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建设论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精辟地概括和提出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纲领，并强调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根据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而作出的科学论断。这一论断，真实地概括反映了我国的基本国情，是我们确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制定和贯彻执行各项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客观依据和现实起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文化建设当然也不能例外。因此，正确分析和认识文化建设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在联系，这是我们今天思考、回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起点，也是在新形势下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宣传思想工作的基本前提。
文化建设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这归根到底是由文化的基本属性，由文化同经济、政治的辩证关系所决定，同时也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所证明。
一、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文化同社会经济、政治密切联系，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页。）而社会存在就是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就是物质生活条件，主要是物质生产方式，以及由此必然产生的生产关系。人类社会是由物质生产、经济结构（生产关系的总和）、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等基本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各个要素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影响，其中，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着社会的经济结构，进而制约着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过程。
文化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不仅在根本上受制于物质生产和经济结构，而且还要受法律和政治等上层建筑的其他组成部分的制约和影响，无论是处于文化核心层的思想、道德、宗教，还是教育、文学、艺术和风俗习惯等，都是现实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和人们实践活动直接或间接的反映。
诚然，思想道德文化并非完全处于消极、被动的位置。“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9页。 ）文化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能动性，就具有自身运作发展的特殊规律，就会对经济、政治发生一定的影响。但必须始终明确的是，文化的这种独立性、能动性离不开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对它的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离不开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影响和制约。文化对经济、政治的能动作用的性质如何、力度大小，归根到底取决于它能否与所处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相适应。总之，文化同经济、政治的关系，就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页。）。
文化的产生、发展、变化的历史，是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变革相联系的。文化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都要求一定的思想道德文化与之相适应，并为其服务。落后的或超越现实社会的思想道德文化会阻碍、破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革，而先进的、同现实社会相适应的文化则会引导和推进经济社会向前发展。
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起点。离开了这一现实起点，思想道德文化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积极的能动作用就无从谈起，甚至还会起到相反的、负面的作用。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的基本结论。
二、历史经验证明，文化建设不能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我们党历来重视文化建设。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思想文化建设摆在重要的位置上，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并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确立了适应于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开展新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这一纲领的基本内容，集中地体现在毛泽东同志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
在这篇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光辉论著中，毛泽东同志基于对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深刻认识，娴熟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作出了精辟全面的阐述。他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近代以来，随着中国新的经济、政治力量的发生发展，作为其在观念形态上反映并为之服务的新文化也产生了。所谓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亦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8、706页。）。 由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这决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同社会主义文化具有许多共同或相通之处。然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毕竟是中国革命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两者在性质特点、目标任务等方面有着很大区别。前者是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者则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此相应，新民主主义文化既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文化根本对立，也有别于社会主义文化和共产主义文化。因此，毛泽东同志强调，要在实际工作中把新民主主义文化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区别开来，指出：“我们既应把对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的共产主义方法，同作为国民教育的新民主主义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注：《中国文化》创刊号，1940年，延安。）
正是因为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适应了当时我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符合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因而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理解、接受，极大地启迪、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激励、鼓舞着中华儿女为争取民族解放和建立新中国而浴血奋战，指导和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断走向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国家政权已经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尚未建立，我国社会仍属于新民主主义性质。因此，从1949年至1956年期间，我们党继续坚持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以“除旧布新”为主题的新文化建设运动，通过采取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包括向人民群众广泛宣传普及马列主义，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全社会的主导地位；大力倡导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精神，逐步建立起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新型人际关系；积极发展教育、科技事业，大大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等正确的方针政策；教育党员干部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等等。从而有效地清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道德文化的侵蚀影响，克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倾向，在全国较快地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推出了大批反映这一时代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精神风貌的文学艺术精品佳作。
尽管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建设也出现了一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左”的错误倾向，特别是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批判，如先后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梁漱溟思想的批判、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派唯心主义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以及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等，但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建设还是基于对国情的正确估计而展开，其成效是卓著的，不仅促进中国社会文化的核心观念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使社会主义崭新文化的雏形初步形成，而且对恢复国民经济、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等各项中心工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以后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时期。1957—1966的十年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系列新的进展：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文化得到空前广泛的传播，日益深入人心；毛泽东思想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成为全国人民的精神支柱；为人民服务精神和乐于助人等社会主义新风尚，日益成为广大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共识和自觉行动，用崇高的理想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和激励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一代，收到了良好的成效，涌现出雷锋、焦裕禄等一批家喻户晓的先进典型；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文化建设的正确方针，推出了一批反映时代精神主旋律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普及国民教育和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事业，获得长足的进步，等等。总之，在这段期间，我国初步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文化体系，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进一步形成了良好的道德风尚。
