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西安事变的主旋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安事变论文,爱国主义论文,主旋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安事变作为“历史的瞬间”已过去60年了。每当提起这次影响了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候，人们总会不约而同地被它那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所震撼、所感染、所激励。然而，由西安事变集中体现出来并聚合而成的爱国主义的交响乐章，其各个组成部分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主旋律又是什么，论者往往都缺乏历史的、具体的、深入的分析，流于笼统和一般化。有鉴于此，本文拟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中国抗战胜利为时空框架，侧重结合西安事变前后各阶级、阶层、政治集团及其代表人物的政治主张和对内对外政策，对各种爱国主义的内涵、异同、主旋律以及历史性的大聚合加以探讨。
爱国主义的基本特征
讲到爱国或爱国主义，在理论上必然要涉及“国家”概念。大体而言，汉语里的“国家”一词有三种不同的含义：一是领土意义上的，相当于英语的country；一是民族意义上的，相当于英语的nation；一是政权意义上的，相当于英语的state[①]。毫无疑义，爱国主要就是指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怀着深厚的感情。换言之，也就是热爱自己的领土，热爱自己的民族。但这种基于领土和民族意义上的爱国尚属于感性认识层面，有时会带有盲目性。而作为爱国主义，则已上升为理性认识，不仅包含了领土和民族意义上的爱国，而且具有了广义主权和政权意义上的爱国观。由于涉及到国家主权和统治权力的问题，所谓爱国主义就必然表现为一定的政治信仰、主张或政策。
那么，作为一种理性化了的社会观念意识形态，爱国主义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呢？
首先，爱国主义具有阶级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国家是个阶级概念”[②]。没有阶级，就没有国家；而没有国家，也就无所谓爱国。不同的社会阶级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对爱国有着不同的理解，各阶级有各阶级的爱国主义。毛泽东曾说：“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③]就整个抗日时期国内的情况来说，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在内涵上都是有差异。可以说，阶级性是爱国主义最显著、最本质的特征。
其次，爱国主义具有时代性。当然，说到时代性也就不能不谈及承接性。由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呈现出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作为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爱国主义，也必然既带有一定的承接性，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就承接性来说，后世的人们仍然能够从岳飞抗金、文天祥抗元、戚继光平倭、林则徐虎门销烟中汲取精神力量。但就时代性而言，爱国主义的内涵则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趋于更新，不同时代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譬如，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爱国主义突出地表现为“忠君爱国”，将国家视作皇帝的家产。所谓“廷诤”、“死谏”都是在此大前提下进行的，否则就是“大逆不道”。而当步入了近代（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另一半是半独立半资本主义，只是份量较前者为轻），在西方的进化论、民约论、民权论和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下，人们的价值观和国家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主要的表征是在爱国主义的内涵中，“忠君”的成份日益渐减褪，“民主”和“民权”的成份渐次增长。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广泛传播之后，爱国主义内涵的更新就越发显著。这样，在时代的递嬗中，先前那种愚忠式的爱国主义必将被具有科学理性的爱国主义所取代。不消说，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非一蹴而就。
