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棠小说创作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小说论文,刘绍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47.5 文献标识码：A
刘绍棠是我国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他从13岁（1949年）发表处女作至1998年去世，共创作了12部长篇小说，30部中篇小说，100余篇短篇小说，还有数百篇散文和政论文章，约700万字。评论界对刘绍棠小说的注意起于五十年代，五十年代后期，刘绍棠受到批判，被迫遁隐乡间，六、七十年代几为人们所遗忘。直到1980年3月《蒲柳人家》的发表，才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从整体上看，八十年代前期是刘绍棠小说研究的鼎盛期，评论文章数量多，涉及范围广，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八十年代后期乃至九十年代，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刘绍棠的研究重归沉寂，成果不多，未能将刘绍棠的小说研究推向新阶段。
一
刘绍棠是共产党为了培养自己的文学新军而拔苗助长培养起来的作家。我们循着他五十年代的创作，可以看出他的作品配合政治的发展轨迹。
《运河的桨声》是刘绍棠五十年代的重要作品，这篇小说出版后受到很大关注。何家槐的《关于〈运河的桨声〉》，高七的《充满战斗音响的农村》等是这一阶段比较重要的评论。何的文章通过对小说中各个阶层的人物的逐一分析，指出这是“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部较好的作品”，同时指出作品“主要集中在中农身上”，“无疑是把农村中尖锐的、复杂的阶级斗争简单化了”[1]。这些评论明显地打上时代的烙印，评论的依据是成分论、阶级分析法。当然从刘绍棠的创作目的来看，这种解读和评价的角度还是准确的。
肖殷的《要更多地和更深入地理解生活》现在看来是一篇较有份量的评论，肖在肯定刘绍棠小说“有一种吸引人的清新的气息”、“洋溢着对先进人物的热情”的同时，着重批评了刘绍棠小说的不足之处，指出刘绍棠小说生活内容和思想内容的单薄；对生活的简单化，缺乏行动逻辑的处理；人物有共性而无个性；强调阶级性而忽视人性等等。肖殷还对刘绍棠小说中的先进人物未卜先知、洞若神明进行了批评。肖的这些批评无疑是准确而深刻的，对当时创作的类型化倾向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李牧歌的《谈刘绍棠的创作》，虽然也明显带上时代的烙印，却是一次试图从刘绍棠五十年代的整个创作历程来全面把握其发展变化的有益的尝试。李牧歌指出，随着年龄的增长，“刘绍棠已经逐渐能够从政治方面去分析农村生活的各种现象，从阶级斗争的本质上去观察各种事物了”；“作者用生动朴实的语言和对农村自然景物的确切的描绘，更能帮助读者去体味人物的思想感情，使他的作品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善于选取生活中富有特征的细节来表达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2]。这些评论的确把握住了刘绍棠五十年代小说的特征及变化。
五十年代刘绍棠的小说研究，一般都是从阶级分析法入手，这虽然也符合刘绍棠小说为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创作目的。但仅仅从这一角度进行评判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刘绍棠在注重为具体政治任务服务的同时，仍在不懈地追求文学的特质。1957年他在《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一文中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并不是表现在机械的为某一政策或某一方针的服务上”。可见，从文学本身对刘绍棠五十年代小说进行重新解读是极为必要的。
