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城市雕塑与本土公共“物语”的构建与呈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本土论文,物语论文,民国时期论文,城市雕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法国将士纪念碑
2红石纪念碑
3常胜军纪念碑
4马加礼纪念碑
5卜罗德铜像
6巴夏礼铜像
7赫德铜像
8欧战和平纪念碑
9伊尔底斯纪念碑斯纪念碑
10环龙纪念碑
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图强独立意识构成了当时公共意识和价值判断的核心。在1949年以前的城市雕塑建设也在本质和功能上呼应了这一时代潮流的变迁。时至今日，尽管民国时期在城市中公共空间建设的雕塑因数量不多，主题和风格有限，遗存至今极为稀少，但是在这一时期，在源自西学的公共意识倡导下创作的作品中，却颇具现代意义和前瞻意识。从历史考证的角度看，民国时期的城市雕塑建设主要动因有两大要素，一是新的国民政府构建国家意识的公共需求，二是来自求学归国后的雕塑艺术家们的本土意识追求和社会发展的融合。这些归国的艺术家们如江小鹣、陈孝岗、李金发、岳仑、滕白也、金学城、陈锡钧、郑可、王静远、刘开渠、王子云、王临乙、张充仁、程曼叔等，他们为中国现代雕塑的兴起和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是中国现代雕塑的开路先锋。在当时，无论从空间的国家主体意识构建，还是艺术家的时代探索来看，民国时期城市空间的雕塑创作和研究，与当时求学归国的艺术家的自由、探索和创新一脉相承。传统雕塑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日渐衰落，在归国艺术家们“崇西”的艺术观念引领下，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雕塑艺术开始出现。写实的技法与以纪念和颂扬名人名流为目的的纪念碑式雕塑开始进入城市空间，特别是当时的社会各界精英人士，普遍关注城市视觉形象的建设，对于空间的雕塑艺术造型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为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雕塑艺术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机遇和平台。
本论题正是基于民国时期的城市雕塑发展，意图在对中国公共本土领域构建的探索中梳理出空间的雕塑艺术在其中所起到的推动和孵化作用，同时梳理出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雕塑在观念层面上的转型和创作路径。
民国雕塑与20世纪初的城市空间建设密不可分。从史料来看，民国时期对雕塑的重视，主要集中在具备开放意识和在经济命脉中占主导的大中型城市中，典型的城市为上海、南京、广州、武汉、杭州、重庆等地。
上海是中国近代公共领域的肇始地和中心所在。探讨民国时期公共空间的各类问题，须得从上海的公共领域的建构开始。上海的这些公共意识的缘起，又直接得益于租界的各类空间追求。就本选题所探讨的雕塑与城市空间而言，更是因为上海各租界的情形，而促生了中国人对城市空间视觉建设的理解和接纳。在20世纪初，公共纪念碑和公共雕像以及建筑浮雕是租界中普遍呈现的空间造型艺术形态。对于这一情形出现的根源，麦肯·迈尔斯在《艺术·空间·城市：公共艺术与都市远景》一书中认为，19世纪末正值欧美强权国家在西方社会公共空间中大肆建造雕像与纪念建筑的时期。因此，上海租界的殖民者在此一时期也开始了在殖民地建造雕像、纪念碑的活动。
所以，中国近代对公共领域的建构得益于对西方社会的直接效仿，但是中国的经验并不是对欧美的简单模仿和重复。实际上，中国的公共领域的构建是在秉持并受禁锢于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的情景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且从一开始就因其自身的特殊性与西方社会的公共领域问题具有了巨大的差异。许纪霖先生曾说：“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与以市民社会为基础、以资产阶级个人为基本成员的欧洲公共领域不一样，其在发生形态上基本与市民社会无涉，而主要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社会变革这些政治主体相关。”他的论断简洁明了地指出了中国近代，甚至延伸到民国的公共领域构建的本质所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制度的重构成为其中的关键所在。从历史的进程来看，这也是中国进入20世纪以来的最大的公共问题。
