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15年深圳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深圳论文,未来论文,经济发展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80年代以来，毗邻香港的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在短短15年内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然而，随着全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深圳原有的发展空间正在或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使深圳不仅面临着新的机遇，同时也面对着新的挑战。深圳人民和市政府只有适时转变战略，才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在未来15年或更长的时期内再创辉煌，以崭新的面目和成熟的姿态出现在全国和世界面前。
一、深圳原有发展空间的变化和历史作用的完成
1.深圳在过去15年内所创造的奇迹
1980年，中国在广东省和福建省分别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15年来，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深圳经济特区最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综合实力持续增长：1981—1992年，深圳工业净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0.24%，GDP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9.79%，分别比同期全国平均水平高一倍。至1993年，深圳市的综合经济实力在全国各城市中已跃居第六，并可望在1994年超过天津而排名第五。深圳的通讯业已居全国之首，每100人拥有电话17部，分别为北京的2倍、上海的2.5倍、天津的3倍。深圳的交通条件也很发达，国际海港和空港、广深高速公路、广深准高速铁路和京九铁路的建成，使深圳成为中国与香港和海外联系的交通枢纽。
（2）对外开放不断扩大：截止到1993年，深圳市实际利用外资已达60亿美元，名列全国各城市之首；据海关总署统计，1993年深圳市进出口商品总值为282亿美元，占全国总值的14.4%，出口和进口总值分别比上海超出137亿美元和76亿美元，一跃而成为全国第一；深圳目前已是全国最大的陆路口岸，每年进出人口达4000万人次。
（3）初步确定了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地位：截止到1993年底，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开设的74家业务机构中，有15家在深圳，其中包括美国的花旗银行，英国的汇丰和渣打银行，日本富士银行、法国兴业银行和巴黎国民银行等。在深圳的中资金融机构中，则有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和光大银行等新组建的商业银行。此外，深圳证券交易所是目前全国仅有的两家证券交易所之一，有近100只股票在此挂牌交易，其数量占全国所有上市公司的40%左右，其市值占全国上市股票总市值的35%左右。深圳的存款数量是其他几个特区（也是南方几个主要城市）的3—5倍，贷款额则为2—3倍。深圳已经成为中国华南地区的金融中心，是仅次于上海、北京的全国第三大金融中心。
（4）频繁的制度创新：十五年来，从劳动工资制度的改革到土地市场的开放，从全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的建立到全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开业，深圳在制度创新方面不断地为全国作出表率。深圳已形成了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和比较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了包括土地、资金和劳动等生产要素市场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市场体系和比较符合国际准则的金融体系。
总之，深圳在短短的15年内，由昔日东南沿海的一个边陲小镇，一跃而成为全国高楼林立，万商云集的现代化大都市和我国经济发展中令人瞩目的强大经济实体，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释放出强有力的“窗口”和“示范”效应，其发展速度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2.深圳奇迹产生的原因
上述奇迹的产生，主要由于以下几个原因：
（1）处于摸索阶段的改革开放使特区作为试验场享有中央特殊政
策的优惠
从1979年至1992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处在走一步看一步的阶 段：在目标模式的选择上，究竟是以计划为取向，还是以市场为取向，抑或以二者的某种结合为取向，曾几经反复；在企业制度改革方面，由简单的放权让利到承包制的推行，由资产经营责任制到股份制的试点，这些尝试明显体现出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至于在改革的战略选择上是先改价格还是先改企业制度，是单项突进还是配套联动，也是举棋不定。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放也处于摸索阶段，实行的是沿海城市有限开放的地区倾斜政策。在这样一种背景条件下，深圳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场，无论是在劳动就业、收入分配、企业组织、土地使用和财政金融等各项体制改革方面，还是在引进外资、审批外商投资项目、实行减免税和各项立法权限方面，都享受着许多来自中央的特殊优惠政策，用好用活用足这些优惠政策，无疑是深圳奇迹得以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2）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
