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运动文本考_解放日报论文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运动文本考_解放日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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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我们党的延安整风运动作为“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运动”①,一直是国内外学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相关的学术文章与专著主要是从本体研究和外延研究两个层面展开,就本体研究而言,有论述整风运动的必要性,即:它是“(a)党员的再教育;(b)调动每个人的生产积极性:(c)克服党内存在的‘右’的和‘左’的偏差”②;有分析其重大意义,即:它为“解决党内冲突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是推动“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大事件”③。就外延研究而言,有研究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如何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④,有分析整风运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⑤,还有深入剖析共产国际在这场学习教育运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⑥。可见,学界研究日趋成熟和完善,但对这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⑦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系列整风学习文件,系统研究并不多,大多是就某篇经典文献进行深入解读,或是在归纳整风运动学习方法时,略有提及:“(a)所有的成员,都要学习指定的文献资料,(b)这些文献资料大多由中国共产党人所著或是有中国人所写(22个文献中有15个由中国人所著),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一本也没有……”⑧。笔者认为,梳理其源流、演变过程,整理考证海外的不同译本,与解读文献本身具有同样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整风文献》文本渊源回溯

       1941年,进入了建党第20个年头的中国共产党,在险恶环境求生存谋发展的过程中日益成熟壮大,此时抗日战争也进入艰难的相持阶段。敌后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华北抗日根据地进入空前的困难时期。如何走出困境,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正视、深思并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提出,我们不仅要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克服经济困难,解决生存危机,还必须加强党员干部的学习教育,整顿党内存在的种种错误倾向,以振奋精神,团结一致应对困难。为此,在建党20周年之际,党中央制定并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全党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强调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都应服从党的中央”⑨。

       为了在全党范围内普遍开展整风学习运动,1942年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写了《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的宣传要点》,文中明确指出:“鉴于遵义会议以前,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给予党与革命的损失异常之大,鉴于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虽然是正确的,但在全党内,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⑩为此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开展调查研究、建立干部学校和高级学习组等一系列决定。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和部分党员存在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毛泽东先后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由此确定了整风学习的时间、内容和形式。

       为了使党员干部更好地掌握中央决定和毛泽东所作报告的精神实质,党中央认为仅靠一两次讨论无法更好地解决“长时期的思想上教育与行动上实践的问题”(11),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这次整风“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要达到“认真地切实地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改造工作,团结干部,团结全党”(12)的目的。同时,《决定》规定了18个文件作为干部(学生在内)考试的范围,这也是整风学习最初规定的18个文件。4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关于增加整风学习材料及学习时间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增加了四个整风学习文件。随后,6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指出:“全党均应进行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各地各级党委各级宣传部及原有的高级学习组均应按照中央指定的22个文件,有计划地领导这一学习运动。”(13)由此就构成了整风学习运动中的22个基本学习文件。为了便于系统学习这些文件,最初是在延安,后来很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出版社也整理出版了这些学习材料,逐步以《整风文献》命名。

       整风学习文本内容逐步确定的过程,表明党中央对这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运动的认识不断加深和成熟,也充分证明了整风运动“是党中央到延安后开展思想建设的延续性结果,此前开展的学习运动是整风运动的先导”(14)。从此,以规定的文献文件为教育内容的整风运动也得以顺利开展。

       二、从《整顿三风文献》到《整风文献》的文本发展和海外译本的演变

       在《整风文献》文本正式出现之前,整风学习文件最早是延安《解放日报》社出版的《整顿三风讨论资料特辑》(15)。该《特辑》共出版六期,内容正是整风运动的必读文件,后来这些文件都编入《整风文献》中。第一辑发表于1942年4月10日,有毛泽东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农村调查〉序言》和斯大林的《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四个文件;次日,发表第二辑,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结束语;12日的第三辑,收录了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13日~14日,第四辑连续刊发了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第四节等;18日发表第五辑,有《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和《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20日发表的第六辑,是《斯大林论平均主义》和《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两个文件。曾有学者就此归纳并得出结论,“最早的整风文献是由解放日报社编辑出版的《整顿三风讨论资料特辑》”(16)。但这并不太准确。无论是从文本的特性考虑,还是其所发表的学习文件数(仅11个),都远未达到初本的条件。根据可考证的文献资料,最早编辑出版的应是解放社的《整顿三风文献》。

