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为何启而难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97年底、1998年初,中央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投资需求,防止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滑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17个月。在此期间中央银行继1996、1997年四次降低储蓄存贷款利率后,又两度降低储蓄存贷款利率;在合并准备金和备付金后,大幅度降低了准备金率(从13%降到了8%)和存款准备金利率; 取消了对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控制;中央财政增发国债1000亿元,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与1990年启动经济相比,其力度可以说是相当大了。虽说这些措施产生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但是,国民经济并没有象以往那样“一松就热”,甚至可以说有些“启而难动”。
一、国民经济启而难动的经济原因。从经济因素分析,国民经济启而难动主要在于:
(1)我国国民经济已经由“短缺型”进入了“温饱型”, 商品由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而在目前这种状况下启动经济要更困难一些。
(2)全球经济,特别是亚洲经济不景气,周边环境比上次要差。目前,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从1994—1997年的平均4%, 下降为1998—1999年的2%), 世界贸易量增长速度放慢(仅为前几年的一半)。尽管在9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也处在全球性的不景气当中,1990 —1993年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仅为1.6%。但是,二者对我国的影响却大相径庭。一是这次发生了亚洲、俄罗斯、巴西等金融危机,对投资环境和人们的心理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二是这次全球经济不景气,以我们周边国家为最甚。上次在全球经济处于不景气之时,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仍高达9%,东亚正在创造“奇迹”。而这次经济不景气时, 整个亚洲地区首当其冲,许多国家(地区)为负增长。而我国的对外贸易量50%以上集中在亚洲;外商投资的70%以上来自亚洲。
(3)储蓄存款的实际利率太高。由于自1998年初以来, 价格总水平连续下降,且幅度较大,因此,尽管中央银行接连数次降低储蓄存款利率,但在此次刺激经济增长的整个阶段,我国储蓄存款的实际利率仍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时期。1998 年至目前为止的实际利率平均达到5.8%,比1990—1992年的平均实际利率高1.8个百分点;比1990—1991年的平均实际利率高0.3个百分点。
(4)居民收入,特别是居民的经常性收入增长比较慢。1998 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5.8%,其中,工资性收入仅增长2.9%。农民人均纯收入1998年增长4.4%,但人均现金收入仅增长2.5%。
(5)宏观调控政策,由“适当从紧”到“适当放松”的转变, 略为晚了些。特别是联系到后来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危机的持续性和传染性,就更是感到如此。
(6)宏观调控政策从实施到完全发挥作用需要有一定的时滞。 例如,1989年那次为了摆脱经济低增长,而采取的刺激经济等宏观调控政策,从实施到见效大体经历了26个月的时滞。这次开始实施比较宽松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至今才17个月。启动经济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二、国民经济启而难动的体制因素。从体制因素看,国民经济启而难动的原因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没到位, 而且二者之间相互配套联动比较差。分开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还是金融体制改革,较1989年都有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金融体制改革进展较快。但是,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相对照,这两类改革又都远未到位。许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还没有被塑造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规范的企业。还不符合“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机制尚未建立起来。从金融体制看,国有商业银行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资产质量比较差、与政府之间的传统联系比较强、经营管理者的观念转变比较慢等等因素,目前尚未成为真正具有活力的商业银行。而非国有银行所占比重又太小。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较慢、经营不规范。金融系统的风险管理比较僵化。从二者的相互关系看,由于国有企业改革滞后,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不明确,使得国有企业经营者对资产的责任心不强,对债务风险考虑较小。国有企业的投资风险控制更多地落在了银行的头上。对非国有企业而言,虽然它们比较注重自身的投资风险,对于投资项目的选择比较谨慎,但国有商业银行由于观念上和实际责任上的约束,对它们的贷款更加谨慎。对国有商业银行自身而言,资产质量、经营风险考核是硬指标(从金融体系的长远发展看这是对的),经营业绩的考核则相对较软。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特别是基层的实际操作者,往往容易采取“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慎贷行为。从而导致了企业融资活动速度降低、成本增加。事实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信贷活动绝对是有风险的。如果通过层层考核责任制使得最基层的信贷员要做到无风险贷款,其结果只能使信贷活动逐步萎缩。
(2)企业的经营活动和合法权益缺乏制度保障。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各级政府(包括主管部门和行政性公司等准政府)仍然没有从“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双重身份,转变为纯粹的“裁判员”。市场竞争规则和行政执法仍不时被行政垄断经营(直接或间接的),甚至是行政腐败所干扰,严重地影响了经营者的积极性。例如,有些政府部门在市场竞争中或明或暗地支持与自己有关的企业,打压其他企业。工商、税务、卫生、交通等部门对管理对象的相应年检均可作为实例。个别地方甚至不惜浪费大量的资源来获得部门私利。曾有媒体报道,某地区在相距几公里的地方毁掉大量农田重复修建高速公路。二是企业法人,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法人的财产还没有做到神圣不可侵犯。“吃大户”的现象仍比较普遍。例如,在一些地方或部门,作为发包方的政府,见到承包项目有利可图时,常常为了部门或局部利益单方面终止合同。一些企业只要经营有了业绩,便会成为方方面面“宰割”的对象,不仅利润被吃,而且经营活动也受到极大干扰。三是政府行政决策的主观随意性仍比较大,使企业的生产经营缺乏稳定的制度预期。例如,国家民航总局一纸命令禁止民航机票打折出售,使许多旅游公司被迫违约,信誉受损。原因是旅游公司做的是“期货”,许多旅游项目是预先出售的。四是“知识产权”缺乏应有的保障。尽管我国已经颁布实施了《商标法》、《专利法》等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和法规,但是,实施的效果很不理想。某企业或个人一旦发明或发现了一个市场畅销的商品(或项目),效仿者或仿冒者便蜂拥而至,有时甚至会把正宗的厂商给挤垮。这其中有些假冒企业就是在地方或部门政府的保护下才得以生存和经营的。这些均严重打击了企业的投资积极性,特别是创新性投资的积极性。这是导致目前非国有经济投资刺激不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3)某些经济体制改革措施形成了居民收入预期下降, 支出预期增加。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攻关阶段。改革初期那种“帕累托”式,即不使社会任何一个阶层利益受损的改革,已经不存在。正在进行或即将进行的政府机构、国有企业、城镇居民住房制度、职工医疗保障制度、高等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等改革,无一不涉及到居民的切身利益,无一不影响到部分居民的实际生活,或收入和支出预期。再加上新闻媒体在报道中过于侧重改革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一些改革措施又是或明或暗,迟迟没有明确的方案,就更加重了人们的不良心理预期。由于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直接导致了居民消费倾向的下降,风险投资的积极性也受到抑制。
三、扭转当前局面的政策建议。为了扭转当前国民经济仍然偏冷的局面,使之逐步进入正常发展的轨道,继续采取一些在努力扩大出口,争取更多地利用外资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国内需求的政策是十分必要的。如继续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适度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适当降低居民储蓄存贷款利率,通过给政府工作人员增加工资,提高城镇居民最低生活费标准,提高农村居民贫困补助标准,增加居民固定收入的措施刺激居民消费等等。但是,另一方面,眼下也确实到了将政策的着力点转向供给方面的关键时刻。不将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激活,不将企业的投资和生产经营积极性刺激起来,任何刺激需求的措施都将仅仅能起到治标的作用,即使经济能够暂时活跃一下,也会很快失去动力。因此,我们必须加大改革的力度,切实改善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尽可能快地推出或明确各项与人们切身利益有关改革的具体措施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