深圳位于中国的南大门，它背靠珠江三角洲，毗邻港澳，这使它在对外开放中具有相对强的区位优势。进入80年代后，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香港的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许多难以向海外作大规模投资的劳动密集型中小资本纷纷向大陆转移，而深圳倚仗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对外资的优惠政策，自然成为港商对大陆投资的首选之地。1980—1992年，深圳特区累计签订外商投资项目17073个，协议金额82.72亿美元，其中港资占60%以上。此外，由于空间的狭小，香港作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的许多经济功能，正在部分地向深圳扩散和转移，从而带动了深圳旅游、房地产、金融和出口服务业的发展。深圳特区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金融制度，完善市场体系等方面也大都以香港为蓝本，从而更加接近和符合国际惯例。
（3）以“轻型化”为主导的经济增长为深圳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在整个80年代，中国基本上处于以轻型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随着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产业结构不断调整，轻型加工制造业迅速发展，以满足人们对日常生活用品和家用电器等耐久消费品的市场需求。这种增长模式恰好为基础工业薄弱的深圳带来了机遇：深圳的轻型化产业结构正好适应了市场的消费需求；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企业规模在消费方式多变的市场竞争中也具有“船小掉头快”的优势。1992年，深圳的轻工业占整个工业产值的比重为67.3%，大大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47.2%）；同年深圳的中小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68.7%，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行业结构来看，电子、纺织、服装、食品、缝纫等劳动密集的轻型加工业构成了特区的支柱产业。这都表明深圳1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国以轻型工业为主导的这一经济发展格局。
（4）特区建设者的远见卓识和艰苦努力
如果将上述三方面的原因归结为“天时”和“地利”，那么，特区建设者同心协力、锐意改革、勇于进取的精神，则是深圳奇迹赖以产生的“人和”。改革开放既有收益，也有成本，特别是作为排头兵和试验场的特区，更承受着重大的风险。15年来，深圳特区的建设者们没有辜负举国上下的重托和期望，他们排除“姓资、姓社”的纠缠，坚持生产力标准和市场取向的改革，以非凡的胆略和气魄，在改革开放的探索中不断迈出新步子，作出新举措，没有他们的艰苦努力，上述“天时”和“地利”是不可能转化成深圳的体制优势和强大的经济实力的。
3.深圳原有发展空间的变化及其历史作用的完成
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使深圳原有的发展空间发生了重大变化。
（1）市场取向的改革在全国普遍推行
经过10多年的试验、探索和争论，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为标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终于被确定下来。中国的改革从此进入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和完善的宏观调控为主要内容和综合配套、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时期，这使得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改革试验场的地位骤然下降，它原来所享有的“特惠”政策如今已大都普惠全国，它已经取得的体制创新的优势在新的目标模式下也显出一定的局限：现阶段改革的主攻方向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存量调整和产权重组，其改革的重心和热点必然转移到国有大中型企业比较集中的京、津、沪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而深圳企业制度的创新，主要体现为新建三资企业的制度引进，是增量推动，这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和产权重组不具有可操作的示范意义。
（2）对外开放进入全方位规范化阶段
