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通西域对文学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域论文,汉代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10)06-0064-06
汉代通西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既扩大了汉朝疆域，传播了汉代先进文化，同时，亦让西域独特的文化融入中原文化中，增加了汉朝文化发展的勃勃生机。通西域对汉代文学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西域全新的物产、艺术、宗教、传说等进入内地，开阔了汉人眼界，引起了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格外关注，上述内容成为作品中表现的重要对象。张骞凿通西域后，来往的中西使者数量不菲，为惊动人们视听，往往谈奇语怪，极大激发了文学想象力。值得注意的是，西域地区流传甚广的西王母传说与汉代西王母题材的盛行有紧密关系。
汉代以前人们对西域的认识，来自于古史与神话中。西域在汉人眼里，是一片现实与神话合一的神奇地方，这里充满着宝物、奇物，居住着异民与神仙。《尚书·禹贡》据说是禹时的文献，提及西域的黄河、弱水、积石山、鸟鼠山等山川，此地出产球、琳琅、玕等玉石，居住着昆仑、析支、渠搜等百姓。同书《旅獒》记西方远国贡献高四尺的大犬。《尚书》中的记载尚比较质实，《逸周书·王会解》描写西方献的奇兽——兹白牛，牛形而象齿，已开始有想象之辞。《山海经》成书于战国中晚期至汉初，多出于方士之手，记载了中国内地及周边四境的山川、物产、鸟兽、神仙等，语怪成分居多，被视为中国志怪小说之祖。《山海经》中《西山经》、《海外西经》、《海内西经》记载了西域神奇的国度、山川、人民、草木、矿产、禽兽、鱼虫、神仙。禽兽多为人兽或兽兽复合体，生性怪异，或食人，或控制天气，或能预见治乱，或可抵御凶险不测。居民形貌多与常人有别，其肢体器官，或残缺不全，或多于正常之数，一些人寿命可达千百岁。草木果实食之或可致疾，或可治病，或可去烦恼。西域昆仑山是天帝之下都，聚集了众神仙，堪称中国的奥林匹斯山。这里有各种玉石、神兽、神树、不死药，还有通天柱与通天梯。虽然这里所言河川如黄河、弱水、昆仑等皆为现实中所有之地名，但具体叙述多为奇丽想象之辞，本不足信。《史记·大宛传》引《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高二千五百里余，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更是极度夸张不实之语，故司马迁自言不敢信《山海经》与《禹本纪》。
在古史及小说中，还有西域的神仙西王母与人间帝王相会交通之事的叙述。《穆天子传》郭璞注引《竹书纪年》云：“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1](P14)《史记·秦本纪》与《赵世家》都载有造父被周穆王宠幸，为周穆王驾八骏西巡狩，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之事。这应为司马迁追记的赵国传说。《穆天子传》详细描绘了穆天子与西王母瑶池吟诗、互诉衷情、依依难舍的场景。
即使到了汉武帝之初，很多人对西域的认识还多停留于《山海经》等编织的神话传说的层次上，比如在《淮南子·地形训》中即如此。
汉代开通西域，揭开了人们重新认识西域的新纪元。公元前138年，张骞带领100多人奉命出使大月氏，到达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家。张骞凿通西域，带回了不少新的物种，记述了西域各国的山川、道路、物产、风俗、语言、奇伎、传说等，让汉人从神话与传说中走了出来，第一次通过身临其境的人的叙述，真正地理性地了解西域。公元前115年，张骞带领300人的队伍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派遣副使到达不同的西域国家，对这些国家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了解。张骞通西域而获封侯，许多人步其后尘，使者不绝于道，出使西域在武帝朝达到高峰。东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派遣甘英到达西海边际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2]《西域传》。甘英这次一直到安息(今土耳其)，若非为当地居民所骗，就很可能渡过地中海到达大秦(今罗马)。依当时人看来，甘英几乎到了日落之地。西域使者也不断来到汉朝出使，进贡各种珍宝异物。张骞与中西使者以及班超、甘英、班勇等人的记述，是汉人了解西域的主要依据。司马迁所作《大宛传》，班固所作《西域传》，范晔所作《西域传》，主要是在这些人记述的基础上写成的。汉人通过这些同时代人的文献，知道了陆上最远处距汉有四万余里之遥，西域不少国家充满珍宝与奇异物产，并有让人匪夷所思的风俗，这极大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观念。然而两汉人对西域的了解还相当有限，许多现象他们难以理解，这一片土地更能引发人们的好奇心理，给他们提供想象的基础与空间，将过去与现在、神话与现实贯通起来。不仅如此，西域的开通还引起汉人对其他远国异民的极度关注，极大提升了全民的想象力。