再次，爱国主义具有层次性。很长一个时期，人们习惯于将“一分为二”的哲学观点和两极思维方法模式化、绝对化，因而在作历史判断时，便有非好即坏、非革命即反动、非爱国即卖国、非爱国主义即卖国主义的两种评说，忽视了或误判了两极之间无数个中介现象。例如，在14年抗日时期，就绝不应把蒋介石等同于只有一面性的亲日派汪精卫；西安事变爆发6天后，中共中央的各种文电，都有“蒋系中派”之类的提法，说明蒋属于西安方面争取的对象。当然，“一分为二”的哲学观点和两极思维方式发挥过重大的革命功用，不应一概否定。但是，正象世界上不存在任何完美无缺的思想体系和万无一失的方法一样，它也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失误。就说爱国主义吧，不仅前述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爱国主义呈现出层次性，而且尤为明显的是，由于社会现象的错综复杂，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每个人、每个政治集团和各阶级、阶层，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或者同中有异，或者各不相同，对爱国的理解也就呈现出不同的层次性。即使是同一个人、同一个政治集团、同一个阶级或阶层，由于出身经历、所受教育和影响的差别，以及时势变迁和境遇的不同，因而此时此地的爱国观也与彼时彼地的爱国观有高下之分。在这里，爱国主义的层次性也可以说是多样性。
上述爱国主义的三大基本特征，在“九一八”事变以来的14年中国抗日时期（前6年为局部抗战，后8年为全国抗战）展现得真可谓淋漓尽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侵略的野蛮手段很快占领了东北三省，并不断将魔爪伸向上海、关内和华北，就使中日民族矛盾迅速激化，并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④]。因此，“抗日救亡”在客观上就成了中国当时最为迫切的历史主题。但是，要抗日救亡就必须停止内战，团结一致共同对外，于是又内在地不可回避地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实行民主或进行民主改革。这样，抗日救亡的历史主题必然要升华为“抗日民主”，实质上就是要求全国军队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这就是当时爱国主义的主旋律。在这一历史的大背景、大趋势下，各个政治集团、阶级、阶层及其代表人物上演了诸如淞沪“一二八”抗战、东北义勇军和抗日联军的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新生》周刊事件、第四第五次大围剿、福建事变、“一二九”运动、两广事变、三大主力红军经长征胜利会师、“七君子”事件、绥远抗战，以及西安事变兵谏捉蒋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历史活剧，对抗日与民主的历史主题、时代主题都提出了各自的政治主张和政策，反映出众多不同的爱国观。其中，最具典型性的有三种：一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主观独裁型的爱国主义；二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民主型的爱国主义；三是以张、杨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的过渡型的爱国主义。体现这三种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爱国主义的政治力量，经由西安事变的巨大震慑、协调和化合作用，终于在相互让步、求同存异的前提下走上了团结抗日的道路。
蒋介石主观独裁型的爱国主义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和南京政府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当时的中国居于统治地位。面对“九一八”之后“外患内忧”的危局，蒋介石集团“安内攘外”的总体战略和由此引申出来并为之服务的具体对内对外政策，无疑会对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带来非常重大的影响。
人所共知，蒋介石是中国现代史上权势赫赫的国民党新军阀的首领，也是一个具有多重性格、思想极其庞杂又充满矛盾的人物。可以说，他集守旧、反共、独裁和某种意义上的爱国于一身。对于蒋究竟有无爱国的一面，史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曾在一篇论文中指出：“蒋在总体上固然是个以反共灭共为职志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但反共不等于不爱国。事实上，蒋从青年时代起就具有一定的民族主义的爱国思想，这是他后来能与中共合作参加抗日阵线的主观原因。不过，爱国主义是有层次之分的。蒋当权后一直认为，只能在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他的独裁下来实现全国统一、抵御外侮。由于排除了民主，他的民族主义充其量只是低层次的爱国主义。”[⑤]
史学研究以探寻历史真相、追求真理性的认识为己任，就不能不在历史——现实——未来的综合思考中既联系现实又超越现实；同时也势必要更新观念，使研究方法趋向科学化、综合化和立体化。有的论者囿于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宁可承认那些距离今天甚远的既抵御外侮又镇压农民起义的封建官吏为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者，却不敢也不愿实事求是地评价那些既与中共对立又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顺应过时代潮流的人物或集团。还有的论者固守单一的、两极的思维方法，对于蒋在西安事变中的转变，或者说完全出于外因的逼迫，不承认有内因；或者认为蒋的内因就只是保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力，根本否认蒋还有“准备抗日”的另一内因。凡此种种，都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
