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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全民学英语的壮观景象可谓全球奇观。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约有四亿五千万人曾经学过或正在学习英语，比美国的总人口还要多，而在中国学习英语的起始年龄越来越趋于年轻化，已经小到学龄前儿童阶段。然而，英语教学历经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发展，到巅峰阶段后，英语教学中由于存在着“用时较多，收效较低”的现象而为社会所诟病。正如刘道义（2014）所总结的，不少网络传言认为学生负担重的主要原因在外语课，而学习了外语之后又无处可用。一时间，“外语从高考中滚出去”“非外语化”和“大刀向英语头上砍去”等呼喊甚嚣尘上；即便是一些专家也提出了“英语教育太盛行，母语教育令人担忧”“高考英语应当降分甚至不考，让英语回归工具属性”等降低英语地位和英语教学改革方面的建议。 上述批评和建议开始得到了官方层面的回应。例如，2013年11月15日国家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9日，北京市教委提出“进一步改进中小学英语教学”的措施；2014年9月，教育部公布高考改革方案，确定外语仍为必考科目，英语一年两考，浙江省和上海市成为改革试点区。 改革方案的出台引发了社会极大的关注，各种支持、反对与质疑之声伴随着改革的进行不断发酵。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极具争议的重磅改革，并不会因为改革方案的推出就尘埃落定。为了深入探讨目前英语教育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我们尝试通过对基层或民间的实证研究，结合权威人士的观点，来探讨英语教学改革的问题，希冀为未来的英语教学改革之决策和方向提供一些建设性的参考。针对上述现存英语教学改革争议的焦点，本研究主要回答以下四个问题：（1）英语现行教学模式有何缺陷？（2）高考英语降分真能提高母语地位吗？（3）英语高考改革是否确实能为学生减负？（4）我国的英语教育改革何去何从？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对象为浙江省某市基层的不同社会群体，包括在校学习的小学生300人，初、高中生500人，不同机构的教师100人以及来自于政府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家长和社会群众200人。本研究的对象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代表性，能够使得调查在多维度和多层次上开展。 本研究的首要调查工具为问卷，调查围绕以上四个问题展开。问卷内容因不同群体而异。对于学生的调查，主要涉及他们对英语的喜爱程度、学习英语的目的、目前英语课堂教与学的形式及对高考英语改革的认识等话题；对于教师及社会人士的调查，则主要涉及他们对当前英语教育最突出问题的认识、高考改革后是否会降低对学生的英语学习要求、英语课堂教学（应该）以什么为主、目前英语教育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以及应该如何改革等话题。同时，为了加强调查的可信度和深度，在问卷调查结束后，我们还对一些教师和教育管理者进行了面对面的访谈，主要问题包括他们认为英语高考改革能为整个教育体系带来怎样的影响、他们是否认为英语高考改革能强化母语主导地位以及他们所认为的英语教学方式应该是什么等。希望借此对问卷问题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二）数据收集与处理 研究过程中合计发放问卷1，100份，对于回答不完整的问卷加以剔除，共收回有效问卷1，067份。其中发放小学生问卷300份，收回有效问卷291份；发放初、高中生问卷500份，收回有效问卷491份；发放教师问卷100份，收回有效问卷96份；发放群众问卷200份，收回有效问卷189份。针对各个研究问题的回答计算了百分比，并在各组之间比较。 三、研究结果 （一）英语现行教学模式的缺陷 调查发现（见图1），过半的受访者认为目前英语教育最突出的问题是英语的教学模式死板枯燥，忽视了应用能力的培养，一味地“满堂灌”，老师讲、学生听，学生显得十分被动，继而导致现在的教学、课堂都在为考试做准备。不少调查对象尤其是群众（30%）认为，当下的英语教育对职业发展并不起作用。教师则较为统一地认为缺陷主要集中在教学模式、应用能力和中式思维上，这也不难与学生的“哑巴英语”联系起来。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很大一部分学生表示教育中对应用能力的培养不够。这说明学生对于语言运用能力的追求是较高的，只是现有的英语教学不能实现这一目标。过于注重应试和忽视应用能力培养是现行英语教学模式的两大弊端，如果不能克服这两大弊端，我们的英语教学很难有所突破。
此次接受调查的学生中，大部分学生认为（见图2），课堂教学尤其是初、高中的课堂还是以教师讲解为主，很少开展让学生充分发展个性的教学活动，诸如听录音、看视频、小组合作和个人发言等。调查还发现，与小学生的英语课堂相比，在初、高中英语课堂中，教师讲解的比重较大，而这正是学生对英语丧失兴趣较为显著的阶段。因此不难发现，课堂教学模式与学生学习兴趣息息相关。不过，虽然从学生的反映来看，课堂教学模式仍然单一，但通过对教师的问卷调查我们可以发现，少部分的教师（最高达30%）已经开始认识到课堂教学的局限性，有愿望使自己的教学形式多姿多彩。
