没有在质上有什么改变，其仍是自然意义上的。因此，它并不具有文明社会的生产力所具有的特征。但随着这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并随着其自身性质发生改变时，这时才“出现了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之间的差异”③，因此，文明不可能指的是人类在蒙昧时代与野蛮时代所具有的自然形成的生产力。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即生产过剩的危机。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缘故，是“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④显然这里所说的文明过度，不可能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过度，因为生产关系不存在过度与不过度的问题，只存在落后与先进的问题。因此这里所指的文明过度，可能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生产力过度，即资本主义社会所拥有的社会生产力强大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能再适应其自身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时，才会出现所谓的社会生产力的过度，也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过度。因此，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文明过度的论述来讲，文明的本质应该就是社会生产力。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到过“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⑤在18世纪的欧洲，文明人与野蛮人是一对相对立的范畴，同样人的自然力量与人的社会力量也是一对相对立的概念。既然文明人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那野蛮人是否也同样具有呢？显然，对于文明人与野蛮人而言，其二者都是天生具有自然力量的，因为自然力量是人的天赋力量，所以无论对于文明人而言，还是对于野蛮人而言，二者身上都是具有自然力量的。可见，自然力量并不是野蛮人与文明人的本质区别。换句话讲，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区别不是在人的自然力量上，而应该是在人的社会力量上。因此，是否内在的具有社会力量应该是区别文明人与野蛮人的标志。尽管自然力量与社会力量都是人的本质力量，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自然属性越来越从属于人的社会属性，人的自然力量也越来越具有社会力量的特征。因此，随着人自身的发展，人的本质力量更多的体现在人的社会力量上，而不是人的自然力量上。所以，判断一个人是野蛮人，还是文明人，就要看他是否内在的具有社会力量。内在的具有社会力量的就是文明人，不具有的就是野蛮人。既然文明人内在的具有社会力量，那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进路中，人的社会力量指的又是什么呢？马克思在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到：“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⑥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出“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即内在地具有扩大了的生产力的人。上面我们分析到文明指的是生产力，但不是指原始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生产力，而这里又讲到文明人是内在的具有社会力量的人，即内在地具有扩大了的生产力的人。因此，结合以上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下一个定断：文明指的就是生产力，只是不是原始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生产力，而是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而形成的扩大了的生产力。这种扩大了的生产力相对于自然形成的生产力而言是一种无论是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由劳动人民所创造，但相对于劳动人民而言却是一种异化的力量，是一种对他们所创造的财富进行支配的力量。而在原始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生产力，对蒙昧人与野蛮人来说，却是自身可以支配的力量。这种扩大了的生产力，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来就是社会生产力。因此，文明的本质指的就是社会生产力，而不是原始社会自然形成的生产力，也即自然意义上生产力。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也论道：“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例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⑦马克思的这个论断，更进一步地为我们指证文明的本质是社会生产力提供十分可信的证据。这也告诉我们，在马克思的文明观中，文明指的就是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就是文明的本质。此外，在《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还对约翰·威德在其著作《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中的一个观点做过一番分析，这番分析也为我们确信文明的本质是社会生产力提供了新的佐证。约翰·威德认为：“资本不过是文明的另一名称。”⑧针对约翰·威德这个观点，马克思认为，如果资本家“窃取了工人为社会创造的自由时间，即窃取了文明”。⑨马克思之所以这样讲，原因就在于资本也是一种集中起来的社会力量，它的“不变趋势一方面是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是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⑩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由工人所创造的剩余劳动时间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所以马克思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威德认为资本等于文明，又是对的。”(11)我们知道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自由时间是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应的一个时间概念，指的是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它是人实现全面自由发展所必须的时间，它是由工人自身所创造的。而人的可支配的自由时间充分与否，则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如果社会生产力水平高，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会减少，而人的自由时间就会相应的增多。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减少了，但工人的自由时间并没有相应的增多。那些由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而相应增多的本属于工人的自由时间被资本家无偿地占有了。因此，如果资本家窃取工人的自由时间，即窃取了社会生产力，也即窃取了文明。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文明的理解与认识来看，文明的本质是社会生产力，而社会生产力又可以分为两种不同性质的生产力：一种是物质生产力，另一种就是精神生产力。显然物质文明不可能指的是精神生产力，因此，物质文明的本质就应该指的是物质生产力。既然物质文明的本质是物质生产力，那物质文明就是指人的社会物质生产活动以及活动的结果或者外在表现形态。但在这里我们必须指明，这里所指的社会物质生产活动，是不是指的就是人类历史以来就存在的物质生产活动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既可以作肯定的回答，也可以作否定的回答。原因就在于人的社会物质生产活动，肯定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但它又不完全指的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这是因为与物质文明所对应的物质生产活动，并不是人类一开始就存在的物质生产活动，而是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物质生产活动。例如在人类的蒙昧时代与野蛮时代，同样存在着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但不存在人类的文明形式。因此人类早期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成果，并不能构成人类的物质文明。
