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海防思想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防论文,晚清论文,地位论文,思想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清一代，迄于鸦片战争，中国朝野甚少有人关注海防问题。《清史稿》称：“国初海防仅备海盗而已，自道光中海禁大开，形势一变，海防益重。”（注：《清史稿》，第138卷，第538页。）诚哉斯言！鸦片战争以前，沿海各省虽设有水师，也“仅为防守海口、缉捕海盗之用，辖境虽在海疆，官制同于内地”（注：《清史稿》，第135卷，第524页。）。英国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始将海防问题严峻地摆到了中国人的面前。当时的先进中国人因之萌发了海防思想。自兹以降，议海防者渐多，数十年间逐渐蔚为风气，推动了海防建设的发展，也启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今天审视其发展历程，探讨其历史地位和价值，无疑仍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课题。
一、晚清海防思想发展之轨迹
在整个晚清时期，海防思想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或断或续，时而曲折甚至迟滞，在艰难的探求中缓慢地取得进展。兹按其发展之轨迹，试分作以下五个阶段进行论述。
第一阶段，从1840年到1861年，是晚清海防思想的萌发时期。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林则徐和魏源。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蒞任广州后，认识到“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必须“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制胜。”（注：杨国桢：《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页。）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他一面将“以守为战”（注：《林则徐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奏稿》中，第762页。）和“久持困敌”（注：《林则徐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奏稿》中，第883-884页。）作为海防战略的基本方针，一面主张建立一支“船炮水军”，“以为海疆久远之谋”（注：杨国桢：《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林则徐创建“船炮水军”的计划虽在生前未能实现，却使他成为晚清倡建近代海军之第一人。魏源继承了林则徐的海防思想，而又有所发展。他提出以守为战要与走精兵之路相结合（注：戚其章：《魏源的海防论和朴素的海权思想》，《求索》1996年第2期。）；主张实行内守与外攻相结合的海防战略，“内守既固，乃御外攻”（注：《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下册，第865页。）；并建议设厂造船，先在广东训练新式水师，“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注：《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下册，第870页。）。按照他的构想，然后可仿粤省之例，由粤海而闽浙，而上海，“而后合新修之火轮、战舰，与新练水犀之士，集于天津，奏请大阅，以创中国千年水师未有之盛。”（注：《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上册，第186页。）他还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一语来概括林则徐的海防思想，对后世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林则徐的倡导下，海防运动虽在东南沿海数省一度掀起高潮，却因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而趋于式微。
第二阶段，从1861年到1874年，是海防思想的重倡时期。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有志之士莫不义愤填膺，亟思救国之策。冯桂芬特别称赞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说（注：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光绪下酉聚丰坊校刻本，卷下，第70-72页。）。于此同时，曾国藩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注：齐思和等编：《第二次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册，第330-332页。），左宗棠主张“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注：《左文襄公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书牍》，第7卷、第25页。），李鸿章更建议“以求洋法、习洋器为自立张本”（注：《海防档》，台北，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本，《机器局》，第1册，第3页。）