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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20(2011)06-0055-04
清朝定鼎中原之后，在西北地区与准噶尔围绕统一展开了长期的斗争。乾隆十年(1745年)噶尔丹策零死后，准噶尔内乱不已，清朝政府认为统一西域的时机成熟。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兵分两路出征准噶尔，准噶尔政权瓦解，天山北路平定，同时也结束了准噶尔对天山南路的统治。天山南路地区在清代文献中被称为“回部”、“回疆”，为处理天山南路事务，清廷在内务府设立了培养通晓“回语文字”(维吾尔族语言文字)人才的专门学校。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该机构被称“回子官学”[1]卷1200,19061，而在《日下旧闻考》、《宸垣识略》中称“回子馆学”①。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大小和卓的叛乱后，清朝设官建制，驻军立屯，征收赋税，对天山南路地区进行切实的管理。为了加强同当地少数民族的联系，清朝规定回部王公、伯克定期年班来朝，还从天山南路迁居并安置了一批上层贵族和“乐工匠艺”人等来京生活②。这样“回子官学”的作用更加突出。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清朝增设“缅子教习，附于回子官学，令回子学生，兼习缅子语言文字”，遂合称为“回缅官学”[1]卷1200,19061。
内务府是清朝总管宫廷事务的专门机构，掌管上三旗包衣政令及宫禁的治理。内务府之下设有掌管教育的机构，如景山官学和咸安宫官学。关于这两个机构，《清史稿》中记载如下：
景山官学，康熙二十四年，令于北上门两旁官房设官学，选内府三旗佐领、管领下幼童三百六十名。清书三房，各设教习三人。汉书三房，各设教习四人。初，满教习用内府官老成者，汉教习礼部考取生员文理优通者。寻改选内阁善书、射之中书充满教习，新进士老成者充汉教习。雍正后，汉教习以举人、贡生考取，三年期满，咨部叙用。学生肄业三年，考列一等用笔帖式，二等用库使、库守。乾隆四十四年，许回子佐领下选补学生四名。嘉庆间，定额镶黄旗、正白旗均百二十四，正黄旗百四十，回童四。
成安宫官学，雍正六年，诏选内府三旗佐领、管领下幼童及八旗俊秀者九十名，以翰林官居住成安宫教之。汉书十二房，清书三房，各设教习一人，教射、教国语，各三人，如景山官学考取例。五年钦派大臣考试，一、二等用七、八品笔帖式。汉教习三年、清语骑射教习五年，分别议叙。乾隆初，定汉教习选取新进士，不足，于明通榜举人考充。期满，进士用主事、知县，举人用知县、教职。二十三年以后，不论年分，许学生考翻译中书、笔帖式、库使。定教习汉九人，满六人[2]卷106,3113。
“回子官学”也是由内务府设立的这一类教育机构。《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载：
乾隆二十一年奏准，于内务府衙门之南，设立学房，拣选来京居住之回子二人，充补教习，其学生于内务府幼丁内拣选十人，学习回语文字。学生等应得钱粮饭食，照咸安宫官学例给发[1]卷1200,19060－19061。
由此可知“回子官学”的设置时间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内务府档案所载与《大清会典事例》一致③。如前所述，当时清朝正在用兵西域，征讨阿睦尔撒纳的反叛，同时也开始了对天山南路地区的经营，因而设立机构培养通晓该地区语文(即“回语文字”)的人才非常必要。“回子官学”隶属内务府，“委府属司官二人，管理学房事务。设领催二名，服役人八名，以备洒埽，应用器物，于各该处支取。”[1]卷1200,19061《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回子官学”学房在“内务府衙门之南”[1]卷1200,19060，在《日下旧闻考》等文献中则有更为具体的记载，称学房地点“在西华门内右翼门外，东向。”[3]
根据文献所载，“回子官学”中的“教习”“拣选来京居住之回子二人”充任。《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提到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受到奖励的两位“回子教习”的名字——呢雅(据档案漏“思”字)索丕、萨玛什底音[1]卷1200,1906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档案中也有他们的材料，档案中提到，呢雅思索丕、萨玛什底音二人原系养狗处栢唐阿④，于乾隆五十七八年陆续被挑选担任教习⑤。在道光八年(1828年)的一份档案中记载，呢雅思索丕“已届四次五年期满”，由此可知，呢雅思索丕长期在“回子官学”任教。在这份内务府的奏报中出现了另一位教习的名字——爱三霍卓，他与呢雅思索丕同为教习，因初次五年期满，“教有成效”而受到奖励⑥。