物质文明虽然是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我们要正确而科学地把握物质文明的生产与发展以及其本质，还得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的产生与发展入手。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作为物质生产的重要部分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人类创造自身历史的首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就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都是这样。”(12)之所以说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作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就是人类最早的劳动活动，而人的劳动活动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性条件，是人的生成方式与存在方式。人从哪一天开始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资料，人就从哪一天开始把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对于人与动物的区别，“我们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但“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因此，“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13)由此可见，没有人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就不会有人类本身。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是人类的第一个物质生产活动，也必然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们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活动，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但人类的物质文明并没有伴随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而产生。在人类的蒙昧时代与野蛮时代，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主要表现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在这段时期，人类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能力很低，换句话讲就是在这个时期物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的物质生产力主要表现为人类对自身的四肢的运用，和对自然力的部分驾驭。如在人类社会的蒙昧时代，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就是对能够用于饮食的天然产品的采集和狩猎。虽然在这个时期的中高级阶段，人类开始学会了使用火和发明了弓箭，而火的使用以及弓箭的发明也的确改善了人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的生存问题，人类时常面临物质生活资料匮乏的问题，面临着生命的危险。这是因为在这个时期，人类的物质生活资料基本上取决于自然的天然产品供给，而天然供给是直接受环境与气候影响的。可见，虽然在此时已有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但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对象仍是天然产物，而不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的真正对象性产物，也即受人自身控制的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劳动的产物。在这个时期，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只能够勉强维持人类的生存，人类经常食不果腹，时常面临死亡的危险。在人类的野蛮时代，人类开始通过自己的劳动来生产天然产品，如种植谷物与饲养牲畜。在这个时期，人类虽然改变了在蒙昧时代的那种单一的靠自然来供给食物的状态，但也并没有从本质上根本改变人的物质生产的性质，和使物质生活资料变得富足起来。因此，在原始社会，人类的物质生产主要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而在这个时期由于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水平都十分低下，以及人类用于生产的工具没有获得质的改进与发展。所以，在这段时期，人们对于天然产物也只能进行一些简单的加工，不能做到对天然产物的进一步加工，故而在人类的蒙昧时代与野蛮时代，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工业与艺术，也是不可能有真正的人类文明。所以恩格斯说：“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作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14)
既然在人类社会早期没有诞生物质文明，那物质文明又是从何时开始产生的呢？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明的产生历史论述来看，文明始于文字的发明与使用，“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字母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15)但并不是人类社会的任何历史时期都有文字以及用文字书写的文献，因而也不是人类的任何历史时期都有人类文明。马克思认为：“文明时代在亚洲的希腊人中是从荷马史诗写成的时候开始的，约在公元前850年，而在欧洲的希腊人中，则大约晚一个世纪，即从赫希俄德诗篇的创作开始。”(16)所以，“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部分。”(17)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物质生产并没有形成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因此也没有形成人类的文明。只有当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上，也即物质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物质文明才得以产生。物质文明的生成历史就是文明的生成历史，物质文明是其他任何文明形式得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其他任何文明形式归根结底都是由物质文明所决定的。物质文明虽然指的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它的现实活动的表现形态，但这个物质生产活动，并不是指原始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而是指文明产生以来的物质生产活动，这种物质生产活动，它不是建立在原始的公有制的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或种族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18)