       1.初本的考证

       1942年4月,解放社整理出版了《整顿三风文献》。全书收入有关整顿学风、文风、党风问题的论著和学习文件22个,其中有两个作为附录编入。《整顿三风文献》分为代序言、正文和附录三部分(17)。正文收录了毛泽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等4篇,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以及当时中共中央的文件(决定)14篇。附录是毛泽东、凯丰等的讲话。这个文本所收录的学习文件,与1942年4月16日《通知》所规定的22个学习文件基本一致,所以它应当是第一部正式的整风文献。接着,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于9月11日出版了《整风文献》。除了最初这两个文本的《整风文献》,其他出版社也出版发行了不同版本的整风文献。

       作为整风文献的初本,它是后期各种整风文献文本的借鉴版本,在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学习丛书”的第四种,也是延安广大党员干部和其他地区党组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进行政治学习的重要文件。这个文本收录的文献主要有四类:一是中央关于整风学习的相关指示和文件,这类文件有序地布置了整风学习任务、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和考试要求;二是当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深刻体现了延安整风运动与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化的内在联系;三是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著作,充分论证了当时全党迫切需要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课题,所以多以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学习文件;四是宣传指南手册,所收入的四篇文章直接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理论宣传工作提供了直接有效的方法。

       2.订正文本的发展

       随着1942年整风运动的开展,延安地区和陕甘宁边区的全体党员干部普遍参加了整风学习运动。陆续有一些新的文件被收入。1943年6月,解放社编写订正和1944年4月再版的《整风文献》(订正本)是1942年版的《整顿三风文献》经调整、增订而成的订正本,并增加了5个文件(18),即:《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论党内斗争》《斯大林论自我批评》《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时,订正本的文本抽去了康生的两次报告,由此整风文献调整为26篇。1943年6月晋察冀日报社,1943年7月新四军政治部都对这一文本进行了翻印。此后,《整风文献》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重印时,又增加了刘少奇的《清算党内的孟塞维主义思想》。至此,《整风文献》(订正本)几经重印和修改,共收入整风学习文件27个。由此,整风文献从初本到订正本,再到当前普遍认同的完善本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订正文本的修订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所增加的五个文件并不是同时加入。如:在1943年解放社版的《整风文献》(订正本)中并没有收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最早在《解放日报》发表(19),在1943年12月中共晋绥分局版的《整风文献》(订正本)和1944年解放社版的订正本中才被收入。二是与初本有所不同的是,增加的学习文件并不是通过党中央的决定而加上的,而是由解放社编写订正而成。但这并不影响订正文本的权威性,因为解放社是延安时期全国革命的出版中心,它的出版活动紧贴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的需要,具有高度的党性和政治性。三是在订正本修订过程中,还出版了并不是以《整风文献》命名的整风学习文件,所收的文献与《整风文献》有细微差别,但大多是整风学习的26个必读书目。如:1945年真理社出版的抗战文献《三风》、1946年文风出版社的《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等。四是除订正本外,还出版发行了一些具有较高文献价值和收藏价值的学习参考资料。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1944年三四月间,由苏中区党委编印,江潮社出版发行的《整顿三风参考材料》(20)。这部参考材料是在苏中区党委领导下,由俞铭璜在1944年主持编印,收入的138篇文章基本反映了整风学习运动的全过程。其中收入了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有关整风的讲话、文章和论著,《解放日报》社论以及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决定,内容涉及党的政策、调查研究、经济、文艺、党的建设,干部工作和知识分子问题等,同时还收入了一些同志在整风中的思想反省材料。参考材料在编写时基本都是经过分类整理后收入。通过分类,参考材料的主旨更明确,针对性更强,更有利于提高学习效果。这些参考文献在整风运动中很好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资料体系,即围绕“学什么”“怎么学”“学后有什么反思”等问题,使整风运动不流于形式,真正成为触动思想深处的教育运动。

