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和PPI周期协动效应——基于频带分析方法的实证检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频带论文,实证论文,周期论文,效应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反映特定时期市场供求关系和投资及产出变化特征的价格变量，由于其丰富的信息内涵成为各国政府宏观经济景气监测的重要指标（Forni等，2001；Briault，1995；刘金全等，2004）。其中生产者价格指数PPI（PPI衡量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情况，一般以同比或环比增长率表示）和消费者价格指数CPI（CPI反映与居民生活相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变动程度，通常也以同比或环比增长率表示）就是其中广受关注的两类价格指标①。对于CPI和PPI波动的先后次序及其波动成因问题，传统价格传导规律认为，价格波动通常从上游生产环节的价格指数PPI向下游消费环节的CPI方向传递，即PPI先行特征，如表现为生产资料等供给要素价格上涨和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生产者通过成本转嫁带动消费者价格指数上升，且消费者价格涨幅大于生产资料价格。但观察我国近期CPI和PPI走势并没有出现预期的协动效应，PPI一度高于CPI上涨且CPI回落后PPI仍保持上涨态势，并在其峰值高于CPI峰值后才开始下降。若在更长时间段内观察，PPI高于CPI的现象在我国近些年并不少见。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7年1月～2008年11月CPI和PPI月度同比增长率变化趋势，PPI波动就明显出现过四次高于CPI的现象，PPI的波动幅度大且持续时间长。
对于PPI和CPI的周期波动关系，大量文献利用不同的计量模型和检验方法考察二者的因果关系（Koutroumanidis等，2009）。Cushing和McGarvey(1990)发现，从PPI向CPI比CPI向PPI方向的作用强度大，且PPI和CPI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BLS(2004)认为，使用PPI的主要目的是以实际利润计算真实经济产出，而使用CPI的主要目的是控制生活成本而调节收支流量，PPI和CPI价格异动主要源于二者不同的概念和数据精确度，如PPI指数成分包括生产者投入和消费者的中间商品和服务，而CPI只包括用于最终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正是PPI和CPI组成成分以及数据类型和收集时点的不一致，导致PPI和CPI关系的多变性和非统一性。Koutroumanidis等(2009)利用希腊圆木制品价格数据以及Johansen协整检验、ECM模型和GETS模型，发现PPI和CPI的价格信息具有不对称性，并证实了PPI和CPI间存在长期协整和单向因果关系，即CPI是PPI的格兰杰原因，但不同国家二者波动关系具有不稳定性和不同的变化规律。Guglielmo等(2001)对G7国PPI和CPI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发现，PPI和CPI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对于我国CPI和PPI周期变化协动效应及其决定因素，结合2001年1月～2008年7月的CPI和PPI月度数据，贺力平等(2008)发现，多数月份CPI—食品波动幅度高于PPI—食品，同期PPI—生产资料变动率又高于PPI—生活资料，而且不同年份的CPI和PPI波幅交替变化，PPI不完全跟从CPI。原因在于二者组成成分既具有相似性又具有差异性，也就是CPI和PPI指数构成成分的商品种类繁多，其组成成分商品既有交叉重叠又有区别，导致不同时期的PPI和CPI波动出现此消彼长特征。陈建奇(2008)选择PPI和CPI在1999年1月～2008年6月的月度数据，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协整关系检验后认为，由于消费品市场属于买方市场且食品及居住类消费品价格缺乏弹性，食品价格变化引致CPI波动，同时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促使PPI不断上升。二者波动成因不同而且在投资高涨与消费低迷并存环境下，CPI和PPI波动呈现相对独立性。周望军等(2006)分析了上下游市场产品价格传导关系后认为，上下游产品价格传导机制顺畅与否，直接取决于其市场结构。当然，置疑这类观点的也很多，刘敏等(2005)利用1989～2003年价格指数数据，实证检验CPI和PPI相关关系及分类价格指数关系后发现，PPI和CPI线性关系显著且滞后一期的PPI对CPI有预测力，PPI变化一定会影响CPI，但存在时滞。