1992年中共十四大之后，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全方位、规范化发展阶段，其主要特征是进一步开放和统一国内市场，加快各产业对外开放步伐，建立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加强对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随着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临近，中央政府也加快了按照关贸总协定的要求修订外经贸政策体系的工作：中国在对外开放初始时期所实行的地区倾斜的优惠政策，按照关贸总协定的非歧视原则，将被迫取消或减让。这些变化都将使深圳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大为削弱。特别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港深之间的经济关系会发生新的变化。早在1986年，深圳港资比重就由特区建立初期的90%强下降到70%，1988年后，厦门的台商投资超过了港澳资金，当台湾与大陆实行“三通”后，台资由福建进入大陆的趋势会增强，再加上山东半岛、天津、大连等东部沿海地区与韩国、日本经贸关系的发展以及90年代上海浦东的开放和开发等，深圳原有的区位优势和“窗口”作用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
（3）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由轻型化主导模式向重化工主导模式转化
80年代后期，随着城镇居民家电类耐用消费品普及程度的提高，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中，住宅、装饰、空调、电话、私人轿车和各种劳务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由此引起建材、建筑、电力、钢材、汽车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大发展。实际上，从1991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就已经出现了向重化工主导模式的转变。这一转变进一步限制了深圳的发展空间：一方面，无论是由中央政府还是由市场配置的资源都会向重化工业倾斜，并对外商投资产生导向作用，这使重化工基础薄弱的深圳与京、津、沪和大连等重化工业基地相比，处于不利的地位。例如：上海浦东被中央确定为90年代中国开放、开发的重点后，原来与深圳特区发生协作关系的一些地区和企业已将战略目标转向上海，使大量资源北移；特区内的部分内联企业和三资企业纷纷外迁；以港澳资金为主的引进外资格局被打破、发达工业国家大型跨国公司对进入中国的兴趣有所增加，且对华投资偏向于上海、江苏、浙江和环渤海地区，其投资规模大大超过深圳。在浦东的1602家外商投资项目中，5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占绝大多数，在世界最大的100名跨国公司中，已有杜邦、西门子、松下、日立、贝尔、正大等近20家进入浦东新区投资。
另一方面，上述增长模式的转变，也引起具有相同和相似的轻型结构的区域之间竞争的加剧。目前江、浙等地的工业消费品已经取代了广东省工业消费品在国内省外市场所占的份额，这使特区在80年代建立起来的进口替代工业体系面临需求不足的困境。深圳特区低技术的轻型化产业结构已难以持续支撑其经济的高速增长，劳动成本和土地价格的不断上升也使特区吸引内外资的优势相对下降，深圳的积累能力正在明显衰减，与此相应的消费率正迅速上升。
以上的分析表明，在改革开放尚处在摸索阶段以及经济增长以轻型化为主导的时期，深圳特区充分利用中央的优惠政策，在较低的发展水平下，凭借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积极引进外资和国内资金及优秀人才，在一个有限的封闭区域内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从而对全国的改革开放产生了窗口和示范效应。但是，随着中国的体制改革进入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的理性阶段，随着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深圳原有的发展空间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生长点正在消失或转移，深圳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其窗口作用和示范作用已经基本完成。为了避免相对的衰落，重振雄风，再创辉煌，深圳必须重新确定自己的位置，选择新的发展战略。
二、未来15年深圳发展战略的选择
根据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新特点以及深圳目前的总体实力和城市性质，在今后15年中，深圳应该立足于自身已有的综合实力和体制创新的先发优势，背靠珠江三角洲，面向香港，服务南中国，积极发展国际贸易产业，成为南中国经济圈的贸易、金融和产权交易中心。具体地说，深圳今后的发展战略要实现以下四个转变。
1.立足点的转变：从主要依靠优惠政策到主要依靠自身已形成的综合优势
如前所述，随着全方位开放和市场取向的改革全面展开，特别是享受更加优惠政策的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和开放，深圳的特区地位已明显下降，原有优惠政策逐渐失去了意义，再向中央争取更优惠的政策，显然不无可能，但成功的把握不大。在这种情况下，深圳今后的发展，应立足于依靠自身已形成的综合优势。其中包括：