人们具有明显的尚奇心理。《论衡·艺增篇》云：“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3](P381)早在大禹治水时，人们就热衷于记下那些奇异物产，“益主记异物”[3](P597)。张骞等使者所关注的对象，不是与汉朝相同的那些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兵器、金珠，而是“有异乃记”[4](《西域传》)。汉代上层人物对奇异之物更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汉武帝别国洞冥记》云：“天汉二年，帝升苍龙阁，思仙术，召诸方士言远国遐方之事。”[1](P132)汉武帝对西域诸国所献的大鸟卵及犂靬眩人兴奋不已[4](《张骞传》)。占有稀奇宝物是推动武帝开疆拓土的一个重要原因：“故能睹犀布、瑇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牂柯、越嶲，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4](《西域传》)汉武帝为求好马可以一次出动数百人的使者团，让他们拿着千金与金马，不远万里一次次去求。最后不惜动用10万士兵，打了4年的战争，终以大宛献马收场。他又先后派遣10余批使者赴大宛以西求奇物。东汉帝王亦好奇。《后汉书·列女传》载：“每有贡献异物，(和帝)特诏大家(班昭)作赋颂。”“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2](《五行志》)东汉皇后的衣饰上，绘有西域天鹿、辟邪等图案。就连大史学家司马迁亦爱奇，《法言·君子》说“子长多爱，爱奇也”[5](P507)。
张骞等中外使者带到汉朝的及所记叙的新奇人物、艺术、宗教、传说等都会成为汉人关注与表现的对象。张骞等使者们见到各种奇禽异兽如汗血马(天马之子)、大鸟、孔雀、大雀(其卵如瓮)、玉石、桃拔、师(狮)子、犀牛、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雀)；各种奢侈品如水晶、毛皮、玉石、香料、珊瑚、虎魄、珠玑；各种草木果蔬如葡萄、石榴、郁金香、苜蓿；各种精美食品如葡萄酒等，肯定会让汉人称奇不已。西域各国不同的人种与风俗亦使汉人眼界大开：“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须髯。善贾市，争分铢。贵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决正。”[6](《大宛传》)此地人长相与中国人不同，善于经商，重女轻男，几同传说中的女儿国。而身毒(印度)风俗甚为独特：“乘象而战。其人弱于月氏，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2]《西域传》)身毒人能够驯服大象，不杀伐。大秦的君主制更与汉朝世袭制有天壤之别：“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2](《西域传》)大秦的眩人幻术亦让汉人感到匪夷所思。西域的音乐给予汉朝人一种全新的听觉享受。大秦近乎神仙宫殿的建筑引起汉人浓厚兴趣：“宫室皆以水精为柱。”[2](《西域传》)张骞及众使者还带回了不少诸如狼养昆吾及西王母的传说。《汉书·张骞传》记：“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帝，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还有关于小人国、火浣布、葱岭毒龙等传说。这些外邦的奇怪见闻给汉人的尚奇心理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也给他们充分展开对异邦的想象提供了基础。
汉人胸怀是广阔的，他们把这些国外之物拿来统统为我所用，用以显示自己的富有，展现大国兼容天下的气度，从而达到让外国臣服的目的。“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则多人过之，散财帛赏赐，厚具饶给之，以览视汉富厚焉。大角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臧之积，欲以见汉广大，倾骇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抵戏岁增变，其益兴，自此始。而外国客更来更去。”[4](《张骞传》)这样的一种炫耀奇戏诸怪物的行为，很好地反映了汉代的风尚。在汉代的铜镜上，出现大量西域景观，如葡萄、狮子等。在汉代文学中也有这样的反映。