诚然，维护既得统治权力是蒋介石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却不能因此排除他还有民族主义的爱国的一面。其一，蒋的许多言行表明，他一贯主张国家民族应统一独立自强，国与国之家应平等互惠，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侵略行径。早在1927年秋访日期间，他就要求日本放弃武力干涉政策，并认识到日本“毫无诚意，中日决无合作之可能”[⑥]。1929年5月3日，他在中央军校作题为《誓雪五三国耻》的长篇讲话，详细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制造济南惨案的暴行和中国军民所遭受的惨无人道的凌辱。他说：“去年五月三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济南横阻我们北伐，残杀我们同胞，霸占我们土地，这是中华民族最耻辱的一个纪念日！临到这个纪念日，凡是中国人，凡是我们黄帝子孙，对于这种耻辱，是永远不能忘怀的。如果这种耻辱一天不洗雪，中华民国便没有一天能独立。”他要求中央军校学生要“洗雪这种耻辱，务使国家能从帝国主义侵略与残杀之下解救出来，以求得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自由和平等。”[⑦]其二，从1928年7月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南京政府积极推行温和型“革命外交”，不仅在宣言中要求废除过去的不平等条约、改订新的条约，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解除了帝国主义（包括日本）对我国关税自主权的羁绊，否定了领事裁判权，收回了数处租界和租界地；同时其整个计划和目标则是要恢复我国固有的全部主权。有人评论说：“这个目标当然可以稍缓而分期到达，但目标本身却是无可妥协的”。[⑧]其三，“九一八”之后，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基调是妥协退让，实行不抵抗主义，借以以局部牺牲换取全局苟安，自然咎无可辞。但到华北事变后，蒋已认识到中日大战不可避免，于是从国民党五全大会开始，逐步改变对日政策，并从各方面进行抗战准备。如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仅1936年的成效就超过了前四年的总和[⑨]，创旧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高水平。再如实施整军方案，加紧军工生产，修筑沿江沿海国防工事等，尽管准备得很不充分，但在全国抗战中仍发挥了一定威力。这就说明，蒋介石集团主观上确有一定的民族主义的爱国思想，确有一定的抗日意识、愿望和抗战准备。然而，由于蒋介石长期以来顽固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总体战略，就使他的主观与客观相分离。质言之，他主观上自以为“安内攘外”是爱国，客观上带来的后果却是严重的误国误民。但正因为蒋在主观上有一定的民族主义的爱国思想，有一定的抗日意识、愿望和抗战准备，所以经由西安事变的当头棒喝，他才能够有所醒悟，有所转变，他才会被众星（包括中共）捧月般地拥戴为全民族抗战的“领袖”。后来，蒋败退台湾，把祖国这块宝岛由殖民地改造成一个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并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一中一台”，就与这种民族主义的爱国思想密切相关。当然，说蒋介石有爱国主义的一面，绝不意味着掩盖其误国误民的罪责，更不意味着为其评功摆好。事实上，蒋的爱国主义不仅是主观的，而且是极不彻底的，是最低层次的。
不可否认，当时在蒋的头脑中确实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弱国意识，也多次宣扬过“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⑩]的厥词歪理。他固执地认为，既然中国是弱国，那么对入侵的强敌就不能宣战、不能绝交、不能抵抗；要“攘外”，就只能从自立自强和外交上着手，对外采用“和平政策”(11)，不惜“委曲求全”、“忍辱负重”，通过和平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12)；等到“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抵抗到底”(13)。同时，在对内上，他视共产党为其统一大业的“心腹大患”，要“安内”首先就是用军事方式“剿平”共产党。这就形成了他对外和平、对内战争的总体战略。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触及了蒋的真实心理。顾说：“转变为抗日的政策，委员长及其嫡系基本上并不反对。在蒋心里，对日谈判和宣布睦邻，主要是一时权宜之计。所谓权宜之计，是委员长看到当时中国的军事力量尚不足以对抗日本，1936年他在江西牯岭对军事将领发表的重要讲话说到，国家必先统一，进行建设，然后才能谈到有效地抵御外侮。另一方面，认为能够得到共产党的真诚合作，从他过去十年的感情、信念和经验来说都是不可能的。”(14)正是由于西安事变的关键性一击，才使具有此种心理的蒋介石加快了转变，也把蒋的总体战略倒了个个儿，即由原来的“安内攘外”变成了“攘外安内”，换种说法就是对内和平、对外抗战。