。在他们的重倡下，“师夷长技”说逐渐得到广泛的认同，成为晚清海防思想得以重兴的思想基础和前提。重倡近代海防论的中心问题是制造轮船。从而，创建海军的问题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丁日昌是晚清创设海军的最早设计者。他于1867年草拟了《创建轮船水师条款》，建议制造轮船30艘，分为北洋、中洋、南洋三路，派提督一员统之（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翌年，又在《条款》的基础上重拟了《海洋水师章程》六条。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创设外洋水师的具体方案。其主要内容有四：（一）购置兵轮、特别是大兵轮，以创设外洋海军；（二）在中国沿海择要改筑西式炮台；（三）创立三洋海军，分区设防；北洋提督驻天津，东洋提督驻吴淞，南洋提督驻南澳，“每洋各设大兵轮船六号，根驳轮船十号”；（四）精设机器局，不但制造轮船、枪炮，还要发展民用工业（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8卷，第24-27页。）。海防思想重倡之后，洋务派进一步将“师夷长技”说付诸实践，创办了造船工业。特别是创设外洋水师方案的提出，不仅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海防论的产生，而且表明晚清海防思想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第三阶段，从1874年到1879年，是晚清海防思想的趋实时期。1874年冬，因日军侵台事件而引发了一场海防与塞防之争。这场争论的波及面甚广，几乎当时沿江沿海各省的封疆大吏都被卷入，尽管各有侧重，意见纷纭，但其效果却基本上是积极的，从而保证了决策的基本正确性。于是，不仅规复新疆的计划得以实现，而且海防问题也受到了更多的重视。清政府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并明发上谕：“海防关系紧要，亟宜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注：《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光绪元年四月，光绪十一年五月。）此时，议海防者思想更趋向实际，从此发展海军问题开始进入具体筹划的阶段。当时，多数海防论者皆主张筹建三支海军，也有主张分为四镇者，李鸿章则认为设防“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并以大沽、北塘一带为“最要”，吴淞至江阴一带为“次要”（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第24卷，第16页。）。清政府决定筹办南北洋海防，并降谕酌度情形先购铁甲船一两只，即系采纳李鸿章的建议。这次海防议结束之时，正是北洋海军准备筹建之日。1875年以后，李鸿章开始向外国订造军舰。1879年，奏请将丁汝昌留于北洋海防差遣。不久，又派其督操炮船。这实际上是为北洋海军初建进行准备。
第四阶段，从1879年到1884年，是晚清海防思想的深化时期。1879年，日本悍然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再次唤起朝野对海防问题的关注。薛福成上《筹洋刍议》十四篇，鉴于日本定购铁甲船，不无忧虑地指出：“彼欲骋所长，其势必迫我交锋；否则，彼所购之铁甲船三号，其穷亦必取偿于我。”（注：薛福成：《筹洋刍议》，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4页。）王先谦上疏条陈洋务，对海防问题亦有建言。他反对“以守为战”之说，认为“守之不可尽恃”，“必能战而后能防”（注：葛士浚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卷，第12页。）。此时，李鸿章的认识亦有所变化，由以陆防为主发展为海陆并重，承认“军事未有不能战而能守者”（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第37卷，第34页。），是其海防战略思想的一大进步。他觉察到日本必为中国永远之大患，认为必须拥有铁甲船才“足以言海战”（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第78卷，第17页。）。其后，何如璋也就海防问题向朝廷建言，提出立营制、编舰队、勤训练等项，所论多系整顿水师应办事项（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册，第532-534页。）。当时，马建忠已从法国获博士学位回国，正为李鸿章办理洋务，披览何之奏章，对其所陈颇有同识，因就其所论加以引申和诠释，并附以己见，上于李鸿章。上书以其渊博的西学知识和对西方海军的深切了解，对于海军的领导体制、教育与训练、人才之选拔、营制之建立、规章制度之制订、舰队编成等等，都做了非常具体而深入的说明（注：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言》，第3卷，第1-28页。）。并披肝沥胆，大声疾呼，提醒当政者切勿错过这一百载难逢的发展海军的机遇。数年之内，议海防者极其活跃，所论皆主积极防御的海防战略，从而推动了海军筹建的步伐。1879年，李鸿章曾致函驻德公使李凤苞向德国订造了7000吨级的铁甲船两艘。1881年，在英国订购的超勇、扬威两艘快船驶回中国。至此，北洋已拥有13艘舰船。于是，李鸿章奏请丁汝昌为统领，改三角形龙旗为长方形海军旗，标志着北洋海军的初步建成。
