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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物理学家玻尔曾指出：在量子力学和古代东方哲学之间“有一种纯粹逻辑方面的类似性”①。从现代物理学发展的新视野，深入探索和弘扬中国传统哲学宝库中的思想精华，是一个宏大繁重的研究任务。笔者在研究这个问题时，特别注意了几位在推进量子力学发展中作出突破性贡献的东方物理学家。从他们有关对称性的观念中，可以体验到其对《庄子》“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思想中积极涵义的宏扬，并在现代科学和数学知识的基础上，在方法论上作了重大的推进和超越。
一
《庄子·知北游》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我国著名哲学家冯契对这句话中包涵的积极内容作了如下阐发：“在庄子那里，天地之美就是万物之理，亦即自然界的合乎规律的运动，阴阳、四时、天下万物的和谐的变化。”“他所谓的‘天道’，是“天籁’，或‘天乐’。……自然界的变化运动就是最和谐的音乐，最美的音乐。”“美是自然界固有的，……美是与‘万物之理’（真）相一致”的②。因此，圣人对自然规律的追求（达万物之理），本身也是对自然界内在的和谐美的体验（原天地之美）。
日本著名物理学家汤川秀树生平最喜欢的一部书就是《庄子》，而其中他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原天地之美，达万物之理”。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他的学生，著名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在理解老师对这句话所给予的现代方法论含义时指出：其真髓是“以‘形的逻辑’为根据而把握‘物的逻辑’的方法论”③；“以对称性(Symmetry)作为现象所推导出的本质”包括推导出“比基本粒子更深阶层构造的存在”。④如果把这两句话的意思结合起来，就是运用具有“对称性”的“形的逻辑”去推导出“物的逻辑”即自然界的更深层次结构和本质属性。这种运用对称性手段去探索物的深层结构和本质的方法是量子力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这种方法不仅涉及到探索物的规律即真的内容，而且涉及到揭示物的深层结构中的和谐美的形式，因此，汤川秀树、坂田昌一等人认为这也是“原天地之美”。
对称性，在英文中意指“各部分之间的和谐”，“相互对应部分导致的美”，等等。因此，Symmetry有时亦被译成“对称美”。在量子力学中，对称形式总是通过一定的数学公式来表达的，这就是坂田昌一所说的“形的逻辑”。但是，这种形式上的对称性是用来推导物体的深层结构和本质即“物的逻辑”的。这些形的对称性是否成立，就是说它们能否推导出物的结构和本质，必须经受科学实验的检验。而一旦经过实验证明的对称性在其数学形式中就反映了客体本身结构中的对称和谐关系，也就是自然界本身的和谐。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说：“从十分复杂的实验中所引导出来的一些对称性，有高度的单纯与美丽。这些发展给了物理工作者鼓励与启示。他们渐渐了解到了自然现象有着美妙的规律，而且是他们可以希望了解的规律。”⑤这里很清楚地表明，对称性的美反映的是自然规律的美妙，也就是说，美是与“万物之理”（真）相一致的。对称美和客观规律的一致性，还表现在其不变性上。列宁曾指出：“规律是现象中持久的（保存着的）东西。”⑥在物理学中，持久性的东西叫守恒定律，对称性也是指那些反复出现的不变状态和读数。杨振宁说：“一般说来，一个对称原理（或者，一个相应的不变性原理）产生一个守恒定律。”⑦
在经典物理学中，对称性方法发挥过重要作用。不过在量子力学中，对称性观念则得到更广泛的使用，成为揭示原子内深层结构及其规律性的一种必要形式。
杨振宁指出：“描述物理系统的状态的量子数常常就是表示这系统对称性的量。对称原理在量子力学中所起的作用如此之大，是无法过分强调的。……当人们仔细考虑这过程中的优雅而完美的数学推理，并把它同复杂而意义深远的物理结论加以对照时，一种对于对称性定律的威力的敬佩之情便会油然而生。”⑧