不过，蒋在后来的全国抗战中，他抗日的一面的确不坚决、不彻底，这有1939年蒋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讲话关于抗战到底的“底”的解释，以及1944年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和抗战胜利后对日实行“以德报怨”的事实为证；他独裁的一面又故态复萌，这也有片面抗战路线、压制宪政运动，以及1943年《中国之命运》的喧嚣和多次反共磨擦为证。这些，就是蒋介石日益丧失民心，最终败逃台湾的最重要的主观原因。
中共民主型的爱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在由学习欧美转向学习俄国的五四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桥梁作用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战斗司令部，其目标是经由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由此便决定了中共的爱国主义是以阶级斗争学说、唯物史观和社会革命论为思想基础，同时也就决定了中共在当时主要代表着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利益，一定时期有可能忽略全民族的危机。
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在客观上已成为最迫切的历史主题，然而国共两党的主观认识并不总与历史实际相一致。“过去因从‘十年内战’和‘土地革命’的角度看问题，势必只看到国民党‘安内攘外’（即先剿共后抗日）的罪责，而忽视了中共‘反蒋抗日’（即以反蒋的阶级战争作为抗日民族战争的前提）和‘武装保卫苏联’的失误。事实上，若从14年抗日战争的角度看，作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国共两大政党虽然对日本的侵略有过不同程度的表示，但都背离和偏离过‘抗日救亡’的历史主题，导致了综合国力的严重内耗（当然，责任主要在执政的国民党方面）。正因为如此，华北事变后才有各自政策的大改变、大调整。”(15)
中共政策的改变、调整过程业已了然，无须赘述。值得重视的是，从1936年9月18日远居莫斯科的王明在《救国时报》上发表《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一文起，为适应苏联急于同南京结盟的外交政策，中共被迫宣布“暂时停止”苏维埃革命路线，提出了联蒋问题、民主问题和为“民主共和国”（此前先后为“苏维埃工农共和国”、“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奋斗的口号，并进而形成包含国民政府在内的“民主共和国”方案。因当时蒋在国共两党初步接触谈判中只想“招抚”或“收编”红军，这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方案不可能被接受。
恰是西安事变的巨大转折作用，既斩断了蒋介石的内战之手，又在一定意义上教育了中共，使中共进一步认清了现实和历史前进的方向。于是，中共不得不放弃事变之初为和平解决设想的以西安为抗日中心来领导全国的方案，转而在团结抗日的前提下，明确地承认了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领导地位。可以说，这是当时为尽快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国共合作所能做出的唯一明智的选择。
除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之外，当时中共爱国主义的最大特色就是“民主”。在局部抗战时期，中共的认识虽有过失误，但正是它首先将“民主”与“抗日”紧密结合起来，赋予抗日战争以双重的性质和意义，即这场战争不仅是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斗争，同时又是全社会的民主变革，争取实现“民主共和国”构想的斗争。
从1936年起，中共就多次向国民党提出改革国内政治，即政治民主化问题。国民党也曾承诺要尽快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但又敷衍塞责，迟迟不予兑现。由于西安事变后实现了国内和平，毛泽东便在1937年5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大力强调“争取民主”，指出：“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16)并系统而详细地论述了民主与抗日的关系。到全民族抗战时期，毛泽东又把“抗战”和“民主”比作“同一把剑的两个刃”(17)，并说：“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18)中共这种对民主与抗日关系的极端关注，以及在边区实行民主政治和在全国争取民主改革的实际斗争，集中体现了该时代爱国主义的主旋律。其成就，有口皆碑；其影响，至深且巨。