第五阶段，从1884年到1894年，是晚清海防思想发展的高潮时期。中法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愈加感到了加强海防建设的紧迫性。1884年春，总理衙门提出：“以沿海七省宜专设一海防衙门，举各省水师船政、营制、炮台、海径、机器、饷需诸大端，均归一重臣经画。”先是在前一年，总理衙门曾设海防股，掌南北洋海防之事。如今要将海防股升格为海防衙门，自然是一个进步。李鸿章立表赞同，但认为以“海防”名衙门不妥，盖“海防二字，顾名思义，不过斤斤自守，亦不足以张国威而詟敌情”，因此主张径设“海部”。并建议在北洋某口建置水师提督衙门，以便往来海面梭巡会哨（注：《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第15卷，第29-30页。）。其后，廷谕以张佩纶会办福建军务大臣兼署船政大臣。张奏称：“欲求制敌之法，非创设外海兵船不可；欲收横海之功，非设立水师衙门不可。”并力主“以水师一军应七省之防”，“自今遴选将帅，经画水师，在法事为后时，在海防犹为先。”（注：张佩纶：《涧子集》，《奏议四》，第2-6页。）1885年春，左宗棠鉴于马江之失，分析“水战不足恃”的原因，认为“攘夷之策，断宜先战后和；修战之备，不可因陋就简”，应“择要设立船政炮厂，专造铁甲兵船后膛巨炮，实国家武备第一要义。”（注：《左文襄公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书牍》，第64卷、第6-8页。）《中法和约》签订后，清廷随即发布上谕：“当此事定之后，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注：《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光绪元年四月，光绪十一年五月）于是，左宗棠、李鸿章等十几位大臣先后复奏，提出了许多积极性的建议。总理衙门综合各种意见，认为：“大致不外练兵、筹饷、用人、制器数大端，而目前自以精练海军，为第一要务。”并提出两项建议：第一，“请先从北洋开办精练水师一支”；第二，“请特派王大臣综理其事，并于疆臣中简派一二人会同办理。”（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58-59页。）根据总理衙门的建议，清廷派奕
总理海军事务，奕劻、李鸿章会同办理，并责成李鸿章专司北洋精练海军之事。于是，北洋一面向英、德两国订造了四艘快船，一面先后加紧了旅顺港工程和威海基地的营建。与此同时，开始了《北洋海军章程》的草拟工作。1888年10月，《章程》经清政府批准，北洋海军终告正式成军。至此，北洋海军已有铁甲船2艘、快船7艘、蚊炮船6艘、鱼雷艇6艘及其它辅助船4艘，共25艘。与西方强?
海军相比，尚有较大差距，故按《章程》之规划，还要添置各类舰船18艘，合计43艘，“以之防守辽渤，救援他处，庶足以壮声威而资调遣。”（注：《北洋海军资料汇编》，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下册，第746-747页。）就晚清时期来说，无论是海防思想还是海防建设，在此阶段中都达到了其发展的巅峰。
由于清政府最高领导层满足于已有的成就，《北洋海军章程》添置新舰的规划未能实现。北洋海军成军后，北洋海军再未添置一艘战舰，也再未更新一门火炮。甲午战败后，机遇已经错过，虽筹议重整海军，数年间并无多大成效。1898年，西方列强乘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沿海的重要港湾几被攫夺殆尽，国将不国，自然更谈不上重整海军了。直到1906年，在“预备立宪”的推动下，兴复海军问题又开始提上了议事日程。1907年，姚钖光在西方海权思想影响下提出了一份《拟兴办海军经费五千万两作十年计划说帖》，筹办海军事务处又制订了一份发展海军的七年规划，其立意皆甚宏伟，无奈事过境迁，时不再来，已经没有实施的可能了。
二、晚清海防议所争论的主要问题及其结果
在晚清海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从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即从同光之交到光绪前期的十几年间，是最关键的时期。在这十余年里，曾先后出现过三次海防大讨论：第一次，是1874年由日军侵台引起的；第二次，是1879年由日本吞并琉球引起的；第三次，是1885年由中法战争引起的（注：一般认为只有1874年和1885年两次海防议，其实，1879年这次讨论更为深入，意义和影响尤为深远，似不能简单地看成是1874年海防议的继续，而应作为一次单独的海防议来看待。）。这三次海防议涉及到许多有关海防的重要问题，意见不一，争论颇为热烈。大致说来，当时争论较大的主要有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海军分区设防与统一调度的关系。自丁日昌提出海军分设三路以后，虽有不少官员表示赞同，但究竟设几支为宜，认识仍不一致。也有的主张设“四镇”（注：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上册，第192页。）或“四大支”，即北洋为一支，南洋为一支，闽洋为一支，粤洋为一支（注：《张文襄公全集》，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13卷，第3页。）。甚至还有主张立五军或十军的（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7、59页。）。李鸿章并不反对分三区或四区设防，但更倾向于分“最要”、“次要”两区，实际上是主张南北洋分区设立海军（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第35卷，第28页。）。看来，设几支海军应从实际出发，本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重要的问题在于：海军既分区设防，其指挥权归谁？张佩纶觉察到这是一个问题：“海防之事，督抚终难不问；而各省既分疆域，即不能尽化町畦。”（注：张佩纶：《涧子集》，《奏议四》，第3页。）左宗棠也为之忧心忡忡地说：“若划为三洋，各专责成，则畛域攸分，翻恐因此贻误。分设专阃，三提督共办一事，彼北势均力敌，意见难以相同。七省督抚不能置海防于不问，又不能强三提督以同心，则督抚亦成虚设。议论纷纷，难言实效，必由乎此，不可不慎也。”（注：《左文襄公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书牍》，第14卷、第56页。）确实如此。要设立海军，就必须解决统一调度的问题，而这在当时又是一个难以真正解决的问题。