（1）体制改革的先发优势：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深圳的体制改革在各方面都比全国先行一步，在劳动就业和分配制度方面，它率先实行了合同工制度和取消了各种补贴的单一工资制；在企业制度方面，深圳最先取消了行政级别，推行了股份制，法人交叉持股，使之运行机制比较符合市场经济准则；在市场体系方面，深圳最早放开了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建立了建筑市场，推行房地产商品化，开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和出让的先河；在金融制度方面，深圳不仅建立了全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而且还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实行股份制的区域性商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和全国第一家非国有的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公司，并对国有专业银行最先试行资产负债管理。此外，深圳还要求实行合同制的企业拿出工资报酬的25%参加社会保险，从而率先建立起社会保障系统；它最早对行政制度进行改革，使政府远离企业的日常经济活动，而通过建立健全各种经济法规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特别是在吸引和培养了大批从事现代经济管理和技术工作的各种专业人才的同时，在一个激烈竞争的环境中造就出了全国最密集的富于创新意识的企业家群体，并形成了“时间就是金钱”的价值观念和锐意改革、积极进取的社会氛围。这些制度创新和观念更新即使市场取向的改革在我国全面推开后，仍然具有先发的优势，它对于实现新的战略目标，是必不可少的制度条件。
（2）区位优势：面对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香港回归，深圳原有的区位优势在某些方面会有所削弱，但在某些方面又会有所增强。
首先，在香港回归祖国后，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其社会制度在50年内保持不变。如何保证作为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香港持续繁荣、保证资本主义的香港和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在一国两制下和平共处，这仍然是中国政府极为关心的政治问题，而地处香港和中国大陆之间的深圳，对于实现上述政治目标，确保两种制度的顺利衔接和平缓过渡，则起着不可替代的中介作用。深圳应该，也有可能将自身的发展与保持香港的繁荣联系起来，从而加重在向中央争取优惠政策时讨价还价的砝码，使其原有的区位经济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地缘政治优势。
其次，香港回归祖国后，其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的地位在短期内不会变化，但由于其空间的狭小，许多经济功能，如远洋运输、产业服务、转口贸易，人员的进出入境等，还会继续向深圳转移和扩散。而港深两地居民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都比较接近或相同，水陆交通又十分方便。目前港深已在规划西线通道，即在蛇口修建跨海大桥，使港深相接，全长5公里，预计10年内修通。港深还将直通公共汽车，实现信息高速公路一体化和地铁对接。所有这些，都将使港深之间的经济关系更加密切。深圳的这种特殊的区位优势仍然是其他城市所难以比拟的。
（3）自身的综合实力：经过15年的发展，深圳已经形成了比较强大的综合实力，其中包括强有力的自身积累和资本形成能力，位居全国第三的金融中心地位，已经积聚起来的巨额资金和产业资本，由全国各地汇集而来的大批优秀人才，发达的海、陆、空立体交叉运输网络，比较完善的市政和公共服务等项基础设施，深圳完全可以依靠自己已有的这种综合实力进一步开拓发展空间，寻找新的增长点。
2.发展方式的转变：从封闭区域内的自身发展到立足珠江三角洲、面向香港，辐射南中国
进入90年代以来，亚太经济增长在保持着东高西低传统格局的同时，又出现了南高北低的新的地域增长势头，一条由日本北海道起，经韩国、中国沿海地区、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最终封闭于日本北九州地区的比较完整的新兴产业城市圈带正在东亚地区形成，在这一大的产业城市圈带中，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已经成为牵引中国经济增长的三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圈。从长期发展来看，长江三角洲将是中国面对整个亚太地区对外开放的核心地区以及东亚产业城市圈带的中心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长江三角洲在近期内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据估计，在今后10—20年内，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率由南到北的落差，不会出现逆转，珠江三角洲仍将是中国沿海增长最快的地区。这种经济增长的格局为深圳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发挥更大作用的舞台。深圳应该改变过去那种把自己与内地隔离起来的作法，积极地参与珠江三角洲经济圈的发展，立足珠江三角洲，服务香港，辐射南中国（包括广东、广西、福建、海南、江西和湖南南部），从而借助于自身的综合实力和区域的总体优势进一步发展壮大自己。
3.主导产业的转变：从出口加工产业到国际贸易产业
1993年，深圳三资企业出口总额达58.8亿美元，比1992年增长25.8%。原料大量进口、产品大量输出、相互关联度很小的几个制造业部门所构成的出口加工产业群，成为目前深圳的优势产业群，它们主要包括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主导产品是电视机、电话机、收录机、电子计算器）、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主导产品是成衣）、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主导产品是自行车），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主导产品是照相机、手表）等，其中产值占55.7%的产品直接由生产厂家出口。