可以肯定，除了在抗日问题上是否坚决彻底之外，“主要是在民主政治、民主改革的问题上，国民党逐渐丧失了民心，共产党日益赢得了民心，从而决定了战后双方胜败的必然结局。中国革命的胜利当然是靠武装斗争打出来的，但胜利的基础却是那个时期奠定的。”(19)这种结局，事实上显示了两个不同层次的爱国主义的高下、优劣。不过，也不应忽视日本长期侵华在客观上给国共两党所造成的不同机遇这一重要因素，绝不应把主观因素无限夸大。此外，与抗战胜利后蒋对日本实行“以德报怨”方针相似，中共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主动“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20)，从而失去了任何制约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兴起的有力条件。揆诸当今日本右翼分子的嚣张气焰，这种做法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教训。笔者认为，就外国对中国的威胁来说，首要的是日本，然后才是其他。应盱衡全局，洞烛要害，妥善地确定外交战略和政策。
张、杨过渡型的爱国主义
以张、杨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或半独立半资本主义）这个畸型社会形态产生的“怪胎”，由于他们有私人军队和一定的地盘而在当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他们之中固然不乏疾日如仇、经世济民的爱国者，但大都带有较浓厚的封建宗法观念、帮派观念、地域观念和崇尚武力、“自立为王”的军阀主义倾向。他们原本也具有同蒋介石争雄天下的天性，但自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尤其是蒋冯阎中原大战以后，都自知不是蒋的对手，又难以理解共产党的理论和作为(21)。为了本集团的生存和发展，乃不得不依附于蒋介石，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正统领导地位。然而正因为迫不得已，再加上他们不是蒋的嫡系，各方面备受歧视，在自己管辖的区域内又有相对独立的行政、财政等权力，因而同蒋政权之间存在着时松时紧的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这种斗争，从整个统治集团内部来说，在一定意义上又带有争民主的色彩。当然，这里说的只是地方实力派的共性，其实他们的个性各有不同。而张学良和杨虎城，无疑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
长期以来，由于共产党人称赞张、杨为“千古功臣”、“千古不朽的人物”，大陆史学界对其评价也越拔越高，似乎他们从小就是一个领袖群伦、毫无瑕疵的天生的爱国主义者，并因其曾有过加入中共的要求更成了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甚至比共产党还共产党。这种因缘时会、一味丑化某些人而神化另一些人的倾向，远离历史的真实，是极不可取的。事实上，张、杨就是张、杨，既不同于蒋介石，也与共产党有根本区别，而且张、杨两人又有很大差异。
张学良出生于军阀官僚式的富豪家庭，所受教育兼备封建正统意识、江湖义气和西方基督教文化。作为一个纨绔子弟，他对骑马、开汽车、驾飞机、搓麻将、跳交际舞、打高尔夫球样样在行，且能讲流利英语。同时，他继承父业，仕途通坦，“权力是飞来的”(22)，不知创业之艰辛；加之他耳闻目睹了内战的惨状，日本军力的强大和对中国人的横暴，因而渴望和平、统一、团结，厌恶日本的侵略，具有较强烈的爱国情怀和一定的民主观念，又经常性地表现出欧美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和热情豪放、浪漫狂爽的骑士风度。他能够容忍别人在钱财方面的侵夺，却半点容不得对他人格的轻蔑。所有这些因素经过长期的交织、冲突、聚合，最终熔铸成他独特的个性，即轻子女玉帛而重功业名望，逞意气而少理性，其人“正而不诡”(23)。这与蒋介石“诡而不正”的老谋深算相比，就显得过于率直单纯了。
正因为如此，他不屑于做日本人的傀儡，宁肯处处轻信蒋的先是“统一”后是“抗日”的许诺，成为蒋的彀中之物。从东北易帜、挑起中苏边境战争、中原大战入关助蒋，一直到“九一八”时的对日不抵抗、代蒋受过、下野出洋、返国后提倡法西斯主义拥蒋独裁、遵令赴鄂豫皖和陕甘剿共，无不惟蒋的马首是瞻。在这一过程中，其实力日益削弱，其地位和声誉一落千丈，“打回老家去”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曾经处于“蜜月”期的蒋张关系不时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张的心情也由委曲而怨忿而严重不满，以至会想到蒋是在借剿共之题行“削藩”之实。在这样的心境下，张才有可能一改过去反共反苏的态度而主动与红军进行接触谈判，并进而订立停战抗日协定。
在蒋介石强力威迫而东北军集团势将不保的危局下，再加上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群众抗日高潮的推动，对日本怀有杀父之仇、亡家之恨而又年轻气盛的张学良，鉴于“劝谏”、“苦谏”、“哭谏”均不能奏效，为了抗日救国，就只有实行“兵谏”扣蒋一条路。但“兵谏”毕竟不是反蒋，不是兵变，更不是政变，其行为方式仍摆脱不了传统的“犯颜廷诤”、“清君侧”那一套。随后的陪蒋回宁，虽然与联苏希望的破灭和蒋的欲擒故纵有关，但依旧是其思想、个性和这种行为方式的合乎逻辑的继续。
