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西学“汇编”与本土回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学论文,晚清论文,本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6—19世纪中西文化的相遇，涉及两方面的基本问题：西方知识怎样“传入”？中国本土如何“接引”？这其中本土文化的调适与回应，尤其复杂。原因无他，西学的“传入”，原本即具有高度选择性，甚至不免迎合本土知识架构；本土之“接引”，也往往立足自身立场，将外来知识纳入所熟悉的知识架构。对此，论者从不同的侧面已多所论述，如针对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的研究，论者就揭示出耶稣会士之“援西入中”，鲜明体现出“迎合”中国本土知识架构的一面。①两种文化的相遇发生着来自“域外”与来自“本土”的知识调适，本不难理解。问题的关键是，这一切如何发生，又产生了怎样的效果？对此的分析，首先涉及“讲法”问题，或立足于“中学”，或基于“西学”，以建立中西之学的关联，是通行的做法。依拙见，有关中西问题，无论确立“由西到中”还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叙述方式，都不免烙上“后见之明”的印痕，也易于将复杂的问题导向简单的知识“移植”问题。而透过晚清会通中西的具体文本，或许可以发现问题的枢机所在。
因应于“采西学”的需求，晚清出版了多种西学汇编资料。近年来，围绕这些资料海内外学界基于“百科全书”的架构展开了热烈讨论。②这些资料对于了解晚清对西学的认知，其重要性自不待言。然而，如何加以利用，并非易事。这些资料不仅量大，而且因应于不同的需要，类型各异。重要的还在于，既然是西学知识之“汇编”，本身即意味着是针对传入的西学知识进行二度创造，亦即是“知识的再生产”。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希望大致区分这些资料不同的来源系统，以及不同的编纂架构，再就其中体现的对知识的认知，做大致梳理。表面上看，这些资料是按照知识分科的架构对中译西书进行分类，究其实质却并非如此单纯。知识分科观念固然影响着“汇编”工作，然而本土的“回应”同样值得重视，尤其有必要厘清本土的知识立场如何影响到对西学知识的接纳。这是本文的主旨所在，依托于文本的“历史语境”，中西知识如何会通？传统是如何发明的？或可有更为清晰的把握。
一、来华西人的“援西入中”
言及西学的传播，首先有必要追溯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所揭开的中西文化交流。对于耶稣会士开启的知识传播工作，谢和耐(Jacgues Gernet)曾有精到的分析，力图对传教士传播知识之“策略”及中国士人接受知识的“立场”加以区分。③只是，即便如此，也不能完全关照到其中的复杂情形，因为耶稣会士传播新知的工作，往往有中国士人参与其中，对此细加分辨，或不那么容易。可以明确的是，耶稣会士之“援西入中”，所反映的是那个特定年代所形成的对知识的认知。大致说来，知识仍被视为一个整体，不仅科学没有与哲学分离，科学也没有分化成众多门类。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也才能更好地理解耶稣会士所援之“西”所隐含的意味。如艾儒略(Jules Aleni，1582-1649)的《职方外纪》和《西学凡》，所传递的即是15—16世纪欧洲所形成的对知识的认知，《西学凡》便可作为“欧西大学所授各科之课程纲要”。④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西学传播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将西洋学问汇集在一起，已有所展示。1683年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曾向康熙进呈有60卷之多的《穷理学》，即是当时传教士翻译工作的“总汇”。南怀仁这样表示：“进穷理学之书，以明历理，以广开百学之门。”原因在于，“穷理学为百学之根也，且古今各学之名公凡论，诸学之粹精纯贵，皆谓穷理学为百学之宗”。⑤该书未能刊刻流行，只有十余卷保留下来。然而，此亦足可说明，知识传播的工作往往是和知识“汇编”联系在一起的。