因此，到了民国时期，在西方文化和制度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下，具有自身民族独立特色的现代城市雕塑追求，开始在以上海这样的城市为主体的空间中得以建构。当然，在当时，与其他城市相比而言，上海也更具备发展的资源和条件。自鸦片战争以后，上海成为开埠城市，西方列强相继建立各自的租界，上海的城市空间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势力均在租界的庇护下，入侵并改变着中国的进程。在租界的冲击下，除了西方科技、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之外，各种西方艺术形式也渐次传入上海。随着西方殖民者定居上海，在租界中的空间形态与其中的文化生活方式也日益体现出了西方近现代城市的面貌，如公园、广场、马路等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活动空间、场所被开辟和建立起来。于是，正是在此基础上，殖民者开始在公共空间中建造和设立公共纪念碑、公共雕像，其目的在于以这种方式为租界空间营造出一种色彩更加鲜明的殖民文化形态与空间意象，同时强化各国在华侨民对租界这个区域空间的归属感和对租界“移民”共同体观念的认同。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的城市空间中出现了最早的城市空间艺术。
从留存到今天的史料图像来看，这些在租界内建造和设置的城市雕塑艺术从其目的来看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由租界殖民行政当局建立的用于纪念在侵华过程中死难者的纪念碑。实际上，这种纪念性的纪念碑建立从1855年就开始了，法国人建立的上海八仙桥公墓中法国将士纪念碑(图1)就是第一座典型代表。其他如1861年英国人建立的“红石纪念碑”(图2)。1864年，美国人建立“常胜军纪念碑”(图3)。1875年，上海英侨在外白渡桥南端建立了“马加礼纪念碑”(图4)。1870年，法国人在法租界公董局大楼前的广场上建立了由雕塑家巴雷创作的卜罗德铜像(图5)，这是上海建立的首个纪念雕像。1890年，英国人在南京路外滩为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建立了铜像(图6)。1914年，中英官商在外滩海关大楼前江边绿地建立了赫德铜像(图7)。1924年，在延安东路外滩建立大型的《欧战和平纪念碑》(图8)，又称胜利女神像。
第二类是大多由租界侨民自发建造的纪念侨民公共事件和公共人物塑像。如1898年，德国侨民在南京路外滩外国公园南畔草地上建立的伊尔底斯纪念碑(图9)。1911年，法租界公董局在顾家宅公园(旧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内建立了一座环龙纪念碑(图10)，并在碑上设了一尊环龙的青铜头像。1918年左右，在徐家汇附近，外国侨民为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赛马会成员，而建立了赛马会成员纪念碑(图11)。1926年，日商请公租界工部局在劳勃生路小沙渡路转角口设计建造了川邨纪念塔(图12)。1937年，为纪念俄国伟大的诗人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俄国侨民在祁齐路毕勋路(今岳阳路、汾阳路、桃江路)交会的街心建立了普希金纪念像(图13)，碑顶端置有一尊诗人的青铜胸像。
11塞马会成员纪念碑
12川邨纪念塔
13普希金纪念像
14华俄道胜银行上海分行
15汇丰银行大厦门前的铜狮
16《字林西报》报馆大楼
17上海邮政大楼
第三类是属于对建筑物进行装饰的雕塑，这些雕塑的功能是为了对建筑物加以装饰。典型的作品有1901年，由德商培高洋行设计的华俄道胜银行上海分行(图14)在外滩落成，入口门廊两旁有一对青铜人物坐像，正面饰有人面浮雕。1923年，由英商公和洋行设计的汇丰银行大厦(今浦东发展银行)，建筑为文艺复兴希腊式风格，门前摆放着一对英式设计和铸造的铜狮(图15)。1924年，外滩又落成了一幢由英商德和洋行建的《字林西报》报馆大楼(图16)，建筑外墙多立安式柱廊，下部的檐口用八尊裸体半身像装饰。1924年，英国人建成上海邮政大楼(图17)，建筑两侧分别置有一组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信使与爱神的三人群雕像和手持火车、飞机、轮船的三神群雕像。其他如卜内洋行(今四川中路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南京西路口的德义大楼等建筑物上也部饰有雕像。