成功的对称性设计在“形的逻辑”中都包含了客观反映或推导“物的逻辑”的内容。就是说，对称性不是停留在数学公式的形式完美上，而是要通过对称美的形式去揭示物体的本质和深层结构。按照坂田昌一的要求，这种深层结构具有实体性，按照杨振宁的要求，这种深层结构是通过一定的时间——空间的“几何形象”表述出来的。就是说，数学公式上的对称美所反映的是原子客体深层结构和时空存在方式中的和谐美，也就是自然本身的“天地之美”，它是跟“万物之理”相一致的。这是杰出东方物理学家有关对称性观念的一个重要特征。正是这个特征，决定了东方物理学家在量子力学的两条思想路线中所具有的倾向性。而这种立脚点恰恰涉及到量子力学中两条思想路线分歧的关键问题。
二
杨振宁曾明确指出：“量子力学本身是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发展的，一条是海森堡的路线，另一条是薛定谔路线。阅读1925年及后来的论文就很清楚，爱因斯坦在量子力学的研究路线上，受到薛定谔的影响要比受到海森堡的影响大得多。我敢大胆地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薛定谔的思想更为几何化，而海森堡的思想则更为代数化。”⑨杨振宁在明确表示自己不能欣赏海森堡风格和方法后又指出：“我很能欣赏薛定谔探讨波动力学的研究方法。这或许是因为它与经典力学和光学传统更吻合，或许是因为薛定谔的目标更为明确。总之，我发现波动力学是几何形象的。它更有吸引力，更容易被我接受。”⑩
海森堡的路线，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是对柏拉图唯心主义路线的承袭。海森堡在谈到对称性的美妙时曾指出：“使我非常着迷的观念是，对称性应该是某种比粒子本身更基本得多的东西。这和玻尔一贯设想的量子论精神相合。它也和柏拉图哲学相合。”(11)在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等著名思想家曾天才地猜到和指出，在某种数的和谐形式中能够表达出客观事物中的稳固和同一性的东西。这是西方实证科学跟数学发展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的光荣传统的一个积极思想源泉。但是，柏拉图等人也由此陷入了幻觉，把数的和谐公式看作是可以独立于各具体事物的普遍实体，它作为理念的绝对“范型”派生出万物，也就是说，是由数的“形式因”产生出物的“质料因”。这也就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海森堡也曾陷入过类似的幻觉，他说：“在量子力学中用数学表述的自然定律不再和基本粒子本身打交道，而是和我们关于这些粒子的知识打交道，也不再有可能去追问这些粒子是否在空间和时间上客观地存在着，……这样一来，基本粒子的客观实在奇怪地消失了，不是消失在某种新的不明确或仍然不能解释的实在概念的迷雾中，而是消失在一种数学的透彻澄清中。”(12)海森堡所说的数学表述和数学澄清，是指由他首先设想，经由著名物理学家玻恩、约丹、狄拉克等人协助完成的“矩阵力学”。在这矩阵方程中，大量的线性排列的矩阵元并不是表述量子弥散的分布点，而是表述这种分布在实验资料上平均几率的数学点，它们跟基本粒子实际运行轨道和分布并不相对应，不表述粒子的实体构造性能及其时空位置。不过海森堡等人创造的矩阵力学方程，仍从一定的角度反映了量子状态中的某些对称性关系，在一种美的和谐方式中揭示了物的深层结构的某些层面的真理，这正是它能为千百万次实验所证明的根本原因。因此，可以说，这个方程式的成功，是由于它在“形的逻辑”对称性中揭示了某种“物的逻辑”。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矩阵方程在反映量子状态的规律时，不论从广度和深度上讲都是很有限的。这在开创一个新学科的初期是不可避免的，从具体的数学方程的角度看，不应该过多地指出其局限性，而应该在充分肯定其首创性的前提下研究如何根据新的实验去发展它。虽然多数物理学家更喜欢比较形象化和方便使用的薛定谔波动力学方程，但物理学家已经证实在预测量子状态趋向中，波动方程和矩阵方程具有等价性，在处理不同的实验资料时各具优势，相得益彰，相映成辉。具有局限性也不是海森堡路线区别于薛定谔路线的关键，因为在爱因斯坦等人看来，波动力学方程同样具有局限性，是不完备的描述。海森堡路线错误的根本点，在于其把对基本粒子的某个层面持恒状态正确反映的数学对称性任意扩大，说成是一种比基本粒子本身更基本的“宇宙方程式”，掌握了这种绝对“范式”的对称性，就能够派生出基本粒子。海森堡正是通过这种绝对化的思维方式，由成功地反映某个方面的客观属性走向否定粒子的客观实在性，并由此形成阻碍量子力学继续深入发展的新的形而上学。