降至晚清，来华西人在从事译述工作时，更为重视“所译各书若何分类，若何选择”，进行“类编”的工作。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在1880年所撰《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中就写道：“初译书时，本欲作大类编书，……后经中国大宪谕下，欲馆内特译紧用之书，故作类编之意渐废，而所译者多零件新书，不以西国门类分列。平常选书法，为西人与华士择其合己所紧用者，不论其书与他书配否，故有数书如植物学、动物学、名人传等尚未译出。另有他书虽不甚关格致，然于水陆兵勇武备等事有关，故较他先为讲求。”⑥这段话甚值重视，表明西人之译书，也试图按照“大类编书”的方式进行译介，然而却受制于“紧用之书”的束缚，不能按照“西国门类分列”。即便如此，这方面仍有结果呈现出来，那就是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编译的“西学启蒙十六种”。⑦此外，傅兰雅在1882年也曾组织了一套《格致须知》的出版工作，其初集就包括《天文须知》、《地理须知》、《地学须知》、《电学须知》、《声学须知》、《化学须知》、《重学须知》、《气学须知》八种。
同样值得重视的是，教会出版机构也曾对其出版工作进行总结。透过其出版的书目，可以看出其认知学科的方式，正可与中国士人所整理的西学汇编资料进行对照。益智书会(The School and Text Book Series Committee)1894年出版的《益智书会书目》，所涉及的分类包括：(1)Mathematics(数学)，(2)Natural Sciences(自然科学)，(3)History(历史)，(4)Geography，Maps，&c.(地理、地图)，(5)Religion and Philosophy(宗教与哲学)，(6)Readers(读物)，(7)Miscellaneous Works(综合性著作)，(8)Addendum(补遗)。⑧单就这个目录来说，首先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分类只有寥寥几项，与晚清西学汇编资料动辄二三十项相比，适成鲜明的对照。其中重要的区别便是“Natural Sciences”的分类，将声、光、化、电之类，悉归其中。同样说明问题的是，广学会(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所列出的各书目，也只是将各书罗列，未曾进行学科分类。1901年出版之《广学类编》，计分12类：史事、地理、文学、格致、算学、商务、医药、权度、婚礼、家务、营造、游猎。⑨不难看出，12类的区分，只是具体的事务，甚至没有明晰的学科概念。
略微勾画来华西人“援西入中”展示的片断，可以看出通过“类编”或目录的方式系统介绍相关知识，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只是来华西人对于西学分科也并非一开始就有清晰的图景，仍然需要在具体的历史脉络中才能较好把握。因此，讨论西方知识对中国的渗透，当有这样的自觉，所谓“西方知识”或“西方学科”都是历史性的范畴，其图景在当时并不清晰，难以作为“已知”的背景当作讨论的前提。更为复杂的是，来华西人所援引的西方知识已是基于中国本土展开，迎合了中国本土对于知识的认知。这样所谓“西方”，亦加入了“中国”因素。
二、“采西学”：西学资料之“汇编”
用不着特别指明，依据中国传统学问“想象”西方知识，构成了中国本土对西方知识最初的解读。不唯如此，西学传入中国初始，中国士人已尝试以传统“类书”的形式汇集某些著述作为“西学”的代表，最值得关注的即是李之藻(1565-1630)所辑之《天学初函》。《天学初函》合为两编：一为“理编”，主要包括介绍天主教理及世界地理的诸书；一为“器编”，为论数学、天文、水利各科的译书。每编收书10种，共计20种，1628年刊刻。⑩“理编”与“器编”，颇合“道”“器”之分的意味，反映出那个时代对西学整体上的认识。重要的还在于，“汇编”本身，并非无关宏旨，而是在表达“见识”。到晚清时，针对西学进行“汇编”工作，更成为自觉的行为，显示出晚清士人在分科观念影响下，对西学的接纳颇为关注探寻“西学门径”。梁启超(1873-1929)《读西学书法》就表达了对如何读西书的关切：“译出西书数百种，虽其鲜已甚，然苟不审门径，不知别择，骤涉其藩，亦颇繁难矣。”(11)这也反证此前西书之出版，尚缺乏“门径”，故梁才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顾燮光(1875-1949)即有这样的看法：梁氏之《西学书目表》及《读西书法》出，“学者方有门径”。(12)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晚清出现了大量的西学“汇编”资料。这些资料表面上看大体均是按照知识分科对中译西书进行分类，然问题远非如此简单。这里无意否认西学分科观念所产生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正在于，并非所有的工作皆按照分科观念进行，很难完全立足于知识分科对此加以解读。不仅分科观念的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便按照分科观念进行的安置，也并非没有可议之处。或许只有针对具体的文本，才能厘清其中纠缠的复杂因素。要完整说明汇编而成的西学资料，是不可能的。从编纂形式上说，大概有这样三种主要形式(区分三种不同的主要形式，只是权宜之计，便于问题的分析。内中的复杂情形，岂是三类可以区分的；即便每一大类内部，也有不小的差别)：