然而，我们还要看到，在此期间，由于教条主义和左倾错误思想在党的工作指导方针上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思想文化领域也愈益深受其干扰影响，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偏误。主要表现为：
1.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用革命的激情代替科学的理性精神。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摧枯拉朽般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顺利完成，党和国家一些领导人逐渐滋长了骄傲自满、急于求成情绪。毛泽东同志头脑中激进主义和乌托邦思想日渐发展，越来越脱离社会生产力的实际状况去思考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以为通过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可以更快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迅速建成社会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以为依靠思想政治工作，提高思想觉悟，充分发挥精神文化的能动性，任何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些脱离社会现实、违背客观规律的空想，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发生的思想理论根源。在“大跃进”期间，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被完全颠倒，人们普遍沉醉在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憧憬之中，“敢想敢说敢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办不到，就怕想不到”等大话、假话、空话一度泛滥。
2.脱离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国情，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并且忽视了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思想文化的区别，忽视了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和共产主义思想文化的区别，把只有在社会主义中级、高级阶段或者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可能普遍实践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规范，用来要求和评价广大群众的思想言论和行为，不切实际地硬要在现实社会中推行。与此同时，把“公”与“私”、“义”与“利”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否定个人正当合理的物质利益和价值追求，并错误地将这种极端的做法当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要求，号召人们“破私立公”、“灭资兴无”等。由于这种理想教育和道德建设严重脱离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水平，因而不可避免地陷于空洞的说教，成为没有现实基础的空中楼阁。
3.忽视了意识形态自身发展规律，忽视了思想文化所固有的共性和继承性，夸大了意识形态领域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把学术和艺术上不同的观点及流派、风格等任意上纲上线为政治问题，学术争鸣往往与政治斗争纠缠在一起，艺术创作则与政治宣传划等号。特别是在“庐山会议”和中苏关系破裂后，毛泽东同志又进一步把思想政治领域的“反修防修”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出了“要警惕利用小说反党”的问题，提出了要在各个学术领域对修正主义的观点进行批判。结果，思想文化领域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一些正确的学术观点被大张挞伐、无情斗争，一大批电影、小说、戏剧、美术、音乐作品被否定，一些著名的理论家、艺术家和领导干部受到打击、批判。“百花齐放”逐渐成了“一花独放”，“百家争鸣”则变成了“万马齐喑”和“一言堂”。
4.不顾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把革命战争年代的对敌斗争方法和推翻旧政权所适应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简单地套用到和平年代，套用到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文化建设上，搞“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在这一时期里，急风骤雨、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思想政治运动和大批判运动一浪高于一浪。反右斗争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被认为是开展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形式，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越来越习惯于生硬灌输、居高临下、我打你通，习惯于简单化、公式化、图解化。
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的这些偏误，伴随着党内极左思潮的抬头、泛滥，伴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错误理论的确立而越来越严重，到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期间更被推到了极端。
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现代造神运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猖獗，唯意志论、精神万能论盛行。在思想理论方面，许多并不属于、甚至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的货色，如“斗争哲学”、“造反有理”、“天才论”、“顶峰论”、“穷过渡”、“富则修”、“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搞绝对平均主义等，纷纷被贴上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签；一些体现了人类共同的智慧和精神财富的思想观念和文学艺术观点，则被斥之为“封、资、修”而妄加批判。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脱离现实经济状况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水平，完全否定和压抑个人利益及对个人价值的追求，否定物质利益原则，要求每个人都要“狠斗‘私’字一闪念”，“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要“大公无私”、“舍己为公”、“斗私批修”，做一个“纯粹的人”等等。在人际关系和道德建设方面，只强调“阶级性”、“斗争性”的一面，而否定人类还有共性、和谐性的一面，还有在公共生活中需要共同遵循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一面。在文艺工作上，全面否定了“文革”前17年的一切成果，否定了建国后我们党提出的许多有关文艺工作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以“高、大、全”、“三突出”为原则的“八个样板戏”一度独占了文艺舞台。
上述种种极左的、教条主义的、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的要求和做法，由于脱离了国情，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违背了文化的内在属性和发展规律，因而终究无法持久，最终必然要受到惩罚。“文革”结束以后，在一段时间里社会上一些人之所以出现“信仰危机”，出现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道德滑坡”，以及在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出现的混乱迷惘，出现对思想政治工作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厌倦以至反感等，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些错误理论和做法的“反弹”而带来的恶果。
新中国成立前后，特别是建国后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文化建设的成功与否、成效如何，从根本上取决于文化建设的内容能否正确反映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和发展趋势，能否正确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能否真正地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因此，正确认识文化建设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是切实搞好现阶段我国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的前提和关键。
三、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全面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全面拨乱反正，确立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改革开放20年，我们国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大转折和举世瞩目的事业大发展，我国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巨大的变化：
——在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上，从多年来“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坚定不移地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就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已成功地摆脱了短缺经济的困扰，工业化、城市化程度大幅度提高，特别是一些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地区，已经从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物质相对丰裕的小康社会。
——在基本经济制度上，从脱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搞“一大二公三纯”，转向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外资以及各种混合型经济成分的存在与发展，消除了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对生产力发展的羁绊，出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全新局面。
