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开蒙智”探微——以代表性蒙旗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末论文,代表性论文,探微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末开民智系时人呼唤自强的重要方略，企图通过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最终达到国富民强的目标。为此，清廷和时人不仅致力于各类学堂的开设、新式学科体系的建设，更致力于学制改革，力求废除中国历史上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此等新政，针对不同对象，具有不同内容。不仅有与开民智对应的开官智，更有与“内地”对应的“开边智”。此际开民智的对象主要指内地十八行省子民，开官智对象为清廷统治集团内部的官员，“开边智”对象则为蒙古、西藏等传统藩部地区的子民。学界对“开民智”“开官智”均有研究，且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而“开边智”则少见成篇论文①，目前为止，主要有蔡风林《清末蒙古族教育》、赵云田《清末新政期间新疆文化教育的发展》等文，对内蒙古、新疆等地区蒙旗教育活动做过粗线条、笼统性论述，缺乏对各阶层(如清廷与蒙旗王公之间兴学之不同)、各蒙古地区(如内蒙古地区与外蒙古地区之不同)兴学活动做全方位、对比式研究。但“开边智”确属清廷在边疆地区推行新政的一项重要举措，不仅想借此实现开通风气、抵制外来侵渗等基本目标，更想借此提高边疆地区部众思想觉悟、增强统一国家之认同。但终因多种不利因素的影响，至清政权彻底崩溃之前，仍未能成功实现以上目标。清末“开边智”属近代边疆民族史、教育制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对之进行研究，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更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开蒙智”属“开边智”的重要内容，“开边智”涉及对象不仅包括蒙边地区、藏族地区，还涉及回疆、西南等众多边疆民族地区。本文主要探讨各蒙边地区，借此管见清末“开边智”之全貌。基于此意，本文拟以代表性蒙旗为中心，探讨蒙古地区这一改良活动发生的背景、各界建议、各自实践情况及具体效果等问题。 一 清末“开蒙智”之诱因 清廷为何将“开边智”列为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对象，主要基于以下几大诱因。 其一，应对边疆危机之需要。晚清以降，中国边疆危机日益严重，不仅体现为蒙古等传统藩部受英、俄侵渗的增强，亦体现为蒙古的衰弱，与清廷关系的疏远。自光绪朝后，俄方对各蒙古地区的侵渗进一步增强。俄商不仅在唐努乌梁海等处建盖行栈数处，“又自光绪五年”春季以来，或三五十人或八九十人不等，在奇木齐克河北一带中唐努山内，刨挖金砂②。中方收回伊犁后，俄方又乘机加紧对西北蒙古地区的染指，科布多等处“沃壤之区，任听俄人挑割”③。同时期，俄方商人还开始在蒙古地区进行茶叶贸易，俄人出入蒙古，畅通无阻。“山川扼塞，早已行若户闼；货贩往还，久则人情益稔”④。甲午战后，中方又被迫将东清铁路铺设权、管理权让与俄方，直接导致“其铁路所到之处，即其兵力所到之处”⑤。庚子败后，俄方更抓紧机会对蒙边进行经济殖民。1860年，俄方在库伦等外蒙古地区仅有商行1家，至1903年，即增至15家⑥。此等殖民扩张行为对蒙古等传统藩部地区的影响甚大，导致蒙边极度空虚。如“俄商之在乌梁海贸易者，不计其数，建盖房屋，常年居住。每年收买鹿茸、狐、狼、水獭、猞猁狲、貂皮、灰鼠，为款甚巨。致乌梁海来乌城呈交贡皮时，竟至无货可以贸易”⑦。而蒙古各部却日渐削弱⑧，各蒙古“僻处边陲，暌隔声教。耳目锢弊，窳惰成风。非但御辱折冲，一无可恃，即生聚教育，亦不能自谋”，“难望其久作干城之寄”⑨。当传统治边政策不能应对外敌，更难以依靠藩部固保边圉之时，如何通过“开边智”方式，让传统藩部地区的蒙藏等族人自行富强，改变中清以后羸弱状况，成为晚清尤其是清末清廷及时人力主“开蒙智”的原因之一⑩。 更为重要的是，在危机压力和外人唆使下，各蒙古同清廷之间的关系也在疏远，即“蒙人宗教素信喇嘛，今之藏众或潜结外人，蒙志亦稍携矣”。各蒙旗渐有厝火积薪之势。“其狡而悍者，张胆为匪，抗敌官军。而各国之使，托名游历……一旦有事，不必其外衅也，即一二跳梁……已足为肘腋患”(11)。 乘此机会，俄方又通过教育、宗教等方式渗透蒙古，使蒙古各藩部与清廷关系更为疏远(12)。如俄方借“同教之说”，欲联络盟长压制全旗，“日倡平等之说”，“嗾使愚蒙者，自联社会”(13)。此间俄人赴内外蒙旗托言游历、阴做侦探者较多。呼伦贝尔一带，俄人数十名，由内蒙古达尔汗王旗取道黑龙江省西，往外蒙古车臣汗各境，“其徒党皆效僧侣装束，到处参拜佛像”“与蒙古喇嘛甚呢，踪迹尤密”。“此辈驻庙喇嘛，半系蒙旗贵族，有势力而又为蒙民所信仰，俄人结交之，以为愚弄”(14)。俄方又大规模吸引外蒙古等处蒙人，加入俄籍，加以保护，如清末东北各蒙旗蒙官商民人等，入彼籍者，“实繁有徒”，直接导致“沿边蒙人，私入俄籍者日多”(15)。据宣统二年(1910年)六月二十五日《东方杂志》调查结果显示，贝加尔州入俄籍者逾千人，乌里雅苏台、库伦两处达千七百余人，科布多、恰克图、葛顺三处共达二千余人。买卖城之人，所衣之服色，尽与俄同，削发者几有十分之七八(16)。 其二，藩部推行新政之需要。为拯救蒙古等传统藩部危机，巩固边圉，清廷及时人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对藩部推行新政，使藩部逐渐变成与内地十八行省无差别的地方行政区域。但此等新政不仅受财力、人力制约，更因“蒙古地处边陲，风气未开，习惯与内地异”(17)，颇遭阻滞(18)。这些新政，均是蒙人不熟悉的东西，他们此前闻所未闻，更未见习，且又将大大改变蒙古等传统藩部地区生活习俗，当然会遭到他们反对。如何说服蒙众，赞同此类改革，并尽量实现蒙古自治之目的，按清廷及时人观点，需开化蒙众，施行教育(19)。当时已有人认识到，教育不兴，已成为制约藩部推行宪政的不利因素。如科尔沁左翼前旗宾图王棍楚克苏隆上奏清廷时就称：“自立宪限以九年，各直省均已次第依限预备。惟蒙旗，至今尚无萌芽。其故由于蒙民见闻闭塞，知识不开，内外各盟又复风气互异。”(20) 其三，化解畛域、融合蒙汉、增强国家认同之需要。清代治理蒙藏等非汉族，亦沿袭传统的治藩政策，将蒙藏等族划为藩部，施行与汉族不同的治理政策。其中禁蒙藏等习学汉字、使用汉名、通婚等，均是此等政策的重要体现。清廷本欲借此保护蒙藏等藩部，防其利益受损。但至晚清，随着各藩部的衰弱，几无力自保，更不能充当清廷的“活长城”。清廷欲通过移民实边、边陲设治等方式进行应对，但传统的蒙汉隔离、相互隔阂，不利于清廷政策的施行。即如清末阿尔泰地区，仍是“地处极边，自隶版图以来，鸿荒未辟，商旅罕至，纵横千里，绝无村落市廛”(21)，“草莱未辟，久等瓯脱”(22)，“哈夷则桀骜不驯，蒙古则罢茶不振”(23)。蒙汉隔阂，风气未开。同时，又鉴于俄方在各蒙古施行文化殖民政策，此时期时人亦建议抓紧“开蒙智”，增强蒙民的国家认同。“今日事且特殊，防俄之要，甚于制蒙。故于蒙不惟其有威服之能，而惟其有教育之功。