另外，我们现在重读刘绍棠五十年代的小说，至少还有一些方面是值得注意的。首先是小说的认识价值，从为数不多的十几个短篇和几个中篇能感受到五十年代农村的政治风云变幻。其次，小说向我们生动地展现了农民对土地的挚爱，对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等等。这是刘绍棠从生活中积累出来的真实，并非当时评论所批评的那样“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去观察生活反映生活”。这些角度至今尚无人涉及。
五十年代刘绍棠还有值得注意的两篇小说，那就是1957年上半年发表的《田野落霞》和《西苑草》。刘绍棠一反他以前小说轻快明亮的调子，显得较为低沉忧郁。而且题材有所拓展，技巧、风格上开始走向成熟，但这两篇小说除了在反右中作为批判的靶子，后来的刘绍棠小说研究几乎没人提起。
1957年夏，刘绍棠因“鸣放”蒙祸，随即，各大报刊上就展开了对刘绍棠的大批判。这不再是学术领域的争论，我们当然也不能将其看作学术意义上的评论。
二
刘绍棠1978年重返文坛，写出了《含羞草》等一批作品，都因淹没于同类型的伤痕文学的烟尘之中，没能引起评论界的注意。直到1980年3月《蒲柳人家》的发表，才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因为它提供了当时文坛盛行的伤痕文学迥然不同的美学风格，以表现人情美、人性美为主题，给文坛上带来一股清新之气。随着刘绍棠风格的逐步形成，在八十年代前期形成了刘绍棠小说研究的高潮。
这一时期，无论是刘绍棠小说的综论，还是单篇小说的专论，都试图从整体上把握刘绍棠的艺术特征，这些评论一般都从题材、主题、情节结构、人物形象、表现手法、语言特点等方面入手，以文本为观照对象来论述刘绍棠小说的民族风格。
许多评论文章都谈到刘绍棠的题材。伦海指出，刘绍棠取材没有离开过他家乡，一方面以感恩戴德之情，尽力去讴歌他家乡父老兄弟姐妹多情重义的美德；同时又“刻意表现和描绘京东平原的风俗习惯、生活气氛和环境景色”[3]。一些评论家注意到，刘绍棠即使描写重要的历史事件，但一般将这些事件作为背景，主要力量还是描写乡村琐事，家长里短。张同吾指出，“作为描写武装斗争的作品，《地火》中当然有金戈铁马，刀光剑影，但它不同于这类题材的其它作品之处，是作家着力描绘农家生活的场景和各种人物感情的细流。”[4]王教祝也指出，刘绍棠“比较擅长描写生活长河中一朵浪花，时代激流中的一片微澜，或心灵世界的一星爝火”[5]。也有评论者对刘绍棠的选材持批评态度，如方顺景就指出，“没有以反映现实的生活和斗争为主，没有努力表现这个新时代，塑造新人物，我总觉得是一个不足。”[6]这种说法当然是片面的，还笼罩于题材决定论的迷雾之中。
刘绍棠小说的主题，我们可用刘景峰的一篇评论文章的题目——《乡情的礼赞》来概括，许多评论文章都指出了这一点。鲍昌指出了刘绍棠小说主题的隐含性，“乍一看去你会眼花缭乱，不知它的主题是什么……只有当你认真思考之后才会发现：《蒲柳人家》的主题是讴歌作者的故乡，讴歌故乡的风土人情之美。”张同吾指出，“他试图用艺术的笔触，生动的描绘生活的风貌，从而揭示生活的本质。”[7]这些评论在八十年代初，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念还相当根深蒂固的情况下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但也有一些评论者（如唐挚、方顺景）对刘绍棠小说未能反映重大主题提出了批评，显然，这是文艺为现实政治服务、文艺要表现重大主题的余音。
关于刘绍棠小说的结构特点，方顺景在《一颗闪光的珠子》中指出，“总是先说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原因，人物出场时，总是先交待他们的身世和特征，然后逐步展开情节，在情节发展中进一步完善人物性格，最后以明确笔墨收尾。”刘景峰也在《乡情的礼赞》中指出“在结构布局上先注意设伏、系扣，然后层层展开，环环相扣，情节发展大开大阖，错落有致”。他们都指出刘绍棠小说对中国传统小说结构的继承和运用。