按清朝体制，沿江沿海各省水师，循明朝旧例，各武员如陆营之制，概归各省督抚节制。迄于晚清，此制相沿未改。如1870年，福建洋面轮船渐多，船政大臣沈葆桢即会同闽渐总督兼署福建巡抚英桂，奏请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为轮船统领。嗣后，清廷发布上谕，即命英桂等“传谕该提督，务当申明纪律，严加约束，以肃营规。”（注：《船政奏疏汇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年版，第6卷，第18页。）可见，轮船统领初设之时，就是在总督节制下履行职务的。到1875年第一次海防议期间，闽浙总督李鹤年更明确提出：“今海防紧要，沿海疆臣均属责无旁贷。第无统帅专任此事，讲求实际，仍恐意见分歧，临事毫无把握。……请饬下南北洋大臣督办海防，以重事权，南洋北洋分设轮船统领，由该大臣节制调度，先尽现有轮船，配齐弁兵炮械，归两统领训练，以后陆续添造，分隶两洋。”（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00卷，第19页。）北洋海军初建后，薛福成曾草成《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十四条，其第七条即是添设外海水师提督，建阃津沽，受北洋大臣节制（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28-29页。）。后来，制订《北洋海军章程》时，便吸收了此条内容，特在“钤制”一节中明确规定：“北洋海军提督有统领全军之权，凡北洋兵船无论远近，均归调度，仍统受北洋大臣节制调遗。”（注：《北洋海军资料汇编》，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下册，第1027页。）海军统领对总督是从属的关系，即指挥权归总督，这是以“懿旨”批准的形式而确定下来的。
既然如此，那么，各洋海军之间怎样才能做到消除“畛域攸分”而“联为一气”呢？丁日昌提出用“会哨”的办法，建议“三洋提督，半年会哨一次。”（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左宗棠认为不一定限定半年一次，可经常会哨，称：“海防一水可通，有轮船则有警可赴。北东南三洋只须各驻轮船，常川会哨，自有常山率然之势。”（注：《左文襄公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书牍》，第64卷、第6-8页。）但是，“会哨”既不能违背事权各有攸属的原则，也必然有个以谁为主的问题。李鹤年想了个折中兼顾的办法：“每年春秋二季会哨，春至北洋，秋至南洋。”（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77卷，第60页。）他们的主观愿望固然是好的，但未免脱离实际，在执行中是难以行得通的。后来，海军会操一共才有三次，而且都在北洋：第一次，是在1886年5月，南洋派南琛、南瑞、开济三船来北洋会操；第二次，是在1891年5月，南洋派寰泰、南琛、南瑞、开济、镜清、保民六船北来会操，广东之广甲船已先在北洋，一同随操；第三次，是在1894年5月，南洋仍派寰泰等六船，广东派广甲、广乙、广丙三船，皆来北洋会操。后两次会操，其实就是三年一次的校阅。本来，按《北洋海军章程》规定，南洋各船“调归北洋合操，即暂归北洋提督节制，逐日督同操练，视如北洋兵船，不得稍分畛域。”（注：《北洋海军资料汇编》，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下册，第1042页。）事实上，在两支海军各有隶属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真正做到不分畛域的。
总署章京周家楣倒是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早在1874年，他便提出了“另立海军”的建议，即改变由疆臣节制的传统模式，“简派知兵大员统之”，“遇有征调，若何调度，由统兵大员酌量布置。”（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页。）建议采取类似西方海军的领导体制，然其真正意义始终未被当局所认识，更谈不上重视和采纳了。直到1885年，海军如何统一指挥的问题才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时，李鸿章认为宜设“海部”，“请特派王大臣综理其事”；穆图善主张“宜于钦派综理王大臣之外，责成派出之疆臣，专主其事”；吴大澂则建议：“添设水师总理衙门在京，特派亲王总理，沿海督抚归节制，于疆吏中派一员督办水师。”（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59-60页。）正是综合这些意见，清廷于同年10月12日颁布懿旨，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
