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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春强调深入开展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本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8月6日上午来到河北省秦皇岛市，实地考察山海关长城修复工程建设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深入开展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生动展示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
今年4月，美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界掀起了一场有关学术与政策关系的辩论。哈佛大学的两位知名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先后在媒体撰文，批评美国学术界对政策问题漠不关心的普遍现象（见本报第2版“媒体链接”）。
一石击起千层浪，他们的观点立即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和公共评论界的普遍关注和热烈争论。然而，这一问题并不是最近才引起学者们关注的。早在2006年，美国《亚洲政策》杂志就组织了一期专刊，邀请到不少重头官、学两栖人士（包括Andrew Marble,Kenneth Lieberthal,Emily Goldman,Rober Sutter,Ezra Vogel,Celeste Wallander等）会聚一堂，探讨如何“弥合理论与政策之间的鸿沟”。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呼应。今年6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也组织了研讨会，探讨中国制度环境和文化背景下，国际关系研究与外交政策之间的互动（见本报第2版“会议链接”）。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所有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都面临着无比复杂的决策环境和勾连互动日益频繁的问题领域，外交政策更是如此。国家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国际行为体，国际机构、跨国公司、世界贸易和金融体系、国际犯罪集团以及恐怖组织等纷纷登上国际关系舞台，信息通过网络等非传统媒体以远远超越外交包裹的速度传递，毒品、武器及核技术与核材料的扩散令传统执法方式束手无策。这一切决定了，传统的以领袖个人智慧和政府间秘密交易为基础的、19世纪式的外交风格早已过时。对科学决策的要求创造了对学术研究所产生的知识和智慧的巨大需求。
作为知识和思想生产者的学者是否准备好了优质的、有实践意义的学术成果？是否有意愿为政策提供智力支持？作为消费者的政府是否认识到自己对这些思想成果的需求？在决策过程中是否充分地考虑和吸收了学界的意见？学术与政策之间是否存在鸿沟？如何弥合这个鸿沟？这些问题值得政、学两界深思。
学术与政策之辩
对于学术与政策的关系，自古就有争议。中国先秦诸子百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以影响政治生活为目的。随着后世朝代变迁，制度沿革，学术与政策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20世纪以来，现代治国术的发展和科学决策重要性的上升，使政策对学术成果的需求更加迫切，学术与政策之间的鸿沟也变得越来越令人担忧。
有人认为，学术与政治之间须臾不可分。中国传统学人大都主张学术为政治服务，强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倡导“资治”之学；也有人认为学术研究是为了发现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例如涂尔干和韦伯等，而理论建构就是为了明确表述最基本的因果关系。尽管刘易斯·科塞在《理念人》中引用朱利安·本达的观点，将知识分子视为“在获取非物质的优势中寻求乐趣”的“理念人”，可是实际上，纯粹的思想者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游说的入世学者之间实难划出一条显明的界线。
政、学两栖本不是什么新鲜事物。科塞归纳的五种“理想型”知识分子中，第二种就是所谓的“内部穿孔”者，这类人近似于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智库型学者。他们放弃亲自操刀担任“哲学王”的伟大使命，而是力图用自己的思想来影响政治，或如郑杭生所说，将学术当做“使社会达到良性运行”的手段。他们像凯恩斯所标榜的那样站在政府立场，强调“理论必须服务于政策”，其途径就是分析、提出方案、说服政府。从莫尔、托克维尔、培根、霍布斯到凯恩斯、弗里德曼（后二人被1998年美国经济学年会评为“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都从实际政治考虑出发，“通过变成心腹人物、王权背后的权贵，慢慢按照他们的愿望改造现实”。
外交政策的“旋转门”
在国际关系领域，学术与政策之辩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学术研究应该追求一个“真”；外交政策追求的是一个“善”，这不是伦理意义上的“善”，而是达到对国家有利结果的“善”；而相当一部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则是在追求一种“美”，他们抱着德国古典哲学式的热情终生致力于建构精美的理论大厦，这大厦宏伟精致到足以让来访者流连踯躅，浑然忘却零乱的现实世界。可是，多数学者处于这三者之间，虽然各有偏重。更有直接出入于政界大门者，借其学术积累直接参与政策，或仗其从政经验而与学术研究相长。在美国，有一个专门的词来形容这种学者与官员之间身份互换的现象——“旋转门”。
“旋转门”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原指特定行业或私有部门与相关政府政策部门之间的人员流动现象。在政治学、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等领域，它指政界、学界和智库研究界之间的人员流动。学者们今天还处江湖之远，明天就有可能居庙堂之高，真可谓“出师入相／将”。
外交政策领域的“旋转门”最先在美国成为一个突出现象。在华盛顿的K街和纽约的华尔街，学者大可闲坐渭水，直钩垂钓，不愁无“举烛”之机。人们熟知的基辛格、奥尔布赖特、戈尔和赖斯等政治家，以及国际关系学界之外不大熟悉的约瑟夫·奈、斯蒂芬·克拉斯纳等理论家，都是风水流转于政学两界。扎卡里亚等不在其位却专擅“肉食者谋”的政策评论家，虽然不在“旋转门”之中，却也担当了学术和政策之间的转换器。旋转门的另一面当然会带来各种腐败困境，但是它毕竟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之间搭起了一座便利的桥梁。