深圳之所以选择出口加工业作为优势产业群，主要是因为深圳特区最初是按照国外出口加工区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中央赋予特区三资企业税收减免、外汇留成、出口自主等多项优惠政策，再加上铁路和公路口岸与毗邻的国际贸易金融中心香港相通，人员和物资进出境非常便利，这些政策优惠和区位优势都很有利于出口加工产业的发展。虽然这一优势产业群的选择在近期内对深圳尚不会产生较多不利的影响，出口加工产业的持续发展也还会给深圳带来更多的收益，但有两个理由使得深圳不可能长期将出口加工产业作为优势产业群：一是出口加工企业主要集中于技术集聚程度低的行业，相互之间关联度很小，继续大规模发展出口加工产业无助于今后深圳产业的全面升级；二是出口加工产业空间扩散速度非常快，只有2020平方公里的深圳市在出口加工产业方面的优势会逐渐丧失。因此，深圳必须转变发展模式，寻找新的优势产业群。
按照传统的观点，接替出口加工产业的新的优势产业群主要是以钢铁工业、石油化学工业等材料工业部门为主导，包括大量消耗基础原材料的造船工业、汽车工业等加工工业部门在内的重化工产业群。韩国、台湾、新加坡在70年代中后期都曾经着手建立这样的产业群。然而90年代的深圳所面临的环境并不适合建立重化工产业群。首先是因为中国重化工业的基础已经十分坚实，长江三角洲、京津唐等地区有好几个庞大的重化工产业群，基本能够满足国内用户对有关产品的需求。其次是建立重化工产业群需要有一批实力雄厚的大财团做后盾，而在深圳不易形成能够担负如此重任的大财团。特别是深圳市政府是一个没有多少计划调控权的弱政府，对规模宏大的重化工产业群的建设不可能给予足够的支持。因此，21世纪的深圳可能不得不象香港一样，从出口加工产业起步，跳过重化工产业阶段，直接选择更高级的国际贸易产业作为新的优势产业群。
从构成上看，国际贸易产业群主要指：（1）直接为国际贸易活动服务的产业，包括航运、港口、仓储业、公路、铁路、航空货运业，银行、保险、通讯、信息业等；（2）为国际贸易企业及其员工和客商服务的产业，包括房地产业（写字楼、公寓）、旅游业（酒店、旅行社）等；（3）伴随着国际贸易活动的增加而发展起来的产品简单加工（分拨、改包）产业等。
在深圳，为国际贸易产业服务的这三大类产业目前都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其中的加工工业就不必说了。而深圳的房地产业和旅游业可以说已接近国际水准，能够满足国际贸易产业发展的需要。至于直接为国际贸易活动服务的产业中的运输业，近年来在深圳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开展直接远洋贸易的条件已经成熟。另一方面，目前香港的国际贸易产业有相当一部分是靠转口大陆的出口品生存的。从降低成本的角度出发，把它们逐步转移到深圳是可行的。现在，香港的某些财团已经开始行动了，盐田港的建设就是一个重要标志。经过港深之间的协调配合，相信深圳的国际贸易产业在不远的将来会有大的发展，这无疑将会加强和扩大深圳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服务功能和幅射范围。
4.战略目标的转变：从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和排头兵到南中国地区的国际贸易中心，外向型金融中心和产权交易中心。
如前所述，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和排头兵，其“窗口”作用和“示范”作用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深圳必须为自己今后的发展确定新的战略目标，这就是在实现上述各项转变的基础上，力争在今后15年内，将深圳建成南中国地区的国际贸易中心，外向型金融中心和产权交易的中心，成为与香港、广州并列的南中国经济圈的支点城市。这一战略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
首先，从已有的综合实力来看，深圳目前已经是华南区域性金融中心，在全国名列第三，其金融制度、金融机构和运作机制，都比较接近和符合国际惯例和水准；深圳的海、陆、空交通运输条件，特别是港口条件，目前在华南地区是最好的，与国际贸易服务相关的旅游、房地产业相对地说，也是比较发达的，这些都表明深圳已具备作为南中国地区贸易中心的基本条件。
其次，从运行机制上看，深圳没有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沉重包袱，可以大体上越过全国体制改革的攻坚战，直接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更高目标迈进。深圳已经建立的企业制度和市场体系，在运行机制上都比较符合发达市场经济的规范，特别是深圳已营造了优秀企业家生成的社会环境，这些都是建设产权交易中心的有利条件。
最后，从广州与深圳的城市性质的比较来看，作为珠江三角洲及整个南中国地区的两个重要的支点城市，广州与深圳各有其特殊的优势。广州作为广东省的省会，自然是广东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无论是从城市功能还是从综合实力上看，广州都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但是，由于受行政管理体制和地方利益的限制，省会城市很难成为跨越省界的经济区的中心，而深圳目前是具有省级管理权限的计划单列市，它和环渤海地区的天津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上海一样，都比较适合作为跨省界的大经济区的中心。另一方面，广州的金融业不如深圳发达，有实力到外地投资的企业不如深圳多，海、陆、空港的条件也不如深圳，其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区位优势更是远不如深圳。根据以上两方面的情况，广州似应把重点放在强化其向中南、西南地区扩散的对内幅射功能，而深圳则应把重点放在强化其立足珠江三角洲，面向香港、面向东南亚的对外幅射功能，两个城市各有分工，做到功能互补，共同支撑起南中国地区经济的发展。