爱因斯坦在《量子力学和实在》一文中，首先高度评价其成果：“这个理论是标志着物理知识中的一个重大的进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决定性的进步。”(13)正是在评价具体科学成果的基础上，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量子力学中实证主义路线错误的要害。在爱因斯坦看来，作为表述量子系统的ψ函数，虽然是一个能预测量子统计趋势的有效工具，但是，由于它并不表述粒子的动能、位置和轨迹，因此，如果将其绝对化，说成是一种“完备性描述”，就“会以如下方式反对这条思想路线：他们会甩掉关于出现于空间不同部分的物理实在的独立存在这一要求”。(14)爱因斯坦指出，坚持承认客观实在独立存在的思想路线，还必须明确：“这些物理客体的进一层的特征是：它们被认为是分布在空间——时间连续区中的。”(15)这也就是杨振宁所说的“几何形象”的含义。马克思曾指出，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经院哲学的问题。杰出东方物理学家在思想路线上倾向于爱因斯坦，批评海森堡路线，首先考虑的并不是谁在哲学上更高明，主要是着眼于谁更有利于量子力学的发展。坂田昌一深刻指出：曾经为开创量子力学作出首要贡献的哥本哈根派，在1932年以后不再能预示其发展的新趋势，甚至起到一些阻碍作用，“就在于实体的意识欠缺。”(16)而作为哥本哈根学派主要成员之一的海森堡的思想路线就是欠缺实体意识的典型。而杰出东方物理学家正是冲破这种否认客观实在的“哥本哈根迷雾”，强调对原子深层结构及其时空状态的表述，才形成自己对称观的方法论特点和优势，并作出了重大的突破性发现。
三
在辩证唯物主义者看来，自然界的美妙规律不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而是展现在千差万别事物中的“万物之理”，脱离了万物之体去探寻规律性，是无法达到真理的；自然界万物总是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中存在和运动的，就是说存在于宇宙“天地”之间，物体在运动中所表现的和谐有序的对称性，当然也就是一种“天地之美”，有其时空位移的“几何形象”。原子的直径还不到百万分之一毫米，其时间和空间形式是人们无法凭感官所把握的。然而，就是在如此小的原子中，也别有一番“天地”，其中作为中心的原子核的直径比原子的直径小一万倍，就是说，原子核的体积只有原子体积的一万亿分之一，只有一万亿分之一毫米的电子们以每秒钟几万亿次的运行速度疯狂地围绕原子核转，因此，科学家们有时也把原子世界喻为“微型太阳系”，是具有一定时空位移的“几何形象”的。
探索原子世界中的对称性，必须有粒子实体及其时空几何形象为基础，其是一种“天地之美”。同理，探索更深层次的原子核世界中的对称性，要着眼于原子核世界中的实体的时空几何形式，其也必然是一种“天地之美”。这种探索当然具有超难度，李政道曾指出：“所有的强子、核子是由夸克来的，有强作用，所有的强子都是由夸克构造的，……我们有充分的实验证据表明夸克是存在的，我们知道其质量不大，但就是看不见。”他这里所说的“看不见”就是说，通过各种仪器也无法直接显示夸克（层子）的存在（所谓“夸克幽禁”），但是，夸克仍然是有质量和结构等物体属性的。李政道所说的“有充分的实验证据表明夸克是存在的”，是指通过用高能电子或中微子轰击质子等得到的间接数据的对称性关系中可推测出夸克的存在。这种实验测定，质子内部亦有可入性的空间。其电荷集中分布于三点（由此推测夸克存在）的和谐关系展示了这种极其微小的“天地”之美。显然，夸克理论的推演，同样依赖于一种以对称美的“形的逻辑”推导“物的逻辑”的方法。
毫无疑问，越往物质的深层结构进军，对客体的时空几何形态的推导和实验的测定就越困难，所需要处理的实验资料和数学工具之间的关系就越错综复杂。但是，无论怎样困难，只有以物质更深层的实体状态和几何结构为目标进行探索，也就是说，着眼于“物的逻辑”，那么，其“形的逻辑”的对称性思考，才有可能揭示自然中的美妙规律。否则，就会“陷入纯数学演算的危险”中去。