杨虎城与张共同发动了这一场惊世骇俗之举，但两人有同也有异。主要的不同在于：（一）杨是一个遭际极为悲惨的贫苦农民家庭的儿子，来自社会的最底层，饱经沧桑的岁月从小就造就了他坚强不屈、自发反抗压迫的意识和劫富济贫的“刀客”精神；但其狭隘的小农意识和有限的文化水平，又使其斗争目标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二）杨经历过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洗礼，又较早地受到魏野畴、南汉宸等共产党人思想的浸染，因而在经略大西北和对待共产党两个问题上与蒋发生过尖锐的对立(24)。也曾因红军误杀其警三旅旅长、共产党员张汉民，以及双方在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后突袭宁强，致使杨竹荪团被歼(25)而对中共心存芥蒂；后又在西安事变善后中对中共有怨气。与张相比，杨政治经验丰富，警惕性高，对前途较少幻想，但又由于城府较深，地位居下和实力不强，缺乏他那种当机立断、敢做敢为的作风。因此，“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主意虽由他首先提出，但下决心、唱主角的只能是张学良。如果没有张学良在西北的出现，西安事变也许不会发生。
不消说，西安事变是张、杨爱国主义思想发展的顶点。且不谈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仅从“八项政治主张”来看，其内容既包括抗日救国又更多地表征为民主要求，与中共当时的主张几乎毫无二致，同样集中地体现了整个抗日时期爱国主义的主旋律。然而，尽管张、杨曾先后提出过加入中共的要求，但那主要是时势和处境使然，根本谈不上对共产主义的理性认识和自觉追求；而“八项政治主张”对民主的要求，也与中共要把抗战的胜利引向人民的胜利相去甚远。显然，张、杨的思想并没有升华到一个更新的理论高度。“西安事变虽然成功了，但倘若没有共产党的支持，后果不堪设想。因为这个事变从计划到实施，再到善后工作，漏洞百出。这固然有时间仓促的原因，但同时也反映出张、杨二人在运筹帷幄方面的弱点。”(26)所以，在蒋介石主观独裁型爱国主义与中共民主型爱国主义之间，张、杨的爱国主义尚居于比下有余、比上不足的过渡层次。
爱国主义的大聚合
以上着重分析论述了三种最具典型性的不同层次的爱国主义，它们分别以蒋介石、中共、张杨为代表。但当时爱国主义的种类并不只限于这三种，此外还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每一个进步的炎黄子孙的千差万别的爱国观。以西安事变为契机的各种各样爱国主义的大聚合，实际上就是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中心的全国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全民族举国一致抗战的兴起。
笔者认为，根据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27)，这种爱国主义的大聚合，既不是一种意志力所促成，当然也不是各种意志力的简单相加所产生，而是各种社会力量在令人眼花了乱的相互冲突中经由西安事变的协调、化合作用而凝聚成的历史合力创造的。其中，每一种意志力（亲日派除外）都或多或少地对这种大聚合有所贡献，但都在一定时期内难以完全达到自己的既定愿望。譬如，在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之际，蒋介石灭共之心尽管并没有死，但又不得不结束其“安内攘外”战略，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以便共同抗日。中共虽然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领导地位，但其阶级斗争观点，建立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的民主共和国”，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追求并未放弃。张、杨最大的愿望就是抗日救国，他们促成了这一伟业，自身却无望去参加，不得不做出令人扼腕的牺牲。总之，这种爱国主义的大聚合，既有利于蒋介石声望和实力的增强，又有利于中共革命力量的发展，尤其对整个中华民族有利，唯一的牺牲者就是张、杨及其部队。
这种爱国主义的大聚合同时也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和借鉴。要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各种政治力量首先应具有真诚团结、振兴中华的良好愿望，心存报复不行，意图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更不行。其次，应具有相互让步的诚意，单方让步不行，一方想“吃掉”另一方更不行。再次，应具有求同存异的胸襟和雅量。人世间，既没有绝对正确的个人和政党，完美元缺的思想体系，也不存在美仑美奂的社会制度。要求同存异，最好的态度是不固执一端，最好的方式莫如“一国两制”。最后，还应具有时代眼光，不要老在“正统”“非正统”，“姓资”“姓社”上做文章；谁哪一方面最能体现走向现代化的历史主题（民主是题中应有之义，或者说现代化和民主是同一把剑的两个刃），就应向谁学习，取长补短，携手致力于祖国的统一强盛。
自鸦片战争以来，落伍了的中国农业文明，一方面饱受西方列强的侵凌，另一方面又备遭西方先进工业文明的冲击。这是一块银币的两面，不易区分。于是，中华民族便在既要反对西方又要学习西方、既要批判传统文化又要维护民族尊严的撕肝裂肺般的痛苦心境中，半是被迫半是自觉地进行着艰难的寻觅和变革，朝现代化方向缓慢地移步。
