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命素质指数的构造与应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素质论文,指数论文,生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生命素质一般包含身体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两个方面，而每个大的方面又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例如科学文化素质既包括文化水平的高低，也包括掌握科学知识的程度，还包括体现技术水平的能力等。衡量人口生命素质的指标也较多，它们都从某一侧面反映了人口的素质状况。但一般说来，这些单项或分类指标很难给人们一个清晰、简明、概括的概念。因此，设计和构造衡量人口素质的综合指数就成了国内外学者努力探索的重要课题。由于对人口生命素质的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化，对人口生命素质的发展规律还有待于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因而迄今为止，尚无学术界一致公认的较为理想的衡量人口生命素质的综合指标。在人口学界，人们常用美国海外发展委员会提出的生命素质指数，作为衡量人口生命素质的综合性指标。不可否认，生命素质指数在帮助人们分析、比较与评判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素质状况时曾起过重要作用，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生命素质指数本身存在某些方面的缺陷，因而该指标数值的高低有时并不能准确地反映一个人口的生命素质状况。鉴于此，本文在认真分析、研究与评判生命素质指数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新的生命素质指数，提出了人口素质类型的划分标准，并将结果应用于中国人口素质状况的分析之中。
二、生命素质指数的基本评价与新生命素质指数的构造
生命素质指数，简称PQLI指数，是从健康和文化教育两方面反映人口质量的综合指标。它是1975年由美国海外发展委员会提出来的，最初的目的是用来衡量和评价一国或一地区人民的物质生活质量，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它由婴儿死亡率、1 岁时平均预期寿命和识字率三个基本指标组成。由于这三项指标均与人口素质密切相关，因而常被人口学界借用来作为衡量和评价人口素质的综合指标，故有时改译为“人口生命素质指数”或“人口质量指数”。
与此同时，美国海外发展委员会在进一步研究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素质的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利用人口生命素质指数提出了人口素质类型的划分标准，见表1。
表1人口素质类型的划分标准
人口素质类型 生命素质指数
高 素 质
≥80
中 素 质 70—80
低 素 质
≤70
由于PQLI是以发展中国家为背景设计的，因而较切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实际证明，以PQLI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素质进行考察与评价，具有较高的灵敏度，与实际情况大体吻合。而且PQLI结构简单，每个个体指标所涉及的数据容易收集，一般均来自政府部门现成的社会经济统计资料，无需另行调查，花费较少，这对于社会经济统计资料来源相对匮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构成PQLI的三个指标，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反映了人口素质的总体水平，且权数平均，概念清楚，计算简便，有利于国际间的比较，因而常被学术界借用来分析与评价一国或一地区人口生命素质状况。
但PQLI作为衡量人口素质的综合指标，也存在一些缺点与不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PQLI是以发展中国家为背景设计的，因而把它用于对发达国家人口素质的分析、比较与评价时，就难以取得较好的效果了。发达国家一般识字率均已接近100%，婴儿死亡率亦已降得很低， 再下降的余地很小，仅1岁时平均预期寿命指标值尚有微小波动。在这种情况下，构成PQLI的三项指标均不会出现很大的变化，从而使其灵敏度大大减弱乃至失去比较作用。
其次，PQLI在指标的选择上明显偏重于人口的身体素质方面，选用了1岁时平均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两项指标， 而反映科学文化素质的仅识字率一项，尤其在指标的三分之二侧重于人口身体素质的情况下，仍对三项指标的作用作同等看待，而不是赋予不同的权数来加以调整和区别，这样处理的结果显然过分强调了身体素质的重要性，而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性则被淡化了。但是，人口科学文化素质与身体素质应该是同等重要的。因此，用生命素质指数来衡量人口素质，其准确性与客观性有时会因为上述原因而受到一定的影响。