对艺术形象的塑造，张同吾指出，刘绍棠新时期小说“创造了许许多多富有鲜明个性和独具光彩的人物形象，充分表现了普通农民心灵深处所蕴含的深厚的情操美和浸润着善良的人性美”[7]。方顺景指出，我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斗争中，“他们团结友爱，互相扶助，流血牺牲，义无反顾，从而形成了刚毅豪爽、扶弱济危、热情真挚、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尤其是燕赵之地，更多慷慨悲歌之士。这是民族精神，也是民族的性格和气魄”[6]。有的评论还指出对于有缺点的人物，刘绍棠也“极力发掘隐匿在污垢尘灰之下的不为人知、甚至也不为己见的美的因素，滋养它，培植它，使它光大”[8]。不少评论谈到刘绍棠善于塑造女性形象，“她们几乎出现在每一篇作品中，并且几乎都是主角，她们经历不同年龄有别。然而她们又都命苦心甜，灵魂高洁，并且和男子一样重义多情。”[6]行人在《命运的风筝随时代的风云而升沉》中指出，刘绍棠小说中的人物“不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也不管是悲惨的还是欢愉的，是沉是浮，是升是降，它都必须像风筝紧紧地系于整个时代的民族的阶级的命运这纽带上，随着时代的民族的阶级的斗争风云而沉浮和升降，从人物中透视出时代的气息”[9]。
还有一些文章探讨了刘塑造人物的方法，提出了诸如“采用肖像的描绘”，“采用对比对照的艺术手法”，“通过典型的行动描写和典型的情节展现”[10]，或“大多有生活原型作基础”，“不无作者的影子”等等，都失之于简单。
对刘绍棠小说的语言特色，评论家看法似乎较一致，“大量地娴熟地运用家乡人民的口头语言”，“善于把我国古典文学语言与人民口头语言熔炼在一起”，“富有个性的语言表现”，“这种雅俗共赏、传神怡目、声情并茂、传统说书味和地方口语都重的民族语言”等等。伦海还指出刘绍棠小说语言有三个特征：“行文没有长句，喜用和善用短句”；“喜用和善用比兴”；“喜用和善用夸张”[3]。徐振辉在《刘绍棠小说语言管窥》中还特别提到刘绍棠小说语言的诗意美，包括人情美、色彩美和意境美。
在这一时期，王教祝还探讨了刘绍棠与孙犁的师承关系。他从四方面来论证：一是“他们的作品都具有共同的特色，作品所描写的对象也相似”；二是“他们的作品都焕发着劳动人民的人情美和人性美，激荡着亲如骨肉的阶级感情”；三是“就孙犁和刘绍棠的大多数作品来说，他们比较擅长于描写生活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时代激流中的一片微澜，或者心灵世界的一星爝火”；四是“创作时所运用的艺术手法也相近”[5]。这方面的探讨显然是有益的，同时我们又感到仅仅找到他们创作的一些共同点就说孙犁和刘绍棠具有师承关系，是远远不够的。伦海在《刘绍棠的“运河文学”》中就指出，“虽然刘绍棠的‘运河文学’创作最早师承于孙犁，但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刘绍棠的创作风格属于‘荷花淀’一派，这却不敢苟同。”伦海指出：“孙犁向以生活见长，而刘绍棠兼有赵树理说故事的能力；孙犁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描写风云变幻，刘绍棠则多用传奇的笔调讲生活斗争；孙犁的作品讲究恬淡的美，而刘绍棠的作品不乏雄浑之情。……”[3]
综观这一时期的评论，我们可以看出，刘绍棠小说的研究取得很大的成果，评论数量多，涉及面广，基本上把握住了刘绍棠小说的特点。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些评论内容重复的多，不少文章或拾人牙慧、人云亦云，或流于肤浅、不求深刻。而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推向高潮的是南帆的《刘绍棠小说的独特风格和固定程式》及赖瑞云的《独特与局限——刘绍棠创作道路得失刍议》。