第一，区分门类，汇集诸书成一书。
这方面常被提及的是《洋务丛钞》、《西学富强丛书》(13)等书。1888年出版之《西学大成》，是较早出现的一部，也是典型的“汇集诸书成一书”的例证。该书言明是为“有志泰西经济之学者”所编定，介绍的“西学门径”包括算学、天学、地学、史学、兵学、化学、矿学、重学、汽学、电学、光学、声学等12门。(14)
上述“汇集诸书成一书”的汇编资料，从类目上看已是基于分科观念汇编西学，然而具体分析其中所收著述，不难发现问题所在。譬如，《西学大成》“史学”门收录的书包括《大英国志》、《联邦志略》、《列国岁计政要》、《列国海战记》、《万国公法》、《星轺指掌》，仅此而言，亦可知当时所认知的“史学”，与今日所理解的“史学”，颇有不同，因为收于“史学”部分的这些书籍，于今而言，不少即难入“史学”之门。1897年出版之《续西学大成》，情况也没有多少改变。尽管分科更细，所列门类增加到18类，有了“史学”、“政学”与“文学”各门，然从所收西书来看，仍是“史学”与“政学”不分；收于“政学”与“文学”的书目，同样与今日视为“经济”及“哲学”等学科有纠葛不清的情形。这是处理这类资料应当注意的，不能仅根据目录来把握，而要看里面放置的究竟是些什么书。
第二，以西书目录、提要等形式呈现的对西学的认知。
在这方面梁启超于1896年写成的《西学书目表》堪称代表，也透过具体的书目展示了对西学的认知。该书按学、政、教对西书进行分类，除教书不录外，其余诸书，分为三卷。在著录方面列有书名、撰译年代、撰译人、刻印处、卷数、价格，还加上了“圈识”与“识语”，评论其优劣，介绍阅读方法。主要以目录呈现出来，并加入作者点评的这类书，还包括有《东西书书录》、《日本书目志》、《东西学书录总叙》、《译书经眼录》等。较之《西学书目表》，可谓“大同小异”，只不过有的是以提要的形式出现；有的则加上按语。可兹对照的是张之洞(1837-1909)《书目答问》等著述，赵惟熙曾纂有《西学书目答问》，单从书名即可看出与之的关联；其《略例》也说明“仿南皮张孝达前辈《书目答问》之例”。(15)
换言之，“书目”、“书录”皆为早已有之的形式，“西学书目”的出现，也是基于提供学习西学之门径。《西学书目表》书前之《读西学书法》，就表达了梁启超对如何读西书的关切，而在该书《序例》中，梁还进一步指出，是书之编是因应于门人提出的“应读之西书及其读法先后之序”，内中也指明“各书之长短，及某书宜先读，某书宜缓读”，虽非详尽，然初学观之，“亦可略识门径”。(16)应当承认，无论是“学科”的分类，还是具体的安置，《西学书目表》都有可称颂之处，只是同样也显示“旧瓶”不能装“新酒”的情形。特别是卷下所列之“无可归类之书”，更表明在学科分类上还不够完整，故此在今日看来不难安置的书，在那个时代都成了问题。如《佐治刍言》一书，既称其为“言政治最佳之书”，但由于当时还没有明确的“政治学”的学科分类，只有列入“无可归类之书”。
而且，对照不同的目录书，还能发现其中发生转变的缘由所在。如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所说的，“西学各书，分类最难。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则政与学不能分。非通群学不能成一学，非合庶政不能举一政，则某学某政之各门，不能分。今取便学者，强为区别”。还对照中国分类表示，“顾自七略七录以至四库总目，其门类之分合，归部之异同，通人犹或訾之，诉讼至今，未有善法。此事之难久矣”。(17)发生在梁启超身上的例证，映射出那个年代试图对西学进行分类所遭遇的种种困难。1899年徐维则辑成《东西学书录》，单是分类就生发这样的疑问：“自七略以下，门类分合，部居异同，前人犹多訾议。东西学书，分类更难。言政之书，皆出于学；言学之书，皆关乎政。政学难分，则部次奚定？今强为区别，取便购读。通人之诮，知难免焉。”(18)分类难引发的直接后果是，稍后所出的汇编资料，所分类目越来越细。运用这些目录书，或许也当有此自觉，这是一个疑窦丛生的领域。
第三，重新组织问题，针对西学书籍进行选择，或汇集刊于报刊上的论文。
这方面的汇编资料，最为复杂。大概包括三个不同的系统：其一是直接以“西学”、“新学”命名的著述，如《西学三通》、《新学备纂》之类；其二是“经世文编”资料；其三是以“策论”为名出版的书籍。上述不同的汇编资料，在编纂体例上互相取法，且都与科举改制密切相关(详后)。内中所体现的“知识的再生产”，笔者将在其他文章中讨论，这里主要紧扣在编纂架构上本土的回应方式加以分析。
1902年出版的《西学三通》，是按照“政”、“史”、“艺”区分西学，分为“西政通典”、“西史通志”、“西艺通考”。尽管表述与梁启超有所不同，但同样是撇开“教”不言，而关注于“言政何以因时而治，言史何以溯源而竟流，言艺何以标新而竞胜”。引人注目的是，其篇幅竟达508卷之巨，编者也号称邀请西学名宿“汇摭西书数千部，分门别类，删其繁，去其复，汰其杂而陋者”，希望是书之编，“裨习西学以求治者依门寻绎，钩元援奥，略其迹而得其精，会其通而神其用”。(19)