盖蚩蚩万众，诚得识别文字，粗习礼义，则爱国之心自油然而生，虽驰羁絏可也。不然土习鲜卑之语族，昧祖国之文，其势且日骎骎北向，则虽将军何用哉”(24)。 二 各界“开蒙智”之建议 正是在以上诸因素促使下，清廷和各阶层均积极倡导“开蒙智”，并提出各种建议。其中，清廷上层和管理各蒙古地方官员之建议，更为引人注目。如早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内阁蒙古侍读学士文年，就将设立蒙文学堂作为开通蒙智、固守边封、联络情谊的一大对策。他在奏折中称，满蒙文字，本为国朝根本，但“比年以来，多有目之为浅俗无用者”。“蒙古文字为西北数千里藩部所关，不为不重”。近来俄方官员，“类能通晓满蒙语言”，又于“满蒙汉三体文字，加意讲求，盖以蒙古各部落，满蒙语言文字，为其所习。往来公牍，亦多用之”。而中国朝廷“欲固结藩封，非抚治不可。抚治之道，不过联其情，除其弊耳。然非通其语言，则不能得其情而理也”。为此，他奏请设立蒙文学校，培养此类人才(25)。此折虽仍将蒙文放在首位，通过学习蒙文、设立学校联络各蒙古；但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后，尤其是日俄战争后，为应对日益增强的蒙边危机，时人已迫不及待地要求以汉文作为首要的交通文字，开通蒙智。为此，程德全的“开通各蒙折”、钟镛的“蒙古事宜十四条”、肃亲王善耆的“考查蒙古事宜八条”、岑春煊的“统筹西北全局折”等，均强调了此等意旨。如岑春煊折称：“我朝二百年来定例，王公以上仅列侍卫，台吉以下，遴用卒鲜……其宗教则全尚喇嘛，系本明张居正等柔驯蒙古之策。而迷信日深，丁口日少，人材不出，弊亦坐此。亦应筹默化潜移之法……请令各将军等遍饬各部，设立蒙学。并于驻扎处所，先设中学堂，凡蒙生，皆从宽收录。学成毕业，与京外旗汉各生，一体任用。”(26)为此，清廷拟通咨各处将军、都统、办事大臣，迅速设立学堂，“振兴边蒙学务”“化其强悍之风，导其进化之性”(27)。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张之洞任学部大臣后，亦特别注意蒙古等传统藩部学务，拟电致沿边督抚，要认真兴学，迅速筹办，并要求调查各处学堂设立及开办情况(28)。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翰林院侍讲阿联又向清廷建议，在京师满蒙文高等学堂或理藩部蒙文馆内，特设一班，接受入京师游学的蒙古子弟。他称：“再查蒙古为王室屏藩，关系甚重。强邻密通，足为隐尤。欲期固其本根，实宜首重教育。然使其自行建立学校，恐无此开通之一日；若国家在蒙地兴学，则用人筹款又非易事，亦难旦夕奏功。近惟有使蒙古子弟留学京师之一法，及此年班蒙古王公在京之时，拟请饬下理藩部，妥商蒙古王公，令择聪颖子弟来京游学，于学部奏设之满蒙文高等学堂，或理藩部所设之蒙文馆内，为之特设一班，以宏造就，而广皇仁。庶蒙藩之开化自易，筹边诸策始得所措手，亦巩固藩陲之要道也。”(29)同年同月，署理归化城副都统三多又向清廷建议选派内外蒙古王公以下勋旧子弟，送入陆军部贵胄学堂肆业，改变蒙古各部“智识未裕”“生殖之计渐艰”、无力守边局面。在该道奏折中，三多特别强调了先开蒙古“官智”的重要性，即“固边圉，莫如强蒙；强蒙，莫如兴学。而欲兴蒙古之学，尤必自蒙古王公勋旧子弟始。盖贱之效贵，捷于影响，贵族教育，实有顺风而呼之势”。三多请求清廷“饬下陆军部、理藩部，通咨西北各将军、都统、大臣，选择各部落各旗王公以次勋旧子弟，资质聪慧、年富力强者，送入陆军部贵胄学堂，附班肄业，俾与天潢贵族习处，交融濡染既深，感情益挚。教以汉话，课以汉文，则内向之心殷加；以军事教育，则勇锐之气奋。将来学成以归，提倡新政，智识大启，忠节弥敦。煽之不动，掏之不能，则西北屏藩，安于磐石矣”(30)。 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意普、苏噜岱又奏称：朔北蒙古实为我国勋旧屏藩，如今见迫于时势，实由于言语不通、中华文明之教育不能输达于沙漠故也，导致其风气不开。而今世界大开，语言文字为重要交流工具，漠北蒙古等边部却言语隔膜，感情不通，于政治、边封、军令，大有所碍。若使语言通晓，则教育普被，日久盛强，且必须团结感情。为此建议挑拣教习，在这些地区推广京都官语(31)。 在清廷及各地方官员的鼓吹下，一些藩部王公也加以响应，提出了各自建议。如土尔扈特部郡王帕勒塔于光绪三十年向清廷上呈了“举筹蒙古政治十三条”，要求破除陈例，开通蒙智，拯救蒙古危机等(32)。又如喀喇沁郡王贡桑诺尔布于光绪三十四年亦向清廷呈递八条，强调蒙旗教育问题，并称：“蒙人通晓汉文者，百无一二，即蒙文亦甚寥寥”，“除喇嘛外，无所谓教。倘外人巧为尝试，后患何可胜言。请饬下学部、理藩部，筹议广兴教育办法”(33)。科尔沁左翼前旗宾图王棍楚克苏隆于宣统元年(1909年)十二月，亦向清廷建议，“振兴教育以开通知识”(24)。 同时期，报界等舆论媒体也积极鼓吹发展蒙旗教育，认为在预备立宪、新政繁兴之际，开蒙旗官智，更为重要。此前各蒙旗虽设有学堂，但效果不佳。即使有人劝导蒙民子弟入学，后者却掉头就走。报界认为，这固与蒙古风气未开有关，更与提倡无人相连，为此建议：“宜广贵胄学堂之额，招蒙藩子弟而入之。民见王公子弟以身作则，必且有感，斯应而起。其向学之心，即使颛蒙之习已深，向学之情不动。而上既树之风声，劝导自易为力。”(35) 三 清末“开蒙智”之尝试 1.清廷上层“开蒙智”之筹备及实践 (1)清廷上层“开蒙智”之筹备——各项章程的出台 在时人建议下，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后清廷开始着手预备立宪，欲变蒙古等传统藩部为近代国家下的地方行政区域。为在这些地区挑选合格议员，更需加速发展这些地区的教育，提升蒙人的教育水平(36)。在此等背景下，清廷要求学部、理藩部以及管理各藩部的将军、都统、大臣等加快边部教育发展，“开蒙智”。光绪三十三年，学部上奏清廷在京师大学堂内增设满蒙文学，并添入钦定章程(37)。同年六月，京师正式设立满蒙学堂，并应学部之请，颁给了关防(38)。同年九月，理藩部上奏清廷称，“本部扩充蒙古学，购地建盖房屋”(39)。同年十一月，外务部奏请清廷，派遣“贵胄游学英美德三国，肄习陆军、政法”(40)。乘此机会，张之洞等又奏请清廷，选派蒙古王公贵族，出国留学，以增见闻、开通风气(41)。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学部又颁《满蒙文高等学堂章程》，以造就满蒙文通才，保国粹而裨要政。其主要招收对象为京师各衙门已考取举、贡、生监及职官，年在三十五岁以内，中文清通、素娴蒙文满文者。这对蒙古等传统藩部的学务推广，起到示范作用(42)。 宣统元年四月，学部又奏准“酌厘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并原有小学堂简易科酌拟两类办法”，要求全国各地普遍实行，“嗣后办学官绅，如再有因循欺饰不遵章程者，即由学部查明，严行参处”。此等上谕经军机处分发全国各地，其中蒙古等藩部各旗也得到如此指令。阿拉善王旗于宣统元年四月十三日收到上谕，要求照此精神兴办学堂(43)。同年，摄政王召见理藩部尚书寿耆，又特别叮嘱其加强蒙古教育(44)。清廷又以筹办宪政、添设议员、维系蒙疆安全需要，要求各地赶办蒙古学堂(45)。 宣统二年八月，理藩部又遵清廷旨意，上奏了“酌将旧例择要变通折”，称藩部预备宪政，首在振兴蒙务，而非择要酌将旧例量为变通，则筹办蒙务亦无措手之方。