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海外英文研究一百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英文论文,一百年论文,海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1）09－0013－24
一百年前，辛亥革命爆发。作为一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制度，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现为加州大学北京研究中心主任的美国中国史研究著名学者周锡瑞就此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数千年的封建帝王统治；君主专制被民主共和所取代；封建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儒家思想被摧毁。辛亥革命这个术语涵盖了1900（甚至是从1895年）到1913年间这个时段”①。经过中外学界几代学人的努力，或如章开沅先生所言，辛亥革命研究已经“跃升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分支学科”②。
回顾海外学界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可以发现，自革命爆发之始，辛亥革命就已得到海外研究者的重视并进入其学术研究视野，其中又以英美为主的英语国家研究最为突出和重要。一百年来，随着中外关系及政治局势的演变、有关辛亥革命史新文献的发现、海外史学理论及思潮的流播，对一百年来海外之辛亥革命的英文研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之百年来的研究成果可划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辛亥革命爆发至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是为研究的滥觞阶段；第二阶段为20世纪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中后期，因麦卡锡主义的一度盛行，以美国为主体的英文相关研究在停滞后恢复并发展；第三阶段为20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至七十年代末，这是研究的发展、突破并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段；第四阶段为20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今，是为学术的稳固和深入阶段，如何突破上一个学术高峰所带来的创作瓶颈，是当今西方学者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一
据笔者目力所及，英语世界最早以辛亥革命为论述主题的著述应为1912年丁乐梅的《1911—1912年的中国革命：一场内战的历史与政治记录》③，以作者亲身经历为蓝本，“向读者清晰讲述了这个帝国的变化……”给西方学者提供了“（辛亥革命期间）这几个重要月份的重要史实”④。此后，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海外辛亥革命研究的语境范围和价值判断也因之改变，与之同步的是，西方史学新理论和新思潮在同世纪四五十年代风起云涌，这均对海外辛亥革命英文研究产生了影响，现按照其研究内容及特点以发表或出版时间为序叙述：
资料文献译介。此期成果多是译者个人行为，缺少连贯性和系统性，选译材料还多是已出版的时人研究著述，比较重要的有：1931年译编胡适与林语堂编、汪精卫批注的《中国的评论家：其论文选集》⑤，其中牵涉到孙中山文化政策对此后国民党左翼文学的影响。1932年，美国中国史专家毕格在美国历史学会主办刊物《美国历史评论》十月号文《中国近代史研究资料》⑥，就储藏在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故宫以及原军机处的资料进行了分析。1937年，陈观胜在美国历史学会主办刊物《太平洋历史评论》六月号文《袁世凯与宫廷政变》⑦，介绍了左舜生《中国近百年史资料》介绍的袁世凯笔记。1945年，甘吉利利用孙中山的著述《中国革命回忆录》⑧、《中国的对外关系》⑨、《三民主义》⑩ 以及“其他并不容易获取的演讲及宣言”，编译为《孙中山选集》在伦敦出版(11)。但与以往英语学界的孙中山研究著述相比，该书附录的孙中山生平履历并无新意，“既未能告知读者新的知识，也没有对孙中山的思想与实践进行评述”(12)。
通论性著述。如前文述，1912年丁乐梅出版的《1911—1912年的中国革命：一场内战的历史与政治记录》应为海外辛亥革命英文研究的首部著述，丁氏在出版这本书之前，于1911年在伦敦出版《徒步旅行中国》一书，记述辛亥革命前中国各区域特别是西部和北部的地理概况及民俗流变(13)，被西方学界誉为“引人入胜的一本书”(14)。1913年，位于纽约的阿普尔顿出版公司出版计四十二章节、厚达447页的《中华民国》一书(15)，探讨辛亥革命时期地方与中央的利益纠葛及对革命走向的影响、西方列强对辛亥革命的态度，作者是弗雷德里克·麦考密克，美国驻华记者，彼时已有十二年的在华工作经验，“熟知中文”(16)，并“与多位中国政要交好”(17)，被美国学界认为是“历史学研究者和有宗教背景的相关研究人员”的参考书目(18)。1930年，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贺尔康著《中国革命：一个世界强国的重生》(19)，以作者在华的亲身经历和感悟为基础，围绕“中国是否有能力建造一个现代政府”问题讨论了中国的政治发展，被美国学界誉为“品质与趣味兼得的好书”(20)。此外，该书的“第五、九、十章节对理解中国政治基础至关重要”(21)。
政治史领域。主要研究民初社会政治状况和政党政治，兼以对辛亥革命爆发原因的探讨，论文方面：1912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曾任驻华公使的芮恩施在美国政治学会主办刊物《美国政治学评论》二月号文《1911年外交事务与国家法》“远东状况”一节中(22)，认为晚清政体改革的失效与失败是辛亥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并分析袁世凯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辛亥革命期间的蒙古地位、日俄列强对辛亥革命的态度。1912年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会主办刊物《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会纪事》在第一期开辟“中国社会与经济状况”专刊，召集美国中国研究及相关领域研究专家探讨辛亥革命影响，其中威斯康星大学切斯特·劳埃德·琼斯的《中国的共和政府》探讨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总统共和制(23)。1921年哈罗德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五月号文《中国的武装力量与宪政发展》(24)，回顾了民初中国的武装力量与宪政发展。1922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与顾问参加华盛顿会议的福开森在《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会纪事》五月号文《中国的宪政政府》(25)，回顾中国宪政历程，认为1911年辛亥革命“唤醒了19世纪的中国”。1923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以创办尚贤堂知名的李佳白在美国《国际伦理学报》一月号文《儒教主义教导下的革命》(26)，分析孔孟对君王与民众间关系的理论，其中考察了1911年辛亥革命中的伦理道德观的影响。1930年在行政院新闻处国际分处供职的李炳瑞在《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会纪事》十一月号文《国民党的三项原则》(27)，探讨了国民党立党的思想基础。1933年哈伯德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办刊物《国际关系》九月号文《中国的进步》(28)，分区域介绍了民初时期中国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并涉及当时主要列强势力在中国的竞争。1946年张君劢在《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会纪事》一月号文《中国立宪草案中的政治结构》(29)，探讨了国民党的立党与治国思想。
著作方面。主要集中在曾旅欧求学后担任国民党要职的华人研究者上。1923年鲍明钤著《中国的现代民主》(30)，共计467页，包括如下两方面内容：其一为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史概览；其二是对适合中国民主政府类型的探讨。但此书为西方学界所诟病，批评说“排版错误诸多，而且英语使用的不甚熟练”(31)。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驻欧通讯主任的汤良礼曾在英国伦敦大学求学，撰写过三部关于中国革命的英文著述：第一部涉及近代中国政治革命史实的著作是1928年出版的《近代中国革命的基础》(32)，该书为汤氏在欧美学界赢得盛名，被誉为“学术与现实性的完美结合”(33)，汤著认为三民主义乃是“中国革命的一大基础”，但是却被“孙中山的继任者们所误读并抛弃”(34)。另外一部是1930年出版的《中国革命秘史》(35)，讲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革命斗争过程中各派系间的斗争，被英国学界批判为“特别热衷于排外主义的写作心态，而这恰是国际关系论著的大忌”(36)。西方英语世界引介的汤氏另一部著述是1935年出版的《中国的反共运动》(37)，由于党性意思较强，猜测附会意识明显，而为西方学界所批评(38)。1945年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获得博士学位的潘蔚东（音）将其博士论文整理出版，利用1908年清廷预备立宪后各界政府出台的各项政体改革章程，研究了中国的宪政发展历程(39)，其中对“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宪政思想着墨最多”(40)。
