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投资与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基于东部地区的经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方政府论文,居民消费论文,城镇论文,东部地区论文,财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后，在政府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财政分权体制改革是其中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措施之一。财政分权在扩大地方政府财权的同时，使得地方政府从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政府的政策执行机构彻底转变为具有独立利益诉求的经济主体。特别是1994年的改革，将财政分权改革对经济的影响发挥到了最大化。为了在地方政府竞争中获胜，各地通过不断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和调整支出结构——主要表现为财政投资所占的比例持续处于高位来撬动经济增长，分权式的财政体制达到了提高了省际人均GDP增长率，带动我国宏观经济快速发展的效果（林毅夫，2000）。近些年随着宏观经济的波动性逐渐加大，社会总需求长期表现不足，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持续递减。政府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为扩张性的财政投资政策越发频繁，其中以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为主，这虽然有力的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投资需求，但是社会消费需求依旧低迷不振（陈强，2009）。那么，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如何？特别是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中占比最大的投资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是存在挤出效应还是挤入效应？
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政府财政支出不会对私人部门的消费产生影响，IS-LM模型中也没有反映二者之间的联系。Bailey（1971）开创性的研究了政府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他构造了一个有效消费函数，并以此研究得出财政支出对私人消费的存在挤出效应的结论。Barro（1985）在Bailey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展，他建立的一般均衡宏观经济模型分析认为，在短期中政府财政支出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入效应，但是在长期却会表现为一定的挤出效应。随着政府越来越多的对社会经济进行调控，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张究竟是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还是挤入效应成为了国外学者研究的热点。目前国外学者们因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的差异，得出的观点也存在差异：一部分学者主张政府财政支出会对居民消费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Karras，1994；Tsung-wu，2001），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产生的挤入效应更明显（Schclarek，2004；Fiorito和Kollintzas，2004）。
在国内，针对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研究起步较晚，但随着政府财政支出影响的扩大而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胡书东（2002）基于1950年～2000年的样本时间序列数据，通过计量分析指出，我国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且财政支出中的不同构成部分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有着一定的差距。李广众（2005）运用跨期选择模型的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互补效应，即政府财政支出挤入了居民消费。张治觉、吴定玉（2007）利用可变参数模型进行的动态分析指出，在总体上，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入效应；在支出结构上，政府投资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苑德宇等（2010）从财政支出结构的角度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政府科教文卫支出会挤入了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经济建设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胡蓉等（2011）运用协整方程、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工具所进行的实证检验说明：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在短期和长期存在显著差异，在短期内表现为挤入效应，而在长期则为挤出效应，可支配收入仍然是决定居民消费水平最重要的因素，农村居民消费对政府支出的敏感性较城镇居民更低。
以上学者们的研究是本文重要的理论基础，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大多以全国的财政支出作为研究基础，而笔者认为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不仅在规模上占比越来越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导致的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调整对居民消费的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并且因为更易对当地的居民消费产生影响，应更加值得探讨。同时由于地方财政支出主要偏向城镇地区，因此，针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城镇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也更有实际意义。已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点，并对此展开了研究，如杨智峰（2008）、楚尔鸣、鲁旭（2008）等。但是针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最为重要的部分——政府投资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的文献却鲜有。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探讨了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投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并以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10个省市为研究对象，利用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投资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
二、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本文将选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模型作为计量分析方法。鉴于模型设定的目的在于考察地方政府投资对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本文将面板数据模型的基本形式设定为：
本文的变量分析均采用指数形式，这是考虑到弹性分析的方便性。
（二）变量说明
城镇居民消费变量
。城镇居民消费指标所要衡量的是城镇居民用于日常生活消费的所有支出，本文以各地区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作为代理变量来进行研究。
地方政府投资变量