其中要点之一就是“废蒙古行用汉文之禁”(46)。同年资政院蒙古议员又提出了蒙古教育改良议案，具体办法如下：一、蒙文教育应以蒙文行之；二、按照初等高等小学堂科目，用蒙古文编成教科书，初等全用蒙文，附浅近汉字于各课之后，高等用蒙汉文对照；三、养成初等高等蒙文教员。而其入手办法为：一、京师设立蒙文师范学堂；二、在京编定蒙文教科书；三、在内外蒙古各路酌设小学教员练成所；四、提前略设初等小学，以为试教之地；五、逐渐增设初等小学，教员以养成所毕业生充任；六、酌设高等小学以后，逐渐推广，等小学办有头绪，立即筹设中学堂(47)。至宣统三年(1911年)，随着蒙古全局渐入俄人势力范围这一危机的增强，清廷极力设法应对。据报载，宣统三年五月，理藩部大臣寿耆与学务大臣唐景崇会商，认为蒙古全局渐入俄人势力范围，“是虽中国积弱，鞭长莫及”，但“蒙人智识不开，易受煽惑，实为速亡之总因”，“如欲保兹疆土，非从开通蒙人智识入手不可”(48)。嗣经学部派定参事陈毅，法部派定七品小京官徐敬熙、理藩部派定给事中文哲珲，会同前往调查各部事件。教育方面应“由调查员先赴各将军、大臣驻所，并已设学堂之蒙旗，切实调查其教育方法，与所用教科书及教育人员，是否宗旨纯正、不染歧趋。并应如何推广，如何良改(改良)，可以收开通民蒙之效”(49)。 (2)清廷上层“开蒙智”之实践——创设各类学堂 清廷上层“开蒙智”之实践，主要体现为开蒙旗官智方面，这不仅涉及各蒙部上层王公、台吉等，也涉及负责管理各蒙部事务的大小行政官员。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九月，出使美秘古墨国大臣梁诚就首次奏请清廷，建陆军大学堂及各陆军省学堂(50)。同年十二月又奏请选派合格王公子弟入陆军学堂学习，此时主要对象虽为王公宗室、满汉大臣子弟，但实已囊括蒙古王公贵胄等(51)。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奕劻又正式向清廷奏呈《陆军贵胄学堂章程》，拟就神机营旧署改建讲堂学舍，先行试办(52)。该章程总则第一条规定了招收对象为“王公世爵即四品以上宗室、现任二品以上京外满汉文武大员之聪颖子弟”，而第九条又做了补充，即“年长不合定格，与充当差使之王公世爵，虽碍难入堂受学，而情殷尚武，志切从戎者，自应俟开学后，体察情形，随时另订专章，奏请入堂听讲，以示优遇之意”(53)。这一规定为该堂随后招收蒙古王公子弟附班听讲，提供了依据。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陆军贵胄学堂开办在即，奕劻等又向清廷上呈了《陆军贵胄学堂听讲试办章程》(54)。除设正规班外，又设听讲专班。正规班一届拟招收一百二十人，听讲专班拟招正规学额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55)。 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二十四日，陆军贵胄学堂正式开办。堂官率听讲各员，一律到堂。又传谕蒙古王公到堂听讲。至宣统元年，陆军贵胄学堂第一期学生毕业，共有听讲王公世爵三十三人，听讲员及学员一百四十三人(56)。其中祺诚武、阿穆尔灵圭、贡桑诺尔布均为蒙旗贵胄。同年又拟招收第二期学生，并另建学堂和另订章程。新的招生章程明显体现出吸纳蒙旗王公贵胄子弟入学倾向，即除招收正班生一百六十名外，又拟招蒙旗附班生八十名(57)。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受内阁学士宝熙建议(58)，清廷又拟设贵胄法政学堂。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宪政编查馆王大臣正式奏请清廷设立该堂，并上呈章程，要求宗室、蒙古王公等子弟，曾习汉文者，“皆令入学”(59)。另外，章程第五章第十七条对蒙古王公子弟入学程序做了规定，“凡应入学之”“蒙古世袭及其子弟”均先由理藩部、各旗查明咨报本学堂，听候定期考录。宣统元年十一月，毓朗等在《续拟贵胄法政学堂章程》总纲第三条中，对学员资格又重新做了补充，在三类学员中，有两类涉及蒙古贵胄：第一类包括蒙古汗王以下至四等台吉、塔布囊等；第三类又包括蒙古二品以上大员之子弟及世职等。总纲第四条再度对蒙旗贵胄子弟入学程序作了规定，即蒙古汗王以下至四等台吉塔布囊，年在十八岁以上三十岁以下，汉文通顺，愿入学者，应由理藩部造册咨送入学(60)。其后该学堂在转咨各蒙旗文件中又对以上要求作了强调，各地应遵照“本学堂奏定章程”“造册咨送入学”(61)。 清廷开蒙古官智的举措，通过管理蒙古地方事务的督抚、将军、都统、大臣等传递到各蒙旗。如吉林地方，宣统二年正月间，因陆军贵胄学堂第二期招生，吉林巡抚遂通饬该省蒙务处等，选送年龄在十七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粗通蒙文汉语、体质强健、无嗜好暗疾的蒙旗王公世爵及其勋旧子弟，入陆军贵胄学堂附班学习。要求在奉稿三个月限期内，咨送陆军部，听候本堂考选(62)。又如宁夏地方，宣统元年，陕甘总督、宁夏部院也要求该处蒙旗选送王公贵胄子弟入学堂。阿拉善亲王接到此札后，于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复文理藩部，呈报选送学生事宜(63)。宣统二年初，陆军贵胄学堂第一届学生毕业，拟招第二届新生时，时任宁夏的钦差诚庆，又接陕甘总督长庚咨文，要求宁夏地方各蒙旗，遵照陆军部、陆军贵胄学堂于宣统二年正月十一日会奏的《酌拟陆军贵胄学堂章程》《蒙旗监学专章》所开各条，“克期选送合格学生赴部注册，听候本堂会同订期考选”(64)。宁夏钦差诚庆接咨后，遂移文阿拉善亲王旗，要求对方遵章挑选合格学生送部听考，以免再催，致碍不便(65)。宣统三年正月十五日，宁夏部院又接清廷陆军部递到理藩部转陆军贵胄学堂咨文，称本学堂限定于宣统三年三月为蒙旗学生第一学年毕业之期，嗣后如再选送，不但学生课程参差，教员亦难施一律之教育，要求停送。宁夏部院因此转饬阿拉善亲王旗等，“勿再送学生到陆军贵胄学堂”(66)。 清廷开蒙旗官智活动，也得到部分蒙旗王公贵族的响应。如出国留学活动就有不少蒙古王公参与其中。新疆旧土尔扈特部郡王帕勒塔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就请求游学欧美(67)。这一请求得清廷许可后，光绪三十一年年底该亲王遂向理藩院呈请出洋，经外务部与美方接洽，拟于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五日出发，取道日本，前往欧美游学(68)。后清廷降旨改往东洋游历。同年，该郡王又电其父巴雅尔(旧土尔扈特东部落盟长札萨克告休郡王)，要求护送其妻赴女学堂林立的京师，专习妇道，“开通心智”，“俟毕业回府，以便教化所部妇女”。为此巴雅尔呈请迪化道，请求赏给大车二辆、传牌一张，护送儿媳赴京师女学堂学习(69)。其后该福晋又拟东赴日本“实践女学校”(70)留学。该郡王遂于光绪三十三年奏请清廷，派其妻赴日本留学(71)。不仅如此，该王及王妃平时亦热心教育，曾在北京及蒙古创办学堂。宣统元年(1909年)，该王毕业回国，报界对此寄予厚望。称该王东渡日本研究陆军，毕业归来，“道出沪上，戎装佩剑，具有尚武精神，固望而知为曾吸受文明教育之新空气者”(72)。 陆军部贵胄学堂开设后，喀喇沁郡王贡桑诺尔布首先做出榜样，呈请入堂听讲，留京当差(73)。科尔沁亲王阿穆尔灵圭也成为该学堂第一届毕业生(74)。