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的新文学空间——以二三十年代大学中文系的师资与课程为视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师资论文,视点论文,二三论文,大学中文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华大学的中国文学系，早在1929年春季就由朱自清始开“中国新文学研究”的课程①。据1929—1930年度《清华大学一览》中《大学本科学程一览》中的中文系教师名录所示：
教授：杨振声(系主任)、杨树达、朱自清、黄节、陈寅恪、刘文典
讲师：赵元任、钱玄同、俞平伯、容希白、张煦
教员：邹树椿
助教：浦江清②
赵元任、钱玄同因是兼职，只能按讲师聘任。从教师的基本情况看，这时清华中文系教师赵元任、钱玄同、杨振声、朱自清、俞平伯都是新文学作家。朱自清也是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时间最长的教授，他的知识结构、文学理想和办学理念对这所大学的中文系有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中国文学系的目的与课程的组织》中明确指出“中国文学系的目的，很简单的，就是要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③。要达到这一明确的目标，所以“我们的课程的组织，一方面注重研究我们自己的旧文学。一方面更参考外国的现代文学”④。
这里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下边所引1930年编印的《国立中央大学一览》中的《文学院一览》的“绪言”是用文言写成。清华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说明是白话文。这是两所大学中文系的不同之一。
第一年：国文(杨树达、张煦、刘文典、朱自清)、英文、中国通史(历史系课程)、中国文学史(朱希祖)、公共必修科乙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西洋通史、现代文化择一)、任选课
第二年：文字学(容庚)、音韵学(赵元任)、赋(刘文典)、诗(朱自清)、文(上古至秦，下学期)(杨树达)、英文、古书释例(上学期)(杨树达)、任选课
第三年：中国音韵沿革、词(上学期)(俞平伯)、戏曲(上学期)(俞平伯)、小说(俞平伯)、文(汉至隋)(刘文典)、文(唐至现代)刘文典、西洋文学概要(外国语文学系课程)、任选课
第四年：文学专家研究(黄节、张煦、杨树达)、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西洋文学专集研究(外国文学系课程)、任选课
选修科目(各年级)：修辞学(下学期)、中国新文学研究(下学期)(朱自清)、当代比较小说(杨振声)、乐府(黄节)、歌谣(上学期)(朱自清)、高级作文、古书校读法(上学期)(杨树达)、目录学(下学期)(杨树达)、文选学(下学期)、国故论著、佛经翻译文学(陈寅恪)⑤
中国新文学研究、当代比较小说、歌谣、西洋文学专集研究等特色课程，是此时清华中文系所高标的创新性和时代性。所以后来杨振声特别提到：“西洋文学概要、西洋文学各体研究、中国新文学研究、当代比较文学及新文学习作也都是必修，选修课中又有西洋文学专集研究，这在当时的各大学中，清华实在是第一个把新旧文学、中外文学联合在一起的。”⑥
朱自清在1931年6月1日《清华周刊》第35卷第11、12期上发表有《清华大学的中国文学系概况》一文，他说在1928年杨振声主持中文系时，就提出了一个新的目的：“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⑦。他说现代各大学的国文系，或中国文学系的课程，范围往往也很广，除纯文学外，更涉及哲学、历史学、考古学等。他们所要造成的是国学的人才，而不一定是中国文学的人才。对于中国文学，他们所要学生做的是旧文学研究考证的工夫，但在这个时代，这个青黄不接的时代，觉得还有更重大的使命：这就是创造我们的新文学。本系的同学也可以有不能或不愿从事新文学，却喜欢研究旧文学的人，我们应当让他们自由地发展，但希望大部分都向着我们的目标走近。
鉴于此，他们所开的新课程为：当代比较文学、中国新文学研究、新文学习作⑧。朱自清去世后，在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1948年10月第3卷第5期刊出了“朱自清先生纪念特辑”，许多新文学作家、学者都写了悼念文章。杨振声有《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一文，其中针对新文学如何进大学中文系课堂，与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的关系等实际问题，作了说明：
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在大学中新旧文学应该如何接流，中外文学应该如何交流，这都是必然会发生的问题，也必然要解决的问题。可是中国文学系一直在板着面孔，抵拒新潮。如是许多学生在徘徊中，大部学生在困惑中。这不止是文言与语体的问题，而实是新旧文化的冲突，中外思潮的激荡。大学恰巧是人文荟萃，来调协这些冲突，综合这些思潮所在的，所以在文法两院的科系中，如哲学、历史、经济、政治、法律各系都是冶古今中外于一炉而求其融合贯通的，独有中国文学与外国语文二系深沟高垒，旗帜分明。这原因只为主持其他各系的教授多归自国外；而中国文学系的教授独深于国学，对新文学及外国文学少有接触，外国语文系的教授又多类似外国人的中国人，对中国文化与文学常苦下手无从，因此便划成二系的鸿沟了。