迈尔斯认为，这些雕像和纪念碑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在公共空间中放置纪念物的作法来建构一个令殖民地所在地顺从的历史和塑造出强权的外域占有变得合法化存在的印象，以新的公共文化建设来淡化或让殖民地公众淡忘征服所造成的伤害，对由殖民统治者建构的历史和文化加以认同并接受。
因此，这些租界内的空间造型，如欧式雕塑、纪念碑、建筑，生动而直接地影响了上海的其他城市空间的造型建设，为国人渐渐熟悉并逐步接受。在当时整个社会都处于全面向西方先进文明学习之际，这股西方人造像之风，同时也随着社会公共领域与公共空间场所在结构和属性上走向民主化、开放性的转型，在沪的地方精英、民族资本家与民间社团也在租界之外许多公共场所、公共空间(如学校、公园、街口、广场)开始了公共纪念碑和公共雕塑像的建造活动。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推进以及民族主义运动不断高涨，由中国人自己出资在沪建造的公共纪念碑与公共雕像与日俱增。究其原因，有两种因素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一种要素来自上述的租界中的影响，另一种要素得益于在此期间一大批留学海外的雕塑艺术人才归国后，他们的艺术创作能力为中国自身的空间艺术建设提供了条件。
在这两种因素作用下，近代早期中国的公众人物形象得以在城市空间中以纪念雕塑的形态呈现出来，典型的代表如杨斯盛(图18)、荣熙泰、叶澄衷(图19)、盛宣怀(图20)、曾少卿等地方士绅、商界名流、社团领袖、民族资本家等人物的纪念碑和雕像出现在了上海的城市空间。中国本土的雕塑家为此也做出了卓著贡献。
这些人物的塑像完全得益于这些人和他们所代表的地方社团在地方管理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建设中占据了主导的位置及其在社会公益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因此，这些塑像的出现，既是对租界中建设的效仿，也反映出了中国近代社会中公共意识的增强；以城市公共空间的雕塑形式出现，昭示出中国寻求公众独立自主的主体意识在城市的民众观念中得以确立。
在这些寻求独立的主体公共意识构建中，最为核心的价值观就是在西方列强侵占面前所激发出来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和自强救亡的主体警醒意识。
虽然，中国人在上海的公共空间中兴起造碑塑像之风最初是由洋人在租界中的举措带动起来的，但从建设的实际情况来看，这并非是中国人对西方人行为的单纯模仿，其中潜藏的深层原因和内在动机是希望对这些公共的事物的学习和效仿来推进自身的民族进步和公众觉醒，并以此变革旧的社会体制和面貌，从而达到在各方面能与西方列强比肩或努力赶超的目的，而这恰恰源自于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主义的公共情怀。“头号中国通”费正清对此考证时认为，“晚清的中国社会处于一种相对比较保守、封闭、缺乏内在发展动力的状态之中，所以它在各方面都需要借助某种外部力量来获得发展，而此时西方文明的入侵对中华帝国造成的冲击恰好迫使整个民族为求生存而做出了某种应激性反应，从而导致社会的革新。”①
所以，这种对租界内西方人在公共空间中立碑造像行为的仿效，反映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的公共事务和行为都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命运抗争联系在一起。如1909年9月14日在清末《图画日报》第三十号第二页上曾刊登过一幅描绘巴夏礼铜像的石印画，画内包含了这样一段描述性和评论性文字：
上海英界黄埔滩当大马路之冲。有巍巍二十尺高的铜像，盖即英人巴夏礼是也。按巴君于光绪九年至十一年间。中国多故。英政府派巴夏礼至中国为办理中英通商全权大臣。二年间。于英国权利交涉商务。大有起色。颇得政府欢心。而旅华英商遂深德巴君。请求英政府特铸此像以表彰之。像身高八英尺。背西面东。神采奕奕。下加石座高十英尺有奇。石座上镌有铜制华英合璧颂词二。与法界巡捕房前所立之法水师提督巴劳德。后先辉映。按泰西各国。著名之伟人。后世莫不为之铸像纪念。每建置于大埠要道。起人民之景仰。乃中国十八省之大。本朝开国近三百年之久。铸铜像者。只上海丞相祠堂李文忠公一人。其他继起者甚鲜。不或对巴夏礼巴劳德二铜像而有愧哉。②