另外，土默特固山贝子棍布札布、喀尔喀公衔头等台吉祺诚武也曾先后报名参加(75)。该学堂设立后，又逐渐向各蒙旗开放，力图培养振兴蒙部的军事人才。为此，陆军贵胄学堂于宣统二年间先后将章程转移各蒙旗，令遵该章程各条，克期选送合格学生(76)。此后各蒙旗先后派出勋贵子弟入陆军贵胄学堂学习。如吉林属下伯都讷旗务承办处提调协领忠祥，接到吉林巡抚和旗务处札文后，就备文移付左右两翼，要求各旗查明有无此项合格学生，赶紧呈报。其结果是镶黄旗佐领下送来名“魁禄”的候选者一人(77)。吉林东北路兵备道承送了蒙古镶红旗佐领下名“国柱”和三姓满洲镶蓝旗下名“诚贯”者两人(78)。同年三月初七日，乌拉协领又送来省城蒙古旗、蒙古镶红旗下学生四名(79)。宣统二年九月，据管理该堂事务载润等奏报，自该年五月十二日开学以来，共收蒙旗学生十五名：第一批八名于开学前经理藩部咨送后已经入学；第二批共七名，分别为喀喇沁旗三名、科尔沁左翼前旗四名。该堂又于该年九月十二日进行甄别，让他们正式入学(80)。虽蒙旗所送学生数离章程原定蒙旗附班生学额八十名相距甚远，但毕竟开始触及蒙旗上层社会(81)。 贵胄法政学堂亦有蒙旗呈送学生入学。宣统二年正月十五日该学堂给理藩部咨文称：热河属喀喇沁旗“卓素图盟塔布囊卓凌阿之子”“呈请肄业”(82)。热河喀喇沁旗愿意入学的学生还有参领章京萨音伯颜，只因是参领章京衔，不符所定资格，该堂予以拒绝(83)。西蒙古阿拉善亲王旗于宣统三年闰六月二十四日和宣统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先后接到陕甘总督(84)、宁夏部院(85)多次咨文催报愿意入贵胄法政学堂合格人员名单后，于宣统三年八月初十日向宁夏部院呈报了愿入贵胄法政学堂人员名单。这次该旗共呈报了札萨克和硕亲王以及该旗部众公台吉等略识汉文者二十三人，其他四十八人(86)。 在最高统治阶层的号召和带领下，管理蒙旗的地方官员和蒙旗部分王公、大臣，也开始推进各蒙旗开官智活动。在管理蒙古事务的地方官员中较早提出开官智和发展蒙旗教育的是归化城副都统三多。他于宣统元年十二月，上奏清廷设立归绥时政讲习所时就称，归化城土默特旗大小官员一百五十余名，向以备边武职兼司蒙旗行政，其间固不乏明白练事之员，但却乏通晓时政之选。“往往下一令，则众皆瞠目，变一法，则相顾惊疑”。为此他提出“欲开边方之风气，当先启官场之智识”的建议。具体办法为：从归化城土默特旗考选佐领以下、笔帖式以上即世爵各员四十名，又从绥远八旗官员内考选二十名，共六十名，延聘各科教员，课以普通学术，兼讲政法、兵学，养成自治治人资格。一年毕业，发给文凭，遇有应升之阶，再拟照章鼓励(87)。除三多外，在京蒙古王公，于宣统元年正月也向清廷上奏，请求设立殖边学堂。即御前大臣喀尔喀扎萨克和硕亲王那彦图、扎萨克亲王阿穆尔灵圭，同科尔沁辅国公博迪苏、奈曼郡王苏珠克图巴图尔等，向清廷奏请，在京设立殖边学堂，取“殖民筹边”之意。计划设蒙部、藏卫两科，课程内容除蒙藏语言、蒙藏历史地理、古今沿革、情势利害、农工商实业外，还讲法政、理财、科学等。其筹建经费，拟由各省和沿边将军、大臣赞助。在宣武门内辟才胡同，建立校址。每年每科招一百人，两科共招二百人。三年毕业，不在学部章程之内，只为筹边而设。将来毕业可由理藩部留用，亦可由沿边将军、大臣调用，以备边才不足之患。清廷同意筹办(88)。同年，该堂又新设讲堂，续招蒙部生二百名。不论满蒙汉籍，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三十岁以下、身体健康、中学具有根底者，均可报名。入学考试时考中文和算术，考取后交纳保证洋十元，即可入学。膳宿各项，均需自理。考试时交纳铜圆四十枚(89)。此等信息经理藩部之手很快传给了各蒙旗。如宣统元年二月间，宁夏钦差诚庆收到陆军部传来的理藩部关于创办治边学堂咨文后，遂又移文阿拉善亲王旗，告知此事，让遵照办理(90)。 2.管理蒙古官员“开蒙智”之实践 此间除清廷中央和部分王公贵胄开蒙古官智外，管理各蒙古地方事务的督抚、将军、都统、大臣等也在清廷号召下，对各自辖区的学务活动进行尝试，企图通过设立近代新式学堂等，达到开通蒙智、融合蒙汉、巩固边圉的目的。为此，这一时期不仅东三省、热河、归化城、绥远等内蒙古地区进行了实践，外蒙古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伦等地区也进行了尝试。但在具体运作上，又体现出不同的区域特色。相较而言，内蒙古比外蒙古积极，所取得的效果也较好。其部分原因当然与“内蒙古壤连内地，常与汉民交接，目染耳濡，潜移默化”密切相关(91)。 (1)东北内蒙古各旗“开蒙智”情况 鉴于清末时势紧迫，边疆危机日渐加深，一些地方大吏在推行藩部学务时，不遗余力。如东三省的吉林省垣，较早设有外国语学堂，又设有满蒙文一班。因“名称不符”，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改棣中学。又在其内，附设蒙文科。为此，吉林提学司于该年六月十九日特扎各府州县，选送学生，学习蒙文，并拟“招取蒙文学生四十名”(92)。光绪三十四年，该堂蒙文教员伊克塔春又向提学司呈请，先在省城创设满蒙学堂一处，以改变满蒙户口虽多、数典而忘的局面。他拟定了章程，呈请开办，得提学司同意。因校舍一时难措，遂借用尚有余屋的蒙古旗官房(93)。光绪三十四年二月间，吉林提学司又向吉林巡抚上呈了蒙文教员伊克塔春所拟设立蒙文学堂简明章程，特别强调了吉林开设蒙文学堂的必要性。其办理办法为：报考曾入学堂、有普通知识学生四十名。或再饬蒙古，申送十五名，组织一班。专注重蒙文语，以期速成。学制拟设为一年半，分三个学期，每学期均开设修身、蒙文、国文、经学、历史、地理、官话、算学、图画、体操等课程，合计每周三十二点钟。堂中设监督一人，校长一人，教员五人。等这些学生稍熟蒙文且兼通各科后，择其最优者，留在吉林当差，应付蒙古交涉。派优者入境，以施教育，开蒙古风气。总之，其办学宗旨，不外乎为应边事、交涉起见，为现实服务。“使大地文明，咸输入于边陲”。该提学司认为，该蒙员请设蒙文学堂，“具见留心时务”，所拟章程亦苟妥帖。吉林巡抚批文充分肯定了该教员建议(94)。同期吉林旗务处又移文提学司称，吉林旗属旧有清文、蒙文官学各一所，向归户司经理。后来户司被裁，改归旗务处管理。现两官学学生，年龄均属合格。唯管理、教授方法，都不完全。功课散无秩序，教法亦欠研究，且只课清文，于汉文及各项科学均未涉及。为此，该旗务处认为，蒙古臣服二百余年，久为国家屏蔽。近复边事日亟，更应注重蒙古教育。该处请求将所管清文蒙文两官学归并一处，改为满蒙小学堂，以为中学之阶梯。又鉴于两官学旧有学舍，均属“湫隘”，拟“借用裁并江省驻吉水师营房”开办。开办经费，公家每年补助一万六千余吊，剩下由原有两学堂经费拨充。如仍不足，再由该旗务处设法筹补(95)。 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东督徐世昌又奏东三省设蒙务局，吩咐各学堂兼习蒙文，并招蒙王子弟入学事(96)。东督不仅在东三省设立洮昌道，又招蒙王子弟入学校，并在法政学堂内添设蒙语一门，作为筹蒙之策(97)。锡良继任总督后，派已革奉天蒙古右翼协领德荣，译成蒙满汉文教科书四册，进呈御览。又印刷二万部，分散哲里木盟十旗及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蒙边各学堂，以资传习(98)。只因德荣学擅兼长，热心教育，以振兴蒙学为己任，锡良奏请清廷将其开复原官(99)。德荣于宣统三年又将学部审定初等国文教科书附译成满蒙文，名曰《满蒙汉合璧国文教科书》。