。依据使用功能的标准划分，目前我国政府财政支出主要包括政府投资支出、政府消费支出与政府民生支出一共三块内容。政府的投资支出（Gie）内容包含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资金、地质勘探费、科技三项费以及支援农村生产支出等。由于考虑到地方政府预算外财政支出数据难以获得，本文选择使用各地方政府一般预算支出中的投资支出作为代理变量进行研究。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以东部地区的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山东、江苏、浙江、福建、河北等10省市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期间是1996年～2009年，共14个样本序列。所使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汇编》以及中宏数据库中的相关内容部分。为了消除原始数据受价格变动的影响，并减少数据的波动性，增加平稳性，对原始数据均取对数进行处理。本文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从原始数据中可以看出，在本文的样本区间中，东部10个省市中上海地区的城镇居民消费最高，人均达到20992.35元，河北省处于最低水平，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只有9678.75元，不足上海市的1/2。东部地区10省中，广东省的政府投资支出最多，达2905.91亿元，海南省的政府投资支出最低，为355.91亿元，不足广东省的1/7。城镇居民消费与地方政府投资之间并没有呈现相应的正对应关系。
三、实证分析与检验
（一）面板数据模型形式的判定
本文选择的计量模型为面板数据模型（Panel Data）。通过固定效应检验（F检验）和随机效应检验（Hausman检验）来判定面板数据模型的具体形式。具体检验的步骤为：固定效应检验的检验结果显示，F统计量分别等于30.483686和161.849125，都在1%显著性水平下大于F的临界值，表明相对于混合效应模型而言，固定效应模型更为适合；豪斯曼检验的结果显示，检验的卡方统计量为27.358016，相应的P值为0.0000，与随机效应模型相比较，固定效应模型更为适合样本数据的分析。综合上述两种检验方法的结果，我们选择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东部10省市政府投资与城镇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二）模型的计量结果与分析
东部地区地方政府投资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固定效应检验结果如下页表2所示。
根据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
1.在样本区间，东部10个省市的政府投资对城镇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地方政府投资的系数估计值为-0.056806，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地方政府投资总额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挤出城镇居民消费额约0.06个百分点。这一结论与范金等（2011）的结论是相一致。地方政府投资分生产性投资和基础建设，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基础性产业的发展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开发等领域，作用在于为地方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然而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投资支出主要由地区的各种税收和卖地收入所支撑。地方官员为了在任期内获得政治晋升所需要的GDP增加，通过政府投资这种最直接的手段推动具有显著“短平快”效应的大型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过快速的大型项目启动来获得推动经济建设所需要的税收，并通过推动经济建设拉高地价获得出让土地收入，而对投资的社会效益最大化缺乏考虑。由于投资主要集中于城镇地区，城镇经济得到推动，城镇居民的收入得到了一定的增长，但是这种收入增长的收益范围主要集中于体制内的居民，流入社会其它群体的较少，所以地方政府投资决策的倾向性使得其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提升的能力不足，甚至通过挤出民营经济的投资而降低了城镇居民的消费能力，导致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下降。
2.从四个变量的系数大小可以看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系数为0.867212，且通过了1%的置信水平检验，系数的绝对值明显大于地方政府投资的0.056806、教育发展水平的0.110644和地方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0.018462。这说明了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对城镇居民消费增长产生影响的最重要因素，这与传统的消费经济理论是相一致的。此外，检验结果显示，教育发展水平的提升也会促进城镇居民消费，而地方经济的对外开发一定程度上挤出了城镇居民消费。经济的对外开放并没有成为促进东部10省市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有利因素，反而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效果，笔者认为，这主要是与当前我国吸引外资的政策有关。东部地区的进出口主要由外资企业所主导，而外资之所以会进入该地区，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地区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因此要保证对外资的吸引力，就要保持较低的劳动力要素成本，这造成了城镇居民工资率和居民收入增长严重落后于经济增长的现象，进而抑制了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基于1996年～2009年间东部地区地方政府投资、城镇居民消费以及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等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投资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东部地区地方政府投资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这种挤出效应与财政分权所造成的地方政府投资决策倾向扭曲有重要联系；在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因素中，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最重要的因素，地方教育发展水平的提升也能提高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然而地方经济的对外开放却对城镇居民消费产生了负面影响。
针对以上研究结论，笔者提出如下政策性建议：
1.加快推进财政体制和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机制的改革。在财政分权的制度设计下，加上地方政府官员以“GDP”为主要考核指标，造成了地方政府投资支出的决策偏向性发展扭曲。因此，要形成正确的政策投资决策机制，必须对现有的财政制度体系和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进行改革，推动政府管理模式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2.加强地方政府的投资支出的管理和使用。实证的结果虽然说明地方政府投资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然而投资支出在政府财政支出占最大比重，为地方经济重大发展战略和布局提供了资金支持，都说明它对于推动经济增长发挥的重大作用，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从长远来说也必将提高城镇居民的消费能力。所以，从长期而言，地方政府可通过加强投资支出的管理和使用，建立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政府投资决策体制，达到优化投资结构和提高政府投资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
3.完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进一步提高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实证的结果看到，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影响消费能力最重要的因素。目前我国的收入分配机制中微观分配机制存在系统性“缺陷”、再分配机制“逆向调节”问题较为突出，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长因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完善而难以有效增长。针对现存收入分配制度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李碧芳、孟祺，2010），应进一步给予调整与完善，特别是加强政府部门在收入再分配中的作用，弥补市场配置作用的失灵，调节居民收入在不同人群、不同地区以及不同行业的合理分配，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提高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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