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两种视角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马克思论文,两种论文,视角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06)08-0005-04
在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认识和评价过程中，一直以来存在着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这两种不同的评价模式。建国以来，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依据的历史评价在我国学界逐渐成为一种主流观点。这一观点认为，单纯以某种道德观念为标准来对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善恶褒贬是抽象而狭隘的，只有把是否符合历史进步作为标准的“历史评价”，才能达到对于历史事实全面而客观的认识，而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异化现象评价态度的转变则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论断。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虽然马克思在早期的著作中也对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道德批判，但是到了马克思思想的成熟阶段，“道德评价逐渐失去了自己的优势”，相应的，“历史评价”却逐渐占据了优先的地位[1]。在笔者看来，人们对于马克思唯物史观及其异化思想的上述认识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它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思想的精神实质。下试析之。
从马克思早年写就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其中后期一系列著作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中，确实存在着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的阶段性差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异化劳动等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而在此后的许多著作中，马克思似乎淡化甚至放弃了先前的道德义愤，转而以一种高度的历史理性肯定了异化在人类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例如，对于人的全面发展与异化的关系，马克思曾这样说过：“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生产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2] (P108-109)显然，在上述观点中，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人的异化和人的全面发展在人类历史上是同时发生的一个过程。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异化是必定要经历的一个历史阶段。但是，我们能否由此就作出结论说，马克思在此是把历史评价放在了优先的位置，而把道德评价放在了次要的位置？如果仅仅从马克思这段话的字面意思来推定，上述说法仿佛有它的合理性；然而，如果我们对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的逻辑前提作一澄清，就会发现结论并非如此简单。
事实上，马克思在前后不同的历史时期对资本主义异化现象所持有的不同评价态度只是由其考察的视角的不同选择而带来的，因而并不能由此断定马克思本人对待资本主义异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假如我们结合马克思相关论著的具体语境来对这一结论的思维前提作一分析，就会发现，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论视角——事后性的认识论视角和当下性的批判视角。对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异化现象，马克思在不同的场合会选择不同的视角予以关注，由此也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换言之，存在于马克思思想中的这一前后差异更多的只是一种视角选择上的并列关系，而非前后相继的替代关系。例如，在对资本主义异化现象的肯定性评价中，马克思就是在一个“事后的认识论视角”上来说的。他曾经就此作出过这样的说明：“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态度。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完成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3] (P23-24)
从以上论述可以推断出，马克思的历史评价至少存在三个特定的逻辑前提：首先，对于任何事件的评价和认识只有等到这一事件完全过去之后才能较为客观地作出。因此，历史评价总是具有一种“事后性”，即它所评价的事实总是一种已然的事实；其次，作为一种已然的事实，历史事件或人物已经成了一个与评价者拉开距离的认识对象，所以，这种评价更多的只是一种实证性的认识。即使人们对这一历史有所评价，但这种评价也是建立在这一事实已经发生的前提之上的；最后，对于任何历史事件的评价和认识总是评价者根据自己所处的当下的情境作出的。因此，这一评价不可避免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片面性。
按照马克思这一逻辑，一个人如果要对当下正在发生着的某些事实作出一个完全客观而真实的认识和判断，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在这一事件成为历史并具备了一定条件之后，人们才有可能对其给出一个较为正确的答案。由此可见，历史评价也是有其方法的和逻辑的局限性的。
如果说马克思通过上述论述对于历史评价的适用性作出了必要的限制，那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则通过对于历史目的论的批判彻底根除了目的论判断的当下有效性。他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然而，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好像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例如，好像美洲的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使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其实，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4] (P88)