东督为此拿出了三千两白银，由蒙务局印书万部，分发给哲里木盟十旗学生，并将此书上呈清廷。肃亲王又拨款让印十万部，以便内外蒙古均能采用(100)。 属于内蒙古的归化城蒙旗学务之推广，也在地方官员的倡导下得到实施。早在光绪三十二年间，归化城副都统文哲珲就因土默特旗蒙古子弟与汉民相处年久，语言文字渐忘，在该旗高等小学堂内附设满蒙文一科，以保国粹而养成通译人才(101)。光绪三十四年，归化城副都统三多又向清廷上奏西北各边蒙民不识汉字，交通不便，请增设半日学堂，又得清廷允准(102)。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归化城副都统三多又向清廷奏报筹设土默特蒙旗两等小学堂情形。他称，归化城土默特部靠近京畿，经清代二百多年统治，气习风声，久同内地，但文教未兴，为此前副都统文哲珲于光绪三十二年六月改归化城文庙旁满蒙官学为蒙小学堂，招生四十人，特设满蒙教习一人、汉文教习一人。后又将蒙小学堂改为高等小学堂，增设蒙小学堂一所。三多赴任后，调查发现土默特旗户口繁多，其中，学龄儿童就不下二千人，仅靠此前所设高等小学堂、蒙小学堂二所，完全不够。且该二所学堂太粗略。为此拟将高等小学堂学额增至七十名，改监督为堂长，添聘中学教习、科学教习四人，司事一人。厘订课程规则，购置图书机器。三多又将原蒙小学堂改为第一初等学堂，并在城东关帝庙内添设第二初等小学堂。又因包头镇人烟稠密，三多将原半日学堂改为第三初等小学堂。同时三多又在土默特萨拉齐厅、毕齐克齐镇、察素齐镇各设半日学堂各一处。以上高等小学堂一所、初等小学堂二所，均公办(103)。该年年底，有人游历张家口时发现：万全县已设有武备学堂一所、小学堂二所、初级师范学堂一所、高等学堂一所、女学堂一所、小学堂五所。虽其主要生源为定居口上的汉民，但这对传统藩部地区的教育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104)。至宣统三年九月，清廷统治即将崩溃前，归化城副都统麟寿又提出了建立满蒙语小学堂的建议。即此前文哲珲所办土默特旗高等小学堂内附设满蒙文一科，以培养蒙古人才。但因“钟点无多，且偏重别项科学”，“数年以来，成绩甚属寥寥”。该都统欲保存国粹，准备在该旗旧有十王庙官房建立满蒙语小学堂一所，名为崇古满蒙语言小学。考取该旗十六岁以上学生三十余名，入学肄业(105)。 (2)外蒙各地“开蒙智”情况 清末如外蒙古的阿尔泰等地区的兴学活动，相对内蒙古各旗而言，本属不易，加之主管官员畏难推诿，更不易举行。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闰四月，科布多参赞大臣锡恒奏阿尔泰地方情形时就称：该处地处极边，蒙哈栖身毡帐，散处荒野，牧放迁徙，游踪靡定，暂难设立学堂(106)。但负责管理该处事务的科布多参赞大臣，最终又不得不顺应清廷新政要求，试图推广该处蒙旗学务。至光绪三十三年九月，该大臣复陈阿尔泰情形时，在所提出的九项酌拟办法中，加上了“分设学堂”一项(107)，阿尔泰学务被提上日程(108)。光绪三十四年四月，科布多参赞大臣连魁再次向清廷报告了筹措阿尔泰学务情形，称学堂一项，亟宜统筹，拟建学堂数处(109)。清廷会议政务处议复时称：“各蒙旗子弟众多，区区数学堂，犹恐未能有济，所恃他日徐图扩充。”为此，光绪三十四年八月，科布多办事大臣锡恒又向清廷奏报阿尔泰开办小学堂并设教务处一事，称“阿尔泰蒙哈杂处，习俗异宜”，“亟宜兴修学校，启以文明，一以消其犷野之风，一以鼓其颓靡之气”。该大臣拟设普通小学堂二处，武备学堂一处。不分蒙汉，均加录入，一体教授。鉴于蒙汉哈学生的教育需先从语言文字入手，暂不设中学堂。该大臣同时上奏了该小学堂办学章程：普通小学堂暂定学额五十名，六年毕业；开设课程有修身、蒙文、汉文、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体操、译文(暂不教授)等课，每天八学时。武备小学堂学额五十人，六年毕业，课程有修身、马战学兼操法、炮战学兼操法、蒙文、汉文、算术、中国历史、测绘、地理等，每天八学时(110)。 除阿尔泰外，外蒙的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塔尔巴哈台、库伦等地的“开蒙智”活动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后，也纷纷展开。光绪三十四年科布多添设了蒙养小学堂，并于该年闰二月二十日正式开学。三十名学生均来自所属的杜尔伯特、明阿特、额鲁特、扎哈沁四部，被分成甲乙两班。计划每年定期考试，择资性敏捷、学有心得，且于汉文汉语讲解精通者，暂遣回牧，转相传授(111)。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科布多参赞大臣溥
又向清廷奏报科布多属办学情况：该城原有学堂一所，有学生二十名，学习满蒙文字。联魁任上曾在杜尔伯特四部内各设蒙文学堂一所，先后开办，学习蒙文。但“外藩蒙古能通汉语之人，实属无几”，急需在旧有蒙古学堂之外，添设蒙养小学堂一所，拟从杜尔伯特、明阿特、额鲁特、扎哈沁四部内挑选学生数十人入学，学习满蒙汉语言文字。教员由科城各旗章京，择优充任。因属初创，又属蒙地，难依学部所订功课章程办理(112)。宣统二年九月，科布多参赞大臣溥
又奏科布多政绩，称近年来科布多所办新政，其中学务方面，又增设了蒙学，且又新建清汉学堂，“开蒙智”(113)。 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库伦办事大臣延祉奏“蒙古风气未开，拟设蒙养学堂，专习满、蒙、汉语言文字”，表明管理外蒙的地方官员也开始响应清廷号召，开藩智，以便日后在藩部推行新政(114)。库伦蒙养学堂拟招学生四十名，沙毕衙门选送十四名，图车两盟各选送十三名，宣统元年开始筹办。宣统二年四月，新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又奏报该处学堂办理情况。从中可知，该蒙养学堂仍在办理，实收学生四十名，其每月生活费每人十两，系由各旗捐助。因驻库俄领事署内设有俄学堂，三多奏请从蒙养学堂中挑选聪颖子弟六人，附入俄学堂，学习俄文，毕业后充当库伦地方翻译人员。清廷同意了这一请求(115)。宣统二年九月初四日(116)，三多又奏办库伦半日学堂及筹措经费情况。该处拟办第一、第二两处半日学堂，已咨请学部，选派教员，颁给课本。只等教员到后，就按筹备清单，一律改为简易识字学塾，以符馆章。 3.蒙古王公贵胄在各旗内的“开蒙智”实践 除清廷上层和主管各蒙古地方官员开蒙旗边智外，此间蒙古本部王公贵胄中的精英者也站出来，积极倡导“开蒙智”，期图改变蒙旗日渐赢弱、边圉不保、频遭外敌侵渗状况。其中表现最为积极的是喀喇沁郡王贡桑诺尔布。早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喀喇沁亲王就在自己旗内设立学堂。设立之先，公开张贴创立蒙古学堂公示，使该盟蒙汉民人，均知晓设立学堂原委(117)。随后该旗又聘请浙江陆少眉为总教习，该旗“未至期年，而风气大开”。光绪二十八年，该旗又派人赴京，采买图书，“盈筐累箧，动费千金”，“实为从古所未有”(118)。光绪二十九年，喀喇沁郡王年班晋京，亲到京师大学堂，听师范、仕学两馆课(119)。光绪三十年(1904年)，该王又拟选女学堂中优等生若干人，前往日本肄业，以受完备教育。该亲王福晋，亦愿前往日本，考察学制(120)。 光绪三十一年，值年班晋京机会，该王又带领该旗学堂教习师生三十余人，一同至京，考察学务。