1932年，“中子”的发现，使人们在认识原子核上迈进了决定性的一大步，但接着而来的问题是：靠一种什么样的强大力量把原子核中的质子和中子牢牢地捆在一起，非得要有几十万伏以上的高能粒子才可能分裂它？包括海森堡在内的许多物理学家都投入了“核力传递”的研究。当时，浓烈的实证主义的“哥本哈根迷雾”影响物理学界，因此，舆论普遍强烈地反对提出新粒子的想法，多数人仅仅从质子和中子相互关系的形式结构去考虑“核力传递”，结果所设计的核力太小了，不足以解释缚住原子核的强力。而汤川秀树的新发现之契机，就在于他对核力的传递作了实物性思考，用一种新粒子的交替变易解释联接关系。他在《跋涉者》中叙述了这一发现：“一天晚上，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观点跃入我的脑海。核力只在极短的距离内起作用，这个距离大致是0.02×10[-12]厘米，这我早已了解。我的新见解是意识到核力作用距离和我正在寻求的新粒子的质量之间成反比关系。”(17)汤川秀树所设计的这种粒子传递的方式使核力得到合理解释，但是，开始却没有受到物理学界的重视，直到1937年，哥本哈根派主帅玻尔访问日本时，还对这个新设想抱有很冷淡的态度。然而，实验却偏爱这种“物的逻辑”。正当玻尔起程回国之际，各地在宇宙线中发现类似汤川秀树所说的新粒子即“介子”的报道纷纷传开，使受到冷遇的“汤川介子”理论成了热门话题。
为什么一贯鼓励他人提出新见解包括反对自己观点的新提议的玻尔，会对“汤川介子”见解采取冷淡态度。坂田昌一认为这并不是因为“这个理论是由学问第三流国家的无名小辈的青年提倡的”。(18)原因是由于“介子”的提出，实际上已经触及到原子核更深层次的结构，介子不仅在质量上小于质子和中子近10倍，而且它又总是作为质子或中子的成份存在着，当一个正介子从一个质子跳出时，质子失去这个正电荷而变成中子，而这个正介子跳入紧挨着的中子，又使该中子因得到正电荷而变成质子，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介子”独立存在的时空极其短，只有0.02×10[-12]厘米，这在当时看来，如此瞬息即逝的微妙物要想靠实验把握是不可能的。因此，从哥本哈根学派的观点来看，这种观点即使是正确的，也是处于“深渊中的真理”，是人类能力不能企及的实在，奢谈这些“不可知”的东西是不受欢迎的。正是这种实证主义的态度，使哥本哈根派在向原子核的深层进军中表现了畏难情绪和观念滞后性。
《庄子·秋水》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在这场争论中，庄子和惠子都使用了一些诡辩术。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庄子“知鱼乐”的思想中，包含了一种对不可知论的致命一击的逻辑。本来，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人类认识的各个阶段的知识都是有限的，在一定的阶段指出这种局限性，“不知为不知”，“对不可说的东西保持沉默”，当然是一种自知之明了。但是，如果把某一阶段的认识局限性绝对化或僵化成为一种认识的极限，并由此推断后人也无法超越这种极限而把认识推向前进，这就表现了一种独断论。这不仅会阻碍人们认识的发展，而且这本身也有悖于不可知论自己的原则。因为如果你主张个人主体以外的东西是不可知的，那么，你对自己主体以外的他人的知识也应该是不可知的，如果你断定他人不知道某物，显然表示你能超越自己知道别人知识的范围。这就是将“不可知论”推向极端所产生的“不可知悖论”。“知鱼乐”中所含的积极精神，也正是汤川秀树最喜爱的《庄子》信条之一，是他不断把“原天地之美，达万物之理”的认识推向深入的动力。正是凭着这种“知鱼乐”精神，汤川秀树勇敢地穿越了“哥本哈根迷雾”。坂田昌一赞扬说：“‘知鱼乐’的精神正是贯穿着现代物理学的精神”。(19)杨振宁也曾多次指出，比起发现“介子”这样伟大的贡献来说，汤川秀树在推测“介子”存在时所表现的精神和方法，则是一种更大的贡献，这一精神财富鼓舞了一代代东方物理学家去深入探索和勇于开拓。
四
李政道、杨振宁发现“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在思想路线和方法上，表现出一种在实验基础上，依据“物的逻辑”为根本去思考“形的逻辑”的对称性的唯实态度，同样也表现了一种对“哥本哈根迷雾”的勇敢穿越。
