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新诗观与民族文化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民族文化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9)04-0029-05
毛泽东关于中国新诗的出路及发展方向的思考，核心的问题之一是中国诗歌的民族化问题。实则关乎新中国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建构、以什么为基础建构、为何要如此建构的问题。新诗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也为中华民族建立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因此，新诗作为民族叙事和国家想象的方式，正反映了20世纪中国试图寻找、建构和获取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本质和新的民族性。毛泽东的新诗观则是毛泽东对现代中国的一种文学性表达，对民族文化现代化的一种文学性想象，它展现着现代中国对民族身份和印记的一种自我认同。
（一）
文化认同或身份在当代文化论述中是一个热门话题。它是特定文化的产物，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按照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理解，“文化身份”是“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它反映了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为我们提供了变幻的历史经验之下稳定不变和具有连续性的意义框架[1]。
在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华民族的救亡与复兴成为中国政治和文化压倒一切的主题。民族身份的凸现，与“救亡危机”的到来有极大关系。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到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抵御外在侵略以实现民族的自由、独立与解放的强烈愿望，以及共同拯救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的极为特殊的中国现实。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民族国家认同被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文学也随之转向表现时代共同关注的主题，那就是民族的自由、独立与解放。由是，中国民族主义和民族革命的兴起，成为了民族文化身份现代建构的强大基础。
在任何时代，保持民族国家的独立、完整和发展都是一项重大的工程。毛泽东不但在政治上探索了中华民族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的民族解放之路，而且也在文化上践行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建构。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2]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致力于寻求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发展方向与道路。由于新中国诞生在一个非常特殊的语境下，其特殊在于，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思想启蒙”与“民族救亡”始终是同步发生的。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从“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语言革新开始，批判和颠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对国民的思想启蒙中，以激烈而迅猛的方式中断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的传承，而西方学术文化的大量涌入，更以强烈的势头遮蔽甚至取代了国人对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在西方文化的大量引进与“全盘性的反传统”文化洗礼之后，民族主义自然成为最具号召力的一面旗帜。而现代民族国家则成了确立民族自我归属的强大的意义来源。
而现代民族国家创建的过程，实际上是“如何把一块既不是岛屿也不是半岛，也无法在地理上自成一个单位的地表小碎片，提升成为具有政治意义的国家，最终更成为人民的父祖之国”[3]的过程。一个崭新国家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民族”为根基的，因此，要创建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首先需要重建新的民族性，“民族性作为民族存在的根本属性，强化的是新民、国民性、民族精神、民族解放等或启蒙或救亡的主体内容”[4]。是对民族文化个性和文化特性的坚守。而对于民族性的强调，既是当时战争状态下民意的体现，也是以文化来凝聚人心的重要方式，更是构建民族文化身份最切实的保证。具体到毛泽东新诗观的民族化问题，则是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新诗理论自身的自我确认、自我建构，以及在此过程中如何处理民族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民族性立足于民族文化的自我身份的认同，突出自身文化现实实践的特殊性，也就是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上重建民族自我。
（二）
任何民族民众之间相互联结凭借的是民族国家这一意象，文学艺术等则是传达这种意象不可或缺的媒介。“20年代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出于维护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团结力量的需要，文学从对国民性的批判转向对民族性的维护。文学负载着民族解放革命的使命，民族性、民族精神是最根本的政治和文学尺度。30年代，抗日战争把民族性提上更为重要的议事日程，利用老百姓所熟悉的旧形式、民族形式，既动员抗日又以之来凝聚一个民族的集体荣辱感，成为政治和文学两大力量的重心所在。”[5]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的联结作用则更为突出。它成了激发民族意识，凝聚民心，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担负着构建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使命。而古老中国的诗学观念，已经难以承载新中国民族国家的文化想象，必须找寻新的出路。而新诗出路与方向的讨论作为重建民族文化认同的一个途径，便应运而生。毛泽东新诗观也正是在这些问题和关系中生长起来的，并以这些问题和关系作为实施现代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方式。毛泽东的新诗观也因此成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方案”，一个“策略”。