三、若干具体措施和政策建议
为了实现上述战略转变，我们提出如下若干具体措施和政策建议。
1.以建立产权交易和资金重组机制为中心，再创体制新优势
要把深圳建设成珠江三角洲乃至南中国地区的产权交易中心，必须推进以下几方面的改革：
（1）推进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解决国有企业亏损和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这里主要涉及如何对国家财产进行有效的管理和国家参股的股份制企业内部产权的明晰化两个方面的问题。国家财产包括在企业中运营的资产、行政事业单位占用的资产和一切与国土及国家历史直接相联的资源性财产三大部分，对于国有资产的管理，必须同时把这三个部分统一起来。而目前人们通常谈论的国有资产的管理范围往往过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任务，主要就是对所有这三个部分的财产进行监管。困难在于，作为政府机构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如何才能对负责资产运营的国有资产投资公司进行有效的监督，而又不束缚其手脚，关键在于寻找一种监督成本最低的组织和管理形式。这方面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当前的重点，一是大力推进企业兼并、产权转让和依法强制性破产，通过产权市场的运作，消灭国有企业的亏损；二是划清在股份制企业内部运作的国家财产的股权界线。在企业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大量国有资产以社团法人股的形式模糊了国有产权的界线，成为国有财产流失的一条重要途径。
（2）加速要素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要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必须建立完善的要素市场体系，因为无论是产权交易还是企业兼并，都涉及大量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没有健全而发达的要素市场，就不能保证这种配置有效地进行。目前，劳动价格和土地价格上涨过快已经成了制约深圳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城市的发展，土地价格只会继续提高，这必然会引导城市产业结构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换。劳动力价格上涨则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完善和更大程度的开放来抑制。深圳应当以一方面保持和扩大对企业家的吸引力，另一方面降低劳动成本为目的来改革和发展劳动力市场。发展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改革人事、劳动分块管理体制，取消人才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界限；取消干部工人之间的身份界限，劳动者之间只有职务的不同没有身份的区别；改革政府人事管理制度，政府人事部门只管公务员系统，而不再管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用工，不再下达调干、增干指标和招工指标，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用人由市场供求自行调节；改革户籍制度，取消常住户口与临时户口的区别待遇，实行统一的居住登记制度，凡特区紧缺人才被聘，一律不受原单位所有制成份等等限制，凭居住登记卡享受本市常住居民的一切待遇。至于人口管理可借鉴香港的做法，录用人员必须先验其是否已进行人口登记，并依据其签订劳动合同，保障双方权益，政府主要通过监控管理来保证有关法规的实行。
（3）进一步提高政府的管理水平和办事效率，建立健全各项法规。产权交易必须以规范的市场秩序和健全的法律作保障。深圳自建立特区而设市以来，就没有完全因循传统的政府管理体制，为了吸引和管理大量进入特区的外资和内地资金的需要，主要借鉴香港的一些经验，逐步形成目前的政府管理系统。与香港相比，深圳最大差距是办事效率低。深圳今后主要应围绕着提高办事效率改革政府机构，建立一个能够高度适应国际国内市场的变化需要的，反映灵活的宏观调控系统。而当务之急是要尽快遏制住政府机构过快膨胀的势头，防止由于机构膨胀而将前期改革的成果吞蚀掉。这要靠实行机构定员定编，政府机构编制立法和尽快推选公务员制度来解决。
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公共产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秩序、安全和公正，另一类是外部性很大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前者主要是靠法律来解决，后者则是靠财政支出来实现。对于建立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实行独立司法。深圳是我国唯一一个拥有立法权的市级地方政府，可以首先进行独立司法的改革试验，以规范深圳的市场经济，同时也为探索全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道路积累经验。