经济史领域。多是集中在1911年前后的中国经济环境。1912年时任美国署理驻华公使的卫理在美国哈佛大学主办的《经济学季刊》五月号文《中国的税收》(41)，分地域按照土地及谷物税、海关税、厘金税、盐税、漕粮、百货税为类别探讨了晚清至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的中国税收政策。1916年埃尔波特·C·缪斯在创刊于1911年的《美国经济评论》六月号文《中国的商业组织与商业控制》(42)，探讨了辛亥革命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影响以及中国的商会组织。1916年美国纽约朗文出版社出版《中国海关问题》(43)，其中涉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英美日俄等国在中国海关关税问题上的外交交涉。1925年美国政府特派驻华经济委员黎博士在《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会纪事》十一月号文《外国资本对控制中国的重要性》(44)，回顾了自1894年《马关条约》至1913年“善后大借款”期间清廷及民国政府向外国资本借款以及外国列强以此擭取的特权利益。1935年英籍税务司魏尔特著《自民国元年起至二十三年止关税纪实》(45)，曾在1925年和1927年先后出过两个版本，其中牵涉到民国政府对外贷款，“由此可以窥见中国内部发展状况”(46)。
外交史领域。辛亥革命带来的中国政权更迭，由此引发对外关系以及西方诸列强在华利益的变动，也是当时外人关注的中心之一。1916年卫理在美国国际法学会主办的《美国国际法杂志》十月号文《中国、俄国与蒙古的关系》(47)，以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1912年俄罗斯强迫外蒙在库伦签订的《俄蒙协约》、1913年中俄关于外蒙问题的《中俄声明文件》为框架，研究中俄关于外蒙问题的历史纠葛的源流以及民初中国政府所面临的外交困境。1927年美国美洲基督教联会古利克在《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会纪事》七月号文《美国伸向中国的橄榄枝》(48)，回顾了自门户开放政策至华盛顿会议期间的美国对华政策，揭露出“美国对华友善的一面”。1927年《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会纪事》七月号文《中国在美国身上的期望》(49)，涉及1913年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向英、法、德、俄、日五国的“善后大借款”。1928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葛拉汉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二月号文《中俄十年外交》(50)，总结了过往1917年苏俄革命至1927年间的中俄关系，其中论述了华盛顿会议期间孙中山“派遣特使”在德国和俄国间寻找权利平衡及外交斡旋的过程以及此后的联俄联共政策。1930年《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会纪事》十一月号文《共产主义与中国人》(51)，探讨了沙俄与苏俄的在华政策。1933年卡梅伦在《太平洋历史评论》六月号文《美国对中华民国的认知政策》(52)，分析美国对1912—1913年间民国政府的承认政策的出炉背景及过程。1936年旅居纽约担任美国《太平洋事务》副主编的陈翰笙在该刊物十二月号上发文探讨了民初政府的外蒙政策(53)。1937年《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会纪事》九月号文《中国与苏联》(54)，回顾了清廷与沙俄、苏联与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关系。1940年菲利浦·莫斯利在美国《近代史杂志》三月号文《1911—1912年的沙俄外交政策概览》(55)，涉及沙俄对中华民国的外交政策。
著作方面。担任过民国教育部长的蒋梦麟在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期间的学位论文《中俄外交》于1928年在上海出版(56)，分计两部分，上部为“中俄与沙皇俄国”，下部为“中国与苏联俄国”，时间上迄1869年《尼布楚条约》，下至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中重点放到了1904年后的中俄关系史(57)。其他比较值得注意的著作有：1932年出版了一本关于俄国、日本及中国等远东国家外交政策的著作《远东的沙俄与苏联》(58)，此书翻译了三民主义，被批评为“修正共产主义”(59)。1933年浦纳德著《中国外交关系：1917—1931》也涉及民初对外关系(60)。1935年李佳白之子李约翰著《清帝逊位与列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外交插曲（1908—1912年）》，其利用官方档案、当事人回忆录及著述研究了清末民初列强在华活动及对中国政局的影响(61)。
人物研究。多集中在袁世凯和孙中山等少数精英人物上。1938年“帝师”庄士敦在英国伦敦大学主办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院刊》第九卷第二期文介绍法国研究者弗布茹荷的《袁世凯传》(62)，弗布茹荷曾在蒙古和其他远东地区游历多年，善于伦理学和人类学研究，其书主要研究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至1916年宋教仁案期间的袁世凯政治生涯，“对一切关于袁世凯的非议都给予了辩驳”，他也被庄士敦批判为是“一名袁世凯的强烈仰慕者”(63)。
孙中山因自身海外学习及革命活动经历，更是成为关注的热点。在孙中山革命活动研究上，据哈佛大学贺尔康教授考证，首部系统总结孙中山生平的著述应是《孙中山与唤醒中国》(64) 一书，作者是孙氏香港读书时的老师英国人康德黎与美国人林白克，约在1912年，贺氏把该书称之为“关于孙中山的第一部英文自传”(65)。1931年在火奴鲁鲁传教的美国圣公会主教亨利·波鲁·雷斯塔里克以亲身采访资料为主，撰写了一部关于孙中山的传记《孙中山：中国的解放者》(66)，被美国学界定性为“通俗性读物”，且有部分学者撰文批判了该书中的错误史实(67)。学术气味更为浓厚的是沙尔曼1934年著《孙中山评传：其生平及意义》(68)，主要参考康德黎1912年著作，研究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批判了孙中山革命思想中妥协的一面，“是第一部对中国革命之父的批判之作”，但缺憾之处在于“对孙中山后十三年的人生历程描述不足”(69)。1939年一本匿名作者撰写的《对孙中山的奇怪膜拜》在伦敦发行(70)，结合孙中山在海外的活动史实，批判了中国国内对孙中山的顶礼膜拜。1946年英国游历及传记作家罗伯特·佩恩与人合作，利用“国民党的要员记录与未公开的档案”试图“呈现出关于孙中山更全面的信息”(71)，撰成《孙中山：一个爱国者》(72)。在孙中山思想研究上，1932年威廉姆斯·莫里斯出版《孙中山与共产主义》(73)，吸收了孙中山对共产主义的批判观点，被美国学界认为是孙中山反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国际、试图与“民主国家”交好的证据(74)。1932年詹姆斯·肖特维尔发表在《政治学季刊》三月号文《孙中山与威廉姆斯·莫里斯》(75)，以孙中山与威廉姆斯·莫里斯交谊为主题，探讨了孙中山与外人交往且受到的西方思想影响。1937年美国作家林白乐著《孙中山的政治教义：对其三民主义的阐述》(76)，翻译并解释了孙中山的治国纲领——三民主义。1948年佐罗陀·莫里斯著《威廉姆斯·莫里斯与孙中山》(77)，威廉姆斯·莫里斯即为1932年《孙中山与共产主义》一书的作者。
整体而言，第一阶段海外辛亥革命研究领域涉及广泛，对政党政治、辛亥革命的爆发起因与过程、主要人物的革命活动、列强对辛亥革命的态度与政策有专题成果发表或出版，不过多为宽泛性的整体概述或研究，又因跨学科研究方法的缺失，这些成果也多是呈现出单向性的景象。此外，这些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少数研究者身上，抛去华人学者的学术努力，此种倾向更为显现。但应当给予肯定的是，部分著述由于成书较早，且作者一般有着直接的中国生活体验，虽无法完全持中肯之思想意识和观点，但通过与其他文献史料的补正与互证，这些著述也可视作现今研究的“二手史料”，成为当今研究的片段史实资源。
二
1949年新中国成立，海外辛亥革命研究的语境氛围和价值判断也因之改变。与之同步的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也是美国国内反共思潮麦卡锡主义的发展及鼎盛时期，由此引发的“大恐慌”也给其中国史研究带来了冲击和影响，“20世纪四五十年代有关中国的问题被弄得像令人恶心的食物一样无人问津，连狗见了都要掉头作呕”(78)。此外，正在职业化过程中的美国中国史研究者的中文水平也亟待提升，“除了华裔学者外，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本土学者精通中英双语，全美而言，具有使用中文撰写专业论文且达到发表水平的美国学者只有两三人而已”(79)。整体来看，此阶段研究还是出现了一些新景象：