从后来的海防实践看，无论规定各洋海军归疆吏节制调度也好，中央成立海军衙门也好，均未达到预期的目的。甲午战争爆发后，丁汝昌预筹水陆进踞大同江口，而与李鸿章意见相忤，以致延误了战机（注：《北洋海军资料汇编》，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上册，第541页。）；北洋奏请调南洋数舰北上，而张之洞讬词推脱不行。如此等等，都表明海军的领导体制不顺问题最终没有得到解决。到战败之后，北洋海军将领检讨海战失利原因种种，其一称：“水师统领须有专奏、专行之权，有事之时，相势办理，勿庸请示。如争战一节，乃相机而作，若俟请示，不但军情漏泄，无补于事，且受害无穷也。”（注：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408页。）其二称：“中国所有兵船须归一统。及有事之际，南北相助，首尾相顾，庶免一败不能复振。”“各处海疆大臣不得擅留船只，独守一方。”（注：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404、408页。）皆实有所指也。早在1875年，郑观应即曾建议，特“派一谙练水战阵势者，为统理海防水师大臣”，使其“专一事权”，“事不兼摄乎地方，权不牵掣于督抚”。并且预言：果能如此，则“十年之后，有不能争雄于域外者，无是理也。”（注：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上册，第216页。）然而，20年的时间过去了，由于终于未能解决事权不一的问题，他的期望也就无法实现。
其二，造船与买船的关系。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清政府开始从西方引进机器生产，创办造船工业，以加强海防，是有一定成效的。但在起初，反对的力量还是很强的。有许多官员仍留恋于闭关锁国的时代，声称：“轮船、机器不足恃也。况中国数千年来未尝用轮船、机器，而一朝恢一朝之土宇，一代拓一代之版章。”甚至危言耸听：“以技艺夺造化，则干天之怒。”（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册，第122、454-455页。）但是，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前途的。正如丁日昌指出：“夫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中国亦在此。”“船炮二者，既不能拒之使不来，即当穷其所独往。门外有虎狼，当思所以驱虎狼之方，固不能以闭门不出为长久计也。”（注：《海防档》，台北，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本，《机器局》，第1册，第4-5页。）福州船政局创设后，也曾屡次发生兴废之争（注：戚其章：《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276页。）。船政面临下马的危险，在有识见之大臣的力争下才坚持了下来。这自然是一次很大的胜利。当时，沈葆桢对船政的进一步发展还是很有信心的。他认为：“厂中多造一船即愈精一船之功，海防多得一船即多收一船之效。况由熟生巧，由旧悟新，即铁甲船之法亦可由此肇端。”（注：《海防档》，台北，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本，《福州船厂》，第2册，第526页。）他期望船政不久即可达到制造铁甲船的水平和能力。然而，由于政局动荡，人事更迭，经费不足，他的愿望终未能成为现实。
但是，日本的侵略扩张野心业已昭然若揭，中国亟应防患于未然，许多官员也都有见于此。丁日昌即指出：“现闻春夏间日本在英国新购铁甲船二号，均已制成下水。该岛距泰西远而距中国近，且亦断不敢与泰西为难，然则彼竭倾国之力而制此利器，其意果何为哉？”（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册，第370页。）面对日本大力扩充海军的现实，沈葆桢也不无担忧地说：“该国尚有铁甲船二号，虽非完璧，而以摧寻常轮船，则绰绰有余。彼有而我无之，水师气为之夺。”（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可是，船政一时尚无制造坚大战船的能力，怎么办？看来暂时只有靠买船的办法来解决。正如当时有人指出：“为目前计，只得购之洋人；为久远计，必须自我制造。”（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册，第29页。）于是，是否从外国购买铁甲船的问题，一时成为朝野议论的热点。官员们意见不一，有反对者，有主张缓办者，皆主要是从经费方面考虑。如称：“筹办洋人铁甲船，经费太巨，即使得力，海洋辽阔，必得若干铁甲船，始是弥缝其阙。此船一办，每年一切耗用必多。”（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册，第337页。）这固属实际情况，但不办的严重后果也是不能不考虑的。所以，这场争论尽管持续了五六年之久，最后还是主张购买的意见占了上风。当然，以买船作为权宜之计，要求最终达到一切船只皆可自造，这一方针无疑是正确的。