（二）高考英语降分与母语地位的关系 针对高考降分是否能提高母语地位的研究调查结果显示，71%的教师和群众受调查者认为高考英语降分对提高母语地位没什么影响；37%的群众认为若英语在高考中降分的改革方案正式颁布，将有利于母语的发展。在对认为高考英语降分不会提高母语地位的受访者所做的进一步的问卷调查中，多达48%的受访者认为，如高考英语降分，会延缓社会发展，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英语作为我们走出国门的交流工具，其地位其实不会因为高考降分而有所下降。人们应该正确地对待英语在课程体系中的地位。 （三）英语高考改革与学生减负 减负这一话题位列改革舆论的最前端。以营利为目的、市场为导向的培训机构可谓是教育改革中“嗅觉”最为敏锐的群体之一。在培训机构方面，我们对黄冈中学知名英语教师和新东方校长做了访谈，他们明确表示英语高考改革不但不能减轻学生负担，反而有增加学生负担的风险。以听力考试为例，在第二次听力考试来临前，很多学生为了刷新已有的听力成绩需要做大量的突击训练。因此，他们认为英语社会化考试会使考生为不断刷新等级而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作为和学生利益直接相关的家长群体，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趋向于一致的。大部分家长（80%）认为无论英语考试形式怎样变化都无法改变英语的重要性。部分家长甚至认为，就算英语不纳入高考，他们也不会因此而降低对孩子英语的要求。但是，不少家长认可英语考试改革可能减轻学生的负担，如果实行英语等级考试，孩子们也许就能将更多的时间花在感兴趣的科目或是课外活动上。 对于教师或教研员来说，他们认为，英语教育改革对学生而言是增负或是减负，应视学生的能力和应试目的而定。对成绩较好、希望考取更优秀的大学的学生来说，其实社会化考试和一年两考是增加了负担，他们需要花大量的精力来得到一个较高的等级；而对于成绩不是很好的学生来说则是减轻了他们的负担。 （四）英语教育改革建议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见图3），除了少部分初、高中学生外，几乎没有调查对象认可高考中可以不考英语，这体现了社会对英语这一学科重要性的认可。然而，对于具体的改革建议分歧较大。首先，绝大多数教师（98%）赞同保持英语的现有分值比，很少有教师赞同提高或降低英语分值。其次，赞同保持英语的现有分值比的是小学生（70%），甚而有25%的小学生赞同提高英语的分值。再次，65%的群众和家长赞同保持现有的英语分值比，但也有多达25%的群众和家长赞同降低英语的分值比，这在四组被调查对象中是最高的。最后，赞同保持英语现有分值比的初、高中学生只有60%，反而有10%的初、高中学生赞同降低英语分值，更是有多达20%的学生赞成在高考中不考英语。
四、分析与讨论 根据调查结果，我们验证了社会各界一直所诟病的问题，即英语教学耗时长，精力、时间、金钱投入甚多，但其收效却不尽如人意。正如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张树华所指出的，“英语热”耗费了大量的教育资源，成本高、收效低；同时英语教学与应用严重脱节，教学陷入自我折磨、自娱自乐的怪圈（张云龙、王笛，2013）。 客观来说，中国这些年通过强制性措施确实让英语获得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如果高考不考英语，很难想象英语学习能如此迅速地普及开来，能有几亿人英语水平大幅度提高。但发展到今天，英语应试教育的弊端也显现无遗，学生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投入到英语学习中，但最终学到的还是“哑巴英语”，甚至严重到如张道真指出的那样，目前国内学生学到的基本都是“哑巴英语”，而“哑巴英语”和没学过英语没有什么区别，传统的考核方式应该被彻底打倒！（转引自蒋丽丽，2013）现在的英语教育改革到了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的阶段。改变考试方式，但不改变教学与考试模式，这是绝对不可取的。必须使英语真正成为应用型的学科，让人人都能听英语、说英语，发挥其工具作用。这点当然也要在考试上有充分的反映。 大多数被调查对象认为，降低英语的地位其实并不能相应地提高母语的地位。其实美国《侨报》也曾刊文称，通过高考指挥棒，降低对英语的重视，以提高对语文的重视，这既解救不了英语也救不了语文（中国新闻网，2014）。外语教育中不可能摈弃母语文化而吸取另一种异国文化，而应该是民族与民族间的双向交流。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它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基因和密码。通过外语教育中的跨文化教育，既能弘扬中华文化，又能学习异国文化，进而在全球化语境中形成自己的母语文化特色。诚如戴炜栋（2014）所言，英语学习与汉语学习并不矛盾，也不是导致汉语水平下降的“罪魁祸首”。学习者汉语水平的降低与社会整体学习环境、年轻人的碎片化阅读习惯、英语教学内容、汉语教学方式、学生课业负担的影响等不无关系，并不能将其简单归因为“英语热”，更不能将社会、家长和学生引入“英语无用论”的误区。事实上，在英语教育中可以融入中国文学、哲学等内容，提升学生对母语文化的认同感。 正如王守仁（2014）所表示的，在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水平将范围更大、领域更广、层次更高，因此，必须加强而不是削弱英语教育。这样的观点已经深入并普及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调查中我们看到，几乎没有人赞同在高考中可以不考英语。然而，被调查者对于英语的社会化考试和高考是否降分的意见仍有分歧，但总体上是持审慎态度的。这样的分歧在专家之间也同样存在。如王蔷（2014）就认为，高考英语一年多考降低了集中高考的压力。通过分散考试时间，可以降低社会对集中高考的关注度，减轻公众、家长和考生的巨大压力，减轻学校排名的压力，为学校、教师和学生减轻心理和舆论压力，改变一考定终身的局面。通过增加考试的机会，避免学生命运被一锤定音。然而，王守仁（2014）则认为，高考既然是“国家考试”，就不应实行所谓的“社会化”。高考改革不能闭门造车，不能随意用今日否认昨日，而是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睁眼看世界，顺应世界潮流。郭英剑（2014）也提出质疑：社会化了的英语高考，权威性何在？因此，靠英语科目考试改革进行“探索”，必须慎之又慎，可以视目前浙江和上海两地的改革结果来确定高考社会化改革的走向和未来的对策。 对于英语教学改革的走向，以及我们该如何适应社会对英语教学的需要，我们汇聚调查中的结果以提供一些借鉴与参考。 （一）明确英语课程所具有的人文性特质 在我国基础英语教育领域，教师和家长的教育理念依然存在诸多误区。