文献资料整理。1950年费正清编《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述指南》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80)，主要利用哈佛燕京学社藏储的中日文相关文献，“收录文献研究、语法、参考书目、译文以及其他学习和研究帮助性资料”(81)，被美国中国史研究大家毕乃德评价为“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提供了巨大帮助”(82)。1956年韦慕庭与夏连荫编《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918—1927年）》出版(83)，收录资料多是译文，原文资料来源是1927年张作霖搜查苏俄驻北京使馆时缴获的相关档案文献，美国中国边疆史研究专家拉铁摩尔称此套资料“为研究1920年代苏联在华的活动以及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以及其他相关组织的活动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史料”(84)。对于中文文献，也有部分美国学者给予关注。1958年史扶林在1956年由《远东季刊》更名为《亚洲研究》二月号的文章推介1956年大陆出版的《孙中山选集》(85)。另外，1955年黎正中与斯坦利·史伯克特合编《19世纪中国主要官员奏折索引》收录的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曾国荃、李鸿章及张之洞奏折汇报索引目录(86)。
政治史领域。比较重视武装力量及各阶层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1960年陈志让在《通报》文《关于1911至1912年中国军队的一个注脚》(87)，考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辛亥首义回忆录》一书的脚注问题，并借此分析了辛亥革命前夕中国军队的配置问题。1959年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何炳棣在美国《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六月号文《中国社会流动的性质（1368—1911年）》(88)，分析了明清两季的中国社会阶层流动概况。1960年北卡罗来纳大学远东史系汪一驹在美国社会学会主办《美国社会学评论》十二月号文《西方影响与中国的社会流动》(89)，分析受过西式教育的近代中国学生群体和由此引发的阶层流动。1961年汪氏在《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七月号文《中国的知识分子与社会（1860—1949年）》(90)，其中一节以1896至1911年间上至京师下至地方各级学校的教学体制，并分析辛亥革命前中国留学生的留学国别概况。1964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魏安国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院刊》第二十七卷第二期文《苏报案：中国早期民族主义运动的插曲》(91)，以苏报案为个案研究了20世纪初中国国内出现的民族主义潜流。著作方面，1957年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的《中国中央政府》是对1912—1928年民国政府中央一级政治机构的研究(92)。1966年华裔美国学者于子桥博士著《中华民国的政党政治：1912—1924年的国民党》(93)，以国民党为个案研究，探讨了组织在政党生活和民主发展中的作用，其书的最大优点即是“每个论点都有大量的史实依据”(94)，“受到了研究非西方政治民主过程学者们的欢迎”(95)，“为从事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学者们……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96)，“是偏爱这段复杂历史过程的学者之必备书籍”(97)。
外交史领域。出版著述相对较多，但主要关注中国与英美日俄等主要资本主义列强的关系，现分类介绍：中美关系方向，1955年查尔斯·威尔著《美国与中国（1906—1913年：以金融和外交为中心）》(98)，论述日俄战争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推出至1913年的美国对华外交，重点研究威尔逊以及当时美国著名银行家与外交家威勒·史隹特的外交思想，其中对日美在华的利益争夺与权衡也有所论述。中英关系方向，1954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任以都著《中国铁路与英国利益（1898—1911年）》(99)，以英国在长江流域、华北和东北的铁路规划与利益为中心探讨英国与法国及德国在华利益的竞争、妥协与合作，其中涉及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铁路政策，并讨论清王朝颠覆与保路运动的关系。研究列强在华投资史的美国学者雷麦在点评时提出，应加深对知识士绅与实业士绅在保路运动及辛亥革命中作用的研究(100)。中俄关系方向，1954年美国学者艾伦·惠廷著《苏联对华外交政策：1917—1924年》(101)，部分章节研究鲍罗廷在华活动史实以及苏俄政策对中国国民革命之影响，费正清点评时认为单纯依赖俄文材料而放弃中日文材料，“尚不能深入探讨中国国内革命”(102)。一些间接性的研究成果也涉及近代中俄关系，比如魏宏利1956年著《中国与苏联俄国》对中俄关系的回溯(103)；1959年唐盛镐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沙俄与苏俄的外蒙政策（1911—1931年）》研究了中俄在外蒙问题上的妥协，其中涉及袁世凯的外交政策、1913年中俄《声明文件》以及以互换照会形式完成了中俄《声明另件》(104)。中日关系方向，1954年美国日本史研究先驱马里厄斯·詹森著《日本与孙中山》(105)，作者精通日文，故从日文材料挖掘了大量信息来论述孙中山的大亚细亚思想、日本对孙中山以及中国革命的帮助，并涉及辛亥革命中的日本影响。有学者认为，该书附录的参考书目以及附加笔记“均弥足珍贵”(106)；有学者对这本建立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的著述所表现出的“整体学术力”和“文字笔法”表示赞赏(107)；该书所征引的日文和中文材料，也成了西方学者此后研究的重要参引资料(108)。1966年时任日本庆应大学远东外交史系助教的池井优在《亚洲研究》二月号文《日本对中国1911年辛亥革命之回应》(109)，以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至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为研究断限，研究自1904年日俄战争后在华逐渐占据外交优势的日本对中国辛亥革命的反应，从日本在东北利益的角度分析日本之后与英国联手合作的原因。
人物研究。与前期相比，研究范围更为广泛，出现了专门性且更为系统的学术成果。1961年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110)，是第一部系统研究黄兴并给予积极历史评价的著述，薛氏乃黄兴女婿，彼时在斯坦福大学执教政治学，其撰写目的是为了纠正当时学界轻视黄兴革命地位的倾向，恰如施威雪所论：“把黄兴视作中国革命的领袖，与更为知名的国父孙中山相提并论”(111)。1961年华裔学者陈志让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袁世凯：1859—1916年》(112)，此书出版之前西方学界“未有任何对这位重要的政治与军事人物进行详尽且令人满意的研究”，就此点而言陈书可谓填补了包括英文在内的西方学界研究的空白(113)。1960年华裔学者冷少川（音）与诺曼·帕尔莫合著《孙中山与共产主义》(114)，研究目的是“厘正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的理论渊源”(115)，其实是主要分析孙中山思想与共产主义思想的不同之处。
一些人物研究的专题论文也值得重视，1957年美国孙中山研究专家史扶林在《亚洲研究》八月号文《孙中山的土地政策：“平均地权”的起源及其含义》(116)，征引材料多是在北京和台北出版的中文文献，既有孙中山个人著述，也有当时孙中山友人的回忆录以及一些官方档案。1959年施乐伯与史扶林在《亚洲研究》五月号合作的文章《中国革命运动中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潮》(117)，探讨了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异同。1960年薛君度在《亚洲研究》五月号文《孙中山、杨衢云与早期中国共和革命》(118)，关注了孙中山、杨衢云在香港、广州和惠州的早期革命活动。1965年陈志让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院报》第二十八卷第二期文《中华末代皇帝》(119)，介绍了溥仪1964年出版的《我的前半生》一书。1965年詹姆斯·雪利在《亚洲研究》一月号文《孙中山逝世后的党派斗争》(120)，论述孙中山1925年逝世后国民党的派系斗争。
虽然美国学界在整个五十年代一直为麦卡锡阴影的笼罩，学术环境趋于恶劣，研究机构日常工作几近停滞，主要研究学者的学术空间乃至包括日常生活都受到诸多限制，但如上文所示，第二阶段的海外辛亥革命英文研究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具体表现在：对史料文献整理等基础性工作的重视，开始注意到了辛亥革命中军队与资产阶级的作用、外交史研究领域的扩大及专门性著作的涌现，在人物研究上也出现了一些专门且综合性的研究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研究所渗透的思想意识形态比较明显，比如在中国与苏俄关系问题研究上，这些成果多得出“苏俄阴谋论”等论断，美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学者诺斯就此评说道：“自一战后，中国共产主义就归流为国际共产主义的一部分，其最终目标是——一个苏联世界”(121)。