…………
朱自清先生是最早注意到这问题的一个。……系中一切计划，朱先生与我商量规定者多。那时清华国文系与其他大学最不同的一点，是我们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融会。⑨
最后，杨振声特别强调新文学的作用和意义。他说：“我们若没有新文学，不可能有新文化与新人生观，没有新文化与新人生观，也就不可能有个新中国。因为新文学，在一种深刻的意义上说，就是来创造新文化与人生观的。先有了这个，咱们也才能有个新中国。”⑩因为在杨振声之后，朱自清继任系主任，杨振声说“我们商定的中国文学的新方向始终未变”(11)。后继的系主任罗莘田(常培)、罗膺中(庸)、闻一多都保持和发扬了这一“新趋势”。
1917—1927年间的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由于“学衡派”势力的存在，是反对和排斥新文学的，自然也就很少人写新文学作品，可以相对准确说来属于新文学作家的有三位学生：后来从事戏剧创作的侯曜(也写有小说)、顾仲彝(两人都是1924年东南大学毕业)和诗人卢前(1926年毕业)。卢前本是吴梅的弟子，研究词曲见长。他开始写新诗在1919年，走向新诗坛，受新文学界关注是他东南大学毕业以后的事。1928年，他编辑新诗集《时代新声》，收录胡适、沈尹默、冰心、刘复、刘大白、俞平伯、朱自清、郭沫若、徐志摩等二十多位诗人的作品，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1930年，他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自己的新诗集《春雨》、《绿帘》。侯曜、顾仲彝、卢前三人当时在学校均不以写作新文学出名，没有影响。有名的是研究文史地的其他学生。
教师中，写白话新诗的只有1920年自芝加哥大学留学归来的心理学教授陆志韦，他1923年，得胡适帮助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有新诗集《渡河》(12)。亚东图书馆继群益书社之后，成为《新青年》文人群体和新文学的主要阵地，是皖籍文人、新文学的领袖人物胡适，政治家陈独秀的大本营。1927年，陆志韦到燕京大学任教。1920—1927年间，陆志韦作为新诗人，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强大的反新文学势力面前，没有张扬，也没有与“学衡派”势力形成对立，因为他一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了，无法拓展新文学的空间。因此他的新诗创作在南京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他没有在相对保守的东南大学继续待下去，而是选择了离开。
1930年，中央大学的体制、学科和师资基本稳定，重新确立的文学院，包含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哲学系、史学系、社会学系五个系。据1930年的《国立中央大学一览》中的《沿革及组织》所示，文学院的基本建制、人员聘任，以及课程厘定，是1927年8月代理院长梅光迪出国前初步制定的，随后由汤用彤、楼光来两位继任院长充实、修订完成。而梅、汤、楼都有留学哈佛大学的背景，同为“学衡派”重要成员。这时候的文学院实际上包含了1928年间的社会科学院、文学院、哲学院。其中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的教师如下：
副教授：谢寿康(次彭，兼文学院院长)、汪东(旭初，兼主任)、黄侃(季刚)、王瀣(伯沆)、王易(晓湘)、胡光炜(小石)、汪国垣(辟疆)、吴梅(瞿安)
讲师：徐震(哲东)、陈延杰(仲子)
助教：钱堃新(子厚)、黄焯(耀先)、张述明(子睿)、董文鸾(韵和)、周慧专(宛愚)
当时的中央大学对自己的师资聘任的条件颇为严格，并有意识地将“教授”的级别下调一格。他们提出的条件是只有世界水平的一流学者，才有资格到中央大学任“教授”，因此1928年所聘的本来是其他学校的“教授”或达到国内“教授”水平的学者，一律按“副教授”聘任。“副教授”以下的职称档次也随之下调。分别只在外国语言文学系任教一年的闻一多、徐志摩也都是按“副教授”聘任。
实际上“副教授”就等同于“教授”，大家也都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因为薪水是实在的东西，“副教授”所得到的是政府给国立大学“教授”应得的那一份。这是当时中央大学的一个特殊现象，也是一所大学对自己新的期望和要求。以下是文科的师资情况。