“回子官学”制定有对教习的考核与奖励制度。在咸安宫官学中，汉教习和清语教习考核年限不同，“汉教习三年、清语骑射教习五年，分别议叙”[2]卷106,3113。“回子官学”应是参照咸安宫和景山官学的章程办理，“回子教习”的考核年限同“清语骑射教习”，也是五年为一期。按照咸安宫官学和景山官学的制度，“满洲教习初次五年期满，教有成效，议叙给与七品职衔，食七品单俸；二次五年期满，议叙给与六品职衔，食六品单俸”。但是“回子官学”教习的奖励制度与此不同。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内务府大臣英和的奏折中有“回子官学”教习受到奖励的材料。该档案载，呢雅思索丕、萨玛什底音二人于乾隆五十七八年陆续被挑选担任教习，至嘉庆四年(1799年)，他们“教授回子学生初次五年期满”，学生“考试分别登第录用”，他们“因教有成效……赏给九品虚衔顶戴”。到十一年(1806年)他们教授“学生二次五年期满，考试分别等第录用，经该管司员呈明，由回子营盈余钱粮项下，每月各添给二两钱粮米石”。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教授“回子学生”三次五年期满，学生“照例考试分别录用在案”，内务府奏请，“照依各官学满洲教习二次期满之例，赏给六品虚衔顶戴，令其仍食原钱粮米石”。嘉庆帝批示：呢雅思索丕、萨玛什底音两位教习，“著加恩照各官学满洲教习初次五年期满之例，给予七品职衔，食七品单俸，俟四次期满后，照满洲教习二次期满之例，给予六品职衔，仍食七品单俸，以示奖励。”[1]卷1200,19061道光八年(1828年)呢雅思索丕“已届四次五年期满”，内务府奏请“赏给六品职衔，仍食七品单俸”。爱三霍卓初次五年期满，内务府奏请按照规定“赏给九品虚衔顶戴，仍食原饷。”
根据前引文献，“回子官学”学生“于内务府幼丁内拣选十人，学习回语文字”。这里没有明确提到“回子官学”学生的族群身份，内务府所辖有编入旗籍的多个民族群体，其中包括编入正白旗的“回子佐领”⑦。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编号为05-439-031的内务府满文档案中提到了一位“回子官学”学生的名字，档案标题为“奏为回子学生都隆阿等五年期满事”，时间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都隆阿”应是满文名字。
居京维吾尔孩童入官学，文献中有记载。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在内务府所管景山官学为入旗维吾尔人保留4个学生名额，“回子佐领下，定以官学生额缺四名，于在京生长之回童内挑补，令其在景山官学读书，月给银一两。”[1]卷1200,19060景山官学学生人数392人，其中“习清书者二百七十七人，习汉书者一百十五人”[4]。但这4人不在“回缅官学”。
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宣统三年(1911年)总管内务府大臣奎俊的奏折中，提到了上述两类学生：
查内务府于乾隆二十一年奉旨设立回学一处，挑选内务府子弟十名入学肄业，照咸安宫官学章程，诸生月给二两钱粮米石，学成后咨送理藩院充当翻译，学生由学生提升笔帖式，或奖给内务府笔帖式、库使、库守补用等因。又内务府所管回子佐领下额设回子学生四名，诸生月给一两钱粮米石⑧。
在该档案中他将“回子官学生”称作“回学诸生”，把“内务府所管回子佐领下额设回子学生四名”称为“回子营学生”，合起来又称作“回文、回子两项学生”。
乾隆“二十九年奏准，嗣后回子学生定为五年一次，奏委官考试”[1]卷1200,19061。据此可知，“回子官学”学生的学习期限是五年。此类学生入学读书期间的待遇是参照咸安宫官学，“学生等应得钱粮饭食，照咸安宫官学例给发。”而上引宣统三年(1911年)的档案中提到，根据“咸安宫官学章程，诸生月给二两钱粮米石”。“回子官学”学生学习期满，清廷委派官员进行考试，根据考试成绩优劣，分别使用。清代档案中存有几份与“回子官学”考试有关的满文奏折，例如嘉庆四年(1799年)三月十八日“奏为请派回王考试回子考生事”⑨和嘉庆十一年(1806年)十一月初七日“奏请派大臣考试回子学生事”⑩。
档案题由中的“回王”应是霍集斯的后人。霍集斯在清朝统一西域后因功封多罗贝勒加郡王品级，迁来北京居住，在居京师的八爵中地位最高。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霍集斯卒，其第四子哈第尔“袭郡王品级多罗贝勒”。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理藩院奏请，“哈第尔隶内蒙古旗，与外藩扎萨克不同，请视内旂例，俟出缺时递降至公爵，乃世袭罔替。”但是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清帝谕示，“霍集斯曾经效力，复擒达瓦齐有功，著施恩世袭郡王品级。”[5]根据《清史稿》，哈第尔卒于道光十年(1830年)[2]卷211,8761－8762。哈第尔，亦作“哈迪尔”、“哈第儿”。根据《清实录》的记载，哈迪尔很受清廷的信任，他还为清廷翻译中亚浩罕的来文，由于据实翻译，与回疆官员的翻译不同，引起清廷对中亚浩罕的警觉[6]卷216,900。另外，他也有受命主持八旗文童考试的经历，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哈迪尔在主持八旗文童骑射考试中，认真负责，发现“此次监验应试文童骑射内，有年岁可疑之人，请裁彻不准考试”[6]卷342,531。