三
1965年8月，在美国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Contemporary China of the American Council）组织下，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芮玛丽（Mary C.Wright）召集来自七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在新罕布什尔州集会，探讨1900年至1913年的清末民初中国史。这次会议对欧美学界的辛亥革命研究至关重要，此后以美国为主体的海外辛亥革命研究在史料挖掘与整理、研究视野的扩大与研究方法的多重运用上有了长足发展，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历史系徐中约对此评价说：“这份论文集……鲜明地摆脱了以往只关注孙中山等少数革命党人的研究方式，开始关注清廷政府、立宪党人、地方革命领导人、士绅和小资产阶级”(122)。分类来说：
文献汇编及综述。1970至1971年间，被徐中约誉为可与“恒慕义编《清代名人传略》(123) 相媲美”(124) 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在纽约和伦敦出版(125)，其中第三卷由美国民国史研究专家包华德担任主编。这部四卷本的辞典工具书从1955年就开始谋划编纂，原计划收录800个条目，后缩减为600条，其中由包华德主编的第三卷与辛亥革命研究尤为相关，纳入包括毛泽东、孙中山、汪精卫等在内的20世纪著名政治人物。1975年胡佛研究所谢文孙编译《中国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编纂：述评和书目选》(126)，列举368种中国学界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著述书目，全书分为四个阶段论述：（1）革命运动的早期著述（1902—1926年）；（2）1927—1949年间的民族主义者著述；（3）1949年后马克思史学研究者的著述；（4）1945年后台湾的史学发展。
1972年以研究毛泽东思想与共产主义闻名的斯图尔特·R.施拉姆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院刊》第三十五卷第三期文《20世纪初中国革命运动的新进研究》(127)，利用1968年芮玛丽《革命第一阶段1911—1913年》、1969年高慕柯《中国知识分子与1911年辛亥革命》、1971年兰金《早期中国革命者：1902—1913年间的上海与上海的激进知识分子》以及法国白吉尔、台湾张朋园等人关于辛亥革命研究的著述介绍了西方学界对辛亥革命人物的个案研究。1976年周锡瑞在《近代中国》四月号文《1911年辛亥革命史研究回顾》(128)，回溯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辛亥革命研究历程，把西方的研究路向分为以孙中山为中心的正统研究、黄兴与宋教仁及其他革命党人研究、激进主义研究、中华革命党及其重组研究、激进或保守士绅研究、早期资本主义研究、社会下层研究。
政治史领域。此期该领域出现了三种新的研究景象：其一为革命组成阶层研究。1973年程叶林（音）著《中国的首次革命》(129)，论证了传教士、外交官员以及外来商人对近代中国所产生的影响，以及革命中出现的阶层分化及对革命的态度。1975年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冯兆基在英国剑桥大学主办的《近代亚洲研究》第九卷第一期文《辛亥革命期间的颠覆武装》(130)，研究了革命军新军并探讨新军与知识分子间的关系。1976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阿门特劳特在《近代亚洲研究》第十卷第一期文《1902—1903年的广州起义》(131)，运用《中西日报》、《文兴报》、《大同日报》、《中国报》等中文文献，以广州起义为中心，展现出孙中山与基督徒、孙中山与三合会等秘密会社、孙中山与黄兴等革命党人的多维联系及各自规划的革命图景。1976年颜清湟著《海外华人与辛亥革命》(132)，以同盟会为个案，利用新加坡发行的支持改良的报刊《中兴日报》和支持革命的报刊《南洋总汇报》，“文献支撑极为坚固”(133)，研究该会在东南亚特别是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人间的募捐、建立基地以及与当地华企间联系的活动，此书的中心主线是突出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精神与排满思想，并且强调同盟会在组织动员中的中心地位以及孙中山的领导权，但“却有过度渲染之嫌”(134)。其二为政党政治研究。1974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费德曼著《退回革命：中华革命党》(135)，由四部分组成：（1）中华革命党前的中国党派；（2）中华革命党；（3）乡村革命；（4）革命党的垮台，中心主题如费德曼在序言所指，即是“用新的视角来观察中国乡村革命”，有论者认为该书用“丰富的资料和精细的文字”来“捍卫孙中山是为中国革命中心角色”的西方传统观点(136)。1976年密歇根大学杨格在《近代中国》四月号文《概论：辛亥革命期间的领导与选民构成》(137)，从整体研究辛亥革命的领导权和议员构成问题，辨析孙中山对同盟会的控制能力、孙与各种反清派别的同盟与斗争关系，结论认为，尽管晚清士绅在阶层上存在着分化，“但其高度的凝聚力可能是解释古老王朝秩序崩溃的原因所在”(138)。另外还有一些通论性著述值得重视：1974年曾任加拿大驻华大使的切斯特·朗宁著《中国革命实录：从义和团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139)、1975年美国冯玉祥研究专家薛立敦著《分裂的中国：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140)、1976年澳大利亚马克林著《中国：革命之影响》(141)、1976年美国学界翻译的谢诺、巴斯蒂与白吉尔合编的法文著述《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142) 等。
区域史领域。1970年魏斐德在《亚洲研究》二月号文《革命就是另一种暴力循环：汕头与辛亥革命》(143)，以辛亥革命期间的汕头为案例，从社会阶层的转变、政权力量的更迭、新力量与新思想的涌现证明辛亥革命虽然在国家层面是“失败的”，但它所产生的区域影响不可估量。1973年迈克尔·亨特著《前线防卫与门户开放：满洲与中美关系（1895—1911年）》(144)，其中研究了锡良任职东北的史实以及此后民初政府的满洲政策。1974年柯白著《四川与中国共和：省级武装与中央集权（1911—1938年）》(145)，主要围绕地方军阀、国民党中央政府、地方士绅间的斗争与合作。1975年路康乐著《中国共和革命：以1895—1913年间的广东为例》(146)，研究以士绅为主的地方力量与中央改革间的互动关系、地方士绅与改良及革命的关系，在论述辛亥革命成因时使用两个社会学术语：“失调的社会系统”和“期望值的增强”，“是首部令人信服地描绘出清廷改革对地方影响的著作”(147)。1976年卢其敦著《中国革命的序幕》(148)，从1891年反教运动到1898年的激进改革再到20世纪初的收回利权运动，展现出以士绅为主流的湖南知识思想分子从排外到迸发民族主义精神的过程。1976年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149)，对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萍浏澧起义、武昌起义“均有丰富的描述和新鲜的见解”(150)，在清末改良运动与此后辛亥革命间“建立了重要的关联”(151)。1977年弗吉尼亚州立工业大学汪荣祖在《近代中国》七月号文《民众动乱与辛亥革命在江苏》(152)，以江苏为个案探讨辛亥革命之区域影响，文章认为，“辛亥革命前的乡村暴动、城镇骚乱以及革命活动均为民众动乱的组成部分，对江苏省的独立以及清廷的最终崩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53)。
思想史与教育史领域。对激进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成为新热点：1969年高慕柯著《中国知识分子与1911年辛亥革命》(154)，以1898年至1911年为研究时段，特别探讨1905年至1907年中国呼吁改良或革命的知识分子诸如梁启超、章炳麟、陈天华、胡汉民等人的活动，其中对章炳麟的研究被海外学界视为“最为全面的分析”(155)。1971年兰金著《早期中国革命者：1902—1913年间的上海与上海激进知识分子》(156)，通过这一区域史研究可以透视出上海和浙江的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间的思想互动关系(157)。1977年弗格尔在《近代中国》七月号文《中国历史学家笔下的种族与阶级：章炳麟的相异阐释与辛亥革命的反满主义》(158)，探讨章炳麟在辛亥革命期间的激进言论以及不同阶段的中国历史学家的解读。另外，对辛亥革命引起的教育改革及对妇女运动的影响也是研究的重心之一：1974年巴里基南在《亚洲研究》二月号文《民初的教育改革与政策》(159)，认为民初教育政策与措施是肤浅且疲弱的，故其产生的社会影响也相对有限。1975年美国卫奇塔州立大学夏洛特·比韩在《近代中国》十月号文《中国妇女报业中的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1902—1911）》(160)，展现出清末舆论在知识女性中间宣传民族主义以及动员后者参加革命的努力。
外交史领域。仍多集中在中国与美、俄、日等在华利益上占据相对优势的资本主义列强的关系方面：