此外，要把深圳建设成珠江三角洲乃至南中国地区的区域性产权交易中心，还要大力发展产权交易的各种中介服务机构。要办好产权交易所，大力发展投资公司、投资咨询机构、经济人等产权交易中间商。要充分发挥银行在产权交易中的重要作用。银行可以三种不同的身份参与产权交易：一是作为交易主体进入市场，二是作为其他投资者的交易伙伴参加交易，三是作为中间人为交易双方服务。要建立面向全国的产权交易信息网络系统，为交易有关各方服务。不仅效益差的企业应强迫入市，而且效益好的企业也可以入市；企业既可以整体入市，也可以部分入市。还应注重作好单项产权交易，例如单个事业单位闲置资产的调剂，技术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的交易，企业非上市股权、债权的转让等服务。要大力发展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其他服务机构。政府要制定通过立法、规范市场行为，保证交易的公开、公正。
深圳只要形成南中国地区最发达的产权交易服务系统，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秩序，并向内地开放边界，允许人员、货物和资金自由进出，利用自己的金融中心、信息中心、口岸条件主动为邻近地区作为服务，必将有利于使深圳成为珠江三角洲乃至南中国地区资产重组与产权交易的中心。
2.建立东深圳自由贸易区，促进深圳国际贸易产业的发展
从目前条件看，促进深圳国际贸易产业发展，特别是加快发展远洋贸易，主要是依靠深圳东部的盐田港。等到平盐铁路通车以后，南中国的远洋贸易货物就可以经过京九铁路、京广广九铁路直接运到盐田港装船。如果盐田港的效率能够与香港相接近，而费用低于香港，香港的一部分进出口货物也将通过盐田港进出。因此，可以考虑在深圳经济特区东部的沙头角、盐田港、小梅沙一带建立自由贸易区，使之成为一个比经济特区更特的地区，为深圳国际贸易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增长点。
拟建立的东深圳自由贸易区应保持深圳和香港间的地界划分，保持一条大陆其它地区产品经深圳到香港的一条通道。这样，二线东部继续封死，西部则可放开。深圳应以自己的优势发展自由贸易区。在出口方面，香港目前有多年经营建立的产品销售网和较高的国际信誉，而深圳则相形见绌。但在进口方面，因为国际市场上货源充足，基本上是买方市场，深圳很容易成为香港的竞争对手，而且会处于有利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深圳更容易与大陆的企业打交道，另一方面是因为深圳的劳动力价格便宜，从深圳转口进入大陆的产品费用可能低于香港。
深圳成为自由贸易区所必备的物质条件应纳入扩建计划，港口、运输网、自己的船队等问题应及早解决，以适应自由贸易区的需要。
深圳建立自由贸易区可能会与香港形成一种竞争的态势，显然香港的一些作用将被深圳代替。深圳的这一措施有利于深圳的发展，但与香港的关系将复杂化。这一举措当然要经过中央的批准才能实行。
此外，在国际贸易产业群中，实力雄厚的贸易企业是最核心的内容，而这是目前深圳最欠缺的。由于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实际上已经分别由香港或海外某个贸易企业所控制，在深圳只有国有企业能够成长为对当地国际贸易产业群的形成有帮助的、实力雄厚的贸易企业。因此，可以考虑赋予深圳的所有国有大中型企业进出口权，使工业企业、内贸企业与专业外贸企业一起成为发展国际贸易产业的重要力量，并促使它们彻底向贸工技一体化方向转变。
3.开放银行业务、统一证券市场，光大金融中心
为了扩大深圳金融业的对内幅射范围和对外开放度，将深圳建成外向型区域金融中心，应采取如下措施。
（1）加速实现专业银行商业化
深圳的银行业具有外资银行较多、中资商业银行较多和专业银行商业化管理试点较早的优势。因此，深圳金融业的运作机制向国际通行方式的过渡应走在前面。更具体地说，由于深圳的经济实体中三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较多，而且大多数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都很年轻，较少有内地企业负有的离退休职工和计划体制时期留下的政策性亏损包袱，与这种情况相对应的则是银行的政策性业务较少，因此企业与银行间的关系较顺，深圳的国家专业银行在向商业银行的转化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可尽早将申请转制的报告和可行性研究书向各总行申报，力争1995年深圳的各专业银行能够完全实现资产负债管理，而将额度管理的影响淡化到最小限度。
专业银行商业化，意味着彻底与政策性业务相脱离，这对于深圳中外资银行业务的拓展，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我国引入外资银行已有多年的实践了，但对外资银行的业务一直有着诸多限制，这在人民币业务方面表现得尤其显著，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过去中国银行业的主力军各专业银行不得不承担许多的政策性业务，而且那时我国税收体制的改革也远未到达如今的地步，在税赋方面有许多（相对于外资银行的）不可比因素，如果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会造成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的不平等竞争。可见，深圳的各专业银行尽早商业化，将不仅是深圳中资银行在开放性和国际化方面的又一进展，同时也将为向外资银行开放本币业务奠定又一基石。从中国金融业发展和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来看，专业银行商业化和允许外资银行经营本币业务是必然的趋势，就专业银行商业化的进程而言，中国人民银行内部现有两种意见：一是1995年专业银行仍进行规模限额控制，但同时要加快建立资产质量管理和资金调度管理制度，使下一步全面推行资产负债管理更具条件；二是在1995年就对专业银行实行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为主的规模控制。虽然目前第一种意见似乎略占上风，但深圳由于具有前述的优势，争取1995年就跨入资产负债管理阶段，还是有可能得到中央认可的。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深圳早日实现专业银行商业化和向外资银行开放本币业务，是深圳确保其区域性金融中心地位并进一步发扬光大的首要前提。