《西学三通》的编纂架构，表明难以将其归于按照西学分科进行资料的汇编，而另一些汇编资料，还提示我们注意另外的情形，那就是所谓的“知识分科”本不足以涵盖其中的内容。晚清与西学传播密切相关的一幕是西学转化为新学，各种新学丛书替代各种西学书籍的出版，颇能说明问题。这其中既有以“皇朝”命名的《皇朝新学类纂》，也有主要取法日本的《新学大丛书》，显示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日本渐成中国摄取新知的国度。发生的变化还不只是名称上的，还在于所收类目愈发扩展，实难以不同学科来安排，往往以“类”来加以区分。《皇朝新学类纂》出版于1901年，计分十类，号称“凡有关于世事而为今日之急务者，无不删繁而节取之，厘然井肰，有条不紊”。(20)这还不算什么，1903年出版的《新学大丛书》，总挈十大纲，列目七十二，更令人叹为观止。所谓“十纲”，具体包括政法、理财、兵事、文学、哲学、格致、教育、商业、农学、工艺。(21)此亦可看出，十纲之目已难以用学科加以涵盖；按照不同学科来汇编西学更是困难重重。这也代表着西学汇编资料新的趋向，那就是不再局限于西学分科观念，而是按照相应的类目进行整理。
再来看“经世文编”资料。自晚清至民国初年，曾有多达20余种的“经世文编”相与赓续。这一现象的出现，固可说“经世致用”思想已深入人心，同时也是因为对“经世”之理解，代有不同。因此，经世致用思想既是中西思想沟通的重要桥梁，各种“经世文编”资料也成为审视西方知识如何被接引的重要维度。
刘广京称魏源(1794-1857)所撰《皇朝经世文编叙》“不啻为晚清经世运动之宣言”，可谓见道之论。(22)《皇朝经世文编》成书于道光六年(1826)，次年刊行，凡120卷，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纲，下又分六十五目，确立“以学术为纲领，以六政为框架”的编纂形式。后续出版之“续编”大致皆谨守这一体例，然也因应风气之转移，发生着变化。葛士浚即是慨于“世局既有变迁，议论因之日积”，1888年编成《皇朝经世文续编》刊行。其中最突出的即是“洋务”思想纳入“经世文编”中，专设有“洋务”一纲，系以七目：洋务通论、邦交、军政、教务、商务、固圉、培才。还将有关天文算学的文章析为三卷，列于“文学卷”。(23)认识到天文算学的重要性，已是“援西入中”的直接后果，这里还显示出对于这些新知，该如何安置，实已构成无法避遁的问题，在没有更好办法的情况下，只好“且将新酒入旧瓶”。
伴随“经世文编”之“新编”出现，此前的编纂形式，尤其是“学术”、“治体”及“六政”的体例，也被具体的子目所替代。这其中，麦仲华所辑《皇朝经世文新编》，在编辑体例上就有明显突破，梁启超在《序》中即称赞此书“多通达时务之言，其于化陋邦而为新国有旨哉”。(24)受此影响于1902年编成的《皇朝经世文续新编》，在类目上也拓展为30门。如对比同样出版于20世纪初年的其他西学汇编资料，在类目上已看不出明显的差别。(25)这样的变化，也事出有因。俞樾后来为《皇朝经世文三编》作序，即颇为慨叹，此前为《皇朝经世文续编》作序，曾盛赞其所辑“翔赡渊博”，“于学术、治术所裨匪浅”，孰知不数寒暑，即见中日之役，“至今日苟有尚恃三家之书以讲求富强者”，何异于南辕而北辙也。(26)由此也可注意到，后出之“经世文编”逐渐加强了西学的内容。鸿雪斋主人为求是斋所编《皇朝经世文编五集》作序，就特别提到：“迩者风气大开，朝野上下皆以讲求西学为当今急务，海内名人采辑西书行世者，不一而足，均足以开发心思，转移风化。”(27)
看得出，后出之“经世文编”，其类目与其他以“西学”、“新学”为名的汇编资料渐渐趋同，同时，往往都会提及科举改制的问题。这是重要的信息，揭示出晚清出版的西学汇编资料彼此的关联，都配合着科举改革的大势，这是不可忽略的。不过在讨论之前，先看看西学汇编资料之另一大宗——策论。
科举考试作为一种程式化的考试，与之相伴随的是各种为应试士子准备的可兹效法的参考样式。科举考试“改试策论”，也催生出各种汇编文字，尤以1901、1902年这样的关键年度居多。单从标题上即不难看出是围绕着“经济”、“时务”、“政治”、“经世”做文章。相应的，与“西学”相关的知识，所占比重也愈益突出。这里不妨举证几种1901-1902年间所出版的策论资料。
1901年中西译书会所印《中外政艺策府统宗》，就强调“艺学”攸关富强，指出西人以艺学致富强，凡铁路、矿务、电学、化学、声学、算学，“无一非艺学”。今中国力行新政以图富强，改科举为策论，政治之余，兼及艺学，亦知艺学实富强之始基，士之有志科名者，“孰不当精究艺学哉”。(28)同年鸿宝书局石印《中外政治策论汇编》，则突出了“政治”。“士生斯世，宜上体圣心，以政治为当务之急，其有关于政治者，均宜曲证旁通。”(29)大致说来，最早编印的资料，颇有些“急就章”的意味，皆是为应试士子提供“揣摩”之本。稍后出版的资料，就显得愈加成熟，逐步提升“西学”的分量。1902年所印之《中西经济策论通考》，收有三篇序文，其中一篇就特别提到，自海禁宏开，谈时务及洋务者不下数千百家，类皆补苴成帙，未有如《中西经济策论通考》一书之广博采搜。该书分门二十四种，又后附西学八种。“皆切于势务，关于时事，五花八门，引人入胜，可以长见识，审时世，以之体国可为平治资，使于四方不贻陨越羞。是此书诚有裨于民生国计也大矣。”(30)
