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关于“中国式小农经济”——中国小农“多元经营的家庭生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农经济论文,笔谈论文,小农论文,生计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被用以描述中国农业特征的“小农经济”概念，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对19世纪欧洲农业状况提炼出的一个分析性概念，用来指涉相对于机械化大规模农场而存在的传统手工劳动、自给自足的小规模家庭生产方式。对于概念工具使用，首先要将其本土化为一个与经验证据紧密结合的概念，如果说传统时期中国农业因“规模细碎、土地家户私有、依赖家庭手工劳动以及自给自足”的特征而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概念的话，那么在中国农业历经发展，对于“小农经济”的内涵与性质也当有更为经验性的把握和更具复杂性的剖析。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小农经济”，当前中国农业虽然因土地制度的作用而保持了“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规模，但在机械化、商品化方面早已超越了已抽象化的“小农经济”概念。如果大致概括当前“小农经济”的经验性内涵，可以称之为“多元经营的家庭生计”模式。
农民讲“辛辛苦苦都是为了这个家”就是指，经济活动既是为了家庭，也发生在家庭内。家庭生计(Householding)具有两种内涵：一是农户家庭作为经营与核算的单元，二是小农经营的目的是为家庭再生产的需要，而非服从资本再生产规律。当然这种“需要”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增加新的内容，不局限于波兰尼、恰亚诺夫的“自给自足”式消费，但家庭生计仍必须作为理解小农经济的基础性概念，所谓“道义经济”、“理性小农”等用于分析农民行为逻辑的概念均应纳入实质性的社会场景中，农民行为是由家庭生计的原生性目标中演绎出来的，道义经济的选择、市场理性的行为都不难在家庭生计中找到例子。如原本能在城市打工获取高工资的中年农民，在儿女成婚生子后就必须回到村庄“带孙子”，这是当前50岁上下农民回村的重要原因。而回村务农的农民，会尽可能多地流转土地成为“中农”，追求最大化利益。而无论哪种行为，均是服从“家庭生计”这一根本性原则，也因而属于“小农经济”的范畴。
家庭生计的基本结构——家庭经营与核算——使得家庭内的物力、人力投入到更能发挥资本功能、获取最大收益的地方，这是家户理性的一种体现。农村土地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既塑造了小农经济的基础——小规模、细碎化耕作，也维系了小农经济的基本单位——农户家庭的稳定性。农户的“家庭生计”以小规模耕作为基础，却不只依赖于耕作。
多元经营“家庭生计”成为理解小农经济的基本出发点，用农民的语言来讲，“养家糊口”和“过好日子”是从事经济活动最朴素的目标，而理性的经济活动则是这种道义目标下的工具行为。“多元经营”是“家庭生计”的重要机制，多元经营既包括在农业生产中的多种类型，也包括在农业生产以外的兼业，从传统农业乃至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这两类多元经营形式长期稳定地存在，使得小农经济保持了较强的韧性。
农业领域中的多种类型，是指在小规模主粮种植之外，从事林、牧、副、渔业经营。人多地少是中国农业的基本国情，这也决定了农地的细碎化，在生产率较低时，扩展多样化经营以增加食品来源、增加农户收入。当前城市化进展迅速，农村大量劳动力流出使得人地关系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然而小规模、细碎化的农地状况使得主粮种植仍维持了“小农”样貌，主粮之外必须发展其他类型的经营。
(1)半农半副：副业生产一直是小农经济不可偏废的另一副“拐杖”，诸多谚语就说明了副业的重要性，如关中地区就有“养得一季蚕，可抵半年粮”的说法。农民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发展副业是家庭生计的传统策略，木匠、泥瓦匠等农村手工业者至今从未消失，“猪粮小农”是对这种半农半副形式的生动描绘。当前更有多种类型的副业形式。笔者调查的湖北汉川大路村，很多村民在本村的河渠中下网捕河虾，傍晚下网凌晨起网，凭运气每天会有50～200元不等的收入；江西安远车头村，村民农闲时上山采集中草药、拣灵芝。“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开展家庭手工业，各地富有特色的副业形式为农民提供了劳动机会和生计来源，笔者老家关中农村，就一直存在编筐、采药、采山果等副业，现在妇女农闲时的十字绣也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