中美关系方向，1968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历史研究所李恩涵在《亚洲研究》十一月号文《中国政府对国外在华采矿投资的回应（1902—1911年）》(161)，研究清廷在收回矿权方面的努力。1970年印度加达乌普大学N·S·博斯出版《美国对中国辛亥革命的态度及政策》(162)，探讨美国政府与舆论对1911—1921年间由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民族革命的看法。1972年《太平洋历史评论》二月号刊发的《中国革命中的中美项目的失败：1908—1911》(163) 一文，利用台北出版的中文孙中山文献资料、与孙中山交好的西方友人的著述以及美国政府官方档案特别是要员间的信函往来，“弥补了学界在1911年辛亥革命研究中忽视美国角色地位的做法”。1977年旧金山州立大学布莱恩·乔治在《太平洋历史评论》七月号文《国务院与孙中山：美国政策与1920—1924年中国的民族革命》(164)，利用外交部要员间的往来信函揭露出美国反对孙中山革命的态度，以此窥探美国政府对亚非国家民族革命的外交政策。1977年迈克尔·亨特在《商业史评论》春季号文《美国与中国市场：经济机会与经济民族主义（1890年代至1931年）》(165)，探讨了中美近代经济关系。
中日关系方向。1969年皮特·劳著《英国与日本（1911—1915）：英国外交政策研究》(166)，引用大量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的官方与私人档案及信函，围绕“二十一条”探讨英国与日本在华利益的竞争与合作。1972年艾尔波特·奥尔特曼与史扶林合作在《近代亚洲研究》第六卷第四期文《孙中山与日本：1914—1916》(167)，研究孙中山自1914年在日本建立革命党至1916年返回国内“二次讨袁”期间的革命活动。
与其他国家关系的研究。中法关系研究可见1972年芒霍兰发表于《亚洲研究》十一月号的论文《与法国联系的失败：法国与孙中山（1900—1908）》(168)，使用官方档案文件论述孙中山欲求法国帮助建立国家的企图以及西方列强在华利益的斗争与合作。中俄关系方向，《中国季刊》1970年第一期刊发两篇文章介绍新发现的俄文材料，事关孙中山倡导的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在华苏俄专家的活动(169)。1974年美国哈佛大学贾士杰著《俄国与中国革命根源（1896—1911）》(170)，第一章以康有为和严复为核心概览了19世纪晚清中国的知识界，第二章和第三章论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沙俄的相异的两种印象，第四章至第七章以清末改良派与革命派为主分析了沙俄革命对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人物个案研究。涉猎广泛，对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等精英人物的研究均有专著问世。关于孙中山革命活动的研究，1968年沙尔曼1934年的著作《孙中山评传：其生平及意义》经斯坦福大学重印(171)。1968年时任希伯来大学教授一职的史扶林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起源》(172)，主要探讨孙中山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的革命活动，展现孙中山希冀得到外国支持进行民主变革的心路历程，其中也涉及“孙中山与秘密会社（会党）之间的关系”(173)。1969年R·布鲁斯在伦敦牛津出版社出版一本64页的孙中山画像集(174)。1976年哥伦比亚大学韦慕廷著《孙中山：受挫的爱国者》(175)，通过孙中山多次在海外华人中募捐活动的失败（详见头四章）、寄望向外国政府的求援以及在联俄联共期间与俄国的关系（见第五至第九章）等事例，描绘出孙中山一生中向外部求援的窘困篇章。孙中山政治与经济思想研究，1968年加州大学主办的《农业历史研究》十月号文《孙中山关于土地利用的观点》关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中的土地政策(176)；1969年《亚洲研究》二月号文《郑观应（1841—1920）：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来源？》探索郑观应对孙中山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177)；1974年《美国经济与社会学期刊》四月号文《孙中山与亨利·乔治：土地政策在他们政策教义中的角色》探讨美国十九世纪末期的知名社会活动家和经济学家亨利·乔治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中的“平均地权”的影响(178)；1977年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贝德斯基在《中国季刊》一月号文《孙中山和毛泽东的政权观点》比较孙中山与毛泽东关于政权中阶级构成成分的异同点(179)。
其他人物个案研究。1971年薛君度编《现代中国的民主革命者》(180)，收录19篇专题研究文章，研究了自太平天国时期的洪秀全、洪仁玕到孙中山、黄兴、邹容、陈天华等革命党人，还包括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陈公博以及张国焘等早期共产主义者。1972年赖泽涵著《献身民主：宋教仁与辛亥革命》(181)，研究了宋教仁自1905年在旅日学生间创办同盟会至1913年遇刺间的革命活动，其中对1905年旅日学生游行的研究是西方学界有关此论题“最为完整的论述”(182)，也有学者认为赖书“重新评估了宋教仁的历史地位”(183)。1973年戴福士著《锡良与晚清国家改革》(184)，锡良与外人交往以及由此显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是本书研究的主题之一(185)。1977年密歇根大学杨格著《袁世凯：早期共和的自由与专制》(186)，把袁世凯刻画为“一位非暴力使用者，首要目标是掌控政治权力”(187)。
与前期相比，此期海外辛亥革命英文研究在研究内容、切入角度、方法运用上都有新突破且收获诸多，是为百年研究中的发展、突破及走向成熟的阶段，主要表现在：在基础性的文献史料编纂工作上，编译包括中文、日文和法文在内的非英语类研究著述，整理并出版有关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基础文献资料；在研究内容和切入角度上，对资产阶级和地方士绅的作用、清末会党与革命、海外华人与革命、革命背后的社会与经济变动成因、革命党人之间的合作与离异、近代思潮及知识分子与革命、美国政府与民众对辛亥革命的疏离、对宋教仁与黄兴等革命党人革命活动的研究均为新的研究亮点；在方法理论运用上，历史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化特征更为明显，1960年代中层理论研究在美国学界兴起，再与区域化学术细化手段和比较史学等的结合，使辛亥革命研究在内容上更为深入和精细。不过，此阶段研究在诸多领域虽取得丰厚的学术成果，但并非已臻完备，恰如高慕珂在《中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中所言：“辛亥革命有诸多未知之处，有待后来者注意”(188)。
四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国研究者得以进入中国参与学术研讨会并搜集研究文献资料。此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给资料整理及汇编带来新机遇，新研究方法的融入、其他国别研究成果的介绍，为以美国为主体的海外辛亥革命英文研究的深入、成熟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一阶段的研究内容和特点分类如下：
文献汇编和研究综述。此阶段的学术特点最重要的是以孙中山为个案的研究文献史料的编纂出版、对过往学术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以及对非英文研究成果的介绍，以时间顺序分类介绍：
文献汇编。1991年张绪心和高理宁合编的《中国共和革命中的孙中山研究书目（1885—1925）》首次发行，七年后修订版的《中国共和革命中的孙中山研究书目（1885—1925）》在纽约和牛津两地发行(189)，收录孙中山研究的论文、著作、会议文章以及译文计2581个条目，涉及19种语言，法国辛亥革命史研究大家白吉尔评价“此书以细致和综合见长，别著难以企及”(190)。1994年加州胡佛研究所出版《孙中山选集》(191)，由魏里、梅尔斯与格林合作编写，全书收录孙中山的文章以及演讲稿共40篇，选作多参考台湾出版的《国父全书》。
研究综述。1980年时任华盛顿大学教授的中国辛亥革命史著名学者章开沅在《亚洲研究》五月号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1911年辛亥革命研究概览》(192)，回顾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界对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的研究状况。1996年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方德万在《近代亚洲研究》五月号刊文介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概况(193)。日本学者在黄宗智主编的《近代中国》期刊上刊发的对日本学界有关中国史研究每年一度的总结也涉及日本孙中山研究的最新成果(194)。1986年悉尼大学召开的“孙中山与国际关系”研讨会的会议论文集出版(195)，主编为黄宇和，韦慕廷撰文在《中国季刊》推介(196)。同时，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后，国外学者进入中国参与学术会议及查询研究资料文献更为便利。1981年5月约克大学雷黛娜作为南京大学客座教授访学中国，并在《近代中国》十月号撰文对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进行介绍(197)；在《太平洋事务》1982年秋季刊撰文评价在武汉举行的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198)。1986年陈志让根据1981年武汉召开的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编译一些中国历史学家的文章，主题是研究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和地位(199)。1994年史扶林与日本学者合作编辑的《中国共和革命》在东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收录了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部分论文。