应该说，这些研究为判断我国CPI和PPI周期波动关联效应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也深化了对CPI和PPI周期波动规律的认识。不过，正如贺力平等(2008)所强调的那样，价格指数间周期波动关系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时期并不确定，在不同国家也具有不同的波动规律（Koutroumanidis等，2009）。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数据的非平稳性和高随机波动性特征，易使估计结果出现非稳健性。可以看出，当前研究主要使用一般线性回归、格兰杰因果检验和VAR向量自回归等方法，同时所有涉及CPI和PPI周期波动关系及其根源问题分析的最大问题在于都集中于单一时间维度的考察。由于经济数据普遍具有时间和频率的双重特性，只考察变量指标的时间维度特性，将无法有效界定CPI和PPI之间的多维度关系，降低估计结果和分析评价的可靠性，所得到的检验结果并非完全真实有效。为了有效识别CPI和PPI周期波动关联性，克服单时间维度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本文利用频带分析方法，从时域和频域两个角度判断我国CPI和PPI周期变化协动效应，并深入剖析CPI和PPI长短周期波动的影响因素。
二、CPI和PPI短周期波动关联性及其决定因素
借鉴国内外相关文献指标选取原则和频带分析方法对数据有效性的要求（Baxter和King，1999；Granger和Hatanaka，1964），本文选择CPI和PPI指数在1997年1月～2008年11月的月度同比数据进行分析，如图1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样本区间的多数时期内，CPI和PPI的变化趋势基本相一致并且具有相似的波动周期特征。从CPI和PPI时间变化路径以及数据实际情况可以看出，2000年以前CPI涨幅高于PPI，但从2000年以后PPI涨幅多次高于CPI，即分别在1999年11月～2001年2月、2002年11月～2003年9月、2004年1月～2007年1月、2008年5月～2008年10月出现四次明显的CPI和PPI涨幅倒挂现象，平均持续时间长度为1年8个月，在样本观测期内呈现出倒挂次数多和周期长的特征。
图1 GPI和PPI随时间变化路径
其中，t=T-m+1，T-m+2，…，T，而T=m，m+1，…，N。在此取m=48个月，CPI和PPI剔除噪音和随机因素后的周期分量滚动相关系数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在样本期的大部分时间内，CPI和PPI相关性较高，相关系数普遍超过0.6。这意味着，在大部分时间内CPI和PPI之间有着较高程度的共变性，二者的最大值出现在1997年3月～2001年2月，相关系数达到0.944。2001年7月～2005年6月二者相关系数最小，其值为0.361。观察图1不难发现，这一阶段CPI和PPI共变程度最低，主要是CPI只经历一个衰退期而PPI在大衰退期中曾出现回升现象（在2003年3月），致使二者相关程度下降。在2004年11月～2007年10月的样本期内，二者相关系数出现次低点0.571，原因是在CPI衰退过程中，PPI出现了一个小幅上涨的波动。
图2 GPI和PPI的滚动相关系数
通常认为，我国经济周期为1.5～8年（石柱鲜等，2006），为了更精确地分析CPI和PPI在频域上的周期协动效应，本文将18～96个月的频带分为两部分：18～36个月（频带为0.0278～0.0556）和36～96个月（频带为0.0104～0.0278）。为简化分析起见，本文将这两个频带上的周期分量分别称为短周期分量和中长周期分量，而将18～96个月的周期分量称为全周期分量。利用Rua和Nunes(2005)以及石柱鲜等(2007)提出的基于互谱密度函数的频带分析方法，考察CPI和PPI在特定频带上的相关关系和时差特点，其中互谱密度函数的频带分析方法主要特征如下。
将CPI和PPI周期波动利用傅立叶变换从时域转换到频域，得到CPI和PPI的功率谱图如下页图3和图4所示。图3和图4的横轴表示频率，纵轴表示CPI和PPI在各个频率上的功率。图3显示，CPI周期分量在频率0.022谱能量达到最大，对应的周期是45个月；次之是频率为0.012时，对应的周期是83个月。PPI周期分量在频率0.021时谱能量达到最大，对应的周期是45个月；次之为频率0.031时，对应的周期是32个月。依据谱能量特征，计算出CPI和PPI周期分量在指定频带上谱能量比重，发现18～96个月的CPI和PPI的周期分量谱能量占总能量的比重分别为93.42%和97.35%，都超过了90%。据此，本文选择CPI和PPI在18～96个月的周期分量进行分析就具有代表性。需要指出的是，在长中短周期上，CPI和PPI的谱能量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在36～96个月的中长周期上，CPI和PPI的周期分量的谱能量占总能量的比重分别为79.39%和68.63%。而在周期为18～36个月的短周期上，CPI和PPI周期分量的谱能量占总能量的比重分别为14.03%和28.72%。
图3 CPI的功率谱
图4 PPI的功率谱
利用式(2)～式(5)和Matlab7.0软件，分析CPI和PPI在频域上的短周期波动关系，数据见表1第1行。可以看出，在18～36个月短周期上CPI和PPI同期相关系数为0.6508，和二者滚动相关系数的均值基本相等。CPI和PPI最大交叉相关系数为0.6549。与之对应的先行滞后期显示，CPI先行PPI期数为2.7个月。由此可见，在短周期上CPI是PPI的先行指标，先行期数约为3个月，这一估计结果得到贺力平等(2008)研究结论的支持。但与其结论形成过程明显不同的是，本文是利用互谱密度函数的频带分析方法，精确测算二者的相关程度和先行滞后关系而后得到的结果，即并不是先通过对初始数据的主观先验判断，然后再进行滞后关系的回归检验才得到的结论，因而本文的判断更精密并更具可信度。不难发现，在频域中二者短周期波动关系，与通常认识的PPI是CPI的先行指标、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应向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传导的传统观点相反。