黄侃来自北京大学(中间经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王易、汪国垣两位江西籍副教授均毕业于北京大学，此时为《学衡》作者。王瀣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的国文元老。汪东为章太炎门生，此时为系主任，同门黄侃得以被中央大学聘任。而胡光炜本是原两江师范学堂的毕业生，1927年8月，由钱基博推荐，为第四中山大学所聘任，此后一直在中央大学执教。王易、汪国垣两位江西籍同学，都是因父亲在河南做官，以河南客籍入北京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汪国垣北京大学毕业后，1922—1924年曾在熊育锡(字纯如，严复的姻亲。严复执掌京师大学堂时，他曾为斋务主任)创办的江西心远大学做文科主任。1925年，汪国垣再度入京，其《光宣诗坛点将录》连载于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使刊物大受欢迎，并受“章士钊的坚留”(13)，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书。1927年由其表弟胡先骕推荐到南京第四中山大学。1922年胡先骕引汪国垣为《学衡》作者的连锁效应是，汪国垣将为熊育锡整理出的严复来信引到《学衡》(第6期始)连载(《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
从1928年所确立的中国文学系的课程设置来看，中央大学是以传统的国学为主体。学程分为四类：
第一类：各体文选、国学概论、文学史纲要、文字学、修辞学、目录学、校勘学
第二类：秦汉文、六朝文、唐宋文、骈散文史、史记研究、文学研究法、汉魏诗、六朝诗、唐诗、宋诗、诗歌史、诗歌通论、唐宋诗、元明曲、词曲史、词曲通论、训诂学、屈原赋、清真词、杜甫诗、音韵学、钟鼎文、清代朴学大师列传、陶谢诗、毛诗、尔雅、甲骨文
第三类：经学专书研究、诸子专家研究、小学专书研究、总集研究、专集研究、小说专书研究
第四类：特别研究(如历代礼制、乐律之类)
1930年所确立的中国文学系的课程，基本上等同于上述学程分类。第一类中增加了“高级作文”。第二类中增加了“经学通论”、“文艺评论”和“近代诗”。其中“近代诗”为汪国垣所长。他的《光宣诗坛点将录》、《近代诗派与地域》为学界所推崇。同时，他开设“目录学”、“校勘学”、“唐人小说”。“文艺评论”实际是关于新文学的，检查当时的师资和学生回忆文章，发现此课并没有开出来。“修辞学”、“词曲史”、“词曲通论”为王易所开。“钟鼎文”、“甲骨文”为胡小石所长。
第四类的特别研究因吴梅的专长而增加了“曲论”、“曲律”、“曲选”。课程具体细化为五十四门，依次是：
各体文选、国学概论、文学史纲要、文学研究法、文字学、目录学、修辞学、高级作文、经学通论、声韵学、训诂学、文艺评论、诗歌史、诗名著选、汉魏诗、六朝诗、唐诗、乐府诗、宋诗、秦汉文、六朝文、唐宋文、辞赋选、骈体文、词曲史、词曲通论、唐宋词选、曲论、曲律、曲选、小说史、唐人小说、四子书、毛诗、尔雅、春秋左氏传、史记、庄子、韩非子、墨子、扬子法言、屈原赋、陶谢诗、杜诗、韩文、温李词、苏诗、清真词、甲骨文、钟鼎文、李诗、诗品、近代诗、稼轩词。
1930年的《国立中央大学一览》中的《课程及课程说明》，特别强调中国文学系的目的在于养成：1.以文字、声韵、训诂为研究一切国学之根底。2.欣赏高等文学之能力。3.阅读古书之能力。这和清华大学中文系的目的明显不同。
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是排斥1917年以后的新文学的，这与文学院院长梅光迪拟定的课程有关。因此中文系的课程既没有有关新文学的研究，也没有现代语言学的研究。课程基本是传统的国学，重在继承。而1928年杨振声主持清华大学中文系时，就提出了一个新的目的：“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清华大学中文系是承继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重创新的学术精神。直到抗战时期中央大学迁到重庆，杨晦曾为全校学生开过通选的“现代文”(基本国文)课程，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现代文学和文学概论。据当时的学生回忆，教学内容包括现代作家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排斥新文学的中央大学中文系，是不容杨晦的。1946年下半年，中央大学南京复校时，他就被解聘(14)。同是新文学作家的吴祖缃在中央大学中文系任教一段时间，后来也离开了。他和杨晦一样，1949年以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
1930年编印的《国立中央大学一览》中的《文学院一览》的“绪言”是用文言写成。而正是这一年2月，南京中央政府教育部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令，通令全国厉行国语教育。中央大学的教授与白话新文学的对立，由此可见一斑。“绪言”摘录如下：
夫文学所函。义有广狭。综其要旨。则与质相待为文。昔之朴学。近质者也。今之科学。离于文者也。故对朴学而言文。则驰思瀚藻。乃擅其名。对科学而言文。即泛涉篇章。皆被斯号。差别既显。疆域攸分。或谓远西诸国以科学致富强。中土右文俗因靡敝。当务之急。宜在彼而不在此。斯盖一切之言非探源之论。夫科学昌明。足以捄末业而不足以持国本。化民缮俗。端赖文史。二者必相辅而行。如车两轮。乃能繇远。偏废其一。未有不致覆败者也。又或震眩殊俗。侈谈革新。述所往而不复。遂欲燔燃典章。拚除仓沮。然后稍快其意。不悟科学之良窳。为举世所公。文学之精麤。则各沿所习。彼此相阂。焉可交通。弃其习以从人。即无异不自有其国也。不自有其国而人亦终不以为类我而胤翼之。于他族为螟蛉。在已宗为不肖。事之至愚。孰有过此。然则亦有取乎外国文学。何也。曰。肄科学者。师彼所长。肄外国文者。各如其质。曾不以彼易此。又何为深闭而固拒之乎。是故文学者。发皇我所固有以树之基。兼资他山以攻其错。纳众流于东海。扬大汉之天声。是则学校设教之旨。同人之所黾勉耳矣。(15)