至于具体的买船计划，大致有四种方案：第一种，先买铁甲船二艘。沈葆桢最早有此建议（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第二种，买铁甲船四至六艘。薛福成认为，北洋买两艘，南洋亦须买两艘，合成四艘，“即昭公允，声势亦壮。”（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27页。）李鸿章则主张，三洋各置铁甲船两艘，共计六艘：“北洋驻烟台、旅顺等处；东洋驻长江口外；南洋驻厦门、虎门等处。”（注：《清史稿》，第136卷，第530页。）第三种，须买铁甲船十艘以上。郑观应认为，仅北洋一军即须“以铁甲船四艘为帅”（注：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上册，第129页。）。连其它各洋计之，周家楣主张“应用铁甲船十只”（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丁日昌则称，“大小铁甲船极少须十号”（注：《边事续钞》，台北，文海出版社1996年版，第3卷，第11页。）。王之春亦有同见：“将来出洋征剿，必须铁甲船十数号，以备战攻。”（注：王之春：《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76页。）第四种，除添置铁甲船外，还要订造快船。吴大澂指出：“中国船厂不能自造铁甲、钢甲，自应向外国大船厂陆续订购。”主张先订购头等铁甲船四艘，钢板快船十号（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47-48页。）。马建忠则认为，中国至少约需铁甲船六艘、大型快船十二艘（注：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言》，第3卷，第18页。）。揆诸实际，以第四种方案考虑全面，比较可行，且具远见。清政府若下决心采纳此方案，并不是绝对办不到的。果能如此，则到1994年李鸿章第二次大阅海军时，就不至于发出“窃虑后难为继”（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第24卷，第16-17页。）的概叹了。可惜的是，清朝最高领导层只求苟安于一时，缺少忧患意识和远见，仅仅满足于第一种方案，既未大力经营以使船政达到建造铁甲船的水平，也未能认真对待各种建议，择善而从，把海军力量真正搞上去。及至甲午师熸，追悔又复何及！
其三，海防与陆防、战与守的关系。当时议海防者虽多赞同置舰设防，然却又主张以陆守为主。如李鸿章认为，海防固守之法不外两端：“一为守定不动之法，如口内炮台壁垒格外坚固，须能抵御敌船大炮之弹，而炮台所用炮位，须能击破铁甲船，又必有守口巨炮铁船，设法阻挡，水路并藏伏水雷等器；一为那移泛应之法，如兵船与陆军多而且精，随时游击，可以防敌兵沿海登岸。”（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第35卷，第28页。）其基本思想是，大力加强重点海口防御，以陆防为主，兵船与陆军相互配合，随时游击，防敌兵登岸为上策。王文韶亦有同见，认为：“水师固不可废，而所重尤在陆防。”并提出：“水师不必迎敌，但令游弋海上，伺其来攻陆防，即从后袭其轮船，以分兵势。”（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00卷，第3页。）李宗羲甚至建议：“以陆兵为御敌之资，以轮船为调兵之用。”（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00卷，第3页。）他们的观点还是相当滞后的，根本未认识到海军是一支能够独立作战和机动性强的兵种，却将海军视为陆军的附属物。这实际上是一种消极防御的海防战略。
与上述观点相反，郑观应认为，战与守是相对的，“不能战即不能守。”（注：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上册，第215页。）他特别指出：“查前代但言海防，在今日当言海战。”并且不赞同“守外洋不如守海口”之说，而强调发挥外海水师的作用，强调重视中洋之防。他说：“外海尚无大队水师以备冲突控驭，是中洋之防未固也。”（注：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上册，第128-129页。）何谓“中洋之防”？对此，薛福成后来做过详细的说明，即从登州以北至旅顺口的群岛之间，“创设水寨”，或泊炮船，或布水雷，或设浮炮台以守。另设外海水师，拥有铁甲船和大型快船。“一旦有警，则以铁甲及大兵轮船分排横亘于旅顺、北隍城岛之间，扼截敌船，不使北上。即有一二闯越者，彼接济即断，又惧我师之袭其后，心孤意怯，必且速退。如此则大沽、北塘不守自固。燕齐辽碣之间，周围洋面数千里竟成内海，化门户为堂奥，莫善于此。”（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对于“守海口”之说而言，实行“中洋之防”自然是比较积极的海防战略。
继郑观应之后，反对“以守为战”者仍不乏人。如王先谦说：“我不敢出洋一步，坐待敌人来攻，而竭力御之，虽愚者亦知守之不尽可恃也。故必能战而后能防。”（注：葛士浚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卷，第12页）梅启照称：“臣愚以为战、守、和三字，一以贯之也。何也？自古及今，断未有不能战而能守，不能守而能和者也。”并认为“水能兼陆，陆不能兼水”，就防海而言必重水师，只有“练习水战以自固藩蓠，庶几功归实用”（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9-20页。）。张之洞亦指出：“窃维战守两事，义本相资，故必能海战而后海防可恃。”（注：《张文襄公全集》，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13卷，第2页。）他们皆主张采取积极的攻势战略，以铁甲船为中坚组成强大的海上防御力量，如此则可做到：“以铁甲御铁甲，势既均矣，力亦敌矣，然后以逸待劳，以主待客，以静待动，敌且望而生畏，斯能战能守而自动和，长治久安之道得矣”（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20页。）。