1953年以后，许多有关的实验表明，θ介子和τ介子衰变中在能级和自旋中不具有相同的宇称。根据以往宇称守恒原理，多数物理学家认为θ与τ不是同一粒子，但是这种观点却无法解释为什么θ与τ具有相同的质量和相同的寿命，由此形成θ—τ之谜。许多人在解释实验资料时之所以会陷入这种两难境地，是因为他们在没有实验充分依据的情况下对宇称守恒这种对称性抱有盲目的信任态度，以为它是不验自明的普遍真理。正如杨振宁所分析的那样：“时空对称性定律在原子、分子和原子核物理中一直是极其有用的，正是由于这么有用，就产生了它们当然是不会遭到破坏的假定。”(20)“在并没有实验支持的情况下，长期以来，人们竟错误地相信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这个事实本身是令人吃惊的。”(21)显然，为了使有关θ—τ衰变的两个方面的实验数据得到一致性的解释，就必须破除对称性不验自明、绝对普适的盲目观念，从宇称守恒可能不适用于弱相互作用的角度重新审视有关的实验资料。正是沿着这个反向思路前进，李政道和杨振宁“在1956年5月得出下述结论：(A)过去做过的关于弱相互作用的实验实际上与宇称守恒问题并无关系。(B)在较强相互作用……方面，确实有许多实验以高度准确性确立了宇称守恒定律，但准确度仍不足以揭示在弱相互作用方面宇称守恒或不守恒。”(22)而θ—τ实验已经从反面证实弱相互作用有宇称不守恒的例证，为了进一步证明这种普遍性，李政道、杨振宁设计证明的实验，选择了在被研究得最透彻的弱相互作用现象即β衰变，以及π—μ、μe衰变等实验中进行。这当然就更富有挑战性了。当时物理学界对此抱着很浓的怀疑态度，海森堡的密友，另一位哥本哈根学派的著名物理学家泡利曾写信对人说：“我可以跟任何人打赌，做出来的结果一定是左右对称的。”(23)眼光敏锐的泡利欣赏杨振宁、吴健雄等人的才华并有友谊交往，当然不存在看不起未成名东方学者的偏见，他之所以在没有实验的支持的情况下作此断言，是因为这种实验的设想向作为哥本哈根派最高原则的绝对普适的对称性观念发起了挑战，这在他看来是不可能正确的。当各地有关实验结果证明左右不对称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到泡利那里时，他声称自己几乎休克，并自嘲说：“幸运没有人跟我打赌。”(24)
杨振宁等人根据“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的现象，进一步得出了“宇宙没有那么多的对称”(25)的论断，反对把对称性的观念不加验证地到处套用，主张不断根据实验的结果实事求是地确定对称性的范围。杨振宁认为不能把否认一定层面的对称性简单地看作是否定对称性原则在量子力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前面的一些引述已经证明，在杨振宁看来，只有通过数学的对称性才能揭示无法看见的量子状态中的和谐持久的规律性。在他看来，实事求是地确定对称性的范围，正是为了排除那些不具有客观规律性的东西，使具有充分实验依据的对称性公式得到确证无疑的公认。而且，杨振宁也并不是简单地指出某些层面的非对称性，而是坚持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扬弃思路，指出在这种非对称性中展现了更高或更深层次的对称性。譬如，在β衰变这种弱相互作用中的不对称性里就蕴含着对称性，当β衰变中介子转变为负电子（即电子）发射出原子核外时，原子核（带正电荷）与围绕它转的电子（带负电荷）就表现了一种电荷相互转化的对称性；当β衰变中发射出正电子时，这个正电子也很快在跟一个负电子的相互冲撞中共同湮没，从而证实了狄拉克有关粒子和反粒子的某种对称关系的“空穴”理论。杨振宁根据一些实验，提出的破缺对称(Broken Symmdeyry)概念，也充分地表现了这种把对称性与非对称性有机统一起来的辩证思路。他提出的著名的“规范场”论，“是一个新的，非常大的一个对称。”(26)是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探索对称性同一性的一个思路。他多次指出，自然界是奇妙的，要在更大统一性范围内概括出对称性的美妙规律，就要不断引进新的微妙概念，就需要处理越来越众多、越来越错综复杂的实验资料及其数学表述形式之间的关系。而在处理原有概念对新实验的预测和根据对新实验成果抽象出新概念的关系上，物理学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所以，杨振宁认为要达到更高层次的对称性，不仅需要不断改进和提高实验手段和方法，而且要不断改进思维方法。他说：“我们还不能完全理解对称性这个概念的全部涵义。这看来需要新的基本思想，为此，可能有必要引入新的数学概念。”(27)