18杨斯盛铜像
19叶澄衷铜像
20盛宣怀铜像
21五卅惨案
透过文中所述，可以看出，尽管这些空间的雕像的公共意识并未得到强调，但是以雕像来反衬出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已经得到了重视。因此，从最初步的层面上来讲，中国人开始建造纪念碑、纪念雕像的动机与民族主义意识的自我构建，已经形成了紧密连接。可以说，建造公共纪念碑、公共雕像的过程也就是民族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在公共空间中的建造的典范和榜样增强了中国近代城市中民众的凝聚力和民族公共意识的觉醒。此后，随着辛亥革命以及国民政府的建立，民族矛盾的进一步加剧，直到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以及在各类运动中中国公众被充分地动员起来，其民族意识、公共意识、政治意识得到巨大的提升，这种通过建造公共纪念碑、纪念铜像及其相关纪念仪式的方式所表现出来的公共性开始由过去的社会精英所代表或主导的民族主义运动当中的公共性逐步发展成为以群体民族主义模式为代表的公共性。
公共性的转变引导了纪念碑、纪念雕像、公共性纪念对象和内容发生了改变，纪念碑的建设由原来的个体性的颂扬转向了集体意识的合众诉求。城市空间中以此为目标的城市雕塑因此而建设起来。典型的作品如1927年10月10日，“五卅烈士墓园”和“五卅烈士纪念墓碑”建成。这块纪念碑正面刻有“来者勿忘”四个大字(图21)，左侧刻有“五卅”死难烈士的经过，右侧刻着殉难烈士的姓名、籍贯。由此可见，这块纪念墓碑的建立与原来的将单个公众人物作为纪念对象变成了对集体死难者和“五卅惨案”这一公共事件的纪念，而从其墓碑正面题字和墓碑的造型上来看，其深远的意义是为了通过对追求独立爱国主义精神的象征表现来唤起群众的爱国热情；围绕纪念墓碑所展开的公共纪念活动也就成为了一种群众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宣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民族主义集会。
1932年12月11日，在上海又落成了“四童军纪念碑”(图22)。目的是纪念“一·二八”战事中牺牲的四名上海市商会童子军战士。
1936年2月16日，又建成了“一·二八”无名英雄墓(图23)。目的是纪念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阵亡的无名烈士。
这两座公共纪念碑和“五卅烈士纪念墓碑”基本相同，代表了一种群众民族主义运动模式下的公共性。
这些公共纪念碑和公共雕像在建造设置的过程中得到了各阶层民众的参与和支持，并通过在公共空间中对公众人物、公共事件的纪念与展示传达出了号召群众积极参加民族救亡运动的讯息，达到了群众革命动员的效果。然而，由地方精英所代表或主导的民族主义和群众民族主义的公共性建构毕竟是建立在自发性基础之上的，它往往会分散或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从而导致社会权威体制和社会结构、秩序的失范，无助于国家意识在国家层面上的整合。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是中国近代民族革命的公共意识的结晶体。自此开始，中国的公共事务的解决就从过去分化的区域意志或分散的社会意识统整到以国民党为中心的近代政党制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建构方式中来。
22四童军纪念碑
23“一·二八”无名英雄墓
24孙中山塑像
25炸弹模型
自这个时候开始，上海的许多公共纪念碑和纪念雕像的建造活动也从地方精英和群众的自发行为转变为一种官方意志的民族国家意识和政党形象的建构活动。
国民政府在《大上海计划》中开启了建设中国近代化城市的历程，这既是中国人公共意识自强的过程，也是抗衡上海外来殖民者租界的历程。在随后展开的系列城市空间的规划和建设中，以城市广场建设和“孙中山”塑像建设为重点的空间艺术建设，成为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后人统计，在民国期间，孙中山的塑像在公共空间中建设了10座左右。典型的空间有上海国民政府新市政府大楼前的广场中心的铜像、南京新街口广场的塑像和中山陵塑像。