汉代诗赋中出现大量的西域物象。如乐府杂曲歌辞《蜨蝶行》中提到苜蓿，《陇西行》中出现西域的坐具氍毹。《乐府》里有“氍毺五木香，迷迭艾蒳及都梁”[7](P287)，皆为来自西域的毛皮制品及奇花异草与香料。《羽林郎》叙述胡女独立经营酒店，其穿戴有鲜明的西域特色，浑身珠光宝气，“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7](P198)。朱穆《郁金赋》写郁金“邈其无双”[8](P522)的娇艳与“独弥日而久停”[8](P522)的芳香。祢衡《鹦鹉赋》以鸟自比。鹦鹉自西域而至，“性慧辩而能言兮，才聪明以识机”(《文选》卷十三)，迥出众鸟之上。祢衡才华横溢，能言善辩，由于出言无忌难为人容，不得不辗转流离，与鹦鹉可谓同病相怜。故见到鹦鹉后，文思汹涌，援笔立成。蔡邕《伤胡栗赋》言胡栗“弥霜雪之不凋兮，当春夏而滋荣”[8](P584)，赞叹其傲霜斗雪的高洁品格。
武帝宫中充斥着西域来的奇宝异物：“其旁别造奇华殿，四海夷狄器物珍宝充之，琉璃、珠玉、火浣布、切玉刀，不可称数。巨象、大雀、狮子、骏马，充塞苑厩，自古以来所未见者必备。”[1](P174-175)上述珍宝奇兽都来自西域。大雀为安息雀，即今日所云之鸵鸟。《史记·大宛传》注引《广志》云：“鸟，鵄鹰身，蹄骆，色苍，举头八九尺，张翅丈余，食大麦，卵大如瓮。”骏马当为大宛汗血马。《史记·大宛传》云：“马汉血，其先天马子也。”《两都赋》中写上林苑中的殊方异类：“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踰昆仑，越巨海。”[4](《班固传》)后三者均为西域之物。
条支之鸟即为安息雀。班超做西域都护时，曾献大雀于朝廷。大雀产于西域，进献汉廷，这是大汉德流四海、四夷咸服的征象，故和帝下令让班昭作赋称颂。
宛马即汗血马，又称天马。汉代有黄帝乘龙成仙之说，所乘之龙乃龙翼而马身。宛马与黄帝坐骑被汉代人视为同类。《天马》有两首。一首作于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马生渥洼水中；一首作于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诛宛王获宛马时，表达了汉武帝希望乘天马成仙的愿望。天马与龙同种，从遥远的西域来，可上达天庭，帮武帝圆成仙梦。
汉代作品中又有西域伎艺的生动展示。“未央庭中设角抵戏，享外国，三百里内皆观。……至上复采用之，并四夷之乐，杂以奇幻，有若鬼神。角抵者，使角力相抵触者也。其云雨雷电，无异于真，画地为川，聚石成山，倏忽变化，无所不为。”[1](P175)四夷之乐自然少不了西域之乐，幻术更让角抵戏内容丰富，变幻莫测。张衡的《二京赋》全面展示了百戏的演出盛况。百戏中融入马戏、杂技、幻术等大量的西域元素。曼延、鱼龙为两种幻术，曼延是彩扎巨兽背上突然出现神山。而鱼龙幻术，《文选》注曰：“海鳞，大鱼也。初作大鱼。从东方来。当观前而变作龙。”《后汉书·礼仪志》注引蔡质《汉仪》说：“正月旦，天子幸德阳殿，临轩……作九宾乇乐，舍利从西方来，戏于庭，极乃毕，入殿前激水，化为比目鱼，跳跃嗽水，作雾鄣日。毕，化成黄龙，长八丈，出水遨戏于庭，炫耀日光。”而张衡所云舍利又变为仙车，当更为复杂。“易貌分形”、“吞刀吐火”更是幻术中的拿手好戏。《后汉书·西域传》注引鱼豢《魏略》曰：“大秦国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后汉书·西南夷传》曰：“永宁元年，西南夷掸国王献乐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马戏表演引人入胜。有人说这里描写的是人假扮的飞禽走兽，但如果没有西域的大雀、大象等奇禽异兽进入中原，百戏里不可能穿插这样的演出。水人弄蛇亦是西域传来的杂技。黄公当会训兽术，《西京杂记》曰：“东海人黄公，少时能幻，制蛇御虎，常佩赤金刀。”[1](P94)
对于一个内地人而言，见到不同于内地的西域生活习惯固然感觉新奇，但要适应并非易事。远嫁西域的刘建之女细君，对乌孙的居住环境与饮食颇难接受：“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4](《西域传》)渴望变成黄鹄飞回故乡。
不仅西域特有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进入汉代作品，汉代文学的体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据《晋书·乐志》载：“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和帝时万人将军得之。”西域音乐与内地大不相同，它们长短不一，实开我国杂言诗之先河，正如萧涤非说：“吾国诗歌之有杂言，当断之汉《铙歌》开始。以十八曲者无一而非长短句，其格调实为前此诗歌之所未有也。……此当由于《铙歌》为北狄西域之新声，故与当时之《安世》、《郊祀》二歌全然异其面目。而音乐对诗歌之影响，亦即此可见。”[9](P52-53)