       3.海外译本的演变

       据可考证的资料,海外最早研究、宣传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及其相关整风文献的是日本学者。早在1948年8月,小林信就在《前卫:日本共产党党中央委员会理论政治志》上发表了《中共的教育活动——以整风文献为研究中心》一文,对中共的整风文献有所记载(21)。1951年,小林信翻译出版了整风文献的日文版本《整风文献:中共的人间革命》(22),文中除了收录《整风文献》的相关文件外,还翻译了一些相关文章。如:刘子久的《给淮北区党委的信》《延安整风讨论的决议附录》《旧解放区半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活动和整党活动完成各类指示》等。1955年,日本的《毛泽东选集》出版会还编辑翻译了《学习的改革:其他整风文献的重要论文》(23)。此外,还有新岛淳良编的《延安整风运动资料》(24),附注中有延安《解放日报》和《文艺》目录(1941.5.16-1943.10.31)等等。综合分析可见,日语文本的《整风文献》并不仅限于翻译中文文本的固定篇章,而是加入了作者认为在当时非常重要的辅助文章和报刊资料。这些译作,一方面验证了日本学者一直重视中国学研究,延安整风运动结束不久,就出现了日文译本。同时,也为日本学者进行延安整风运动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史料。此后,许多日本学者以此文献文本为基础,从不同角度进行相关研究。如:朝日新闻社调查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和整风》、藤田正典的《第一次整风运动史背景的历史学研究》等等。

       《整风文献》最早的英文译本,应当是美国学者Boyd Compton编译出版的“Mao's China-Party Reform Documents,1942-44”(25),于1952年由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它主要是1942年解放社版《整风文献》初本的英译本,收入延安整风时期的文献21篇(26)。在译本中,作者对这些整风学习文件作出了极高评价,认为其有助于填补西方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认知的空白。同时研读这些战时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文献,能让西方人更好地从内部认识中国共产党。这是国外系统收集毛泽东文献资料汇编成册较早的英文本,引起西方更多学者关注抗战时期的中国研究,注重延安研究。同时,研究也从表面的事实研究深入到内在本质的分析,逐步从语言学习深入到话语体系的转变。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人学到的不仅是新语言,更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新方式、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三、《整风文献》文本源流的考释价值

       就历史学研究而言,最可靠的资料,不是当事者的口述或回忆录,而应是第一手的史料。当然,对其也要正本清源,加以甄别。因此,当学者进行延安研究,特别是整风运动研究时,不能忽视对整风文献资料的掌握和分析。而在传统上,一般只会关注22个或26个学习文件。但实际上,对这些文件的全面系统解读,特别是对其文本源流进行梳理,比单纯解读文献本身更有价值。

       1.厘清《整风文献》的文本作用,明确教育运动在抗战时期统一全党意志和行动的功效

       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场非常重要的学习教育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在统一全党意志和纪律,凝聚力量,保持党的纯洁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成功离不开《整风文献》的修订、完善和普及,也离不开《整风文献》参考文件的资料整理和传播。

       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党员干部对学习文件态度的变化与《整风文献》文本的发展完善是一致的。整风运动开始时,有个别同志并不重视22个学习文件,认为“这些文件还不是老一套,有什么了不起,我不看它,也一样参加讨论,一样发言,照旧可以学习和工作”(27)。对于这种现象,《解放日报》曾专门发表社论予以驳斥:“(二十二个文件)这是一百年国际革命运动与二十年中国革命运动的流血经验的结晶……整顿三风本身就是当前党内的中心工作和改造整个工作的决定关键,而二十二个文件则是整顿三风和改造工作的锐利武器。”(28)后来,经过整风学习,再加上学习文件的推广,“已经造成了空前未有的学习热潮”(29)。同时,从初本到订正本,再到完善本的演变过程,也表明学习的内容越来越完备,目标越来越清晰。各种参考文件和参考资料的出现,也充分表明各根据地对这场教育运动的重视。

       2.文本演变体现了敌后新闻传媒的艰辛,为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已经成为党报提供了有利佐证

       《整风文献》的多种文本,直观反映了整风教育运动一直处于艰苦复杂的战争环境中。当时的物资极度匮乏,但为了夺取全国胜利,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艰苦的自我整顿、学习与建设。虽有党中央明确规定的学习文件,但由于处在敌后抗战中,统一的学习教材并没有全面出版发行。最初的学习材料更多是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出现,因此各地党员干部的学习教材并不完全一样。1944年,冀鲁豫书店发行的《整风文件》增订四版,就是发行于抗日战争最后阶段的敌后根据地。