很明显，在马克思看来，人们对历史目的的认识只不过是一种事后推定。事实上，在历史发展的当时，历史本身是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可言的。认定历史在当时的情况下具有某种目的仅仅是评价者以所处的事后现实为参照得出来的一个推想。由此出发，马克思也就否定了把由事后得出的目的论价值强加于当时正在发生的事实的合法性。既然任何有效的历史评价总是在一个事后的视角中形成的，而且又总是以当下结果为依据对已经过去的事件的追溯性推定；那么，由这一评价结论所得出的价值判断就不能代表在事件发生的当时人们对正在发生的这一事件所应当持有的态度。依此类推，对于发生在当下现实中的事件而言，评价者也是无法获得一个清晰的目的论导向的。因为对于当下的任何目的论判断只有等到当下成为历史之后才有可能。
毋庸置疑，马克思对历史评价的这种事后性特征的确认为我们考察马克思的异化论思想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我们可以由此推断出，马克思对于异化现象的肯定性评价也同样是对于历史事实的一种事后的实证性认识。当马克思承认异化对于人类的历史发展的必要性的时候，他只是站在一个事后立场上对于前期历史的一种目的论推定，这并不代表马克思对于当下正在发生的异化现象都一概赞同。这说明，马克思对于异化的肯定性评价是有其特定的逻辑前提和适用范围的。
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既然历史评价具有这样一种事后的特征，那么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没有完全成为过往历史的条件下，马克思又是凭借什么来对异化现象进行认识和批判的呢？联系马克思的相关著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的这一评价是在资本主义已经充分发展、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出现了萌芽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已经认识到：“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4] (P292)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也曾这样指出：“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3] (P23)
马克思的这一论述说明，历史，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历史，根本就不是一个同质的存在，而是一个具有各种差异和矛盾的结构。在这一生产组织内部，既有一些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的“还未克服的遗物”，同时还有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从这一点来看，虽然马克思所考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他而言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的历史，但是，这种生产关系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且其中已经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相对于这些新的萌芽来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在走向历史的进程中了。它在发展着，但是它其中的某些因素也正在成为“过去”的历史，因而人们就可以凭借这些新的萌芽来对这一生产方式进行认识和评价。所以，在这个历史时期，人们不仅能够对于已经逝去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作出评价，而且也能对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就已经出现的异化现象进行认识。当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时，他无疑就是从这样一个事后的认识论立场上所说的。因此，这一评价更多的是指向过去的历史的，而非当下。
无独有偶，人们对马克思思想的这种误读同样也发生在对恩格斯理论的理解中。例如，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曾经提到：“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5] (P29)对于这一句话，我国理论界都耳熟能详。然而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许多人却根据这句话推断出了“恶”的合理性。这同样也是由于忽略了这句话的逻辑前提而产生的误解。实际上，黑格尔的这句结论也是在一个事后的认识论立场上来说的，它并不是说为了推动历史进步而容忍甚至提倡恶行的发生。换言之，这一句话严格说来只是表达了一种事后的实证性认识，它并不是一种价值评价，更不是一个普适性可以适用于任何当下现实的结论。由上可见，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历史观点，我们必须首先澄清前提，然后再来划定其适用的界限。每一种理论都有自己特定的思维前提，同时也有自己特定的适用范围。如果忽略了这一点而将其所有的理论都统统绝对化为一种普适性的真理，那么就有可能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前面已经指出，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自始至终都存在这样两种不同的视角——事后性的认识论视角和当下性的批判视角(其中也包括道德批判)。前者主要是一个认识论的实证判断，它并不能代替后者。对于当下正在生成着的现实而言，这种事后的认识论视角的效用是非常有限的。不过，恰恰正是在认识论视角的这种局限性之外，批判的视角(包括道德批判)却获得了用武之地。我们作上述区分并不是说对过去的历史就不能批判，而是说对过去历史的批判只能建立在对于当下现实既成事实的理解之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过去历史的批判仍然是带有事后性的认识论特征的。