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借“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展开了富强独立的民族国家想象，强调必须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取代“洋八股”，要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结合起来。毛泽东提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其精神实质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科学继承而不是简单地回归，是对民族审美特点的阐扬而不是回到民间文艺本身，由之引出的“民族形式”这一概念，实质上则是其所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以重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高度，重申“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毛泽东强调“民族形式”即是“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在这里，毛泽东的“民族形式”，既有作为体式的纯粹形式的含义，也有作为内容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含义。
1957年1月，《诗刊》创刊号刊登了毛泽东《关于诗的一封信》，信中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1957年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约见诗人袁水拍和臧克家，就文艺界关于新诗的讨论和新诗的发展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诗有三条：精练；有韵；一定的整齐，但不是绝对的整齐。要从民间的歌谣发展。过去每一个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要调查研究，要造成一种形式。1958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关于中国新诗发展道路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了新诗发展的方向：“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个方面都提倡学习，结果产生一个新诗。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6]同年5月，他还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强调“民歌”，强调中国当代诗歌应该是“民歌与古典诗的统一，以外国诗作参考”[7]。毛泽东认为新诗的民族性主要从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遗产中发展而来，一再提醒人们重视民间诗歌、歌谣对文学民族性重建的意义。在此，毛泽东对新诗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认识作了有意识的推进，突出了新诗的民族化特征和发展方向。
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在给陈毅的信中说：“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收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8]毛泽东的新体诗歌的提出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它是对新诗民族化审美特征的首次倡导，是对新诗本土意识和民族身份意识深刻的觉知。因此新体诗歌的创立可以被看作是新诗自我认知和民族身份确认的重要标志。由此看来，新诗的民族性就不单纯是一个文学的问题，而演变为一个民族文化认同的问题。而新诗风格的讨论则必须服务于党的重建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使命。
任何成熟民族的文化都有独特的精神特征和内涵，这些独特处是民族文化生存的基础，也是其意义和价值之所在。文化认同的核心是利用民族自身文明的成就创造新的文化观。新诗作为民族文化重要的传承者和表现者，需要深入挖掘本土文化，才能获得不断的生存和发展基础。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毛泽东坚持，一方面，新诗应该在精神上与传统文化尤其是古典诗歌保持深刻的联系，建构具有民族独特气质的新体诗歌，是新诗内在的精神实质。另一方面，将新诗扎根于现实文化土壤中，从鲜活的生活中寻找和挖掘潜藏的民族性，是新诗的出路和发展方向。
显然，在探讨新诗形式问题的表象下进行的是一场重塑新中国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工程，这个重建工程的根基就是民歌尤其是新民歌，以及古典诗歌。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说，新民歌是无产阶级或劳动人民的文化，而这种阶级的纯洁性与政治的先进性自然赋予它以民族文化代表的合法性。古典诗歌作为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传统资源，则表现出建构者的毛泽东在文化价值上向传统的回归。“传统几近于民族性的标志性存在，传统是民族性植根，民族性是依赖传统不同的姿色变幻体现自己的。”[9]
毛泽东终其一生苦苦追寻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有着浓厚大众意识的毛泽东不仅认为，中国革命依靠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夺取政权，而且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最终依赖于广大民众。在民族文化认同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主张。在毛泽东看来，融合古今中外思想精华的新文化才能成为凝聚中华民族以及民族文化认同的依据。“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10]
不难看出，毛泽东设想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以无产阶级为历史主体的，人民大众普遍参与的民族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作为毛泽东对新文化的一种想象，是毛泽东对重建现代中国民族文化认同的美好期冀。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倾向，同时又主张批判地吸收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认为这是发展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因而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和凝聚力。[11]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反对帝国主义成为符合社会主义的理想，符合中国人现代性追求的基本诉求，而对于民族性的强调，既是当时战争状态下民意的体现，也是以文化来凝聚人心的重要方式，而对于科学的追求则延续了启蒙的精神。而“大众”则意味着隐含的民主意识。[12]尤其是对民族性的强调，则是民族解放事业的一部分，意味着在现代化过程中对民族身份的一种自我认同。在日趋同质化的世界文化图景中，中国新诗必须以民族的个性作为自我身份的意义支撑。