(2)半粮半经：是指农业经营中除了粮食种植之外，发展经济作物和畜牧业等附加值较高的如肉蛋奶、瓜果蔬等能大量吸纳劳动力的产业。这种在政策上被称为“农业结构调整”的多元经营形式也是长久存在，而随着经济作物比重的大量增加，农户收入水平也不断提高，农户生计更有保障。这种被黄宗智称之为“隐性革命”式的农业变革，更奠定了小农经济的稳固地位，笔者调查的江西安远，村民普遍在承包的半亩水田中稻麦轮作，2～5亩山地上种植脐橙；湖北宜昌楠木溪村，户均三亩旱地种植小麦玉米，4～6亩山地种植柑橘、柚子和蜜桃。皖北光明村村民李自家8亩农田种植小麦玉米，除此之外发展养猪。经济作物、特色种植和特色养殖为留守在村的农户提供生计来源。
除了农业上因副业、特色农业发展而产生的多样结构，农民多元化经营也包括在农业之外寻找生计来源，“兼业”是中国小农经济不可忽略的重要机制，农户以小规模耕地为依托，在家从事非农活动或外出亦工亦商的现象都相当普遍。在维系了小规模农业的基本经营之外，为农户创造了丰富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
(1)半农半商：“户均不过十亩”的主粮种植很难维持农户家庭生计，农户从事贩运、集市交换等小生意以贴补家用。油坊、豆腐坊、面粉坊等在传统小农社会一直存在，而改革后放开农村市场，最先成长起来的“万元户”，温州及义乌等地的农民，大多就是以小生意发展而来。
(2)半耕半雇：是指耕作之外以劳力在农业生产中的被雇佣为生计来源，传统社会一直存在这种“长工”或“短工”的雇佣关系。当前这种“半耕半雇”的形式仍然存在，农民在农闲时节在承包大户或农场中寻找务工机会，每年新疆地区从内地省区引进250万人次以上的农民采摘棉花，这些采棉工绝大多数为川陕甘豫等地的中年妇女，她们自家耕种之外，每年9、10月份被雇佣，远赴新疆寻找赚钱的机会。
(3)半工半耕：农民工农两大部类之间的“兼业”最为普遍，自近代工业发展起来之后，江南地区小农家庭就普遍出现了“半工半耕”的现象，在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企业中就业，以及改革开放后因乡镇企业发展而在地就业的形式，均是农户“半工半耕”兼业的表现形式。当前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打工经济”已成为小农家庭生计最主要的来源，虽然在城市就业收入较高，但农户仍不愿放弃农耕，“半工半耕”呈现农闲外出务工，农忙回乡务农及青壮年打工留守群体务农等模式。
以上是农户多元经营的几类基本形式，小规模耕作是“小农经济”的基础，而由此构成的“多元经营的家户生计”保证了中国式“小农经济”能够在人地关系紧张、水土资源匮乏、种植业回报率低下等多重不利条件的约束下长久存在，并且保证了农户的经营主体性，保证了小农社会并不因自然灾害及经济危机等外在威胁而整体性崩溃，并保证了近年来粮食持续增长以及低价、稳定供给。
“多元经营的家庭生计”提供了“小农经济”在不同历史阶段与社会情境下的生存韧性与弹性，凸显了家庭作为基本经济单位的理性逻辑。小农经济并不囿于“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规模经营，而是通过家庭内部资产、劳动力配置到不同领域和部门来扩大维持家庭生计可能性。
劳动分工为多元化经营提供了基础。将不同性质的劳动力配置到家庭生计的有机结构中，最大化地发挥劳动力的作用，体现了农户的市场理性。当前粮食种植已不完全依赖农民体力，劳动力机会成本为零的老年人成为农田耕作的主力，青壮年在城市获得高工资的就业机会，因家务而无法外出务工的妇女，也会在种田之外，在本地零工市场找到打工机会。家庭劳动力的代际与性别分工构成多元经营的首要机制。农业耕作对劳动力的需求具有季节性，劳动力的季节性分配是多元化家庭经营的另一种机制，这使得即使农民全家外出务工也能维持耕作。
人多地少、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现状决定了农业呈现小规模、细碎化的耕作方式，这也使得中国农业被概括为与资本式经营的大规模农场相对的“小农经济”。但要把握“中国式小农经济”，就需要将概念放置于农业演化的复杂历史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具体情境之中，就会看到中国式的小农经济更为精巧复杂的面貌，以及更为深刻丰富的实践内涵。笔者2013年在湖北宜昌楠木溪村调研，遇到一对令人难忘的农民夫妻，夫妻二人40岁上下，小孩在市区里上初中。小家庭4.5亩责任田，除了5分水田种水稻外，其他4亩地种植柑橘、柚子和蜜桔，另外开发自留山20多亩种植了1500株柑橘树。小家庭的经济活动是这样开展的：从元宵节到3月中旬，在宜昌市跟小建筑队搞建筑；农历三月中旬到四月中旬在本地及周边县乡收购竹笋；四月中旬到五月中旬收购粽叶；笋和粽叶销售到市区菜市场，妻子也在市农贸市场承包摊位出售一部分；五月中旬到六月中旬开始在本地收购桃子，大部分是替外来老板代办，小部分由妻子摊位出售，每年可以经手20吨左右；六月中旬开始管理自家柑橘，阴历七月中旬(阳历差不多9月份)，本地柑橘逐渐开始成熟了，从此收购柑橘，一直可以收到腊月二十，期间妻子在摊位上出售部分柑橘和柚子，期间自家柑橘成熟后，不仅要自己采摘，还要花钱请40多个工。从腊月开始，夫妻再修剪果树，准备团圆过春节，来年元宵后，小家庭又会重复着同样的劳动节奏。为了家庭生计而开展经济活动，在农业之外扩展多元经营，如果用马克思的“小农经济”概念，该小家庭生计的很多内容都远远超出了概念指涉，他们用勤劳、踏实和精明，演绎了中国式“小农经济”最真实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