为深入剖析CPI和PPI之间的传导机制，进一步考察CPI组成成分与PPI组成成分分别在周期为18～36个月中的作用关系，CPI—食品、PPI—生活资料、PPI—生产资料在频域中的关系如表1所示。
表1 CPI和PPI短周期波动关联性
表1显示，CPI和PPI—生活资料的相关程度较高，同期相关系数超过0.9，明显高于CPI与PPI—生产资料的相关程度，也高于CPI和PPI二者直接的相关系数，CPI略微先行于PPI—生活资料，先行期数为1.5个月。而CPI和PPI—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同期相关系数为0.5064，交叉相关系数最大值为0.5110，低于CPI和PPI的相关系数，更低于CPI和PPI—生活资料的相关系数。同时，CPI先行于PPI—生产资料的期数为3.3个月。这些数据表明，CPI先行并主要拉动的是PPI—生活资料，而CPI的变化特别是始于2003年和2007年的两轮CPI高企，主要是粮食和肉类等农副产品受到供给冲击而引发，其中初始农副产品价格变动而其他消费品价格指数基本保持平稳，导致了CPI指数的结构性变化。结合CPI变动的成因，我们进一步观察是否CPI—食品价格上涨拉动了PPI—生活资料价格波动。检验结果和预期分析结论相一致，说明正是食品价格上涨带动CPI上升，经过1个月后传递到PPI—的生活资料，3个月后进一步传递到PPI—生产资料和整个PPI。同时CPI—食品和PPI—生活资料的同期相关程度很高，相关系数为0.8659。为何会有这样的传导机制而不是PPI向CPI方向传导？依据我国国民经济的价格指标设计，不难发现，在CPI核算中一般农副产品直接销售给消费者，进入CPI“商品篮”中统计，而未直接进入消费终端的部分农副产品由于先出售给加工厂后再卖给消费者，二者中间必然存在一个时滞（计量结果显示，这个时滞约为1个月）。因此，从价格变动趋势上我们会先看到CPI价格指数变化，然后PPI—生活资料价格指数才会出现波动，频域中的短周期关系和二者真实的变化情况相吻合。虽然我们不能据此简单地判断近期PPI上涨完全是CPI拉动的，但利用统计数据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断定，PPI—生活资料价格指数上涨的部分原因是CPI上涨所导致（贺力平等，2008）。一般认为，当上游工业燃料、电力等原始能源的价格上涨，会传递到生产资料和中间产品，最后传递到一般日用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不过在本文考察的样本区间中，生产者价格指数并没有向消费者价格指数传导而是相反。可能的原因在于不同市场环境，特别是在我国转轨经济的市场结构中，PPI向CPI的传导机制可能受到阻碍，导致PPI无法向CPI方向传递，甚至可能出现消费品价格向生产资料价格传递的现象。诸如在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结构（类似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中，企业生产的产品往往存在剩余，在供过于求和市场激烈竞争的环境下，为了销售尽可能多的产品并维持原有的市场份额，即使原材料涨价，企业也无法通过价格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往往只有通过压低利润或技术进步和设备更新改造降低生产成本方式增加产品销售，这必然就使得生产资料价格波动无法有效传递到消费品市场，结果是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而消费品价格却基本保持稳定。从近年来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数据来看，我国消费需求明显不足且贡献率低（国家统计局，2008）。表明我国现阶段的消费品市场的确存在买方控制特征。
当然，现实市场经济问题往往是错综复杂的，影响CPI和PPI变动的因素也有很多。诸如一些学者认为PPI必然受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购进价格的影响即成本推动。有的学者依据我国近年来流动性过剩现象，提出流动性过剩会引发通货膨胀。另一些学者认为，近年来CPI和PPI变动主要是国内货币投放过多所致。结合CPI和PPI短周期分量的关系特征，我们在频域上进一步分析CPI和PPI周期波动影响因素，除了考察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购进价格还包括流动性指标，目的是验证价格指标的波动根源，其中流动性的指标选择设计为M2与实际GDP增长率之差LS②，通过检验货币供应量M2的增速与CPI的关系，反映货币供给或货币政策对价格指标的作用，结果见表2。