作为西方学术和政治模式老家的欧洲在这方面也不输美国。各种大学或研究机构在欧洲政策决策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更兼之欧盟制度之中已然通过特殊的程序设计与治理模式特意为专家和技术官僚留下了游说和发挥影响的空间。欧盟理事会会议间歇的走廊和欧洲议会外的咖啡馆，成了专家（当然更多的是各路利益集团）影响政策的第二类场所。笔者所熟悉的一些欧洲知名学者，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欧盟的政策。日本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也都具有某种类似美国“旋转门”的制度和文化传统。
中国有没有“旋转门”
近年来，一些中青年国际关系研究者进入外交部门供职，引发了有关“中国旋转门”的热议。“旋转门”是一个美国概念，有其独特的制度背景和文化土壤。当记者问及“中国是否存在旋转门”这个问题时，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认为，“旋转门”是美国制度下的产物，在中国根本不存在。北京大学的王缉思教授也表示，中国不存在美国式的“旋转门”，但是自有一套沟通学术和政策的独特机制。北京大学的袁明教授干脆声称，作为一个学者，“我从不认为自己影响了政策”，这当然属自谦之辞。但是他们都认为，近年来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大大增强，学者加盟外交队伍和参与政策制定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和当前的现实需要相比，学术和政策之间的交流还远远不够。
专家学者的担心不无根据。一些受访者认为在中国的外交决策中，相关部门对学术界意见的采纳“很不够”。问题出在哪呢？综合记者采访的众多专家学者的意见，主要有两个层次的原因。
中国迅速崛起导致研究滞后
从较浅层次来看，主要有以下具体原因：首先，中国的外交决策为学术影响政策所提供的程序性空间不足。虽然政、学两界的确有所互动，但是从程序上看，容易给人留下沟通不足的印象。其次，外交决策的特性决定了其秘密性。因而，即使学者的观点和理论被决策者使用，也难以找到公开的证据。再次，不少学者认为，由于中国近几十年来发展势头迅猛，中国国际地位和对外关系都在发生着快速的改变，学术研究的进步滞后于政策需求的增长。因而，问题不仅仅在于学界，也不完全在于学界与政界之沟通，而在于客观环境的巨变。
学者与官员：两种“不同的动物”
从更深层次来看，学术研究与政策决策之间的确存在某种“天然”的隔阂，学者与政策人士是两种“不同的动物”。
其一，学者的研究需要占有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充裕的思考时间，而政策制定者通常要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之内对问题作出反应，两者之间在对问题的处理上存在着明显的“时间差”。在一些学者看来，外交人士常常陷于具体事务之中，无暇从全局或理论的高度来观照其面临的局势，这往往导致学界批评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在实际工作者看来，一些学者对国际国内形势缺乏真正深入的理解，“书生意气”，提出的对策看似高深莫测，实则“游谈无根”，这就难免“大而无当”之讥。
其二，学者致力于寻找根本性的因果联系，而政策制定者则需要处理哪怕是最微小的偶然性，那些通常被学者们“控制”掉的干扰变量，却可能成为政治家的灾难。
其三，学者不管是主动避世还是被动淘汰，都可以在象牙塔中找到自己哪怕是孤独的乐趣，可以追求自己完美的“Cult of inelevance”（即对远离现实政治的纯粹理论研究的崇拜）。政策制定者却必须要面对“关系”，诸如人与人、机构与机构和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注定了他们与学者不同的思维方式。
其四，除了达到名载史册的“不朽”、使自己成为后世思想史上灿烂群星中之一颗外，学者生涯大多要受到职称、声誉和学术资源等因素的制约，因而他们的长期研究工作多多少少要以这些因素为导向。政策制定者往往有更加现实、更加重大、更加迫切的问题等待解决。这些客观因素和评判标准或多或少增加了二者间对话的难度。
由此看来，在学术和政策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但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问题，不但在中国存在，在其他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可以说，这类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要想寻找完美的解决方案，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余万里教授的话说“基本上很难”。然而，“很难”难道真的会成为两者间无法沟通的理由？
乐观的前景
中国学界和政界不仅都意识到了这些问题，而且已经在采取措施改善学术研究与外交政策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中国最大的学术机构，党和国家的思想库、智囊团，中国社会科学院致力于为党和国家的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近年来取得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成果。国家机关直属的众多科研机构，例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等，近年来大力加强政策研究，为国家外交决策提供了大量的建议和咨询。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也充分发挥各自的长项，为政策决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决策部门按照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要求，更加重视学者的意见，越来越多地通过委托课题、征集政策建议、对学者进行政策咨询和直接邀请学者担任外交职务等方式，吸收和借鉴学术界的成果。可以说，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凝聚着无数学者的辛劳和智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学界和政界之间，在思想、政策的对话和交流上，正在形成独特的而且是卓有成效的良性运行机制。欧洲著名智库专家克罗希克先生就对中国的学术与政策关系抱非常乐观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