       由于整风运动直接关系全党全军今后的胜利发展,“有助于推动对1942-1944年间根据地制度变迁影响深远的统一组织所需的制度、评价体系的建设”(30),即便是在信息不畅的艰苦的战争年代,整风学习文件也不断向各根据地传达着。在残酷的斗争中,在被敌人分割的敌后,国内外的新闻、电讯都是经过报务员一字一字收抄下来,然后经过译电员翻译才能在报纸上出现。整风运动的学习文件也是这样发送到前线,并在指战员中传达学习。甚至在抗战第一前线的指战员也是通过新华社电台的报务员拍发接收的。1942年改版的延安《解放日报》在整风运动中已经发挥了党报作用,许多学习文件首先在《解放日报》上刊发,然后才被陆续收入到《整风文献》中。

       3.梳理海外译本,为海外中国学研究拓展新视角

       《整风文献》日文译本和英文译本的出现,说明海外学者一直关注中国学研究,也关注史料的翻译。《整风文献》的海外译本,以第一手资料,让海外学者更直观、更深入地认识彼时的中国共产党,为他们研究和审视延安整风运动史提供最直观的史料。同时,这种研究也从表面走向内在,从对事实的简单认定上升为对内在本质的归纳提升。当然,也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我们在进行海外研究时,不应局限于对史实本身的研究,还应当充分挖掘和运用相关史料。同时,在对史料进行翻译和还原时,不能仅局限于史料自身,还应当广泛地查阅同时期相关的重要资料。比如,日文译本并不局限于《整风文献》规定的学习文件,编译者广泛研究当时重要的学习资料,一并编译入册,这种研究视角和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注释:

       ①高九江、韩琳:《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7页。

       ②Niijima,A.The Nature of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in China,The Developing Economies,Vol.4,1966,No.4,pp.55-69.

       ③Mark Selden,Yan'an Communism Reconsidered,Modern China,Vol.21,No.1,Symposium:Rethink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Paradigmatic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IV(Jan.,1995),pp.8-44.

       ④王海军:《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8期。

       ⑤杨洪、赵喜军:《延安整风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第7期。

       ⑥张喜德:《共产国际与延安整风运动》,《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

       ⑦延安整风运动编写组:《延安整风运动纪事》,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年,第1页。

       ⑧Niijima,A.The Nature of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in China,The Developing Economies,Vol.4,1966,No.4,pp.55-69.

       ⑨《任弼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3页。

       ⑩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77页。

       (11)本书编委会:《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整风文献),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页。

       (12)本书编委会:《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整风文献),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页。

       (1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91页。

       (14)齐卫平:《党的建设科学化实践进程中的一个创举——纪念延安整风运动七十周年》,《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4期。

       (15)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编写组:《延安整风运动纪事》,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年,第100-110页。

       (16)刘苏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史研究》(1937-1947),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58页。

       (17)参见解放社:《整顿三风文献》,延安:解放社,1942年。

       (18)解放社:《整风文献》(订正本),延安:解放社,1944年。

       (19)《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

       (20)王紫根编:《毛泽东书典》,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5页。

       (21)[日]小林信:《中共の教育活動——整風文献を中心として》,《前衛:日本共産党中央委員会理論政治誌》1948年第8期。

       (22)(日)新民主出版社(編集):《整風文献:中共の人間革命》,小林信(翻訳),東京:五月書房,1951年。

       (23)(日]毛沢東選集刊行会編:《学習の改革:その他整風文献の重要論文》,東京:青木書店,1955年。

       (24)[日]新島淳良編:《延安整風運動資料》,東京:早稲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1966年。

       (25)Boyd Compton,Mao's China-Party Reform Documents 1942-44,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2.

       (26)在施金炎主编的《毛泽东著作版本述录与考订》第749页中对该书有记载,但提出包括延安整风时期的文献有19篇,应是有遗漏。

       (27)《一定要学习二十二个文件》,《解放日报》(社论)1942年5月5日。

       (28)《一定要学习二十二个文件》,《解放日报》(社论)1942年5月5日。

       (29)《延安一个月学习运动的总结》,《解放日报》(社论)1942年6月5日。

       (30)Mark Selden:Yan'an Communism Reconsidered,Modern China,Vol.21,No.1,Symposium:Rethink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Paradigmatic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IV(Jan.,1995),pp.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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