表2 CPI和PPI短周期波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表2显示，PPI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在短周期的同期相关系数超过了0.9，交叉相关系数最大值为0.9474，二者相关程度很高。相关系数显示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略微先行于PPI，表明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购进价格是PPI上涨的原因，但先行期数不到1个月，也可以认为二者基本保持同步变化。PPI—生产资料与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购进价格指数的相关系数更高，同期相关系数和交叉相关系数最大值分别为0.9649和0.9654，显示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购进价格先行于PPI，先行的期数为0.6个月。而CPI和流动性指标LS及货币供应量M2的交叉相关系数都不足0.13，表明流动性和货币供应量都不是CPI短期变动的原因。或者说，CPI与流动性过剩指标的短周期波动相关系数非常低，不能说明近年来的CPI短期波动由流动性过剩所引发。同样CPI与货币供应量M2增速的相关程度也较低，虽然M2是CPI的先行指标，但也无法验证其变动会导致CPI短期波动。同期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的变动过程印证了这一结论：在2007年开始的新一轮PPI上涨过程中，一方面源于食品等生活资料价格上涨，由于季度性和突发性因素，先以肉类产品为代表的食品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升，紧接着新鲜蔬菜、水产和乳品等食品价格也出现大幅度上涨。其中2008年上半年食品类价格累计上涨了约10%，涨幅高于同期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幅度；另一方面，受2007年宏观经济和股市投资收益利好以及投资者盲目乐观预期的影响，国际原油、石油、煤炭、钢材等重要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升，传递到PPI—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进而拉动PPI指数持续上涨并长时间处于高位。对于CPI和PPI变动不一致性问题，从二者的指数构成中可以得到解释。从PPI构成成分的上千种产品种类来看，构成PPI指数的大部分为原材料、电子化工、纺织机械产品等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只占30%左右。而CPI指数的一揽子商品构成中，工业消费品约占50%，其余50%为生活消费品，如食品。由于两类指数商品构成成分的差异，客观上造成产品供给因素得到缓解后，CPI开始下降但PPI还是继续走高，甚至在较长时期内出现PPI与CPI的倒挂现象。可以说，2007年以来的PPI循环上涨并且PPI高于CPI涨幅现象，主要是食品与生产成本双重因素推动的结果。
总之，短期引发CPI和PPI波动的原因不是流动性过剩或货币供给，CPI短期波动主要来自于食品类消费品供给的波动，且表现为CPI向PPI方向传递。即CPI首先上涨后传导到PPI—生活资料再到PPI—生产资料，伴随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等生产成本上涨，共同推动PPI持续升高且涨幅超过CPI，即短周期并不存在PPI向CPI方向的传导。
三、CPI和PPI中长周期波动关系和决定因素
依据通货膨胀理论，通货膨胀类型或其形成原因主要有三种：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和供求混合推进型通货膨胀。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突出强调通货膨胀和货币量间的作用关系，或者认为通货膨胀本身就是一种货币现象。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主要源于劳动力和原材料等生产要素价格上涨而引发生产成本上升，最终引发通货膨胀。而供求混合型通货膨胀主要源于供求结构不平衡，如产品和要素市场结构失衡而出现的结构性原因，特别是总需求和食品、生产资料和投资需求过快增长拉动物价上涨。当然，全球经济一体化环境中，外向型经济更易受进口品价格上涨影响而引发通货膨胀。对于近年来我国中长期经济周期波动，特别是CPI与PPI倒挂成因，陈建奇(2008)认为，CPI和PPI倒挂正是非对称供求结构作用的结果。因为消费品供给过剩和稀缺并存，而生产资料市场可能是投资驱动型市场，即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易在投资驱动下拉动PPI循环上涨，出现CPI和PPI变动几乎保持独立的现象。贺力平等(2008)认为，CPI向PPI方向传导并非是商品供给短缺，即供少于求，在多种因素约束下需求变动才是CPI周期波动的主要因素。
与其他滤波方法相比，Christiano-Fitzgerald滤波方法具有不损失样本数据，同时能够依据研究者的需要分离出特定频带上的循环要素等优点（石柱鲜，2007）。利用Christiano-Fitzgerald滤波方法，分离出CPI和PPI数据在18～96个月和36～96个月内的周期分量，如图5和图6所示。图5显示的样本观测期内CPI和PPI的周期波动特征比图1更清晰，二者都出现了3个明显的波峰和3个波谷。在2003年3月和2006年8月还出现了两个小的波峰。其中，PPI波动幅度高于CPI的波动幅度且PPI波动比CPI复杂，CPI和PPI波动具有此长彼长特征但又不完全呈现共变性。图6是CPI和PPI在36～96个月内的周期分量，二者的波动基本一致，但PPI的波动幅度明显高于CPI。