对法文、日文、中文等非英语类学术成果的介绍：1978年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冯兆基在《近代中国》四月号文《1949后的中国辛亥革命研究》(201)，从文献编纂、口述史项目开展、专题研究、研究背后的学术话语、“文革”后的学术发展等方面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1980年哥伦比亚大学弗格尔在《亚洲研究》五月号上撰文推介东京大学教授小野川秀美主编的《1911年辛亥革命研究》(202)。1982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格雷戈尔在《亚洲研究》八月号的刊文(203)，介绍德文著作《孙中山与党报〈建设〉》(204)。1982年德国戈特弗里特卡尔·金德曼主编之《孙中山：中国民族革命的建立者和象征》在慕尼黑出版(205)，“为近来兴起的重新评价孙中山博士及其影响增添了诸多实质性东西”(206)。1984年《亚洲研究》十一月号文对1982年尚明轩在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廖仲恺传》进行评述，指出其中的史实错误和框架布局的不足(207)。1986年薛君度出版《辛亥革命新论》，共收录薛氏的七篇文章，最大的特色在于“把黄兴在辛亥革命的地位拔高到如同孙中山一样”(208)。1995年路康乐在《近代中国》四月号推介白吉尔法文著述《孙中山传》(209)，认为此书是“西方世界对孙中山一生最为精良的描述”(210)。1985年《亚洲研究》二月号文推介台湾吴相湘1982年出版的《孙逸仙先生传》(211)。
思想史领域。多为个案研究，还是继续沿着对激进知识分子研究的学术路线。1981年德里克与爱德华·克莱伯斯在《近代中国》四月号文《民初的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212)，阐述信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民初思想家对革命概念的不同认知。1986年美国杜克大学德里克在《近代中国》四月号文《幻想与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中国革命思潮中的无政府主义》(213)，回溯了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及对革命产生的影响。1987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灏著《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214)，属于人物个案研究，以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刘师培四人的生平经历与思想学术变迁为核心探讨了中国民族知识分子的时代观，最成功之处就是“把这四人放到了当时普通知识分子的语境下考察”(215)。儒家思想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也是此期考察的重心：1980年美国学者格雷戈尔与张霞在《政治学研究》七月号文《王阳明与孙中山意识形态》(216)，从政治学理论辨析孙中山思想中的革命理念与传统儒家思想特别是理学王阳明一派的异同，认为孙中山只是继承后者的道德哲学，并“创造性发展”以让其适用于现代社会；1981年格雷戈尔在《政治学研究》一月号文《儒家主义与孙中山的政治思想》(217)，重点分析孙中山社会思想与传统儒家学说的关系，发现在孙中山的演讲和题目中所蕴含的儒家学说核心思想和教义。1990年日本学者岛田虔次著、哥伦比亚大学弗格尔翻译的《中国革命的先驱：章炳麟与儒家思想》由斯坦福大学出版(218)，论述了时代发展对章炳麟思想的影响。
政治史领域。最值得注意的是1983年《剑桥中国史》第十一卷《民国卷》的出版(219)，此书国内已有中译本，于此不赘。其他相关研究大致可划分三种研究趋向：其一是资产阶级及武装力量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与地位：1978年台湾张朋园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合作在《亚洲研究》二月号文《中华民国初期的政治参与与政治精英：1913—1914年的国会》(220)，利用政治学的“政治参与”解读民初的政治景象，涉及孙中山、黄兴、章炳麟、梁启超1911年前的党派竞争与冲突。1981年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冯兆基出版《军事角度下的中国革命：新军及其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221)，对新军的由来及在辛亥期间的角色地位进行了阐述，指出武装力量对革命至关重要的作用。1985年《政治学评论》冬季号的一篇文章《晚清地方自治政府：政治话语与道德改革》(222)，探讨实业士绅和官僚士绅与晚清中央政府改革的响应与背离。1997年约翰·菲茨杰拉德出版《唤醒中国：民族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223)，探讨资产阶级人物追求民族独立与进步的变革或革命活动。2002年兰金在《近代中国》七月号文《民族抗议与政治动员：清末收复路权运动中的实践与颂歌》评价了清末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224)。其二为社会思潮与政治变迁：1994年美国犹他大学季家珍在《近代中国》一月号文《晚清的舆论与新式政治抗议（1904—1911）》(225)，认为在清末新政的最后几年，“舆论从一个政治构造元素迅速演化为要求自身法律地位的有组织力量”，由此诱发了辛亥革命的爆发以及满清政府的垮台。2000年路康乐著《满族与汉族：清末民初的种族关系与政治权威（1861—1928）》(226)，主要利用公开的布告和公文揭示出满族旗人与汉族平民间的紧张关系，由此触发的满汉自太平军起义后的在中央和地方上的权势变化。其三为辛亥革命的影响：主要是从社会结构和外交关系角度着手，1980年马若孟在《中国季刊》七月号文《民初的华北乡村：社会经济之关联》(227)，分析辛亥革命前后华北土地的租佃型和地主经营制的变化。2000年利兹大学沈艾娣出版《塑造共和市民：1911—1929年中国的政治仪式与象征》(228)，运用人类学的象征与仪式观点解析了辛亥革命后至北伐战争期间国家活动与民风变化间的关系(229)。1981年刘易斯·芒福德发表《克兰·布林顿模式与辛亥革命》(230)，曾任美国历史学协会主席的克兰·布林顿在1952年《解析革命》一书中认为西方世界发生的数次革命具有“一致性与相似性”这个特质，刘易斯·芒福德此文主要从这个立论出发论证了辛亥革命与中国其他革命的异同处及其独特影响。1997年哈佛大学柯伟林在《中国季刊》六月号文《中国的国际化：共和纪元前后各国在华及在本国的政策》(231)，比较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西方主要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
外交史领域。除了前期侧重对中国与俄国、日本、美国的外交活动进行研究并取得进展外，对法国、东南亚等地的研究也有新突破，分国别介绍如下：中俄关系，八十年代，英语世界出版了两部对鲍罗廷的个案研究：1979年迪亚·霍罗布尼奇的《鲍罗廷与中国革命：1923—1925》(232) 和1981年丹·雅各布的《鲍罗廷：斯大林使者在中国》(233)。1997年艾朴如著《外交与欺骗：1917—1927年中俄密约》(234)，利用中国和俄国官方档案解读俄国对华政策的沙文主义。1979年迈阿密大学陈福霖在《近代亚洲研究》第十三卷第一期文《国共合作的替代：1923年上半年孙中山在香港》(235)，利用孙中山在香港活动史实证明孙中山之联俄联共政策对马克思主义以及苏俄外交政策保留的一面。1989年乌尔干奇·奥农、德里克·普里查特合著《亚洲首次现代革命：1911年蒙古独立》(236)，1980年托马斯·尤因著《中俄外蒙政策（1911—1921）》(237) 与发表在《亚洲研究》1980年第一期文《清廷对外蒙的政策（1900—1911）》(238) 和伦敦大学主办《斯拉夫与东欧研究》1980年七月号文《沙俄、中国与蒙古共和国（1911—1921）》(239) 均涉及了民初政府与沙俄在外蒙问题上的外交斡旋。
中美关系。1978年普罗维登斯学院迈克尔·米塔罗在《太平洋历史评论》五月号文《美国传教士、孙中山与辛亥革命》(240)，认为包括学术期刊在内的舆论乃至美国政府都对中国革命抱有“谨慎的态度和姿态”，不过却有一部分在华美国传教士对中国革命报以同情和理解。1979年美国马里亚大学克拉伦斯·B.戴维斯在《太平洋历史评论》二月号文《英美在华的竞争与合作（1915—1917）》(241)，对民初英国和美国在华利益上的竞争与合作进行了研究。1983年詹姆斯·里德著《传教士思想与美国东亚政策（1911—1915）》(242)，论述旅居中国的美国新教传教士在舆论层面对中美关系的影响。1984年美国大学出版社出版《美国与中国的改良与革命（1898—1922）》(243)，从美国文献的角度分析了美国社会与民众对中国近代革命或变革的态度及政策。1986年丹尼尔·克雷与托马斯·布莱斯林合著《寻常友谊：美国对共和中国的反对》(244)，重点比较美国近代外交政策中的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美元外交”与伍德罗·威尔逊“传教士外交”间的区别，以1909—1916年的中国历史为研究断限，“使用大量广泛的原始材料”，“得出中美关系实为普通的关系”而非普遍认可的“特别之友谊”(245)。