大致说来，上述举证之“策问”资料，其编辑缘起差不多一脉相承，各种序文或编辑大意，论证的方式也如出一辙。主要强调相关书籍，五花八门，目不暇接，以突出自己所编资料“远胜坊间所出各书”，当可为“科第之津梁”，抑为“富强之嚆矢”。清楚地交代、说明这类书籍之编纂，是为士子提供适应新的考试样式的资料。不过，这里也表明此类资料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特点，均系汇集其他资料而成，所采集的对象，则配合于改试策论之背景。这样，晚清以来所出版的各种与“西学”、“经世”、“时务”密切相关的各种资料，有了重新编辑出版的机会。因此，“策论”资料于晚清“西学”不仅是重要的“呈现”物，在西学知识传播上，也另有一功。
重要的是，上述三个来自不同系统的西学汇编资料，单从类目上看，已渐渐趋同。那么，在编纂体例上彼此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性呢？有没有互相的影响？就本土对西学的“回应”来说，这是至为关键的。如能发现彼此之间的关联，或许也能进一步把握本土“回应”西学知识的方式。
三、知识：形式与内容
张謇(1853-1926)在为鸿宝书局1901年石印《中外政治策论汇编》作序时，特别提到读此书的感受。是书之编，“由治道学术以迄海邦，共十六门，大致与魏氏源之经世文编相近，皆《文献通考》之支流，而取法于周官之区分门类者也”。(31)对照《皇朝经世文编》所分八类，内中基本是涵盖的关系，只不过“治道”替代了“治体”，且与“学术”的次第互换，可见张謇做出这样的评价，颇为中肯。实际上，不单是“经世文编”，中国传统的类书目录，也多所采用。光绪二十三年(1897)点石斋印《时务通考》，即是秉承《文献通考》之意图，接续《皇朝通考》而来。(32)同年出版的钱颐仙选辑《万国分类时务大成》还特别指出：“是编其间事实，虽专采取泰西各国书籍，为近日讲求时务急需，然体裁则取法我中华艺林典则各种分类旧章。”(33)所谓“体裁则取法我中华艺林典则各种分类旧章”，尤其点出了问题的关键。而前面提及的《西学三通》，单看书名即可知是对“三通”之继承。这里并无意说明形式决定了内容，这些袭取传统架构汇编而成的资料，同样也遭遇难以安置的问题。《西史通志》就表示：“订西史之难十倍中史，一则国多，绪乱无正统为纲，一则世积事纷，鲜信史可证。”“同一体例，郑志用之经纬咸宜”，而书写西史仿此体例，则不免“瑕疵叠出”。(34)但无论如何，彼此的关联是无可质疑的，这也表明当以此为出发点，思考传统认知的方式如何影响到对西学的接纳。
言及古代中国对学问的看法，常被人谈论的是“六艺”和“孔门四科”及后来发展出的“四科之学”。无论是“六艺”还是“孔门四科”，在晚清皆有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后者，发展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之学。在中西学术沟通之际，“四科之学”也经常为士人所联想，甚至还直接与现代学科进行比附。不能说上述种种没有作为传统延续下来，晚清的书院教育及科举考试中，都不乏这些方面的内容，但就本文所讨论的西学“汇编”来说，直接产生影响并有所体现的，主要是“四部”分类与“三通”之类的内容。
前已述及晚清西学汇编资料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形式，本土的“回应”也大致可区分看待。就第一类“汇集诸书成一书”来说，来自于对采摭群书、分类编辑的“类书”传统的继承。第二类主要以“书目”形式出现的诸书，则与中国由“七略”到“四部”的书籍分类系统密切相关。只不过，伴随着西学书籍的大量出版，传统的书籍分类也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不得不变。江人度上书张之洞就说道：“东西洋诸学子所著，愈出愈新，莫可究诘，尤非四部所能范围。恐《四库》之藩篱，终将冲决也。”(35)这话值得斟酌一番。西方知识传入中国以后，所遭遇的也正是这样的问题，先是以附录或其他方式将西方知识装入，后来才逼出新的分科架构。梁启超、徐维则在编辑相关书录时的困惑，实际即是针对此而发出，也说明他们是立足本土的书籍分类思考如何安置西书。可以补充说明的是，如何安置西学书籍还经历了一番曲折，其中新学书目与旧籍目录并存的形态，即可看作过渡时代的产物。黄庆澄(1863-1904)在1898年所编《中西普通书目表》，可看作新旧目录并存的例证，孙诒让(1848-1908)在“序”中介绍了该书编纂之缘起，明示“中书多取之南皮尚书《书目答问》，西书多取之新会梁氏《西书表》”。(36)这样的书籍分类形式，也延续了不少时间，不单藏书楼，近代图书馆出现后，也往往以新旧并列的方式来处理。