福晋亦带着该旗女学堂学生十四名，前往京师，考察最早设立的第一所女学堂——豫教女学堂。她不仅考察了豫教女学堂的规模、功课，而且又将这十四名女学生留到该堂学习。福晋在该堂演说时宣称：“如今的女子，非有实在学问不可”，“我要劝劝诸位学生，总要用心勤学，毕业之后，你们都有了学问能力，都可以去作一番事业”，“女子也可有用于世”，“大家齐心努力，将来有了学问，就可以永远不被外人看轻了。”(121)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年初，该王又利用进京朝觐之机，拟前往天津、保定等处，遍阅文武各学堂。考察功课、调查章程，以便回旗后有所取效，得清廷允许。清廷理藩院特咨袁世凯转饬各学堂，妥为接待。该亲王遂于二月初一日带领福晋、教习、翻译，以及男女学生二十余名赴津。初二日，该王带领男生考察了天津大学堂、中学堂、小学堂，又考察了工厂习艺所。初三日，该王又陪同福晋，带领女学生，考察了天津女学堂、北洋医院。初四日，该王带领男学生到医院考察、调查，非常关注卫生之学。事毕后，该王又带领学生等前往保定。初五日，该王同各学生考察了保定马医学堂、军医学堂、武备速成学堂，武备小学堂。初六日，该王考察了西关大学堂、师范学堂、军械学堂，详细阅读了各学堂章程，并与直督相商，欲借文武各学堂高等足业学生各十名，以资该旗臂助(122)。由于该王兢兢业业，发展该旗教育，成为各蒙旗表率。同年肃亲王善耆考察蒙古事宜，路过该旗时，就大受感染。虽该王于光绪三十一年已由学部奏请传旨嘉奖，但善耆认为仍不够，建议清廷给予奖叙(123)。清廷接受了善耆建议，特降旨赏给喀喇沁郡王贡桑诺尔布御书匾额一方，以示嘉奖(124)。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该旗又派恩和、睿昌两名学生，赴日本东京振武学校留学，学习时间三年(125)。同年该郡王还刊印了蒙文传单若干，内开蒙古应兴应革诸要政，分送各部蒙旗郡王，力图联合众志，保全北部危局(126)，其中普及教育就是主要内容之一。该王又向清廷上奏，要求在蒙旗建设师范学堂、宣解讲堂(127)。热河都统代奏了此折，清廷让学部复议。学部基本肯定了该王建议，同时又提出该两盟各旗选送学生不必仅限三名，可以酌量加增；宣讲办法分地设立，并体察各旗地方情形，筹办劝学事宜，随时稽查，设法推广，庶蒙旗学务，得以逐渐振兴(128)。 光绪三十四年，喀喇沁郡王又派委员，护送蒙古籍男女学生五人，到上海各学就学。上海道将男生拨送“徐家汇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肄业，女学生拨送西门外“务本女学”就学。上海学界以此为荣，特摄影纪念(129)。 同时，颇具影响的还有该郡王福晋多罗格格所办毓正女子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该福晋正式在该旗兴办毓正女子学堂，聘请日本人河原操子为女教习，王府中年少女子和附近各大臣之女均入学，学生名额共二十四人。她们努力克服与日本教习间语言障碍，由太福晋、福晋，运用各方均很熟悉的北京话进行翻译，终使该旗女学“进步颇速”(130)。至光绪三十三年，该堂已学满三年，颇见成绩，招有女学生八十名。所有办学经费，皆由福晋自行捐办。该郡王为此曾专门呈文学部，请求朝廷为该学堂存案。他称，此等做法并非邀奖，而为振兴蒙地学风起见。学部上奏清廷时则称：内外蒙古各盟，世守藩服，武功素著。但今昔情势不同，欲慎固封守，必先广储知识人才，才能坚众志而策自强。该郡王创办各学堂，此前曾经学务大臣奏请降旨褒扬，并命各盟王公仿照推行。而今学部的女子师范学堂、女子小学堂各章程才经奏准通行，该郡王旗能及早提倡，先行一步，洵属“当□可风”，“自应照准立案”。且该福晋为宗亲，更应从优奖励。为此，学部建议清廷赏给御书匾额，“俾藩封有所观感，而蒙民普资勤励”，清廷再次同意了此建议(131)。 除喀喇沁郡王致力于“开蒙智”外，其他蒙古王公也曾有所尝试。如哲里木盟郭尔沁扎萨克多罗宾图郡王棍楚克苏隆，于光绪三十三、三十四年间，就欲仿照喀喇沁王旗办法，在该旗设立小学堂一所。最终于光绪三十四年在该旗后新秋地方设立了科尔沁左翼前旗官立蒙汉文小学堂，按照光绪二十九年学部奏定章程，加添了蒙文一科。宣统二年(1910年)界满二年，学生程度，“颇见增进”(132)。 四 清末“开蒙智”之效果 清末“开蒙智”，除喀喇沁旗的贡桑诺尔布郡王曾取得了较好成绩外，客观衡量，清廷内外、蒙旗内部与管理各蒙旗的地方官员，所取得的总体成绩，仍难以令人满意，主要体现如下。 第一，总体效果不佳。晚清尤其是清末，蒙古各旗兴学务、“开蒙智”，不仅各蒙旗所设学堂有限，而且学生也非常有限，实未达到预期设想的“开蒙智”“固边圉”的目的。如宣统三年七月间，乌里雅苏台新将军奎芳在上奏清廷时就称：堃岫所办学堂成绩不佳，学堂“系前将军堃岫(臣)奏明，在乌城设立满蒙汉语文传习所一所，学额五十名”，由三扎两盟乌梁海各旗挑送。因边地乏人，管理员、教员改由乌里雅苏台当差的各司员兼任。前编课程非常简单，学生年龄也不整齐，多有年至二十以上者。而且七八名住一氈房，卫生方面也无讲求。虽说风气初开，但“难免用款多而收效寡”，新将军拟“急切改良”，“饬将所建学舍迅即竣工，以便赶速迁入”。“并饬管理员、教员等，循循善诱，先语言而后文学，俾得养其性天，移其习惯”(133)。宣统三年十一月，该将军奏报改良学务时仍称，该处教育上不去，要求改良。改良办法为“先教以语言，使音韵合，而讲解始能领会。次教以文字，使诵习久，而灵明得以渐开”(134)。又如塔尔巴哈台养正学堂，宣统三年科布多办事大臣忠瑞奏报清廷称：该养正学堂，虽按清汉满蒙哈俄五门，分班教授，但仍属旧日义塾办法，与普通小学堂科目相较，率多未备，应加以改良(135)。宣统三年七月十三日，新任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额勒浑上奏清廷称：“查塔城原有养正学堂一处，特为满蒙子弟而设。分挑满汉蒙哈子弟四十名，肄习满蒙汉俄哈五种文字。此外别无科学，殊与学章不符。”“查前大臣扎拉丰阿立学之意，不过令其通翻译、识文字，为将来当差地步。臣到任后，详加考验，既与学章不符，又无程度可进，殊属有名无实。况满蒙学生，皆不通晓汉语。所有谙习，无论何科何学，非汉语皆不能贯彻。该学生等多不领会，以致三年之久，毫无进步。”(136) 第二，效率不高，人浮于事。清末兴边学、“开蒙智”本属清廷新政改良的重要内容，试图借此改变清代中前期形成的效率不高、人浮于事状况，使蒙旗学务得到长足发展。实践表明，清末改良并未改变这一状况。相反，这一现象乃有日益恶化之趋势。如光绪三十四年，阿尔泰拟设普通小学堂二处、武备学堂一处，财政状况非常拮据。但该处却又借稽查出入款项、考查规制、兴革事项为名，设立教务处一所。既设了教务处，在此特殊环境下，各学堂的总办、提调、庶务长、教务长等员，完全可以让教务处人员兼任，以节约薪金，维持两学堂的继续开办。但该处仍借口恪守清廷所颁学堂章程，在各学堂内又设立总办、提调、庶务长、教务长、各科课长、文案、会计等，借机填塞人员。后来，因经费严重不足，才改设监学一员。如阿尔泰普通小学堂设监学一人，司事一人，通事二人，堂役四人(监学为兼职人员)。武备小学堂设监学一人(兼职)，司事一人，通事二人，堂役四人；学务处又设总办一人，帮办一人，委员二人，司书生二人，通事二人，护兵达八人。以上两堂合计，学生一百人，教员十人，其他行政人员却多达三十人(137)。又如乌里雅苏台设立乌城初级师范学堂，拟招学生四十五名。除设教员三名外，又设提调一人，监学一人，稽查一人，司事一人，书记生四人，杂设八人。普通行政管理服务人员达十六名之多。学生与行政人员比例为45∶16。即使与内地学堂相比，亦可谓人浮于事，直接导致办学成本增大。再如塔尔巴哈台养正学堂，其行政人员设置也非常惊人，该养正学堂拟招学生四十人，教员五人，但为此配备的行政辅助人员达二十六人。学生与行政人员比例为40∶26(138)。宣统三年七月，科布多参赞大臣溥