张骞等使者通西域，不同的山川、草木、气候、人种、言语、风俗、物产、神话一定会让他们眼界大开，惊奇不已。这些使者们在归国给武帝等听众讲述奇特的西域之行时，双方喜闻乐见的都是那些怪奇之事。要惊人耳目，如实道来殊难奏效，故得在实有或见闻基础之上，充分去想象、夸饰、虚构。这几乎是人类的一个共性。《论衡·对作》：“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说虚枉之文。何则？实事不能快意，而华虚惊耳动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事实，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枉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鉴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3](P1179)李剑国云：“人们在好奇心理支配下，通过想象和幻想，利用自己的感觉材料和生活经验，有意无意地虚构出奇闻逸闻，或传播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怪事，在传播中说者和听者双方都获得某种审美感受。”[10](P63)张骞仅到过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国，而其所言安息、黎轩等国的奇物，多半来自于传闻，再加上自己的想象。张骞以凿通西域被封为博望侯，让国人看到了一条博取功名的捷径。“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6](《大宛传》)那些想象丰富、言说奇特、能打动天子心的人，便能获得出使的机会与巨大的经济利益。如果说张骞的言论尚有一定事实作基础的话，此后这些为利益所驱使，从未到过西域的人，则只能在别人记述与传闻的基础之上，与《山海经》等神话结合起来，进行更为大胆、虚幻的想象，这样做也合乎武帝的接受心理。他自己给昆仑命名时即如此：“而汉使穷河源，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6](《大宛传》)而古图书很可能指《山海经》与《禹本纪》，即司马迁宣称不敢信之书。
出使西域的使者数量惊人：“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4](《张骞传》)所以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性的言说西域奇物珍宝异闻怪事的方式，影响极为深远广泛。即使后来到过西海的甘英，其所言亦有虚枉之处。大秦长期被视为珍怪之物聚集的地方，其实不然。南朝宋人范晔著《后汉书》时不无感慨地说：“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2](《西域传》)以为此前的人们所说多言过其实。汉代人们对西域的理解，不免有臆想夸饰之失。王青说：“这种了解往往不本自于真实的知识，而是带着明显的误解、夸饰与想象的痕迹。”[11](P241)比如葱岭，颜师古《汉书》注引《西河旧事》云：“葱岭，其山高大，上悉生葱，故以名焉。”杜钦说：“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4](《西域传》)皆有望文生义、曲为之说之嫌。这些传言不少荒诞不稽，所以历史学家多摒弃不用：“诸国所生奇异玉石诸物，谲怪多不经，故不记云。”[2](《西域传》)所以我们仅根据史书的记载来了解当时人对西域的建构是远远不够的。
汉代人言说西域的方式，乃是在现实的基础之上，融合大量传说、神话，加以夸饰、想象，对地理博物小说创作有极大推进作用。李剑国说：“在中国人眼中，外邦风物本来就是奇妙神秘的，再加上人们的附会夸饰，就形成传说。到了方士的神仙家手里，便同服食飞举灵异变化的方术的仙术结合起来。”[10](P166)西域这片奇异领土给了人们太多可资想象的素材与空间。如盐泽(即今罗布泊)因面积广大，又多大风，难以通行，行人多有于此迷路失踪者。这本来不足为奇。但古人却以其中有鬼怪来解释，即使到了隋代亦然。《史记·大宛传》正义引裴矩《西域记》曰：“四面危，道路不可准记，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驼马粪为标验。以其道路恶，人畜即不约行。曾有人于碛内时闻人唤声，不见形，亦有歌哭声，数失人，瞬息之间，不知所在，由此数有死亡。盖魑魅魍魉也。”