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是国民党统治大陆时代的一个重要现象，这样一来就为大学的思想自由、学术独立提供了一种外在宽松环境，为各自大学学风的养成提供了可能。教育部通令全国厉行国语教育，中央大学国文系的教授不听令，坚持用古文。同样，教育部遵国民党中央指令，通令在大学实行“党化教育”，甚至蒋介石亲自任中央大学校长，但“党化教育”，还是推而不动。这正是现代大学自由、独立的精神所在，也是民国时期大学相对独立的体现。
当然，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内部矛盾和派系斗争，生活在其中的教授，谁都可能会牵扯进去。在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文科，“浙江派”取代“桐城派”后，外面就有“某籍”之说。1920年代、1930年代针对中文系的“某籍某系”之说更是人事纷争的具体表现。而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文科，特别是中央大学的中文系，在抗战胜利后南京复校时，派系之间的矛盾曾集中爆发出来。因为抗战期间中央大学曾有过文学院中文系和师范学院国文系两套机构(原两江师范学堂毕业生，李瑞清门生胡小石为中文系的势力重心。朱家骅的联襟伍俶傥为国文系的势力重心)。1947年夏，胡小石任中文系主任时，在聘用教授上就明显地倾向出身原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教师和弟子，而其他人多落聘。1942年秋自乐山武汉大学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的朱东润，在当年12月的一次师生聚会时，曾高兴地说他到中央大学任教，是因为“中大”者，不偏之谓“中”，无所不包之谓“大”也(16)。1946年秋中央大学南京复校时，他落聘了。伤心的朱东润离开南京时发誓此生再不到南京。
所以胡小石的弟子周勋初曾提到自己的老师1949年以后的处境：“他自东南大学时起即于此任教，其后历经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留校任教者大都是他和汪辟疆师的学生，因此有人就称中文系为封建堡垒。”(17)
注释：
①此课程的讲义名为：《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收入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8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②③转引自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4页。
④转引自杨振声：《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文学杂志》第3卷第5期。
⑤转引自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第84～85页。
⑥杨振声：《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文学杂志》第3卷第5期。
⑦⑧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8卷，第405页。
⑨⑩(11)杨振声：《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文学杂志》第3卷第5期。
(12)胡适1923年9月12日在杭州收到亚东图书馆寄来的《渡河》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初读他的稿本，匆匆读过，不很留意。今细读此册，觉其中，尽多好诗。”《胡适全集》第3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13)方方：《南京爷爷汪辟疆》，莫砺锋主编：《薪火九秩——南京大学中文系九十周年系庆文集》，第101页。
(14)非琴：《忆杨晦先生》，莫砺锋主编：《薪火九秩——南京大学中文系九十周年系庆文集》，第147页。
(15)此文的具体作者尚不清楚，引用文字有省略，详见《国立中央大学一览》，中央大学编印，1930年版。
(16)刘达人：《怀念朱东润老师》，莫砺锋主编：《薪火九秩——南京大学中文系九十周年系庆文集》，第129页。
(17)周勋初：《我所了解的胡小石先生》，莫砺锋主编：《薪火九秩——南京大学中文系九十周年系庆文集》，第110～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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