检讨了西学“汇编”的前两种形式，再来看第三种形式。如果说“类书”与“四库”分类的影响主要是形式上的，则“三通”与“经世文编”的编纂架构所影响的，不仅仅是分类体系问题，还包含着认知世界、处理事务等环节。所谓本土回应影响于西学之“汇编”，这是最值得重视的。
“三通”在史学编纂上所发生的影响，向为诸家所乐道。可以说，晚清在思考中国历史新的书写样式时，以“三通”为代表的著述是重要的“思想资源”。而且，“三通”之作绝非仅仅关涉于书写样式；内中的门类、所体现的实际是历朝历代“体国经野”之具体关怀，贯穿的基本主旨是“通变”、“致用”。相应地，“三通”也被当作“政书”看待，而且不断有“续三通”、“清三通”相与赓续，合称“九通”。从某种意义上讲，无论是编纂架构，还是现实关怀，“九通”与“经世文编”都如出一辙。也正是因为如此，晚清所出版的西学汇编资料，在体例上，及对时务的认知上，都取法于此。俞锡爵所撰《皇朝经世文续编序》，开篇即写道：“粤稽三通迭兴，创演义例，引申孳乳，各有续编。其传之久者，有云间王圻氏《续通考》一书。”(37)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无论是“九通”还是“经世文编”资料，都在因应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九通”变为“十通”，也发生了相似的一幕。刘锦藻(1862-1934)以个人之力于1912年修成《清朝续文献通考》，显著的变化即是在原26考之外，新增了外交、邮传、实业、宪政4考。
因此，晚清西学“汇编”，所涉及的不只是分类问题，还呈现出知识认知的方式。即便是前述看起来只是汇集诸书为一书，或只是目录书，也体现出一定的认知。而吸取传统分类架构的书籍，更加值得重视，原因在于，中国本土区分各种不同知识的方式被援引进来，作为对西学之接纳。这其中“三通”诸书，以及各种“经世文编”所显示的知识架构，即构成接纳西学引人注目的一环。事实上，上述三个不同系统的汇编资料，其类目渐趋一致，即是最好的说明。同时也表明，传统的知识架构在“西学东渐”之际是如何被“发明”的。
四、余论
略为梳理晚清“汇编”西学不同的来源系统，以及不同的编纂架构，还有必要进一步解释上述资料所体现的知识立场；要理解晚清西学的“汇编”，这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原因在于，形式的背后尚有更为关键的为学立场作为支撑。可以明确的是，无论是类目的安置，还是采集西书的方式，都关涉于晚清“采西学”的基本立场；传递着对“学有次第”的理解；更攸关于科举考试“改试策论”的变革。只有切合于当时的大势，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些资料何以在晚清大量出现，又因何原因以这样的方式编排。这里所要略加补充的，便是代表晚清士人共同见解的“中体西用”论及其对“采西学”所产生的影响。
如论者指明的，晚清思想界所困惑的中学和西学之异同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其答案大致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语为代表；通常把这个公式归之于张之洞的发明，其实这是晚清人的共同见解。(38)重要的是，在“中体西用”思想的主导下，形成了“西学必先由中学”的看法，张之洞堪称其中的代表。《劝学篇》“循序第七”开篇即表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39)既然秉持“西学必先由中学”，相应地，在进行西学的“汇编”时，也不免以此进行安排。前面论及的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将西方知识区分为“学”、“政”、“教”，即体现了这一立场。不单是立场问题，按“类目”编辑起来的西学汇编资料，还体现出对学有“次第”的看法。无论“中体西用”论，还是针对西学“学”、“政”、“教”的区分，都包含着对“次第”的思考，也关乎“采西学”的基本方针，它展现了晚清士人在分科观念影响下，对西学的接纳颇为关注学科之次第，并着力于辨析“西学门径”。稍前笔者已撰文对此加以检讨。简单地说，无论是“中体西用”的论辩，还是“学科次第”的辨析，都说明晚清“采西学”是有所本的，影响于上述汇编资料，既体现在吸收哪方面的西学知识，也反映在各类目“孰先孰后”的排序上。这也算得上本土回应西学的重要环节，不可忽略。(40)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科举改制的影响。实际上这些汇编资料的出版，不少即是配合着科举“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而展开。科举“改试策论”影响于士子者，或许再怎样估计都不为过。“改试策论”提供了明确的信息，科举考试的内容将集中于测试士子对时务、对西学的掌握。严复(1854-1921)在致张元济(1867-1959)的一通信函中，即言及科举改制后对译书业的推动。“科举改弦，译纂方始，南北各局执笔之士甚多。