正如前文调查所看到的，许多人只是将英语视作应试的工具，这在初、高中阶段尤其明显。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不少中学生，尤其是高中生，相对于小学生而言不喜欢英语的原因了。还有许多人认为语言仅仅是一种交流的工具，只看到了语言的工具性和实用性，却忽视了教育部（2012）在《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提出的英语语言的人文性，从而忽视了英语课程承担着提高学生综合人文素养的任务，即学生通过英语课程“能够开阔视野，丰富生活经历，形成跨文化意识，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发展创新能力，形成良好的品格和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总体来说，这种认为英语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的浅薄的教学理念，不仅扼杀了学生的兴趣和想象力，也违背了语言教育的客观规律。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明确认识到，英语课程不但具有工具性，而且具有人文性。 （二）培养学生有效的学习策略 通过上述的调查研究，我们发现，由于应试教育的观念仍然在大多数调查者心中根深蒂固，因而他们忽视对学生进行有效学习策略的培养。而正如《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年版）》（教育部，2012）以及《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教育部，2003）所指出的那样，培养学生有效的学习策略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发展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自主学习能力是学生驾驭学习活动、获得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的基础。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不只在英语课内，更重要的是在课外的广阔空间。教师指导学生独立学习词汇、语法，参与语言实践，不断积累语言材料，再指导他们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归纳出语言规则，升华到理性认识。这是一个从客观到主观，从物质到精神，从存在到思维的过程，这是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学生学习英语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是从理性认识能动地回到实践，也就是在归纳掌握了语言规则后，回到听、说、读、写交际活动的实践。通过不断“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学生掌握了学习英语的规律，就能提高自学的能力和水平。 （三）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和情感态度 情感态度指兴趣、动机、自信、意志和合作精神等影响学生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的相关因素以及在学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祖国意识和国际视野（教育部，2012）。本研究调查表明，降低外语地位其实并不能相应地提高母语地位，其实外语和母语一样，可以帮助学生形成祖国意识和拓宽国际视野，可以帮助学生建立自信心，营造民主、平等的学习氛围，渗透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 在英语教学中，我们要让学生有明确的学习目的，能认识到学习英语的目的在于交流；有学习英语的愿望和兴趣，乐于参与各种英语实践活动。要让学生在生活中接触英语时，乐于探究其含义并尝试模仿；对祖国文化能有更深刻的了解，具有国际意识。要使课堂英语化，使学生充分置身于良好的课堂语言环境中，提高英语交际能力。语言教学的重要目的就是使学生掌握通过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发挥语言的功能。交际教学并非仅指口语和听力教学，而是主张听、说、读、写四项技能的相辅相成；交际教学并不否定语法教学，而是要在教学中巩固、扩大这些基础知识并学会运用，这样才能体现出交际的功能。只有在不断的交际中培养学生对英语的兴趣，才会更有效地提升学生学习英语的能力。 通过调查研究，我们验证并强化了王蔷（2014）的观点，即英语考试不论如何改革，是否实施社会化，分数是加还是减，英语的重要性都不容忽视。中国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而要继续发展和改革开放，需要培养具有国际意识、创新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开放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与国际接轨，要能够接触最新的各种信息和资源，需要利用有效媒介与其他国家进行交往和交流。英语是公认的国际性语言，是交流的主要渠道，忽略这个事实是短视的、狭隘的，是对国家和学生未来发展不负责任的（王守仁，2014）。 本调查研究能够给教育决策者、学校、学生带来一些有益的参考。然而，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如调查对象的广度不够，调查对象仅仅限于浙江省，由于该省经济发达，对外开放需求较深，这样的调查结果有一定的局限性。针对这些不足之处，我们将会不断参考各方研究结果，继续进行深入的实地调研，争取使调研结果进一步得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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