图5 CPI和PPI的全周期分量CPIC和PPIC
图6 CPI和PPI的中长周期分量CPIL和PPIL
为了准确判断CPI和PPI中长周期波动的影响因素，也为了检验CPI和PPI周期波动是否如国内学者所认识的那样主要表现为消费需求或投资需求引致的结果，本文首先选择消费和投资指标，检验CPI、PPI分别与消费和投资增长的中长周期关系，再探讨CPI和PPI周期波动的根源问题。其中消费变量选择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同比增长率月度数据(SCP)，投资变量选择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增长率月度数据(FCI)，利用Christiano-Fitzgerald滤波得到二者18～96个月的周期分量波动趋势，Christiano-Fitzgerald分解结果如图7和图8所示。
图7 CPI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SCP的全周期分量
图8 PPI和固定资产投资额FCI的全周期分量
图7显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SCP的周期分量和CPI的周期分量的变化特征极为相似，在样本观测期都出现了3个波峰和3个波谷，并且在CPI达到波峰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SCP也达到波峰。在CPI达到波谷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SCP也达到波谷，只不过在2000年以后二者波动出现一定的时滞。图8显示，固定资产投资额完成额。FCI和PPI的波动出现了相当程度的背离，在2007年之前当固定资产投资额完成额FCI达到波峰时，PPI却几乎同时处于波谷。固定资产投资额完成额FCI处于波谷时，PPI却又几乎同时到达波峰。二者波动呈现反向变动特征，这说明当PPI上升，生产成本会上升，固定资产投资额也会随之减少，二者的波动规律吻合当前我国价格波动现实。
依据通货膨胀的形成根源分析，进一步检验我国近年来CPI和PPI上涨的原因，主要是估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SCP和CPI、固定资产投资额完成额FCI和PPI，以及与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购进价格、货币供应量、流动性指标在中长周期分量的相关性和时差关系，结果如表3所示。表3也列出了变量之间在周期18～96个月的全周期波动关系，以利于对比评价。
表3中的CPI和PPI波动分量关系检验结果表明：
第一，在18～96个月的全周期上，CPI和PPI的同期相关系数为0.6804，而交叉相关系数最大值为0.7005，相关程度很高。CPI先行于PPI的期数为两个月，这和短周期上CPI先行关系一致。在中长周期上，CPI和PPI的同期相关系数和交叉相关系数相同，都为0.7934，即二者相关程度更高，周期波动表现出同步特征。这说明CPI和PPI背道而驰的情形不会长时间持续，指数差距会逐步缩小而呈现出共变特征。虽然始于2004年1月的PPI反超CPI经过3年的时间才得以缓解，但2008年4月开始迅速走高的PPI（8月份涨幅达到10.1%，创近年来的新高），在价格管制和财政货币政策等政府宏观调控作用下，经过半年时间就在2008年11月回落到2%左右。
表3 CPI、PPI中长周期和全周期波动因素分析
第二，在18～96个月的全周期上，CPI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SCP同期相关系数为0.8076，交叉相关系数最大值为0.8613，而在36～96个月的周期上二者的相关系数更大，同期相关系数和交叉相关系数最大值分别为0.8703和0.8781。根据二者周期分量交叉系数最大值所对应的滞后期数可知，在全周期和中长周期上，CPI都先行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SCP，先行期数分别为两个月和1个月。表明我国居民消费总量并没有因为消费价格的上升而下降。
第三，在18～96个月的全周期上，CPI和流动性指标LS的同期相关系数非常低，交叉相关系数最大值也不高，只为0.4113。在36～96个月的中长周期上，二者交叉相关系数最大值为0.5135，呈现中度相关性。不过，不管在全周期上还是在中长周期上，二者的先行滞后关系一致，都是CPI先行于流动性LS，先行期数为29个月。表明CPI周期波动不是流动性引发而是恰恰相反，即CPI上涨引发流动性过剩。因此，当经济处于较高通货膨胀时期，政府必须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以防止经济出现流动性过剩。
第四，在18～96个月的全周期和36～96个月的中长周期上，CPI和货币供给量M2都呈正相关关系，同期相关系数较小，分别为0.1400和0.1155，交叉相关系数最大值分别为0.4605和0.6980。货币供给量指标M2先行，先行期数分别为13个月和10个月。表明货币供给量影响通货膨胀的水平和程度，但作用效应没有直接体现在当期而在1年左右。也就是说，政府可以将货币供给量作为宏观调控目标变量，但只有与其他财政货币政策积极配合，才能达到抑制通货膨胀恶化的目的。