分以销售利益，庶有以泯其作嫁为他人之塞责，而动以洛阳纸贵之可欣求，达难显之情，期读者之皆喻；则此举不独使译家风气日上，而求所译之有用与治彼学者之日多，皆可于此寓其微权。”(41)可以说，晚清西学汇编资料的出版，因应着科举改试策论这一大局。问题还不只是催生了诸多“策问”汇编资料，其他以西学、新学为名出版的书籍，也都受此影响。上海广学会1898年出版的《新学汇编》，在“序”中即表示，“承明诏废弃时文振兴新学，而是书适告成功，承学之士即可于是取材，殆所谓不谋而合，且恭逢其盛者欤。海外旅人十余年孜孜矻矻，不同于空言之无补，抚衷循省，何幸如之哉”。(42)《西学三通·叙》也指明：“近年来译西书者汗牛充栋，而重复拉杂难觅全璧，有志者不免望洋而叹矣。况科场改式学堂复制士子需西书研究，苦其浩无津涯。”(43)这些例证皆显示出改试策论与西学颇为攸关，也催生了各种西学汇编资料的出版。关键在于，应试士子因应科举改制的需要，并非全以“策问”资料为参考，同样会瞩目于西学资料。前面提及的求实斋、鸿宝斋等书局，既参与“经世文编”的出版，也广泛介入到“策论”与其他“西学”、“新书”书籍的出版，此亦可见科举考试乃催生晚清西学汇编资料重要的诱因。
综观晚清所出版的众多西学汇编资料，所显示的是学科意识逐步成长的过程；针对西学知识进行取舍，也可说是贯穿始终的主题。重要的是，这些汇编资料的编辑均系本着一定的立场与认知进行这项工作，由于认知有异，取法的重点也各不相同。表面上看，这些资料是按照知识分科的架构对中译西书进行分类，究其实质却并非如此单纯。知识分科观念固然影响着对这些资料的编纂，然而本土的“回应”同样值得重视，尤其有必要厘清本土的知识认知架构如何影响到对西学知识的接纳。因此，突出西学“汇编”中“本土”的回应方式，或可令我们对这些资料的复杂情形有更好的把握。首先，这些资料尽管是按照一定的类目进行编辑，但这些类目并非完全按照严格的学科观念进行分类；其次，即便用到了延续至今的学科分类观念，也需要考虑内中的安置是否符合具体的学科。
不管怎么说，既然是西学“汇编”，本身即意味着是针对传入的西学知识进行二度创造，亦即是“知识的再生产”，因此也有必要解析其中关乎本土文化的调适与回应。因为这已超越了对西学单纯的“译介”，而是加入了本土之“接引”方式。重要的是，需要透过其类目，可以清楚地把握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晚清所理解的学科究竟是怎么回事，也可以更好区分哪些确属知识之“移植”，哪些又来自本土的“回应”。或许，这也正是审视中西文化之调适与回应之主旨所在。
*本文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08年12月“跨越空间的文化：16—19世纪中西文化的相遇与调适”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注释：
①论者提出了“天学的圣学化”问题，指出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教中三大柱石”，最初是以一种拟同的态度将“天学”纳入圣学体系，以证明接受、学习西洋科学的正当性。见孙尚扬、钟鸣旦：《一八四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206页。
②最新的研究可参见陈平原、米列娜主编：《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本文主要考察西学资料之“汇编”，关注针对传入的西学知识所进行的二度创造，对于更具“创造性”的“百科全书”之类的西学资料，将在别的文字中讨论。
③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增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④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中华书局，1949年，第289页。
⑤南怀仁：《进呈〈穷理学〉书奏》，徐宗泽前引书，《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191—192页。
⑥傅兰雅：《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格致汇编》第3年第5卷，1880年。
⑦艾约瑟：《〈西学略述〉自识》，原刊《万国公报》第5册(光绪十五年五月)，见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521—522页。
⑧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Descriptive Catalogue and Price List of The Books,Wall Charts,Maps,et(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94)1-34.