西安事变犹如平地春雷，惊天地而泣鬼神。这场震古烁今的重大历史事件，是洋务、戊戌、辛亥、五四、北伐一代又一代开拓者百年呐喊的强烈回声，是炎黄子孙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出的让日寇胆寒的怒吼，从而为“九一八”后各种爱国主义的大聚合提供了契机，彻底扭转了中国社会蹒跚前行的历史。这是张、杨及其部队用生命的自由和牺牲换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杨两将军毫无愧色地迈上了爱国主义、民族英雄的圣殿，并赢得了“千古功臣”、“千古不朽的人物”的盛名美誉。
注释：
①吴惕安、俞可平主编：《当代西方国家理论评析》，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70页注。
②《列宁选集》第3卷，第318页。
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86页。
④《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68页。
⑤参见拙文《以革新的姿态搞好教材建设》，《高教发展研究》，1995年第4期。
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6册，台北《中央日报》1976年4月初版，第230页。
⑦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台北1981年9月初版，第177页。
⑧李恩涵：《论王正廷的“革命外交”（1928—1931）》，《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1期。
⑨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345页。
⑩冯玉祥：《我所知道的蒋介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30页；秦孝仪，前引书（一），317—318页。
(11)巴伦：《中国伟大领袖蒋介石》，上海大方书局1946年版，第32页。
(12) (13)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4页。
(14)《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2月版，第381页。
(15)参见拙文《延安时期民主政治的多角透视》，《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期》，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181页。
(16)《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52页。
(17)《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年3月版，第128页。
(18)《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8年第5期。
(19)参拙文《从新的角度审视中国抗战的意义》，《西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20)陕西省外事办资料室编《1972年以来的中日关系》，陕西旅游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16页。
(21)如冯玉祥失去军队和地盘后，1931年就曾多次在日记中提到想加入共产党，但又认为共产党的“理论固好，而其办法（指阶级斗争—引者）太劣也”。见高兴亚《冯玉祥将军》，北京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158页。
(22)管宁、张友坤译：《缄默50年，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专访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3页。
(23)史波：《道是无情亦有情——“西安事变”时期张学良的抗日情结》，未刊稿。
(24)参见拙作《抗日救国名将》，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8—70页。
(25)杨竹荪，陕南战役时为杨虎城十七路军独立第一旅第二团团长，驻守宁强。1935年2月，因红四方面军违反协议发动突袭，他于慌乱中被迫击毙尚在产期的妻子，将婴儿丢弃街头，自己着便衣冲出东门，在东山观下边一沟壑内被红军俘虏后枪杀。杨竹荪的无辜牺牲导致人亡家破，当时仅有一岁多的女儿杨忍君被寄养在西安奶妈家中，顿成一无父无母之孤儿，从此一生坎坷。杨忍君现已在甘肃政法学院教师任内退休，并患有较严重的心脏病。为请求上级给其父平反，她从1979年起已奔波了18年，至今得不到明确答复（见杨忍君给笔者的来信及附件）。关于红军违约突袭宁强之战，实证材料不胜枚举。周恩来于1936年12月18日上午会见机虎城时，曾就此事和张汉民的被误杀，“代表中共作了自我批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332页）。
(26)张龙林：《杨虎城历史再定位初探——如何从西安事变重新评价杨虎城》，未刊稿。
(27)恩格斯历史合力论最准确的表达，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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