在上海市新政府大楼的广场中心的孙中山塑像(图24)的建立，是近代中国人以城市雕塑的造型艺术来强化民族主义和地域身份认同以及新政权合法性认同的重大举措。
这座铜像没有因为孙中山是伟大领导者或是革命家的身份而将铜像塑造得庄严和时髦，而是为形象选择了身穿长袍马褂、右手持呢制礼帽、左手握手杖、足蹬毡鞋的中式扮装；体高3m，神情处理平易近人。放置在高1m的阶梯型基座之上，给人以肃穆亲切之感。
对于这座塑像的社会功用，青年学者郭公民给予了极为恰当的界定：国民政府特为孙中山塑像并将其设置在上海市新政府大楼前的公共空间之中，首先是为了说明上海的新市区建设也是国民革命的一部分，它代表了国民政府欲建立起一个近现代形态的民族国家的雄心；其次是希望借着铜像的建立来时刻提醒人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目标还未达成，以此来提升和强化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号召民众将由孙中山为领导发起的国民革命进行到底；最后，则是以孙中山的形象代表了国民政府继承总统未尽之民族、民民权、民生事业的象征性表达来合法化国民党对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权。
1942年南京新街口的广场雕塑建设，也是这一公共价值的延续。
南京是民国时期城市空间建设重视雕塑的第二个城市。这与南京在1927被定为首都直接相关。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首都计划》，意在以发达的西方欧美模式来对南京进行新的规划和设计，并直接延请了美国人默菲(Murphy Henry Killam)和古力治(Ernest P.Goodrich)为规划顾问。
这一计划制定的一个关键出发点，就是从当时公共的意识形态取向和本土视觉形象的定位而生。在《计划》的“序”中，这样写道：“自去岁双十节后，国民政府以北伐统一告成……而首都建设问题，遂亦为各方所注目。良以首都之于一国，固不唯发号施令之中枢，实亦文化精华之所荟萃。观人国者，观其首都，即可以衡定其国民文化地位之高下，关系之巨，该如是也。”从序言中我们可以体会出，如何打造公共的视觉需求成为该计划制定的主动因之一。城市成为文化的荟萃之地，成为国民文化的恒定之则，正是生动地昭示出了构建中国公共领域的最初之愿。
诚如孙科所言：“其所计划，固能本诸欧美科学之原则，而于吾国美术之优点，亦多所保存焉。”
如何定位当时中国社会的公共意识对新政府的认可，在这一追寻本土首都城市建设的进程中，成为《首都计划》的出发点。最为突出的公共空间区域就是“新街口广场”的建设。“新街口广场”作为民国时期的城市公共空间，除去广场的现代城市功能之外，广场中央的雕塑建设更是成为当时各界关注的焦点。新街口广场中的雕塑变迁，直接印证了民国时期雕塑与公共空间和中国自身意识的建构进程。1935年在广场中央放置了一枚炸弹模型(图25)，意在提醒市民对空袭的警惕；1942年，《孙中山》铜像被移到广场中央。
26宋教仁石像
27李平书铜像
28叶澄衷铜像
29总理孙中山先生纪念碑
30首义广场孙中山铜像
31汉口孙中山铜像
32黄兴铜像
33陈其美像
34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从《首都计划》的要求中我们看出，广场雕塑的设置依然是以城市雕塑的造型艺术来强化民族主义和地域身份认同以及对新政权合法性的认同，但增添了国家意志的统领意识。
除了孙中山铜像之外，其他的民族主义革命的先驱也得到了以雕塑为表现形式的空间尊重。
1924年，宋教仁石像(图26)位于共和新路闸北公园内。
1927年，李平书铜像(图27)立于上海老城隍庙九曲桥荷花池中，此作品是由民国时期的著名雕塑家江小鹣塑造的。
1930年，澄衷学堂为纪念叶办学功绩，在校园内树立叶澄衷全身铜像(图28)。
特别是1930年11月3日，为纪念在1916年被暗杀的上海光复第一都督陈其美，由蒋介石、张群、黄膺白等集资并由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负责建造的“陈英士纪念塔”在上海西门外方洪桥三角地建成，该塔高约27m，塔下用大理石镌刻篆文“陈英士先生之纪念塔”九个大字。从被纪念者同样具有作为国民党缔造者的身份，并为其所从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而牺牲，以及纪念塔接近于市政府机关所在地等因素上看，这座纪念塔与孙中山铜像具有极为相似的功能与公共意义。
在全国其他城市，具有同等功效和价值追求的公共空间雕塑也因此得到了建设。
在武汉，1928年建成《总理孙中山先生纪念碑》(图29)，1931年，建成孙中山铜像两尊(图30、31)和黄兴铜像(图32)等。