第五，在18～96个月的全周期和36～96个月的中长周期上，PPI和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的购进价格相关性都较高，相关系数均超过了0.9，而且PPI和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的购进价格同步波动，二者周期波动不存在时滞现象，表明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的购进价格变化是PPI波动的主要组成部分。
第六，在18～96个月的全周期和36～96个月的全周期上，固定资产投资FCI和PPI周期分量的同期相关系数都为负值，但其相关系数绝对值较小，平均约为0.2。表明同期生产者价格指数与固定资产投资FCI呈现负相关关系，但二者的相关程度较低。在18～96个月的全周期上，固定资产投资和生产者价格指数的交叉相关系数最大值也不高，约为0.4432。但在36～96个月的中长周期上，二者交叉相关系数最大值为0.6697且固定资产投资先行，先行期数为15个月。说明在中长周期上，社会投资需求旺盛与否直接影响生产者价格指数波动。可以说，近年来正是我国旺盛的固定资产投资拉动长期PPI变动，投资涨跌在生产资料价格变化中才得到一定的体现（陈建奇，2008）。
综合分析可知，在中长周期中CPI和PPI相关程度较高且保持同步波动趋势，其中货币供给量是CPI上涨的主要原因。消费需求和流动性虽然并不是CPI的推动力，但CPI高企却会引发消费总量增长和流动性过剩。PPI和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价格同步波动，投资需求是PPI的决定因素，即投资驱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但由于CPI和PPI构成的相对独立性导致CPI和PPI波动的非一致性。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价格指数是政府宏观调控必须关注的指标，而近年来我国CPI和PPI周期波动并没有出现传统理论预测的变化规律。针对当前国内对二者关系的争论，为了解释我国CH和PPI周期波动的关联性，克服单时间维度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本文利用互谱和Christiano-Fitzgerald滤波方法进行频带分析，从时域和频域两个角度考察我国CPI和PPI周期波动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检验结果显示CPI短期波动主要来自于食品类消费品供给波动，CPI先上涨后传导到PPI—生活资料再到PPI—生产资料，时滞分别为1.5个月和3.3个月，短周期中不存在PPI向CPI方向的传导机制。中长周期CPI和PH相关程度较高且二者保持同步波动趋势，其中货币供给量是CPI变动的主要原因。消费需求和流动性不是CPI波动的推动力，但CPI持续上涨却会引发消费总量增长和流动性过剩。中长周期PPI和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价格同步波动，投资需求增长是驱动PPI上涨的决定因素。
结合CPI和PPI周期波动关联性和决定因素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制定大宗短缺资源的总体发展规划，防止供求失衡引发短期价格波动。利用互谱函数的频带分析结果，发现短周期CPI是PPI的先行指标，CPI先行期数约为3个月。而近年来CPI短周期波动主要来自食品类消费品供给冲击，CPI向PPI传导也主要是通过食品和农副产品渠道。虽然不同时期通货膨胀的直接诱因不同，但原材料价格和食品类消费品供给通常是短期PPI和CPI变化的根源。因此，在充分发挥市场资源调节功能的同时，政府应制定大宗短缺资源特别是农副产品和能源的总体发展规划，如农副产品生产、销售和储备机制以及农副产品生产的保护制度，防止出现短缺产品对进口的过分依赖。同时，对于大宗农产品、重要生产原料和食品类消费品进行市场价格、供求量和库存变化的有效监测，以保证其平稳供给，防止价格指数过度波动。
其次，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实现价格长期稳定。利用Christiano-Fitzgerald滤波方法的分析结果显示，在中长周期，即36～96个月内，CPI和PPI、PPI和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价格同步波动，而中长期PPI变化由投资引发，旺盛的社会投资驱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纵观近年来我国经济波动现象可知，能源、原材料等生产资料的需求主要来自国内投资，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逐年下降，而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基本保持上升趋势，逐渐超过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拉动作用。