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变迁与社区体育发展动向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区论文,动向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14-02-06 文章编号：1001-747X(2014)04-0385-07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G80-051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速。商品房的大量兴建、旧城区的大面积改造、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都促使传统的城乡社区发生快速的分化，其结果是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城市，催生出大量形态各异的社区。社区概念肇始于农村社会共同体的研究，但在我国，社区却有特指城市社区的含义。笔者所提及的社区概念基于社区社会共同体的内涵，突破了社区地域以及行政辖区的含义限定，开放性地将农村区域统摄到社区概念之中。社区的快速分化改变了社区体育的发展环境，由此使得社区体育伴随社区的分化而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表现出新的发展特征。 1 关于社区 社区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但将社区纳入社会学研究的视野，却是肇始于德国学者滕尼斯。滕尼斯1887年发表了《社区与社会》，首次以社区这一概念来规范他所研究的一种社会群体。他认为：社区是指那些有着相同价值取向、人口同质性较强的社会共同体，其体现的人际关系是一种亲密无间、守望相助、服从权威且具有共同信仰和共同风俗的人际关系；这种社会共同体关系不是社会分工的结果，而是由传统的血缘、地缘和文化等自然造成的；这种共同体的外延主要限于传统的乡村社会[1]。随着西方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社会流动加速，农村居民不断涌入城市，传统社区所共有的一系列东西被打破，城市生活异质性的增强，使城市居民之间的人际关系淡化、感情冷漠。由此引发学者对于古典社区概念的反思，以沃思为代表的社会学者继承与发展了“社区消亡论”，认为传统社区中个体之间、邻里之间关系密切等方面的特征在现代城市中已不复存在，城市社会呈现人口密度大、异质性强、社会组织发达等特点[2]。后来的研究中，学者通过对移民区的研究发现，社区仍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虽然人际关系不如古典农村社会那么紧密，但仍然存在局部的社会圈子。费舍尔、怀特等由此提出社区发展的“社区继存论”观点，认为在城市社区当中，依旧存在亲密的社会关系，居民之间仍然存在地方性的社会关系，同时也利用这种关系来进行社会资源交换与获得各种类型的社会支持。20世纪9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韦尔曼基于对社区研究“社区消亡论”“社区继存论”的考察，提出了超越社区研究地域阈限的“社区解放论”，他认为“社区消亡论”“社区继存论”的得出依据是社区所具有的亲密关系是否超越了传统的地域限制，或者是继续在既定的地域内保存有亲密的社会关系。韦尔曼提出将社会网络当做社区，社会网络分析并不将实在的地域作为社区研究的边界，而是将传统的邻里、地域社区研究转移到社会个体的社会关系、社会网络中探讨[2]。 从社区研究“社区消亡”“社区继存”“社区解放”的发展脉络来看，社区研究的开展始终与社区发展的实际是契合的。滕尼斯笔下的社区所反映的是缺乏流动、守望相助的农村社会，西方现代化的进程、工业化的发展加速了人口流动，一定程度改变了传统社区的面貌，但旧有的社会纽带并未完全割裂，而是在新的社会背景下，以新的社会网络形式予以展现。无论如何，现代社区研究重视地域的传统已经动摇，研究视角也从注重地域性社区生活转移到注重个体社会网络的研究范畴中来。 2 我国社区的变迁脉络与形态演变 中国数千年的社会具有浓郁的农业气质，其典型的特征被费孝通先生归结为“乡土性”。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3]。缺乏流动的社会因而是一个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社会，地缘、业缘、血缘关系高度重合，由此使得以自然村落为主要形式的传统社区充满温情，同一社区的人们守望相助，依靠传统而不是契约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后，参照苏联模式，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帷幕。苏联模式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和巩固为前提，追求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的高速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并以高度集中、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相保障[4]。计划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的建立，重塑了我国传统的社区格局。尤其是1958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并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由此，我国的社区有了城乡之分。为了加强对城乡社区的管控与治理，农村社区以行政村改造传统的自然村落，城市社区则以单位制、街道居委的形式来建制社区。国家权力的下沉及其对社区的介入，使得旧有的“共同体”社区逐渐转型为具有浓厚契约特质的社区，社区的地域特征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强化。