南帆是第一个客观全面地分析刘绍棠小说局限性的研究者。南帆指出，刘绍棠小说主题单一，思想内容单薄；作品过分注重小说的传奇性，而忽视表现丰满的人物性格；在承袭民族形式的同时，却恰恰遗落了民族形式中的美的精华。对于刘绍棠小说中的人物，南帆指出，“如果刘绍棠小说中的各类人物按照不同类型编组，我们会惊异地发现工作竟那么容易。”他将刘绍棠小说的人物归为三组：第一组是一位在父老乡亲中有特殊位置的年轻的读书人，这个人物在小说中负有情节意义上的使命而缺少独特性；第二组是作为小说中主要人物的男性，“他们一般武艺惊人，义重如山，身后常常拽着一串饶有趣味的身世”；第三组是以巾帼英雄面目出现的女性，“这些女性常以一种出奇大胆的追求自己心爱的男人，可是她们一旦发现自己同这些男人难以般配，便将一段柔胆掩藏到慷慨侠义之中——她们总是亲自为自己的男人寻找出色的女人”。南帆对刘绍棠小说语言的过于直白也不以为然，特别指出其人物对话是一些令人无可咀嚼而茫然若失的直白。对于刘绍棠小说的传奇性，南帆也认为“情节转化更多的是完成在一种巧合之中”，“总是有意无意地安排大团圆的结局”[11]。南帆的这篇评论辩证地分析了刘绍棠的独特风格，指出的局限，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
赖瑞云的评论更是追溯了刘绍棠小说的历史渊源，指出刘绍棠小说是对明末的“传奇性与日常生活的结合”的社会人情小说（如“三言”“二拍”）的继承和发展，刘绍棠的小说“这种对光明和胜利的偏重，已经不止是继承了，它充满着历史进入新中国新时期才有的时代气息。作为多数作品主旋律的‘造福他人’的美德，就已经超出了‘燕赵士风’的积淀，而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光华，包含着‘拨乱反正’的今天所要努力造就的时代新风”[12]。赖瑞云还辩证地分析了刘绍棠“一口井”的创作观，指出这“一口井”即是其高度的独创的源泉，也是其封闭局限的原因之所在。“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是刘的独创，也是其局限。赖指出刘绍棠小说缺乏含蓄深思的力量，是其重大不足；而且“一口井”创作观的局限还是造成刘绍棠作品的某些雷同，甚至内容的“自我重复”现象。赖瑞云的一些观点非常独到，如刘绍棠后来的作品越来越像“社会人情小说”，特别是他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一些作品，从中我们看到了社会人情小说的影子。
南帆、赖瑞云的评论既是对这一阶段成果的总结，又可以说对刘绍棠的创作具有惊醒作用，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不久，刘绍棠在《我这几年的乡土文学小说》中表示：“乡土文学不能停滞不前，一成不变。它要继承，更要发展；它要守真，更要革新。因此这部选集是个总结，更是个起点。”[13]
三
1985年以后，刘绍棠小说评论应该说又进入了相对冷落的阶段，评论文章不仅数量大为减少，而且质量不高。我们将1985年以后的刘绍棠小说研究看作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评论，可以分成以下几类：一类是重复着他人的说法，只不过将别人的观点加以综合，或增加了一些新例证；二是大致持否定的态度；三是力图从新的角度来把握，但一般都失之肤浅。
郑恩波的《奇异馨香之果》、《刘绍棠和他的乡土文学》，高扬的《深深的乡土情》，崔志远的《刘绍棠的“运河文学”的语言风格》，乃至肖云儒的《刘绍棠论》，基本上属于第一类的评论。这些评论虽然没有多少新意，但也并非一无是处，如高扬将刘绍棠的小说看作“雅俗共赏的大众文学”，这比“乡土文学”更能准确概括刘绍棠小说的特点。肖云儒的《刘绍棠论》从刘绍棠的生活经历入手，结合他的乡土文学主张来观照他的创作实践，指出“刘绍棠使民俗风情的描写主要起环境烘托的作用上升为刻画人物、展开情节的主要手法”，“将政治风云的变幻，由直接描写隐蔽在一幅幅诗情画意的乡居图背后”，“他的人物的分量主要是在道德的天平上称量出来的”[14]。这些分析比以前的评论要全面具体些。