关于海防战略的这些议论，对李鸿章的海防思想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从而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从以陆防为主发展到海陆并重，是其海防战略思想的一大进步。虽然他并不完全赞同海军采取攻势战略思想，但终于认识到铁甲船在水师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外海机动作战的能力。他说：“夫军事未有不能战而能守者。况南北洋滨海数千里，口岸丛杂，非购置铁甲等船，练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第39卷，第33页。）还指出：“从来御外之道，必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无论用刚用柔，要当预修武备，确有可以自立之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第39卷，第30、33-34页。）他十分同意梅启照“水能兼陆，陆不能兼水”之说：“梅启照谓水能兼陆，陆不能兼水，敌船可以到处窥伺，我挫则彼乘势直前，彼败则我望洋兴叹，洵系确论。”并进一步指出：“夫水师所以不能不设者，以其化呆著为活著也。今募陆勇万人，岁饷约需百万两，然仅能专顾一路耳。若北洋水师成军，核计岁饷亦不过百余万两，如用以扼守旅顺、烟台海面较狭之处，岛屿深隐之间，出没不测，即不遽与敌船交仗，彼虑我断其接济，截其归路，未必无徘徊瞻顾之心。是此项水师果能全力经营，将来可渐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北洋三省皆在捍卫之中。其布势之远，奚啻十倍陆军？”（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第24卷，第26页。）他认识到海军既具有机动作战的作用，便应将防御区域拓展到外海，这不能不是其海防战略思想的一大发展。
然而，晚清海防建设的实践并没有跟上海防战略思想的发展，到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侵华战争时，李鸿章已不再提“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的话，而强调“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认为海军力量“仅足守口，实难纵令海战”（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第24卷，第26页。）了。事实上，直到此时再寄希望于采取单纯守海口的消极防御战略，只能是招致失败之道。
三、晚清海防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价值
尽管晚清海防建设没有真正搞上去，但晚清海防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却不容忽视，相反，倒是应该认真研究，并且给予积极的评价。
首先，在晚清时期，海防思想与近代化思想是同时发生的。也可以说，海防思想就是早期的近代化思想。海防思想的中心内容是“师夷长技”，而西洋“长技”起初又主要指的是“船坚炮利”。因此，晚清的近代化历程与西方国家有着显著的不同，即它的启动不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当时一批较早注意了解世界的先进中国人倡导学习外国而推动起来的。林则徐和魏源就是晚清最早一批先进中国人中的代表人物。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洋务派官员继承林、魏之遗意，将海防思想从理论付诸实践，于是开始了以“自强”为口号和目标的近代化运动（又称“洋务运动”或“自强运动”）。可见，从思想渊源看，鸦片战争时期以“师夷长技”为中心内容的海防思想，事实上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近代化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晚清近代化是以创办近代造船工业为起点的。所以，近代海军的产生和发展便成为近代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海防问题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是只设船厂造兵船，只设军械局造火器，亦可扩而大之，使制造有利于国计民生，有利于发展贸易。这样，由创建军用工业开始，自然便逐渐扩大到创办民用工业。由此可见，从根本上说来，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启动的近代化运动，只不过是将以“师夷长技”为中心内容的海防思想付诸实施罢了。
其次，最初晚清海防论者所说的“师夷长技”，主要指学习西方的船炮制造，后来扩大到“采西学”，也只是指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但是，随着对西方国家社会历史更多的了解，人们逐渐对世界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的危险处境开始有所认识。他们指出，中国面临着一场“古今之变局”（注：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2册，第624页。），西方国家的侵略着实是中国的“大害”，但也可以成为“大利”（注：王韬：《弢园尺牍》，香港，光绪六年十一月自刊，第7卷，第1－3页。）。关键在于要善于因应变通，改变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得其道而顺用之”（注：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2卷，第20页。）。正由于此，这些先进的中国人，在了解和探讨西方国家富强之道的同时，也开始介绍其政治情况。他们对西方政体的往往带有倾向性的介绍，给受数千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窒息的中国社会透进了一些外部世界的新鲜民主空气，在当时是有着启迪民智的意义的。