对于农村社区而言，户籍制对于流动的限制，在强化农村社区统合的同时从客观上也起到了维系旧有村落共同体关系的作用，农村居民依然过着延续数千年的传统生活方式。对于城市社区而言，新型的单位制以业缘为主要关系纽带重建社区，单位对资源的垄断使得单位人对单位形成高度的依赖感，单位也一度替代社会行施对单位人的各项社会职能。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等单位以外的另外一部分社会成员，则通过街道居委的形式将其组织起来。从整体而言，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实行的是“大政府、小社区”的社会发展与管理体制，由此形成的社区具有极强的政府统合特征，社区社会力量受到体制的抑制，政府职能与社会职能混同，社区自然的关系纽带受契约关系的影响而使得作用发挥受限。基于这一时期的社区迥异于传统的社区描述，有的学者将其命名为“亚社区”[1]。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为“亚社区”向现代社区转型提供了可能，社会职能从国家职能的剥离为社区发展提供了动力。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原来由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统包统括的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职能开始分化并逐渐回归于社会及社区，社会成员由原来“单位人”逐渐向“社会人”过渡，原来受到行政高度统合的社区开始向社会性的社区回归。从社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一方面，行政统合型的社区逐渐向社会性的社区回归；另一方面，在城市化、住房改革、社会阶层分化、社会流动等一系列动力机制的作用下，社区开始迅速分化。 基于城市(农村)、传统(现代)的区分维度，社区有了传统农村社区、现代农村社区、传统城市社区、现代城市社区等的分化，当然做出这种划分是为了研究与分析的方便，这一划分所形成的模型只是为了确定社区变迁的基本结构与演变方向，并不能涵括现实中所有具体的社区形态，在现实的社区变迁中，社区的形态要比这复杂得多，对于现实中的诸多具体社区形态暂不做具体讨论。 (1)传统的城市社区。主要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按照单位制所建立起来的城市居民社区。这种按照业缘关系所建立起来的生活小区，社会关系紧密，情感型社会关系发达，社会互动频繁。由于单位福利配置与身份挂钩，小区的封闭性较强，社会排斥感强，外单位人很难纳入到不属于自己的单位小区之中。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制的落幕使得传统的单位小区发生了较大程度的改变。单位的退出，使得“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单位社区逐渐演变、改制为社会社区。尽管旧有的单位体制已经消逝，但是社区仍然较大程度地继承了原有单位社区的一些元素，诸如旧有的业缘关系、地缘关系等，这种有着共同记忆的社区性质对于社区民众的行为方式有着强大的影响。 (2)现代的城市社区。在当今的城市社区中，拥有单位传统的社区已不多见，较为多见的是新型的现代化商业社区，新型商业社区依靠后天的市场化、城市化力量打造，社区居民之间并没有传统单位社区的传统记忆，居民的关系纽带除了在同一小区内拥有房产外，别无其他先天的关系。这种比较原子化的社区形态使得居民之间的疏离感显著增强，居民之间的互动行为由此减少。由于安全管理的需要，一般的现代化商业小区都设置了较为严密的“门禁”制度，如此一来，使得小区越加封闭起来，形如孤岛，很难与外社区以及外社区的社会群体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3)传统的农村社区。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缺乏资源，使得一些老、少、边、远地区的农村依旧保存着为数众多具有厚重传统的农村社区。这类社区中，地缘、血缘、业缘构成了社区主要的社会关系，并且三者高度融合；这些社区经济水平不高，经济分化不明显；尽管按照村民自治建立了科层制的村民自治机构，但传统的社会精英、文化精英仍发挥了重要的社区治理作用。为了改变落后的经济状况，这类社区青壮年外出打工现象普遍，“单向度”的流动使得社区的社会结构呈现出“老、幼、妇、残”为主的社会结构特征。 (4)现代的农村社区。市场化、城市化的冲击使得我国大部分地区延续数千年的农村传统被不同程度的割裂。当前较大部分的农村社区在城市化的道路上逐渐与市场合流，由此，迈入到了现代新农村的行列，旧有的村庄记忆基本从人们的记忆中逝去，留下的只是依稀的传统身影与片段，旧有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社会关系被予以重塑。这类农村社区由于具有较强的经济基础，加之更为开放的社会观念，使得社区更容易去接触新事物，民众的生活方式逐渐向城市社区的生活方式靠拢。然而城乡的差异的存在，使得现代化的农村社区具有不同于现代城市社区的一些特征。现代农村社区虽然从器物上已经较大程度地背离了传统，但制度、文化、人们的社会心理层面仍然深刻地烙着传统的印痕，“长老统治”仍然在村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业缘关系逐渐从地缘与血缘关系中分化出来，且越来越带有工具化的关系特征。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依旧紧密，社会互动仍然频繁。社区的社会流动也较为频繁，既有外阶层的流入，也有社区成员的流出。 社区变迁过程中，社区不断分化。社区分化表明社区运行内在的基础要素——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生活方式亦发生了相应的变迁。从某种程度亦可以说，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生活方式等既是社区变迁的原因，也是社区变迁的结果。