总之，毛泽东有关新文化的阐述及其新诗观为民族文化认同的建构提供了一种方案。这个方案来源于毛泽东对现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状况独特的认识、理解，这种实践表达了毛泽东在世界现代性进程中思考“中国问题”所持有的一种现代思路，即民族－国家－认同。这种思路传达的是一种中国本土经验，它蕴含着现代中国对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革新的文化想象，展现了现代中国对民族身份和印记的一种自我认同。正是这样的认同使毛泽东新诗观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具有了深度关联。尽管毛泽东的新诗观随着革命的进展和中国现实的变革需求而进行不断的调整，但是新文化理论合法性的确立直接为它提供了理论支持。如果说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观最终向处于文化厄境的民众提供了一幅新的文化启蒙和民族解放的图景，那么毛泽东新诗观则适应了中国民族革命的需要，推动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传达出一种独特的中国本土经验。
（三）
毛泽东新诗观对民族性的强调，有其社会和文化的心理基础，这就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以及对国家的想象。
鸦片战争以来，来自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侵略使传统中国从以往的中央帝国迅速向殖民地社会沉沦。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使得中国社会的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日寇的侵略铁蹄践踏着中国的领土，也肆意践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人们离乡背井的同时，文化也顿然失所。日寇入侵引发的社会动荡和文化冲突自然将民族的文化身份问题摆在了显著的位置。因此创建和巩固民族文化认同也就成为稳定国内局势和防御外在侵犯性力量的有力保证。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内忧外患加剧了中国人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迫切愿望和归属需求，重建民族自我，寻找一条中国化的革命道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现代民族国家，成为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
20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又经历了内部复杂多变、激烈坎坷的社会震荡。在文化层面上，中国原本是一个具有原创力的、拥有辉煌而悠久的文化传统的东亚儒教大国，历来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种深厚的自信力，也赢得了从士大夫阶层到普通民众的广泛认同。但是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强势文明的压迫，中国传统文明濒于崩溃。事实证明，传统的儒教文化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时代，已不适于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的历史使命。五四以来的反传统主义思潮进一步给了传统儒教文化以最后的一击，由此，古典中国的儒教文化传统不再成为现代中国人的认同对象。在20世纪，现代中国革命既是一场民族解放运动，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毋宁说，它是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实现了民族解放、重建民族国家的目标。但是，20世纪中期以后，激烈坎坷的社会震荡导致现代中国的革命文化传统一度失去了感召力。
这样的两个传统，即古典中国的儒教文化传统与现代中国的革命文化传统，或者陷于危机，或者面临崩溃。“只有在处于危机中时，在假想的确定、一致和稳定的事物被怀疑、被不确定的体验取代时，身份才变得至关重要”[13]。
对在中国和世界、传统和现代、启蒙和救亡、解放和压迫、自我与他者这些关系中苦苦挣扎和自我拯救的中华民族来说，民族认同危机尤为突出。“文化认同曾是构建社会整体性的基础，但这种基础随着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的全面展开而被彻底瓦解，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自然也不例外。在此意义上，文化认同正经历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14]当此之际，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不论这种冲击是来自其价值理性还是工具理性，不论是来自其科学民主、还是来自物欲享受，中国人能够凭借什么文化传统以建立民族文化认同以及确认民族自我呢？
正是这种民族身份的焦灼使毛泽东敏锐地感知重建新的民族性及文化认同的迫切性。而民族性作为民族自我认同的主要言说方式，正是传统提供了言说的内容和理论支持。毛泽东从发掘民族文化的传统入手，利用新诗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去呼唤民族的觉醒，重建新的民族性，以此确立民族的文化身份。因此，毛泽东的新诗观不仅是一种诗歌纯艺术形式的探讨，也不仅是民族情感的外化，而且是毛泽东实施民族文化身份之重建的治国方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创立，以及一种新的民族性的展现，这种新的民族性昭示着一个崭新的民族国家即将出现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毛泽东通过新诗这一艺术形式生动地诠释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本质。在此民族国家已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共同体”，它借助于新诗这个载体广泛深入人心，从而获得了坚实的民众基础。毛泽东关于中国新诗的出路及发展方向的思考，汇集了毛泽东对主体、民族、国家的强烈诉求，艺术地呈现了毛泽东如何将古老的、落后挨打的、面临严重生存危机的中国建设成独立的、自由的、富强的现代化新中国的图景。毛泽东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性救亡和启蒙思想的代言人，他担负了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的历史使命。因而他获得了民众的广泛认同和拥戴。
因此毛泽东的新诗观体现了他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一种追求，以及重铸民族身份的努力。毛泽东重铸民族身份的艰难过程，就是用具有强烈凝聚力的民族文化认同对抗侵略者的过程。这种民族文化认同与渴望中国作为一个挣脱殖民奴役，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独立、富强、自由的民族国家这一理念相契合。因此，无论是作为民族宏大叙事还是作为国家想象的方式，毛泽东的新诗观与民族文化认同有着深刻的关联。这种关联涵盖了毛泽东对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中华民族族群的思考和求索。我们理应对毛泽东的新诗观做出更高的评价，肯定它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宏大叙事及民族文化认同构建的积极意义。
〔收稿日期〕2009-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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