其后的海防论者，如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也无不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大感兴趣，并将其三种政体形式进行比较研究，以为中国之借鉴。康有为正是在1882年阅读了大量有关西学的书籍之后，才“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开始“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注：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卷，第116页。），其维新变法思想从此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可见，晚清海防思想的发展不仅推动了西学东渐的进程，而且为尔后兴起的维新变法思想起了荜路开山的作用。其对传播民主政治思想的启蒙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复次，晚清的海防建设虽说不够成功，而在海防思潮的推动下，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北洋海军终于在1888年正式成军，就是一个例证。当时，其实力居于远东第一（西方国家除外），使各国皆刮目相看。本来，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清政府加速了海军的建设，主要是为了防范日本。文祥对日本的动向极为忧虑，认为“目前惟防日本为尤急。”李鸿章亦有同见，指出：“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第24卷，第26页。）其后还进一步说明：“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第78卷，第61-62页。）应当承认，在一段时间内，这一目标还是基本上达到了。北洋海军成军之初，其实力超过了日本海军。特别是定远、镇远两艘7000吨级的铁甲舰，为日本所未有，对其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日本图谋侵略中国的方针是早就确定了的，其所以迟迟未敢贸然发动侵华战争，就是因为对北洋海军存有顾虑之心。1886年发生的中日长崎事件，之所以最终得到比较妥善的解决，固然是由于日本理屈和外交处境不利，则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海军对日本来说居于优势地位。中日长崎事件结案的当月（1887年2月），日本参谋本部以长崎事件之妥协结案为日本之耻，便为发动侵华战争预作准备，由其第一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起草了《清国征讨方略》。与此同时，还命在第二局任职的海军军官和舰队军官也分头草拟对华作战的计划。不久之前，在日本福岛县立图书馆“佐藤文库”里发现了六份这样的《征清方策》。从后来甲午战争的实际作战过程也可看出，《征清方策》“被具体化并应用于日清战争的实战之中。”（注：中塚明：《日清战争前的日本对清战争准备》，《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但在当时，日本海军还不具备打败北洋海军的实力，这些计划暂时也就难以付诸实施。直到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侵华战争的前夕，在日本军方内部还有人（如海军军令部部长中牟田仓之助海军中将）反对对中国开战，而主张采取守势运动，也由此看出日本一直感到中国海军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注：山本四郎：《1887年日本小川又次〈清国征讨方略〉介绍》，《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基于以上所述，不难看出，当时正是因为中国有了一支北洋海军，才使日本不得不将发动对华侵略战争的时间大大推迟了。问题是北洋海军成军之
后，清政府却决定停购船械，而日本则以打败中国海军为目标，此后平均每年添置新舰两艘，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无论其数量还是装备质量都已超过了北洋海军。这样，北洋海军最终落得个师潛威海卫港的可悲结局，就不奇怪了。但是，决不能以后来之失误来抹煞先前之成就，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以上对晚清海防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其价值的认识，只不过举其要者而言。纵观晚清海防思想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林则徐、魏源以来，几代先进中国人探索海防思想汇合而成的海防思潮，其发展虽屡遭挫折而步履维艰，但由于海防问题在中国是和近代化问题紧密相联的，因此，海防思想之由理论走向实践，不仅带来了海防建设的近代化，而且也启动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正由于此，尽管论者对于晚清海防思想演进中的某些观点和问题，或臧或否，可任意评说，然通过历史的考察，对其历史地位和价值还是应当给予一定的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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