“回子官学”毕业学生的任职主要是两个机构：一个是理藩院，另一个是内务府。《大清会典事例》中记载，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回子官学”学生卒业，清廷“于回子学生内拣选二人，咨送理藩院，在笔帖式上行走，如果五年期满，行走好，以应升之缺升用，遗缺另选充补。”[1]卷1200,19061二十九年(1764年)规定，学生学习期满参加考试，“一等以笔帖式用，二等以库使、库守用，三等以执事人用。”[1]卷1200,19061在清末的档案中也说，“学成后咨送理藩院充当翻译，学生由学生提升笔帖式，或奖给内务府笔帖式、库使、库守补用”。
根据清宫档案材料记载，“回子官学”持续到清朝末年。清末改设学堂，内务府“回子官学”受到影响。宣统三年(1911年)，总管内务府大臣奎俊代三旗小学堂堂长双泰奏称：“自庚子后，咸安宫及景山官学奏裁，改设内务府高等小学堂一处及初等小学堂六处，惟回文一班今尚缺如。其回学诸生及回子营学生钱粮米石照旧支领。旧日教习今已垂老，回文渐将失传，回王来京将无人通译。”双泰建议，“拟由三旗高等小学堂存款内月拨银八十两，扩充回文学堂一处，普通学科外，兼习回文，即递名为第七初等小学堂，旧有之回文、回子两项学生，分别去留，一并令其入学，所领钱粮米石仍旧发给，回旗庶有生计，而饷项亦非虚糜。卒业后照章送理藩部用，作为回文翻译，与以升阶，庶免通译无人。”(11)
在内务府官员提出的回文学堂，也就是“第七初等小学堂”的建设方案中，学堂的地址选在了“回子营”清真寺。如前已述，清朝统一天山南路后，在京城划定区域，迁居并安置了一批维吾尔人来京生活，他们的居住地在文献中被称为“回子营”。清朝还在“回子营”修建了清真寺，乾隆皇帝亲自撰写了《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7]。奎俊在奏折中称：
查西长安门迤西路南有乾隆敕建礼拜寺一处，规模宏大，建筑精良，内务府回籍旗人居其左右。该寺年久失修，颓垣败木，难壮观瞻，其临街之三层楼，虽已损坏，尚可修补，兹拟由三旗高等小学堂所存捐款内提修此楼。其已倾塌者，择其可用之瓦木石料，改修讲堂十二间，以备此两项学生及招考新生肄业之所，则胜迹可图保存，回文可期永久。
这份奏折的时间是宣统三年闰六月十三日，也就是公历1911年的8月初，此时已是辛亥革命前夕，大清王朝即将崩溃，而“回子官学”也将要走到它的尽头。
收稿日期：2011-06-18
注释：
①见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71，《官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95页；吴长元《宸垣识略》卷2《大内》，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
②乾隆御制《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中称，“其伯克霍集斯、霍什克等，并赐爵王公、赐居邸舍。而余众之不令回其故地者，咸居之长安门之西，俾服官执役，受旅处，都人因号称‘回子营’。”碑文拓片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2册，第59—60页。
③宣统三年总管内务府大臣奎俊代三旗小学堂堂长双泰所上奏折称，“查内务府于乾隆二十一年奉旨设立回学一处……”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档案，编号05-1068-13，题由“奏为代奏三旗小学堂设立回子学一处事”。
④又译拜唐阿，指清内外衙门无品级管事之人及随营听用各项人等。
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档案编号05-0590-058，题由“奏为议叙回子教习三次期满请赏给六品虚衔事”。
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档案，编号05-0652-038，题由“奏为回子教习四次期满照例赏给六品职衔事”。
⑦“回子佐领”的设置是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在安置额色尹等人的上谕中提到，“乐工匠艺人等，共编一佐领，其佐领著白和卓补授，归内务府管辖，嗣后续到回人，均入此佐领下。”见《清高宗实录》卷605，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壬戌。
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档案．编号05-1068-13，题由“奏为代奏三旗小学堂设立回子学一处事”。
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档案编号05-0474-075，题由“奏为请派回王考试回子考生事”。
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档案．编号05-0524-003，题由“奏请派大臣考试回子学生事”。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档案．编号05-1068-13，题由“奏请派大臣考试回子学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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