——在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冲破了传统的高度集中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在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上，从基于对按劳分配原则的教条式、片面化理解，搞大锅饭、平均主义，转向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使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在对外关系上，打破闭关自守的封闭半封闭状态，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在政治领域，积极稳妥地推进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实现了从依靠人治、搞个人崇拜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转变，等等。
经济、政治的大变革、大发展，有力地冲击和荡涤着适应于旧的体制、机制、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思想道德文化，迫切要求我们不能继续停留在过去的认识水平和工作水平上，不能再简单地沿用50、60、70年代所形成的观念和标准，而应该积极主动地去适应这种大变革、大发展，充分发挥思想道德文化的积极能动作用，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舆论氛围和智力支持。
事实上，这20年来，我们党在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坚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努力探索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条件下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思路、新方法、新载体，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和成效。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文化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工作任务和方针原则更加明确，措施更加有力，成效更为显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正呈现出健康向上的良好发展态势。
首先，确立了文化建设的根本指针。我们党否定了“两个凡是”的“左”的教条主义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并把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推向新阶段，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确立了这一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确立，从根本上解除了左倾思想、教条主义以及林彪、“四人帮”所鼓吹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束缚和禁锢，为文化建设、也为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科学指南。
其次，找到了文化建设的正确位置。伴随着全党中心任务的转移，过去那种物质与精神，经济、政治和文化“头足倒置”的现象得到了根除，文化建设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位置和作用得到了明确。这些年来，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始终围绕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展开，始终服务和服从于经济建设，从而获得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再次，明确了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方针原则。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为目标，明确提出了我国现阶段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使其成为动员和团结广大群众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重要旗帜；坚持先进性与层次性、广泛性相统一，注意从基础抓起、从基本规范抓起，扎扎实实地开展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弘扬真、善、美，反对假、丑、恶，不断提高了人们的思想觉悟和道德素质，促进了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逐步形成；重新强调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必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了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坚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促进了文学艺术事业的空前繁荣和学术理论研究的空前活跃，促进了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事业的大发展，较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最后，积极探索文化建设行之有效的新途径、新载体。坚持以“立”为本，重在建设，提倡和风细雨、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坚持教育、引导与严格管理相结合，辅之以必要的法规、制度约束，使思想道德建设由“虚”化“实”，由“软”变“硬”；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信息社会的要求，充分运用各种大众传媒和高新科技手段；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寓教于乐的思想教育活动，使思想道德建设为群众所喜闻乐见，逐步内化为广大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
在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和进展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存在的差距和不足。应当承认，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还存在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在理想、信仰、道德等方面出现了种种令人忧虑的问题。正如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所指出：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冲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屡禁不止；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党风、政风受到很大损害；一部分人国家观念淡薄，对社会主义前途发生困惑和动摇，等等。
这些问题的产生和滋长，固然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但更为直接和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于文化领域中长期形成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左倾错误尚缺乏系统深入的批判清理，这一领域的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工作，还远不如经济领域那样全面、彻底；尽管我们在理论上反复强调必须从实际出发，在主观愿望上企求做到从实际出发，但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脱离人民群众生活实践和思想认识水平的问题，还相当程度地存在；我们对于同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思想道德文化的具体内涵、目标要求、思路对策到底是什么，还缺乏全面、科学、准确的认识。
比如讲，初级阶段的文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同新民主主义文化，同社会主义中级、高级阶段的文化，以至共产主义的文化的区别在哪里？初级阶段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毫无疑义的。但马克思主义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创立于150年前的马克思主义， 究竟有哪些具体内容和结论已经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需要作出新的分析评价、新的丰富发展？问题还在于，过去我国曾经出现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凝固化，甚至把许多本来不属于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的东西，硬是贴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签，在思想领域造成了混乱。这些“假冒伪劣”的马克思主义，到底还有哪些至今仍在影响、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妨碍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又比如讲，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兼容并蓄的方针原则。但是，在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当中，究竟有哪些是反映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发展潮流，是人类共同、共通的精神财富？有哪些通过改造、整合和创新，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后，仍然值得我们继承弘扬，为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又有哪些是与社会主义原则精神和我国国情相悖，必须予以剔除、抛弃和抵制？再比如讲，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必须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必须能够适应并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那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并能引导其健康有序发展的人文精神、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原则的基本内容又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回答、而现实中又尚未能很好回答的重大课题。
由于未能深入研究和正确回答这些问题，造成文化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落后于社会实践，使现实社会中存在着不少“说得通行不通、行得通说不通”的情况；造成意识形态工作难以从根本上摆脱被动状态，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深层次的思想认识和理论问题说不清、道不明，使“左”和右两种错误思潮得以乘虚而入，困扰人们的思想认识，干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造成使思想政治工作难以面对和回答现实中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往往只是重复一些不着边际的空话、大话、假话，变成枯燥无味、无的放矢的说教；造成道德要求和道德规范的建设无法适应现实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难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接受，成了空中楼阁、曲高和寡。
综上所述，在邓小平理论和十五大精神的指导下，深入系统地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并以此为依据，扎扎实实地推进文化建设，构建起能够统摄人心、凝聚人心、激励人心，引导、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促进社会文明全面进步的文化体系，这已成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一项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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