传为后汉郭宪所作《汉武帝别国洞冥记》，王根林《校点说明》云：“所叙别国，主要叙述西域及今中亚一带国家所贡方物，珍稀奇异，功效神奇，极富想象力。所叙奇闻，可了解这些地区和国家的民俗与传说。”[1](P121)这些奇物有西王母乘坐的神马，大秦国献的善走的花蹄牛，能让人白发变黑的马肝石。虽有一些现实的影子，但其功能皆被夸大了、神化了。类似的还有《海内十洲记》中的月支香可让人死而复活，明显是对西域香治病功能的神化。狮子、辟邪、天鹿为实有之物，《汉书·西域传》言乌弋国有桃拔，孟康注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但和铜头铁额之兽为伍，又是神话的产物。《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有火浣布。虽有传说此布可以用火洗净，并未言其布料之神奇，《海内十洲记》载炎洲有火浣布：“又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兽，大如鼠，毛长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三百里许，晦夜即见此山林，乃是此兽光照，状如火光相似。取其兽毛以缉为布，时人号为火浣布，此是也。国人衣服垢污，以灰汁浣之，终无洁净。唯火烧此衣服，两盘饭间，振摆，其垢自落。洁白如雪。亦多仙家。”[1](P65)而汉人则发挥超凡的想象力，将其视作由火光兽毛织成。此外也有在西域传闻基础上所作的想象。《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小人国在大秦南，人才三尺，其耕稼之时，惧鹤所食，大秦卫助之，即焦侥国，其人穴居也。”从名字上看，《括地志》为地理书，其所言，既有《山海经》之影子，但恐怕亦有西域之传说成分在。而小说中勒毕国人才三寸(《汉武帝别国洞冥记》)，鹄国人男女皆长七寸，西北荒人长一分(《神异经》)。当然亦有完全出于想象的，如西王母的三千年一结实的仙桃等。
汉人在陆路上的交通，主要是西域方向，在海上主要是东方与南方。向东的目的是为了寻找海上三仙山，而向南，却到了不少国家，这些国家亦多异物、珍宝，同样与汉朝往来。汉人对西域世界的建构，也推动了人们对远国夷民奇物的想象。他们把对西域的想象技巧，用于对各个方位神奇国度与异物的描绘上。《海内十洲记》描写了东南西北四海中的祖洲、瀛洲、炎洲、玄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风麟洲、聚窟洲等十洲，虽仅有风麟洲、聚窟洲在西海，然对其余八洲的描写很明显受到了西域传说的影响，如炎洲中的火浣布，又如流洲中的割玉刀，皆本为西域特产，却被移到了其他地方。《神异经》受《山海经》影响明显，分《东荒经》、《东南荒经》、《南荒经》、《西南荒经》、《西荒经》、《西北荒经》、《北荒经》、《东北荒经》、《中荒经》9篇。而在《南荒经》中却写到了制作火浣布的火鼠。《中荒经》中写至日中而汗血的马，明显是以大宛马为原型的。《北荒经》中写到的枣亦以西域枣为原型，可益气安躯。大秦的奢华宫殿成为汉人描写帝王及神仙宫殿的一个范本。如《汉武故事》有关神室的描绘：“铸铜为柱，黄金涂之，丈五围，基高九尺，以赤玉为陛，基上及户，悉以碧石，椽亦以金……”[1](P172)有关西域世界的建构，是汉代人描绘其他奇异国度及仙境的基础。西域的开通，激起的是全国人对远方异域的关注热情，为地理博物小说的兴起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
西王母在传说中就生活于西域。但各书记载不同。《汉书·地理志》“临羌”自注曰：“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似乎生活在今天青海一带。《汉书·西域传》说：“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尝见也。自条支乘水西行，可百余日，近日所入云。”《史记·大宛传》说：“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似乎生活于今天沙特阿拉伯一带。《后汉书·西域传》载：“或云其国(大秦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汉书》云从条支西行二百余日，近日所入，则与今书异矣。”似乎生活于地中海以西。随着人们对西域的探索，西王母生活的地方越来越西移。西王母生活的地域并不确定，应该是广大的西域地区所尊奉的一个神，关于她的传说肯定不少。这些传闻，再加上中土所固有的关于西王母的传说，二者汇聚起来，则让西王母故事变得异常丰富。在汉代，由于人们普遍有求长生的愿望，西王母的形象深入人心。除了西王母能长生不老外，她还是赐给人们长寿、福祉、嘉子，免人灾难，保人出入平安的神仙。如焦氏《易林》写道：
蒙之巽 患解忧除，王母相予。与喜俱来，使我安居。[12](P59-60)
讼之泰 弱水之西，有西王母，生不知老，与天相保。[12](P82)