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与文明观看来，物质文明指的是人类的社会物质生产活动及其成果或表现形式，它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人类的早期社会中并不存在人类的物质文明。既然物质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那我们又如何来确定物质文明发展的程度呢？对于物质文明发展的情况，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衡量与评价。马克思认为：“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种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19)因此，“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20)马克思的这两句话对于我们把握与确定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程度以及发展阶段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因此，在如何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进入了文明时期，在如何衡量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发展程度与发展阶段等问题上，我们可以依据一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工具以及物质产品来加以测量与评判。有什么样的生产工具，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发展形态，“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1)例如，在判定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问题上，珍妮纺纱机的发明与使用是一个重要的标尺。因此，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始于什么的问题上，我们可以把珍妮纺纱机的发明与使用作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开始的标志。生产工具固然在测量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发展程度与发展阶段上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作为非生产工具的反映这个社会生产工具状况的物质产品也同样在测量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发展程度与发展阶段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与价值。我们同样也可以通过一个社会的物质产品来确认这个社会的物质文明发展状况。恩格斯认为：“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22)从恩格斯的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在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火器是一种重要评判标准与依据。总之，判断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发展程度以及发展阶段，生产工具与物质产品是极为重要的测量器与指示器。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由于生产工具的发展水平以及技术化程度的不同，导致物质生产的对象以及生产的方式在性质上有根本性的区别，“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作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23)因此，对于人类的蒙昧时代与野蛮时代而言，这两个时期的物质生产活动与文明时代的物质生产活动在生产方式上是有本质性的区别的，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生产工具上。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在前一种情况下，各个人必须聚集在一起，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本身已作为生产工具而与现有的生产工具并列在一起。因此，这里出现了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之间的差异。”(24)在人类的早期，生产工具更多的是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如树枝、石头等等。而这类生产工具不仅容易获取，而且加工也较为简单。从生产工具的生产的技术角度讲，任何人都几乎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像树枝、石头这类生产工具的原材料以及对它进行加工。生产工具的简单与容易获得，并不能改变人类的生存状况，因为它并不能使社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发生质的改变。只有当生产工具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在技术上具有更高的要求时，才由于生产工具改进与发展，引发了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变革。因为随着生产工具的复杂化，必然导致过去与原有的生产工具相适应的分工形式的变化，即由自然形成的分工演变为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的形成，使得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形成一种社会力量，也即扩大了的生产力。当物质生产力变成一种社会力量时，物质文明得以产生。
总之，在人类不同的文明历史时期，物质文明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即使是在同一历史阶段，文明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无论物质文明在哪个时期，以哪种形态表现出来，都无非可以区分为这两大类：一是物质生产资料方面的表现形式；二是物质产品的表现形式。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物质生产资料特别是物质生产工具，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物质产品也同样是如此。如果我们想知道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发展程度，就可以通过这个社会的生产工具以及物质产品来加以考察与认识。人们使用什么样的生产工具，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就可以知道他们拥有什么样的物质文明。因此，无论是哪一种物质文明形态，我们都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加以衡量与评价。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主要是通过这个社会的物质生产资料与物质产品表现出来的，有什么样的物质生产资料，就有什么样的物质文明表现形式，手推磨所产生的物质文明，就不同于蒸汽磨所代表的物质文明，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社会的物质文明，而蒸汽磨产生的是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因此，各种不同类型的物质文明的根本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25)同样，不同的物质产品，也会体现不同的物质文明，珠算所代表的物质文明，就不同于电子计算机所代表的现代物质文明。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533页。
②③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2，103，27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8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8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2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9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9页。
(12)(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67页。
(14)(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