在杰出的东方物理学家的对称性观念中，内涵了十分丰富的辩证思维，而其中的许多内容是跟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朴素辩证法相契合的，有的就是直接源于对《庄子》“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等命题中积极内容的发挥。笔者虽然挂一漏万，只提出少数几个例证，也足以说明这种朴素辩证法的积极因素在杰出东方物理学家思维中发挥着良好作用，由此形成了他们在方法论上的某种优势。当然，在谈到这种良好作用时，必须实事求是地评价，不宜任意地拔高。特别还要着重指出的是，这些杰出的东方物理学家的方法论优势，又是在力克中国传统思维中含混不清等弱点的基础上取得的，因此，其辩证思维已不同于朴素辩证法，而是在充分学习西方实验科学和数学知识的基础上，在严密精细形式逻辑的基础上，达到的一种逻辑思维的辩证法，表现了辩证法在更高阶段上的扬弃形式。就拿对称性观念来说，杰出东方物理学家讲的对称性总是一种数学公式表述的对称性，是一种“形的逻辑”，这跟西方物理学家所讲的一样，而且是从西方科学的优良传统和现实优势中学来的，这种精密逻辑的对称性，当然就跟庄子的“天地之美”在相似中具有本质差别。庄子的“天地之美”是一种“方生方死”、“交臂失之”、“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的永恒运动的混然一体的“天乐”。这虽然是一种从总体上把握运动的不可缺少的思路，但是如果仅凭这种混然一体的思路，没有精细分析的手段，那么，就只能表述事物不断变易的“亦此亦彼”的模糊性，而无法把握事物相对确定的“非此即彼”的差异属性。这样人们就无法真正地分辨和具体地把握事物。在原子核世界这样一个如此小的“天地”里，基本粒子的“方生方死”、“交臂失之”以一种难以想象的高速进行，为了把握质子与中子的相互变换，就必须有更高的分辨工具，才能描述只有0.02×10[-12]厘米距离的“汤川介子”，这可比庄子说的“白驹之过隙”快无数倍。显然在把握和分辨这个变化时，任何感觉思维的概念都无能为力，而只有靠数学的精密方式。谈到这一点，很容易使人们想起列宁的一句名言：“表象比思维更接近于实在吗？又是又不是。表象不能把握整个运动，例如它不能把握秒速为30万公里的运动，而思维则把握而且应当把握。”(28)正是通过精密数学和实验方法，现代科学才能在“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29)的基础上，进一步上升到“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的辩证综合阶段。
冯契曾深刻指出：“中国古代哲学的辩证法是朴素的，因而有些界限就不分明，有时就和相对主义、中庸之道、或独断论的‘斗争哲学’相混搅。这就要求我们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使辩证法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这就要求我们学习西方的长处，学习他们的形式逻辑、数理逻辑和现代科学的方法。”(30)毫无疑问，这些杰出的东方物理学家正是学习西方长处的典范。他们在物理学作出一系列突破性贡献的同时，提出的各种新思想和启示，将是我们发展和宏扬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思想源泉。
注释：
①玻尔：《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23页。
②冯契：《智慧的探索》，173页。
③④(16)(18)(19)《坂田昌一科学哲学论文集》，201页，241页，200页，53页，192页。
⑤⑦⑧⑨(20)(21)(22)(25)(26)(27)《杨振宁演讲集》，421页，216页，217-218页，392页，76页，214页，221页，221页，99页，165-166页，431页，197页。
⑥(28)《列宁全集》，第55卷，126页，197页。
(11)海森堡：《物理学及其他》。
(12)海森堡：《物理学家关于自然的概念》。
(13)(14)(15)《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447-451页。
(17)(23)(24)转引自《杨振宁演讲集》，449页，489页，489页。
(29)《庄子·天下》。
(30)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