袁元的《但愿仅仅是通俗》是这一时期一篇不容忽视的评论，文章尖锐地批评了刘绍棠小说模式化、思想浅、“千部一腔”之后，重点从道德角度批评了刘绍棠的《四梦二妻》，指出小说写的“是些卑俗、肮脏的男女之间的情欲纠葛”，“反复出现的淫词浪曲，绘声绘色的男女关系场面，令人不堪入目”，通篇淹没在“低俗的男女恋情以及色情描写之中”，“缺乏历史、哲学以至人格意义上的思考与升华”[15]。这有一定道理，但该文有较多的情绪化因素，而且，袁元对刘绍棠创作日益通俗化似乎认识不够。
一些研究者试图从新的角度来观照刘绍棠的小说，这些评论大都泛泛而谈，最终没能向我们提供新东西。李一安的《历史纵深感的凸现》探讨了《敬柳亭说书》的叙事结构，郑恩波的《作家美的心灵的写照》探讨了刘绍棠小说中情爱性爱描写，算得是其中的佼佼者，但也缺乏深度，却又无疑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新视角。
九十年代以来，刘绍棠的研究更可谓波澜不惊，1991年下半年，《作品与争鸣》曾连续发表三篇对刘的新作《牛背》评论文章，因研究视角和对作品内容的评析缺乏新意而最终也未能引起重大反响。
近几年对刘绍棠小说进行集中研究的是栾保俊，从1995年至1997年，他连续发表了《刘绍棠的辩证思维与他的文学创作》、《刘绍棠小说的历史感》，《民族文化在刘绍棠作品中的积沉》、《石韫玉而生辉》，这四篇评论均从政治思想道德层面入手，或综合归纳作品内容，或由文及人地赞美作者，但因只悬浮于政治思想道德层面，显得浮泛，缺乏深度。
综观整个刘绍棠小说的研究，虽已取得很多成果，但有一些方面尚未涉及，或虽有涉及而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一）不少评论者认为，生活经历将成为刘绍棠的优势，而事实并非如此。五十年代后期迫于形势搁笔二十二年，隐居乡村，这大大缩小了他的生活圈子。他的新时期小说不仅人物性格重复，语言也常常重复几个评书的语汇，这无疑与他知识面、生活面狭窄有关。尤为重要的是，他形成了一种农民的思维定势，这使小说的思想停留在一个浅层次上。刘绍棠的生活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二）在评论刘绍棠小说的爱情描写时，常常出现两种对立的观点。袁元就批评过刘绍棠的情爱性爱描写，而郑恩波却赞美道：“他笔下的情爱与性爱，总是与历史环境、时代风云紧紧联系在一起，总是要表现、颂扬人间最美好的感情与人性美。”[16]其实他们都只是看到刘绍棠性爱、情爱描写的一个方面。刘绍棠似乎在“崇高”和“粗俗”之间徘徊，当他趋向“崇高”之时，他的情爱、性爱描写往往是适可而止，而趋向“粗俗”时，就显得有些放纵。
另外，许多人都指出刘绍棠喜欢写大团圆结局，但刘绍棠笔下的大团圆绝然不同于传统的大团圆。传统的才子佳人戏的大团圆，男女主人公虽历经磨难，但男女主人公还是“圆满”结合。而刘绍棠笔下的男女主人公往往总是得不到所爱，被迫另嫁（娶），直至残花败柳才有“大团圆”。刘绍棠笔下的爱情故事的结局，大多是这种有缺憾的“大团圆”。他似乎企图消解爱情的美满，使期待大团圆的读者感到满足的同时，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遗憾。我们姑且将其称之为“解构美满爱情情结”。刘绍棠为何有这种情结很值得探讨。
（三）赖瑞云曾经指出刘绍棠小说是对明末“社会人情小说”的继承和发展，这种说法是极有见地的。我们读刘绍棠后期小说，这种感觉似乎更为明显。但刘绍棠逐渐向“社会人情小说”靠拢，这种创作与作者自身的经历，以及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社会风尚之间的变化是有关系的，这方面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
（四）刘绍棠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在追求变化，而且我们也能感受到这种变化，如日益大众化、通俗化，如向“新写实”的借鉴。但他不论如何求变，却依旧未能实现对自己的超越，经常被人批评为重复制作。这与作者的文学主张、生活经历有一定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收稿日期：2000-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