事实上，尽管马克思在许多时候是以认识论视角考察历史的，但从总体上来说，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仍然是它的批判性。这种批判性是由马克思哲学的当下关怀所决定了的，它从一开始就具有两个不同的维度：一个维度就是我们经常提及的实践对于意识形态的批判维度。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曾经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4] (P18)这说明，一切超验世界的精神幻想都能在这个现实的实践生活中得到合理的解释，精神的批判只有通过对现实实践的分析才能最终得以完成。另一个维度就是对于实践活动本身的批判。这里的实践活动就是指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生活。而在马克思那里，对实践活动的批判便具体地表现为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思想批判及其革命。马克思所有思想的最终目的也都是在为这一目标而努力的，正如他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所鲜明指出的那样：“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4] (P54)。事实上，不管是在马克思早期的思想中还是晚期的思想中，对于现实的实践的批判、尤其是对于当时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很多人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的时候，不仅没有将认识论的视角和批判的视角区分开来，而且也没有将批判视角中的这两个不同维度的地位分辨清楚。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往往更为重视前一种维度，而把后一种维度仅仅视为是对前一种维度的理论运用。由此一来，马克思哲学中的实践批判活动则往往被误解为对某种意识形态进行解蔽的实证性事实。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也就仅仅被简化为一种实践的意识形态的批判性，甚至被理解为一种唯物的认识论。人们只记得马克思是用实践来批判精神和历史，但是马克思本人对于实践本身的批判(包括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却往往被忽略了。这实际上是对于实践唯物主义的一种庸俗化理解。
我们认为，在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性视野中，人类的实践活动绝非只是一种事后的实证性事实。虽然人类的实践活动对于人的精神活动具有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始源性，但由实践活动所造成的事实并不具有其存在价值的绝对正当性，从任何事后的实证经验来归纳出的任何规律也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因为事实上的存在并非一定意味着其必然要存在，应当要存在。历史实证主义之所以不能真正解决历史之谜，就在于它总是无批判地接受一切历史事实。在这里，作为证据的实证性事件具有不容置疑的豁免权。可是，究竟又是谁给了它这样一种特权呢？仅仅是所谓的事实吗？可事实就是应该发生的吗？如果这一事实不应该发生反而发生了，那么它的存在的合法性又在哪里呢？显然，历史实证主义在此只能陷入循环论证的死胡同。进一步来说，人类的任何实践行为都不是按照预定的理性程序设计好的过程，恰恰相反，任何实践活动的结果都或多或少地具有一种不可预见性。诚如马克思所言：“人的理性最不纯洁，因为它只具有不完备的见解，每走一步都要遇到新的待解决的任务。”[6] (P151)因此，对于任何实践活动，不管是历史上已经发生了的还是现在正在发生着的，也不管由它出发揭穿了多少意识形态的虚幻性，它只是一种单纯的事实存在，至于它在价值上应不应当一定要存在，则是我们无法直接加以认识和断定的。即使人们凭借当下的情形对过去的历史作出了评价，但这种评价的可靠性在某些方面仍然也是有待于进一步检验的。这正是认识论视角在历史评价中的盲点所在。这种情形决定了我们在认识论视角之外还必须要树立一种批判视角，并且始终要把这一批判性视角放在第一位。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整个人类历史活动发展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始终秉承着的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内在精神。可以想见，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如果缺少了对这一视角的自觉，就只会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仅仅理解为一种用来解释某种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一类僵死的东西。
当然，在马克思运用批判性的视角考察资本主义历史的过程中，马克思也已经注意到了，单纯的道德评价有它自己的效用范围，在一些情况下仅仅靠道德的批判并不能完全穿透问题的实质。所以，在马克思许多著作中，他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背弃了道德评价的立场，也不意味着历史评价的视角占据了优势。恰恰相反，这一批判的指向正是在道德评价的基础上延续下来的，它只能被理解为早期人道主义道德评价的具体化和历史化。可以这样说，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思想最早正是萌芽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国民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理论的人道主义批判的，只不过在马克思思想的后期，他已经不再单纯地运用这种人道主义的批判模式了，但这并不是说他背弃了这一出发点。由此来看，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对于异化劳动的批判与他在后期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之间并没有什么截然的断裂。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说，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研究同那些实证主义经济学家的研究是完全不同的。这种不同最为强烈而鲜明地表现为批判性与无批判性的不同、批判哲学与认识论哲学的不同。
所以，尽管马克思在其思想发展的中后期经常运用历史评价的方法对一些历史现象作分析，但我们也不能据此就断言在马克思后期的思想中历史评价占据了优先的地位，或者说取代了道德评价。这类认识都过于笼统和简单。较为全面的做法应该是从认识论视角与批判视角的差异入手来对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现象进行分析。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弄清楚马克思这一思想前后变化的实质。事实上，就整个马克思哲学而言，批判的视角永远都是优先于认识论的视角的。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内核。马克思从来就不是一个历史实证主义者或者历史理性的膜拜者，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始终都渗透着一种批判精神，尤其是在其成熟时期的思想中，这一批判精神已经同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联系在一起了，它已经成为认识论视角的有力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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