第三，婴儿死亡率指数与1 岁时平均预期寿命指数的计算涉及到婴儿死亡率与1岁时平均预期寿命的可能变动范围问题。 根据联合国1950年以来对世界各国婴儿死亡率与1 岁时平均预期寿命的统计观察及2000年时上述指标可能达到的水平，将婴儿死亡率与1 岁时平均预期寿命的变动范围分别设定为7‰—229‰与38岁—77岁，并据此换算成婴儿死亡率指数与1岁平均预期寿命指数。这样处理的结果是否合适， 有待进一步研究。因为一方面，当婴儿死亡率达到或超过229‰时， 婴儿死亡率指数就为零或负数，这很难让人理解与接受；另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医疗卫生条件等的改善，婴儿死亡率表现出下降的趋势。至于婴儿死亡率降低到怎样的水平时才能稳定下来，现在还很难说。因此将婴儿死亡率降到7‰时，其婴儿死亡率指数值定为100是否合适，也值得斟酌。1岁时平均预期寿命指数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第四，构成生命素质指数的指标选择问题。一方面，当婴儿死亡率较低时，1岁时平均预期寿命一般也较长；反之， 如果婴儿死亡率较高，则1岁时平均预期寿命一般也较短。婴儿死亡率与1岁时平均预期寿命之间存在很强的负相关关系。因此，在构造生命素质指数的三指标中，实际上婴儿死亡率与1 岁时平均预期寿命两者之间只要选择其一或直接选择反映两者的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就可以了。因为选择代表性强、独立性好的指标是我们构造任何综合指标时必须遵循的原则。但与婴儿死亡率和1岁时平均预期寿命指数一样， 在计算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指数时同样会遇到极大极小平均预期寿命问题。为了避免上述指标在换算成指数时所遇到的极大极小值确定上的麻烦，我们可以选择暂时平均预期寿命这一指标。因为选用暂时平均预期寿命做为观察指标测度平均预期寿命的变化速度时，可以以暂时平均预期寿命的年龄区间作为预期寿命的最大极限。为此，我们用健康指数来代替生命素质指数中的婴儿死亡率指数与1岁时的平均预期寿命指数。它的具体定义如下：
80[e][,0]
健康指数＝────×100
80
另一方面，以识字率作为衡量与评价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时的指标，有如下几点难以克服的缺陷：首先，识字率仅反映教育的普及程度，如果用以作为衡量与评价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状况，就显得过于简单；其次，识字率是一个结构性指标，它受到人口年龄结构的强烈影响，因而有时并不能真实反映人口实际的科学文化素质状况；第三，以识字与否作为衡量人口科学文化素质高低的标准，未免要求太低。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不仅要求人们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而且要求掌握一定的技术技能。识字率是无法反映上述要求的；第四，识字率基本上反映的是教育的普及程度，具有累积效应，主要反映的是过去的“历史”状况，而对当前及今后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状况的反映不是很充分。与已过或基本已过受教育年龄的人口相比，人们更关心目前正处在受教育年龄段人口的受教育状况。鉴于此，我们可以改用反映教育发展水平与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状况的综合指标——教育发展指数来代替识字率，其效果自然会更好一些。
教育发展指数＝
平均受教育时间
───────────────×100＝
从完成初等到高等教育所需的时间
总和就学率
─────×100
16.5
鉴于上述分析，作者在此构造了一个综合反映人口生命素质状况的新生命素质指数，以区别于传统的生命素质指数。它的具体定义如下：
健康指数+教育发展指数
新生命素质指数＝────────────
2
三、人口素质类型的划分标准
人口素质提高到怎样的高度才能称之为高素质人口，中国目前人口素质状况如何，属于那一种类型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摆在每一个关心中国人口素质状况的人面前必须回答的问题。这里牵涉到一个人口素质类型的划分标准问题。既然新生命素质指数可以综合地反映人口的素质状况，因此，我们可以用新生命素质指数来衡量与评判人口的素质状况。为此，笔者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新生命素质指数提出了人口素质类型的划分标准，见表2。在这里， 我们将人口素质划分成高素质、中素质与低素质三种类型，而对处于低素质状态的人口按新生命素质指数的高低又分为轻度低下、中度低下与极度低下三个层次。
表2 人口素质类型的划分标准
人口素质类型新生命素质指数备注
高 素 质 ≥80
中 素 质
70—80
≤70
低 素 质 其中 60—70 轻度低下
50—60 中度低下
＜50 高度低下
四、中国人口素质状况分析
1990年中国人口新生命素质指数为69.15，按照表2 给出的标准，1990年中国的人口素质还属于低素质类型。如果从构成人口素质的身体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两方面进行考察，我们就不难发现，中国人口素质低下是由于中国的教育发展水平较低造成的。1990年中国的教育发展指数仅为54.24，仍处在不发达阶段， 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也因此较低（陈友华，1997）。但中国人口的身体素质却较高，1990年中国人口健康指数为84.06，已达到较高的水平。
表3 1990年中国人口新生命素质指数
教育发展指数
健康指数
新生命素质指数
5.24 84.06 69.15
注：依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而得到。
从这里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教育发展水平低下已成为中国人口素质提高的严重障碍。因此，提高中国人口素质的关键是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在全国范围内尽早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努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