一方面，社区变迁，重塑了社区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生活方式；另一方面，社区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生活方式变迁又反过来重构了社区的面貌，赋予社区发展新的内涵。 3 社区变迁对社区体育发展的影响 社区体育是一种体育形态，同时也表现为集群性、社会性的社会互动行为。这种互动行为总是发生在特定的社区场域之中，并受到社区场域的结构性制约；社区体育这一独特的社会互动行为总是建立在既定的社区社会关系之上，同时通过社区体育的社会互动，又不断建构与形成新的社会关系；社区体育往往遵循一定的社会互动模式，同时具有独特的社会互动结构。从深层次看，社区体育则是借助体育这一载体，在社区居民之间建立了一种以“趣缘”为核心纽带的社会互动关系模式，在社区体育背后，实际上还隐藏着信息交流、资源交换、资本孕育等非体育的社会互动行为。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生活方式等非体育的结构性要素均从深层次制约与影响着社区体育的发生与发展，这些力量对于社区体育发展的作用构成了社区体育发生发展的内在机制。 3.1 重塑社区社会关系，改变了社区体育发展的关系纽带 社区体育是以广泛的社会参与为前提的群众性文体活动，它的发展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群体参与规模之上的。在社会生活实际中，除了小部分具有较强体育意识的社会群体，凭借自我价值提供驱动力参与体育活动，其他较大部分的群众则是依靠不同类型的动员技术，被动地整合到群众体育活动中来。社会关系即是社区体育发展最为重要的动员纽带。在社区体育发展的过程中，依靠趣缘、地缘、血缘、业缘等社会关系的纽带作用，分散的社会个体被整合到社区体育活动之中，依靠社会关系动员，能够实现广泛的社区体育参与；同时，社会关系还起到了维系社区体育组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为维系恒常化、生活化的社区体育良性运转，还将有赖于社会关系的黏合、激励作用。 传统的农业社区中，社区成员较少流动，由此而形成了地缘、业缘、血缘高度重合的社会关系形态。传统农业社区高度整合的社区形态使得社区体育的发展相对其他社区具有更为有利的社会条件。当前农村地区，社区体育之所以落后于城市社区，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村地区的体育文化建设相对滞后，社区居民的体育意识相对薄弱，而并非传统农村社区缺失社区体育发展的社会关系基础。事实上，只要传统农村社区的体育文化建设有所进展，使社区出现社区体育的先知先觉者，就可能通过他们的积极动员，有效地整合社区成员参与体育。传统的农业社区具备优良的社会关系基础，凭借社区精英分子的体育动员，社区体育的发展效率通常较高，其稳定性也比较好。 相比传统农村社区，在传统的城市社区中，尤其是单位社区中，社区成员结成了地缘、业缘相互重叠的社会关系，社会成员对单位资源的依赖，使得单位对社会成员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单位在体育活动中表现出了较强的动员效率。传统的城市单位社区，以职工体育为主要形式的社区体育发展是较为红火的。随着传统单位制的改革，越来越多的单位人从单位中游离出来，尽管仍有较多的社区居民由于传统的业缘关系而居住在同一片单位小区，但由于传统业缘关系的消失，单位人对单位资源依赖局面被打破，由此而降低了社区居民体育活动的整合能力，使得新的单位社区体育发展的组织化程度弱化。在新型的商业社区中，往往配套以一定数量的健身设施，使得这类小区的体育场地设施优于传统的城乡社区。尽管在器物上，现代城市社区占据优势，但从社会关系角度来看，则存在天然的劣势。由于现代商业小区居民以市场化的手段购买房产而成为社区居民，社区居民来源构成为复杂，使得居民之间的社会关系纽带遭到极度的弱化，除了地缘关系、物缘关系，业缘、血缘等重要的社会关系纽带不复存在。社会关系纽带的弱化降低了社区居民社会互动、社区整合的能力，这使得社区体育的开展存在较大的整合、动员困难。由于既有的地缘社区关系纽带并不能提供社区居民的社会互动需求，在当前的现代城市社区中，有越来越多的居民超越地缘的限制，或基于业缘、或基于亲缘、或基于网络所建立的趣缘关系而开展社区地域之外的体育活动。 传统地域社区体育主要基于地缘、业缘、血缘等社会关系，伴随社区的发展，这种社区体育关系形态分化为二：其一是以地缘、趣缘为社会关系纽带的地域社区体育；其二是以趣缘、业缘等为社会关系纽带的网络社区体育。 3.2 重构社区社会结构，变更了社区体育发展的阶层基础 社区体育总是发生在具体的人群之中，不同的社会群体，由于不同的社会阶层特征，必然会有迥异的体育需求，同时也会表现出差异化的体育行为特征。由此，不同社区，由于社区社会结构的不同，体育行为的阶层差异显著。 那么社区是如何以共同的方式来表达这种体育行为的整体性呢?这取决于社区社会结构的相对同质性。传统农村社区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社区，社区的环境是由传统习俗所塑造的，人先天地继承了社区文化属性，自我并无选择的余地。在传统习俗的作用下，社区社会结构会在传统力量的形塑下而表现出同质的特征；而现代的城市社区，则是经由行政力量、市场机制等作用而形成的，单位社区是受到行政主导而建立的人工社区，现代的商品房社区则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而建立的社区。无论是传统社区，还是现代社区，在传统风俗、行政力量、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都将使得社区的社会结构呈现一定程度的同质化趋向。 社区的分化与变迁，使社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迁。社区社会结构发生了变更，改变了社区体育发生、发展的阶层基础，使社区体育形态亦发生变迁。社会阶层的分化，使社区体育发展的社会构成由同质结构转变为异质结构：同质的社会阶层具有大体相似的体育需求，面对相同的体育需求，社区体育活动开展相对简易，易于组织，社区体育发展的整合程度高；异质的社会阶层结构表明社区的社会构成复杂，不同社会阶层体育需求差异较大，面对差异化的体育需求、性质各异的社会个体，社区体育活动开展的难度相对较大，社会体育的整合度相对较弱(见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