在杭州，1928年由江小鹣创作《陈其美像》(图33)；1935年，刘开渠创作《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图34)，均立于西湖周边。
在成都，1943年刘开渠创作《无名英雄》(图35)以纪念川军出征抗日阵亡将士；后又建立《孙中山铜像》(图36)。
在广州，1918年建立黄花岗陵园的纪功坊上的《自由女神像》(图37)(现已毁)；1930年黄埔军校建立孙中山铜像(图38)；1931年，中山大学建立孙中山铜像(图39)；1933年，由梁竹亭创作的十九路军淞沪抗日将士陵园《无名英雄》塑像(图40)建立。其他还有梁竹亭创作《程璧光像》《女篮运动员石膏像》，李金发创作的《邓仲元将军像》(图41)、《伍廷芳像》(图42)，郑可创作的《史坚如像》(图43)等。
日本学者小浜正子在其著作《近代上海公共性与国家》的研究中提出，从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国民政府开始以非激进的方式在国统区以党治国的原则下和政党国家的统合形式下，将上海这样的中心型都市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政治动员，号召上海民众投入到国民革命中，并以此进一步推进国民的民族主义意识与近代国家的建设。③
因此，从以上海等城市为例的城市空间中雕塑的建设来看，上海的公共性也因此从清末到民国前半期所表现出来的受租界影响的由地方精英、资本家阶级领导下统合民众层的共同性和公共性转变成为了国民统合的共同性与公共性。而由国民政府建造的公共纪念建筑和纪念铜像也正是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以上的这些公共性的功能和传达出了这样的诉求，并体现出这种社会公共性向国家公共性的转换。
民国时期的空间雕塑艺术建设，从艺术家的艺术追求和形式风格来说，应该多源于出国留学的艺术家们和具有西学意识的国人的自觉追求，但是这仅仅是这一时期雕塑艺术与空间建设结合的主观因素。实际上，从中国近代所形成的上述城市的市民阶层和公共意识对空间容纳这些雕塑艺术的出现开始，民国时期的城市空间中雕塑艺术建设的关键就应首推公共构成的诸多因素。在中国近现代这样一个民族矛盾激化、社会革命运动激荡、各种社会思潮混杂碰撞、民族命运处于危亡之际的特定时代环境里，无论是由殖民者建造的公共纪念碑与公共雕像，还是由中国人自己建造的公共纪念碑、雕像，都在其公共属性上与整个时代环境、政治意识形态、民族命运和社会运动等因素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35无名英雄
36成都孙中山铜像
37黄花岗自由女神像
38黄埔军校孙中山铜像
39中山大学建立孙中山铜像
40十九路军淞沪抗日将士陵园《无名英雄》
41邓仲元将军像
42伍廷芳像
43史坚如像
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城市中，各种社会团体和势力都借助于纪念碑、纪念雕像的建造活动，参与到了社会公共领域的群体认同和政治公共领域的对话交流之中，一如上海租界中的殖民者通过纪念碑和雕像向公众传达了殖民者的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起到了租界中殖民国侨民共同体建构的作用，体现出了一种殖民者社群共同体认同基础上的公共性与殖民主义强权政治的公共象征意义一样，由中国建造的纪念碑和雕像无论对于地方精英、民族实业家、爱国群众还是国民政府而言，都起到了社会整体意识整合、革命动员、提升民众公共意识、民族意识和建构民族独立国家意识的作用，而其公共性的视觉内涵也经历了一个从地方精英、民族资本家团结民众转向促进民族现代化进程的民众整合的民族救亡和独立自强的公共性构建，然后到反帝爱国的民族主义的公共性，再到国民政府希望通过纪念碑和雕像来统合国民、建构民族国家意识并以此建立现代化政党的国家“官方民族主义”公共性这样一个连贯性的本土化的转变过程。
①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第四版)，北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132～134页。
②环球社编辑部编《图画日报》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50页。
③[日]小浜正子著，葛涛译《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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