⑨唐兰孟编辑，李提摩太鉴定，任保罗译：《广学类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03年。
⑩李之藻：《刻天学初函题辞》，《天学初函》(一)，台北：学生书局，1965年，第1页。
(11)梁启超：《读西学书法》，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59页。
(12)顾燮光：《译书经眼录·自序》，见《近代译书目》，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401页。
(13)《洋务丛钞》，署“张振轩宫保鉴定，怀远堂新镌”，光绪甲申(1884)秋月敦怀书屋刊行；张荫桓辑：《西学富强丛书》，上海：鸿文书局，1896年石印。
(14)王西清、卢梯青编：《西学大成》，上海：醉六堂书坊，1895年，“例言”。
(15)赵惟熙纂：《西学书目答问》，贵阳学署印，1901年。
(16)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122—126页。
(17)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一”，第122—126页。
(18)徐维则辑，顾燮光补：《增版东西学书录》，1902年，第1—15页。
(19)谢若潮：《叙》，见袁宗濂、晏志清辑：《西学三通》，上海：文盛堂，1902年，第2—3页。
(20)吴宗玠：《序》，广益书屋主人编：《皇朝新学类纂》，上海：广益书室，1901年，第1页。
(21)明夷编：《新学大丛书》，上海积山乔记书局，1903年石印，“序”，“例言”。
(22)刘广京：《魏源之哲学与经世思想》，收入《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第364页。
(23)葛士浚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广百宋斋校印本，光绪十七年(1891)，“例言”，第1页。
(24)梁启超：《叙》，见麦仲华辑：《皇朝经世文新编》，台北：文海出版公司，1977年，第1—2页。
(25)该书又名《续经世文新编》，储桂山辑，义记书庄石印本，1902年，共计30卷，收文558篇。
(26)俞樾：《皇朝经世文三编序》，见陈忠倚编：《皇朝经世文三编》，上海：书局石印，1898年，第1页。
(27)求是斋编：《皇朝经世文编五集》，宜今室，1902年石印，“例言”，第1页。
(28)陈文洙：《序》，《中外政艺策府统宗》，上海：中西译书会，1901/1902年，第1—2页。
(29)鸿宝斋主人编：《中外政治策论汇编》，上海：鸿宝书局，1901年石印，第1页。
(30)秦荣光辑：《中西经济策论通考》，深柳读书堂，1902年，第1—3页。
(31)鸿宝斋主人编：《中外政治策论汇编》，第1—2页。
(32)杞庐主人：《时务通考》，上海：点石斋，光绪二十三年(1897)印。
(33)钱颐仙选辑：《万国分类时务大成》，袖海山房，光绪二十三年(1897)石印，第1页。
(34)袁宗濂、晏志清辑：《西学三通》，“西史通志”卷一，第1—2页。
(35)江人度：《书面答问笺补》卷首，陈居渊编：《书目答问二种》，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461—462页。
(36)黄庆澄：《中西普通书目表》，署“光绪戊戌七月算学报馆自刻”，1898年。
(37)俞锡爵：《皇朝经世文续编序》，见饶玉成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第1—4页。
(38)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第9页。
(39)张之洞：《劝学篇》“循序第七”，见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724—9725页。
(40)章清：《“采西学”：学科次第之论辩及其意义——略论晚清对“西学门径”的探讨》，《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中体西用”论与中西学术交流——略论“体用”之辩的学科史意义》，收入《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中国近代史研究集刊第3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41)严复：《与张元济书》，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44页。
(42)李提摩太：《〈新学汇编〉序》，《新学汇编》，上海：广学会，1898年，第1页。
(43)谢若潮：《叙》，见袁宗濂、晏志清辑：《西学三通》，上海：文盛堂，1902年，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