其他国别研究。1979年约瑟夫·巴洛著《孙中山与法国人：1900—1908》(246)，研究孙中山与法国支持殖民主义党人的交往，为美国学界“提供了新的视角来理解美国中立政策的实质”，“应值得学界充分重视”(247)。1984年安斯切尔著《荷马李、孙中山与中国革命》(248)，研究荷马李从保皇派走到革命派的过程及原因，并分析了他为中国革命发展所打造的国际舆论环境。1984年孟轲著《中心之中国：外国政策在华三百年》(249)，研究列强诸国在华利益上的竞争与合作。1987年E.W.爱德华著《英国在华外交与财政政策（1895—1914）》(250)，研究以汇丰为首的英资银行在清廷及民初政府向国外举债过程中的作用和因之引发的在华利益争夺。1993年美国乔治亚大学任达著《中国（1898—1912）：新政改革与日本》(251)，认为晚清教育与政体改革深受日本影响，不过其书“日本专家在军事、政治、法律、司法和政体改革的角色则使用过多的二手文献，过于简短”(252)。
海外华人研究。与前阶段相比，有关此方面的研究成果更为系统且有多部著作问世。1981年戈德利·迈克尔著《南洋的官僚资本：海外华人资本与中国的现代化(1893—1911)》(253)，考察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期间南洋华人的企业运作，分析“在殖民地港口城市的西方环境下中国文化和价值之反应”及“清廷政府对海外资本的态度演化以及在最后十年争取海外资本支持新政改革的努力”(254)，被白吉尔视为“一部清醒与华美之作”(255)。1983年蔡石山著《中国与美国华人（1868—1911）》(256)，研究美国华人与晚清政局及辛亥革命的关系。1991年马伊芙·阿门特劳特著《革命党人、君主立宪派与唐人街：美国华人与1911年辛亥革命》(257)，涉及美国华人对辛亥革命的反应以及由之引发的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变化。代表性的相关研究论文可见1982年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颜清湟在《近代亚洲研究》第十六卷第三期刊发的《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海外华人民族主义（1877—1912）》(258)，研究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民族主义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兴起及对海外华人政治生活的影响，认为可以把东南亚的华人民族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民族运动的支流。
人物研究。从数量上来看孙中山研究仍占据主要篇幅。孙中山思想研究：1979年美国学者格雷戈尔与张霞在《亚洲研究》十一月号合作的文章探讨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以及对外国在华投资利益的观点(259)。1982年格雷戈尔与张霞在《太平洋事务》春季号文《马克思主义、孙中山与“帝国主义”概念》(260)，全文围绕一个中心论点即孙中山是否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而展开讨论。1989年印第安纳州立博尔大学郑竹园编《现代社会下的孙中山教义》(261)，收录来自历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专家的论文十二篇，但由于过度美化孙氏且“避讳”其缺点而被学界批评(262)。1991年张绪心和高理宁合著《天下为公：孙中山及其革命思想》(263)，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分“尚未成功之革命”有四章，介绍孙中山的生平及其“狂热的”革命生涯，重点描述了孙中山身上的中西文化教育背景以及孙氏追寻外国帮助的努力；下部分“孙中山：其人与思想”有三章，评析孙中山的人品品质以及革命思想，不过该书对孙氏的思想遗产有“拔高之嫌”，且利用二战时日本侵略者认同“三民主义”教义来证明国外对孙氏思想认可(264) 更可商榷。2001年奥黛丽·威尔斯著《孙中山的政治思想：其发展与影响》(265)，把孙中山描绘成人类史上罕见的革命领导人，希冀把中国建设为一个和平且现代的社会与国家，并分析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对1950年后台湾发展的影响。另外，1994年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保罗·特雷斯科特在《美国经济与社会学报》七月号文《亨利·乔治、孙中山与中国：不仅是土地理论的关联》(266) 从亨利·乔治的人口理论、外交思想、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以及土地政策等方面研究了对孙中山的影响。2005年格拉纳多斯在《太平洋事务》撰文探讨中国与南海的问题时也回顾了孙中山的海权思想(267)。孙中山革命活动研究。此时期的研究虽体现出“拨正”以前研究中过度美化的特点，但是也有走向另一个极端之嫌。1980年史扶林出版《孙中山：不彻底的革命者》(268)，探讨孙中山革命活动中对外妥协的一面，对孙中山评价较低，认为孙中山不是一个“深刻的思想者”，也由孙中山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妥协认为孙并非一个“彻底的革命家”。1986年黄宇和著《历史形象的创造：孙中山在伦敦（1896—1897）》(269)，讲述了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远避英伦为清廷公使馆诱捕一事上被戴季陶、邹鲁、冯自由等人“英雄化”的过程及实质，被韦慕廷评价为“历史探解类著作的大师之作”(270)。孙中山影响研究。1981年格雷戈尔等三人合作的《意识形态与发展：孙中山与台湾的经济发展史》(271)，分析60年代后台湾的经济腾飞与孙中山三民主义之间的关联。1987年理查德·埃德蒙德在《中国季刊》九月号文《孙中山的铁路计划遗产》(272)，分析孙中山的铁路计划对此后中国四五十年代铁路发展的影响。1987年迈克尔·戈德利在《澳洲中国事务研究》七月号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孙中山与中国的国际关系》(273)，以1914年至1918年孙中山与外国资本、孙中山与帝国主义、孙中山与共产主义考察了孙中山的经济观点以及三民主义中的民生观点，并分析对此后中国大陆及台湾发展的影响。
其他人物研究。此时期对袁世凯进行个案研究的著述可见1980年斯蒂芬·麦金农著《晚清帝国的权势与政治：京津时期的袁世凯（1901－1908）》(274)，以袁世凯1901－1907年任直隶总督和1907－1908年赴京就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这段时期为研究时间断限，把这两段时期视为袁世凯在清末政坛崛起的关键阶段，且把袁氏得势的缘由概括为三点即与英国的交好、强大军事力量的支持以及政治派系的建立。1979年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州立大学苏芳宗在《近代亚洲研究》第十三卷第二期文《恶毒太后：关于慈禧的修正研究（1835－1908）》(275)，利用《光绪朝东华录》、《清德宗皇帝实录》、英国外交蓝皮书等中外文资料考察了慈禧与晚清局势发展。
区域史领域研究。比较值得注意的论述有：1978年A.麦克当纳著《乡村革命的城市起源：中国湖南的精英与大众（1911—1949）》(276)，研究革命过程中的中国阶层分化及对革命的影响。1980年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苏堂棣著《省级武装力量与中华民国：以滇军为例（1905—1925）》(277)，在民族主义、革命思潮以及地方割据的背景下研究滇军自1905年建立至北伐战争前的发展历程，为西方学界“提供了关于中国地方军阀的弥足珍贵的信息”(278)。1986年兰金著《中国的精英行动主义与政治变迁：以浙江为例（1865—1911）》(279)，重点研究自太平军起义至辛亥革命前的浙江省士绅及其阶层意识的觉醒，其中精英行动主义是指浙江地方士绅在太平军起义后的政治及社会重建上的努力，兰金指出此种精英行动主义非但没有促使清室之复兴，反而在辛亥革命中成为灭亡清朝之动力。1994年美国学者巴瑞·克纳著《中华帝国经典儒家学说的谢幕：长江下游地区的社会变化（1864—1911）》(280)，系对江浙地区儒学复兴与社会经济变动间关联的研究。论文方面，2007年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彼得·沃幸在《近代中国》四月号的有关1911年至1921年贵州地方军阀冲突的文章(281)。1987年杜赞奇在《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一月号文《华北地方财政研究（1911—1935）》(282)、1988年邵式柏在《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七月号文《租佃制再思考：其在晚清及民初之时空变化》(283) 对区域经济的研究；1983年香港中文大学吴伦霓霞在《近代亚洲研究》第一期文《香港文化人在塑造近代中国中的地位》(284)、2004年李丹柯在《近代中国》十月号文《四川民间文化与反帝及民族情感运动的关系》(285) 等均是对区域文化的研究。
就此阶段研究成果来看，除了继续沿着前期的学术路线即对基础性文献的整理、政党政治、资产阶级的角色与作用、列强诸国在华的利益纠葛及对革命走势的影响、近代思潮与革命等方向上颇有建树且呈现出更为全面和综合的研究成果外，还有一些新亮点值得重视：对非英语类学术成果的介绍及对辛亥革命研究概况的回顾与总结、对辛亥革命期间军事武装的重视并出现了区域性研究的成果、对清末民初的中央与地方权势变迁及影响、海外华人与辛亥革命等方向均涌现了一批代表性的著述。另外，一些研究者赶赴中国参与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查询文献资料，同时得以把部分中文学术成果介绍给西方学界，这无疑有益于中西学界之间的良性互动。但应当注意的是，这些研究还多集中在八九十年代，而进入新千年后的成果却相对薄弱，新材料的挖掘、新角度的切入以及梯队人才的培养，这也许是今时以美国为主体的海外辛亥革命英文研究学界所必须思考及亟待解决的问题。