（2）开拓离岸业务
在深圳迈向外向型区域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力争开拓离岸业务应是又一个目标。无论是纽约、伦敦、东京这样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还是香港、新加坡、巴林这样的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离岸业务都是其重要的业务内容之一。成功的离岸业务，不仅能增加金融业自身的利润、产值和就业，还能够为地区经济提供资金。如新加坡在开展离岸金融业务后，虽然保持离岸业务与在岸业务的分离，但从1972年4月开始，允许本地居民和企业向“亚洲货币单位”借款，这就是一个离岸资金在岸利用的例证。深圳正面临产业结构转换和健全基础设施的任务，需要大量资金，大力拓展离岸业务，将不仅有利于满足深圳自身对建设资金的需要，还可将资金进一步引向内地，支持内地的经济建设。
在深圳开展离岸业务，已具有一定的基础，招商银行已经有此项业务，众多的外资银行也比较熟悉离岸业务，可以认为，中国如要开展离岸业务，深圳就是一个极其合适的地方。
（3）在深圳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华南区行，强化深圳的区域性金融
中心职能
目前中央银行正在着手实施分区管辖行制度，中国人民银行华南区行如果能够建在深圳，那对于强化深圳的金融中心职能将是很有帮助的。特别是这能够吸收各国有专业银行也将它们的华南区行建在深圳，大大增强深圳金融业的实力。如果华南区行不能建在深圳那就得要求中央银行同意把深圳发展银行扩大成为区域性的银行或全国性的银行。
（4）统一股票市场，规范交易行为
深圳股市是目前全国仅有的两个股市之一，它在深圳金融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了提高股市效率，促进股市发展，当务之急是消除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内部职工股、国家股、法人股）并存，A、B（及H）股彼此分离的局面，建立统一的股票市场。
关于如何使“非流通股”进入流通，深圳正在进行探索，其中对国家股的收入、增购及转让，已由《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管理办法》作出规定，内部职工股亦将逐步上市。现在比较麻烦的是A、B、H的市场统一。我们考虑可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可先实现B股与H股的市场统一。应该说，这种统一在深圳已具有相当的条件。首先，B股和H股都以外币计价和交易，而且B股用于标价的美元与H股用于标价的港币之间是联系汇率，实际上相当于用同一种货币标价和交易；其次，发行B股和H股的公司的会计制度已较为成熟，B股进入香港股市的障碍较少。再次，深圳、华南已有相当数量的港币留存（据汇丰银行估计，港币发行量的1／3左右滞留于大陆，主要是深圳和珠江三角洲），在深圳股市进行国内H股交易试点得天独厚。只要B股、H股市场的统一取得进展，全国处于非结汇领域的外币资金就会有相当一部分汇集于深圳，从而可能奠定深圳作为全国（非结汇）外汇集散中心的地位。
第二步是A股、B（H）股市场的统一。在第一步已实现的基础上，境内居民和法人已能够进行B股和H股投资，这第二步实质上就是使境外资金进入A股市场（无论是以独立资本的形式还是以投资基金的形式）。而外资进入A股市场的主要障碍有二：一为A股发行公司的行为是否规范，其中包括会计制度是否已切实和国际通行的制度接轨，公司的经营、管理方式是否已切实向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公司转换，这是决定能否对境外资金形成吸引力的关键；二为人民币能否（在资本项目）实现自由兑换，在经过1994年初进行的外汇体制改革后，人民币目前只实现了经常项目“有条件的自由兑换”，何时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兑换是中央政府的决策范围。从中央银行高层发出的信息来看，中国似乎有意使经常项目的人民币于5年后可自由兑换，而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时间表现在尚难确定。但是，只有在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同时，A股的上市公司已满足真正股份公司行为规范的要求，外资大举进入A股市场才会真正成为现实。深圳从目前就可着手减少外资进入A股市场的第一类障碍，对深圳股市的挂牌公司进行有效而规范的监管，一旦中国在人民币自由兑换方面出现突破后，就可使在深圳上市的股票能够首先成为外商愿意投资的股票。
此外，内幕消息和上市公司的选配股比例及公司报告的真实性，是深圳股市管理中的主要问题，深圳股市要进一步规范化并争取早日与香港股市接轨，就必须在一二年内使管理更加科学化和制度化。
4.需要中央给予的政策支持
要使上述措施得以实行，希望能从中央得到以下政策支持：（1）将深圳今后的发展纳入中央有关保持香港繁荣的总体战略考虑之中；（2）同意将东深圳开辟为自由贸易区；（3）同意将中国人民银行华南区行建在深圳；（4）请求中央银行批准上述有关专业银行商业化的改革。
（本课题由谷书堂教授主持，课题组成员有蔡继明、宫占奎、周冰、吴浙、王光伟、刘李胜、赵晓、聂惠。常修泽和唐杰教授参加了部分内容的讨论。本报告是在各分报告基础上，由蔡继明教授执笔于1994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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