从2001年开始投资需求不断攀升，固定资产投资总量迅速增长，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50.1%，与2000年相比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提高了27.7个百分点，2003年投资贡献率达到最高值(63.7%)。同期国内交通、通讯和房地产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迅猛发展，导致能源和原材料的旺盛需求，增加了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压力。加上进口依赖性资源价格波动的作用，共同拉动了下游产品价格上涨，引发较长时期的通货膨胀。因此，政府宏观调控应设计长期合理的投资结构，达到既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又稳定价格的目标，结合中长期的发展规划，注重节能减排、生态工程、医疗教育和公共设施等领域的投资，避免产业政策的盲目性和重复性，审时度势地调整投资结构，引导资本向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方向投入。
最后，财政货币政策相机抉择，有效平抑价格波动。利用Christiano-Fitzgerald滤波方法的中长周期分析结果显示，CPI中长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是货币供应量，但CPI持续高涨会引发消费总量增长和流动性过剩。因此，从长期来看政府运用财政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时，只有保持投资需求平稳和货币供应量适度增长，才能实现熨平价格周期波动的目的。诸如，自2007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连续出现16个月上涨，商品零售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也出现持续上涨趋势。为了抑制可能出现的全面通胀、控制物价上涨、稳定预期和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政府实施了“一稳一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截止到2008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已经连续1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8次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杨继生，2009）。2008年下半年财政货币政策调控成效逐步显现，CPI同比增长率从6月份的7.1%逐步回落到2009年1月份的1.0%。但PPI增速并没有出现预期的迅速回落，其同比增长率从2007年7月份的2.4%不断上涨至2008年8月份的10.1%，之后才开始逐步下降。可以说，只有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相机决策，政策双管齐下才能有效平抑CPI和PPI波动。
从2008年底开始，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外需减弱、投资下降和食品如肉禽类及其制品价格大幅回落，2009年CPI还首次出现负增长，通货紧缩可能性增大。应该强调，经济全球化和国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影响一国PPI和CPI指数变化的因素可能非常复杂，经济体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时期中的价格指数间周期波动关系就更具有不确定性。也就是说，CPI向PPI还是PPI向CPI方向传导及传导效率，除依赖于经济发展阶段，还取决于经济体特定的市场结构、经济结构、市场竞争程度和资源禀赋等。面对不同的经济环境和国际经济形势，政府应综合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行政约束等多种手段，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有效抑制价格波动，创造稳定和谐的经济局面。
注释：
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价格指数设计和构成成分说明，工业品可以分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大类，生产资料又可细分为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包括食品、衣着、一般日用品和耐用消费品四类。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包括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交通通信及居住等产品（国家统计局，2007），可知CPI和PPI的食品类组成成分有许多重叠之处。
②将GDP增长率序列季度数据通过频率转化得到月度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