五
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而言，以英语为写作语言的学术研究无疑是国际辛亥革命研究主要且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其中又以美国学界为主体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这些都在把辛亥革命研究蜕变为一门具有国际性的史学研究分支，起着独一无二的作用。由之，总结这些英文研究的整体学术特点，不仅有利于中国学界梳理和把握百余年来的海外研究发展脉络，同时也值得我们学习并借鉴：
其一，跨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运用。辛亥革命爆发不久之后，即有在华传教或游历的西人发表概述性的记叙文章，同时也有一批受过专业学科训练的政治学与历史学研究者发表了一系列严谨性的学术成果，此后参与的学者群体逐渐呈现出职业化的研究道路，研究范围也由之扩大，从单纯地注意到辛亥革命爆发的起因过程及国际关系的演变深化到革命中的阶层分化、地方武装力量与革命、革命背后的社会与经济变动、革命党人中间的合作与离异、近代思潮及知识分子与革命、海外华人与革命等领域，并出现区域化研究的特点，这一切都源于不同学科的积极参与，使社会学、政治学、外交学、人类学、经济学的理论方法融入到学术研究中，呈现出历史学研究社会科学化的特点，这些赋予辛亥革命研究在内容和深度上出现专业化和精细化的特点，给世人呈现出了一个更为全面的研究景象，以美国为主体的辛亥革命研究也得以得到他国认可并产生世界性的影响。
其二，对基础研究工作以及他国研究成果的推介并借鉴。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始，美国学界就比较重视文献史料汇编等基础性研究工作的开展，一系列关于辛亥革命政党政治研究、共产主义影响、人物研究的文献丛书相继出版，这既给本国学者带来研究之便利，也使其研究在领域涵盖幅度上更为广泛，而这种基础性的工作不仅需要编译者的语言把握能力，且需要数代学者前赴后继的努力，以美国为主体的辛亥革命海外英文研究无疑做到了这点。此外，除了给非本国学者开辟学术空间发表成果外，诸如《近代中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院刊》、《近代亚洲研究》、《中国季刊》、《亚洲研究》、《太平洋历史评论》等英文期刊还重视跟踪、译介、评述他国的新近成果，这既能给学界的学术交流打造一个公共舆论的平台，也体现出了美国学术平台为学术研究、学界中人服务的精神。
其三，重视自我否定，并在否定中发现新问题与新视角。1968年，芮玛丽在《中国革命：第一阶段（1900—1913）》作序时说道：“我们这些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面对着罗列的新例证，一开始不免心慌，而后满怀激情，信心十足。原来我们过去在课堂上讲授的、在教科书上撰写的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形象，几近错误。”(286) 这种批判精神和由之诞生的创新也体现在其成果背后体现出的研究模式上，从“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再到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无疑也深化和拓宽了对辛亥革命的学术研究，为下一步的研究辟开了新视角并提出了新命题。
当然，这并不是说以美国为主体的海外辛亥革命英文研究已臻以完备，在已取得的成果中也并非全为肯定的一面，中西历史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差异、特定时期的学术研究所渗透出的政治性色彩、为政治和国家利益服务的功利性目的也影响了其研究的客观度和中立性。但毋庸置疑的是，无论是经验抑或教训，这些海外研究成果终究置身于中国本土以外，是有着一批与中国学术训练体系大不同的学者用着西方的理论和经验所从事的接近一百年来的工作，“横看成岭侧成峰”，对这些研究成果的介绍与学习，也许能够开拓中国学者的研究思维，借鉴并完善国内已有的学术成果，丰富我们对辛亥革命这一伟大革命运动的认知。
注释：
① Joseph W.Esherick,“1911:A Review”,Modern China,Vol.2,No.2 (Apr.,1976),p.141.
② 章开沅：《辛亥革命史》，载曾业英：《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531页。
③ Edwin J.Dingle,China's Revolution,1911-1912:A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Record of the Civil War,London:McBride Nast & Co.,1912.
④ William Churchill,“Review on China's Revolution,1911-1912”,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Vol.46,No.9(1914),pp.689-690.
⑤ Shih Hu&Yu-Tang Lin (Commentaries by Wang Ching-Wei),China' s Own Critics.A Selection of Essays.Peiping:The French Book Store,Distributing Agents.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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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F.C.Jones,“Reviews on The Teachings of Sun Yat-Sen”,International Affairs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4-),Vol.22,No.2(Mar.,1946),p.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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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Chester Lloyd Jones,“Review on Across China on Foot”,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42,Industrial Competition and Combination (Jul.,1912),p.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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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F.W.Williams,“Reviews on The Flowery Republic”,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9,No.2 (Jan.,1914),p.398.
(17) Editor,“Reviews on The Flowery Republic”,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Vol.45,No.12 (1913),p.936.
(18) Editor,“Reviews on The Flowery Republic”,The Biblical World,Vol.44,No.1 (Jul.,1914),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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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lbert D.Thomas,“Review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A Phase in the Regeneration of a World Power”,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24,No.2 (May,1930),p.505.
(21) Editor,“Review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A Phase in the Regeneration of a World Power”,Journal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No.3 (May,1930),p.427.
(22) Paul S.Reinsch,“Diplomatic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Law 1911”,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6,No.1 (Feb.,1912),pp.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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