论之需 引髯牵须，王母相予，王母善祷，祸不成灾。[12](P81)
坤之噬嗑 稷为尧使，西见王母，拜请百福，赐我喜子，长乐富有。[12](P20)
汉代铭镜上有大量的与西王母相关的文字，如《古镜图录》卷中：“袁氏作镜兮真，上有东王公西王母，山人子乔侍左右，辟邪喜怒无央咎，长保二亲长久。”[13]在今天山东、河南、四川、江苏、陕西等地出土的大量画像石上亦出现西王母的形象。一些画像石上还把西王母所处的仙境与人间的生活场景组合到一起，西王母变成人们心目中的福寿之神，形象亦变得端庄大方。尤其到了西汉末年，还出现了打着西王母的旗号进行的骚乱，这在《汉书·哀帝纪》及《天文志》、《五行志》中均有载录，民间信仰西王母的盛况于此可见。西王母形象的变化与张骞等通西域有密切联系。
由于这些使者接近甚至到过西王母的生活区域，自然会对过去传说中的西王母的奇怪狰狞形象加以修正。《山海经》中的西王母是豹尾虎齿，到《大人赋》中尚保留着原始痕迹，“暠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6](《司马相如》)。她住在洞穴里，满头白发，只有一个三足乌供其驱使，相当孤独。伴随着人们对西王母的敬拜，西王母的形象变得越来越美：“视之可年卅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1](P142)汉人还为独居的西王母设想了一个配偶东王公，演绎出了二人之间不远万里来相会的爱情故事：“上有大鸟，名曰希有。南向，张左翼覆东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处无羽。一万九千里。西王母岁登翼上，会东王公也。”西王母还有一个儿子，开始是“金甲铁齿”[12](P128)，后来则变成了贬谪到人间的东方朔：“朔以元封中游蒙鸿之泽，忽见王母采桑于白海之滨。俄有黄翁指阿母以告朔曰：‘昔为吾妻，托形为太白之精，今汝此星精也。吾却食吞气已九千余岁，目中瞳子色皆青光，能见幽隐之物。三千岁一反骨洗髓，二千岁一刻骨伐毛，自吾生，已三洗髓五伐毛矣。’”[1](P124)《汉武故事》亦有类似记载，不过要简略得多。
古史与传说中有西王母与人间帝王会面的记载，如前面论到的周穆王，此外又有黄帝、尧、舜等。陕西通志引《西京杂记》佚文曰：“黄帝时西王母献昭华玉管。”[14](今存《西京杂记》本不见)宋高承《事物纪原》卷3引《瑞应图》曰：“黄帝时西王母献白环，舜时又献之。”[14]《新书·修政语上》有尧西见王母的传说，《荀子·大略》有“禹学于西王国”[15](P323)。西王国即西王母。《艺文类聚》卷67引《世本》说：“舜时西王母献白环及玦。”《太平御览》卷580引《大戴礼》亦曰：“舜时西王母献白玉管。”《淮南子·览冥训》和张衡《灵宪中》亦有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的神话。在汉代，亦有“凡得道授书者，皆朝王母于昆仑之阙”[16](P387)的说法。这些都为当今帝王求仙找到了历史根据。现在张骞等使者竟然能够到达西王母的居所，虽然他们并没有找到西王母，但却为汉代文人迎合武帝喜好、编出武帝与西王母交通提供了基础。汉武帝是一个神仙迷。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方士，为成仙可舍弃一切：“嗟乎，吾诚得如皇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躧耳。”[6](《汉武本纪》)他屡次被方士欺骗却不醒悟，在海上求仙屡屡失败时，而西方求仙似乎更为可能。汉武帝求到的大宛马，被人们误认为是天马，这为武帝成仙提供了条件。在作品中实现武帝成仙梦易如反掌，故以武帝会见西王母为题材的小说应运而生。人们既已接近或到达西王母的生活区域，自然可将有关这一区域的地理、物产、传说等糅合起来，大大丰富了西王母的故事。西域由于其独特的气候地形，故会有与内地不同的物产，即使同一类的物产，也会有自己鲜明的特色。而在中原人看来，这些物产往往是异常神奇的，或形状独特，或功能独特，正好可供西王母使用。《汉武故事》中还只有武帝与西王母会面的简单描写，到《汉武内传》中则铺衍出一大篇文字。武帝“焚百和之香……设玉门之枣，酌葡萄之酒”[1](P141)，以西域特产款待，西王母来时，亦是浩浩荡荡，“或驾龙虎，或乘狮子，或御白虎……或乘天马”[1](P141)。西王母赠与武帝之物，有三千岁一熟之桃、长生不老之药及成仙之符箓图文。虽然武帝得到了仙药，但由于滥杀方士，终不能成仙，从而为武帝最终死亡找到了借口。
汉代通西域，是汉人在陆路上最远的探险与外交举动，众多西域文化的传入，大大开阔了汉人的眼界，丰富了他们的想象力，拓展了文学题材，对汉代文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对后来志怪小说的写作亦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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