再奏塔尔巴哈台养正学堂经费无着、另筹办法时，其解决办法则是将该学堂学额三十名裁去一半，让他们回旗，减少开支。这样一来，该学堂只有学生十五名，但旧配行政人员二十六人却未减少，学生与行政人员比例为15∶26，真可谓“一羊九牧”了(139)。 五 结语 清末“开蒙智”，总体效果不佳，这当然与此项活动的推行时间较为短促密切相关，更与各蒙古远处边陲密切相连。清廷要求各蒙旗推行教育改良活动后不久，就遭遇到鼎革之乱，短短几年时间内，远处边陲的各蒙旗地区实难取得多大成绩。不仅如此，清末“开边智”也受一些不利因素的制约，其中经费不足就严重影响到学务的推广。晚清尤其是清末，经费不足成为影响“开边智”的重要障碍，不仅导致部分筹设中的学堂难以开办，甚至还导致部分已经开设的学堂，不得不削减学额，减少开支。更有甚者，当清廷和地方衙门均无力为此提供经费时，他们又将这一负担转嫁给蒙旗，通过增添税负、广行捐助等措施，罗列财源。这不仅不足以支撑蒙旗学务的长期发展，而且变相增添了蒙古部众负担。如光绪三十四年，科尔沁左翼前旗设立官立蒙汉文小学堂一所，经费全无，该郡王先行捐助俸银一千两，作为创办经费，但常年经费又成问题。主管官员认为，应按奉天省奏定成案，由地方摊派即由本旗地方收取。但实际上民佃地亩，早已由厅县收取，不能再加。最终只能改从蒙户那里收取亩捐。又如科布多，光绪三十四年，科布多添设蒙养小学堂，开办经费需一千数百两，常年经费需一千六百两。开办经费的解决办法乃动用科城革员缴出赃款一千九百两，常年经费拟由山西、河南旧欠科城军需台费银数万两内，每年各拨八百两(140)。宣统三年七月，该大臣却称科布多蒙养小学堂奏准经费一半无着，拟裁减学额，就款办事。其原因是原计划由山西、河南旧欠科城军需台费内每年各提取八百两作为办学经费未能兑现。即山西应解之数虽按年兑现，但河南应解经费，却始终未解。当经费不能兑现时，科布多参赞大臣溥
所拟办法只能是“拟自宣统四年正月初一日起”，裁减蒙养小学堂学额，“由此学生三十名内，择其汉语明晰、文理粗顺者十五名，遣回各旗，令其转相传授”。清廷无奈，允准其奏(141)。 清末各蒙古“开边智”活动，存在清廷上层、主管边疆地区行政官员、藩部王公作为主导者的三种不同形式。客观评价，三种模式各具特色。如将三种模式进行比较，尤以藩部王公“开边智”模式最具特色，所获成效大大超越了清廷与管理藩部事务的地方当局所取得的成绩，真实展现了晚清地方自治模式的积极效果和巨大优势。清末“开边智”活动再度提醒后人，推动边疆地区改革的最大动力，仍在当地民众。只有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其潜能，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成功。 尽管如此，清末三种不同的“开边智”活动，亦具有积极意义。清末以蒙古为代表的“开边智”活动，属藩部新政的重要内容，其最终目的不仅在于开通风气、化除畛域、增强融合，更在于抵制殖民势力之渗透，增强各民族对统一中国的认同。这些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如下：第一，通过设立各类学堂，开设蒙汉各种学科，开通了蒙古风气，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蒙古各旗教育的发展。这对改变晚清以降蒙古各旗日益赢弱状况，改善部众生计有一定帮助。如喀喇沁旗就是最好例子，该旗不仅设立了各类学堂，还派学生赴内地考察学堂、医院、卫生、军队等，又派遣学生赴外洋留学，均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对当时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浙江交儆报》在报道该旗勘贴“创设学堂示”时称：“蒙古僻处边藩，尚能力辟文化，不欲长安简陋……我浙素称人文渊薮，而州县犹有未设学堂之处。其亦知闻风兴起乎？故附录之。”(142)该旗还公开创办蒙文报，汇选各报，译成蒙文。设总馆于京师，设分馆于内、外蒙古及奉天、吉林、黑龙江各处，这对开通蒙地风气，促进边疆地区社会进步，亦起到较好作用(143)。 第二，清末“开边智”活动亦促进了蒙古各藩部教育制度的近代化。有清一代，“蒙古之人，尊信佛教，惟言是从”(144)，之外无所谓教育。不仅如此，游牧民族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亦不同于内地民众安于稳定的农耕生活。前者更倾向于无拘无束、自由逍遥，后者则注重于功臣孝子、读书耕田。为此，主要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生活和风俗习惯，而不简单是清廷对蒙古族实行的“政治压迫”和“文化封禁”政策③，才使清代各蒙古地区的教育事业远远落后于内地。但至晚清，蒙古衰弱加剧，外敌侵渗增强。为应对此等危机，清廷积极主导“开边智”，不仅将近代教育制度、教育理念输入蒙古，而且积极倡导各蒙旗主动“开蒙智”。随之而来，负责管理各蒙古地区事务的将军、大臣、都统，和各蒙古地方王公贵族也尝试推行新政。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各蒙旗教育均较此前有所改观。这对改变蒙旗旧状，推动各蒙古近代教育事业的起步，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 收稿日期 2014-03-15 注释： ①专论清末蒙旗教育的文章目前只有一篇，即蔡风林的《清末蒙古族教育》一文，主要论述了清末内蒙古及东北地区蒙旗教育活动，且将整清一代蒙旗教育不发达的原因归咎于清廷对蒙旗的政治压迫和文化封禁政策。此外赵云田在《清末西藏新政述论》《清末边疆地区新政举要》《清末新政期间新疆文化教育的发展》诸文中对清末边疆地区教育文化事业亦有交代，但均缺乏系统性。陈学峰在《贵胄学堂与清末贵胄》一文中曾对贵胄学堂进行了考察，但主要只涉及此等贵胄学堂开设情况，鲜少涉及开边智。杨博《贡桑诺尔布教育活动评析》，白荫泰、邢莉《崇正学堂与贡桑诺尔布的教育观》等文曾对内蒙古喀喇沁旗郡王办学情况作过个案研究，亦只属清末开边智之冰山一角。参见蔡风林：《清末蒙古族教育》，《民族教育研究》1992年第2、3期；赵云田：《清末西藏新政述论》，《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赵云田：《清末边疆地区新政举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4期；赵云田：《清末新政期间新疆文化教育的发展》，《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陈学峰：《贵胄学堂与清末贵胄》(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05年；杨博：《贡桑诺尔布教育活动评析》，《民族教育研究》1993年第4期；白荫泰、邢莉：《崇正学堂与贡桑诺尔布的教育观》，《民族教育研究》2011年第3期。 ②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七九，南京古籍书店1987年版，第1422页。 ③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三○，第556页。 ④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五，第1175页。 ⑤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卷一“边务·呼伦贝尔篇”，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第1页。 ⑥雷麦著，蒋学凯、赵康节译：《外人在华投资》，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25页。 ⑦赵尔巽撰：《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517～14518页。 ⑧《奏为遵旨复陈阿尔泰地方情形及筹拟办法事》(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1085-061，缩微号：04-01-01-165-2492。 ⑨⑩《署理归化城副都统三多奏请选录内外蒙古王公子弟送入陆军部贵胄学堂肄业以宏造就事》(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兵部一陆军部档案，第275号。 (11)《奏为考察边疆政治建设热河行省敬呈管见事》(宣统二年二月三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1106-026，缩微号：04-01-01-170-0284。 (12)《蒙人根本上之离贰》，《民立报》，1910年11月30日，“新闻一”，第322页。 (13)赵尔巽编：《宣统政纪》卷十，宣统元年闰二月己酉，辽海书社1934年版。 (14)《俄人到处拜佛像》，《民立报》，1910年12月24日，“新闻一”，第491页。 (15)《理藩部预防蒙古交涉》，《申报》，1910年8月12日，第1张第3版。 (16)《俄人对蒙政策》，《东方杂志》第7卷第6期，1910年7月31日。 (17)《抄录本部与俄使关于蒙事交涉节略并附陆使译报以备酌核》(宣统三年十月)，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中俄关系系列宣统三年外蒙情形宗，档号：03-32-134-01-037。 (18)《科布多参赞大臣溥
奏添设蒙小学堂折》，《政治官报》第468号，宣统元年正月二十八日。 (19)《奏为遵旨复陈阿尔泰地方情形及筹拟办法事》(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1085-061，缩微号：04-01-01-165-2492。 (20)《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奏为代奏科尔沁左翼前旗棍楚克苏隆仅就蒙旗情势缓急办理请饬下政务处等分条核议事》(宣统元年十二月初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30-0110-004，缩微号：04-01-30-009-0033。 (21)《奏报阿尔泰现难设立巡警及警察学堂事》(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一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1077-045，缩微号：04-01-01-164-0764。 (22)《奏为遵旨复陈阿尔泰地方情形及筹拟办法事》(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1085-061，缩微号：04-01-01-165-2492。 (23)《奏为开办阿尔泰各项小学堂遵拟简明章程并请掭设学务处约估常年经费事》(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9294-007，缩微号：667-2159。 (24)陈去病：《漠南北建置行省议》，《国粹学报》第4卷第6期，1908年。 (25)《内阁蒙古侍读学士文年奏请设立蒙文学校而治藩服事》(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7210-094，缩微号：537-2768。 (26)《两广总督岑春煊奏为酌拟变通固边办法统筹西北全局事》(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5619-010，缩微号：423-2738。 (27)《议饬振兴边蒙学务》，《四川学报》1906年第2期。 (28)《注意边省学务》，《直隶教育杂志》1907年第14期。 (29)《翰林院侍讲阿联奏为蒙古王公子弟留学京师事》(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5622-025，缩微号：423-3470。 (30)《署理归化城副都统三多奏请选录内外蒙古王公子弟送入陆军部贵胄学堂肄业以宏造就事》(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兵部—陆军部档案，第275号。 (31)《奏为各边省及蒙古各地言语隔膜拟请挑拣教习教以京都官语事》(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7572-095，缩微号：562-2128。 (32)《蒙古土尔扈特郡王呈外务部代奏因时变法请假出洋游历折》，《东方杂志》第1卷第4期，1904年4月。 (33)《喀喇沁王振兴蒙古之政见》，上海《大同报》第9卷第6期，1908年。 (34)《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奏为代奏科尔沁左翼前旗棍楚克苏隆仅就蒙旗情势缓急办理请饬下政务处等分条核议事》(宣统元年十二月初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30-0110-004，缩微号：04-01-30-009-0033。 (35)《论蒙古之危状》，《申报》，1910年4月7日，第1张第3版。 (36)《清德宗实录》卷五六九，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庚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31页。 (37)《清德宗实录》卷五七三，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丙申，第586页。 (38)《清德宗实录》卷五七五，光绪三十三年六月辛巳，第615页。 (39)《清德宗实录》卷五七九，光绪三十三年九月癸巳，第662页。 (40)《清德宗实录》卷五八二，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戊子，第696页。 (41)《奏请选派蒙古王公留学》，《直隶教育杂志》1907年第16期。 (42)《学部咨宪政编查馆准满蒙文高等学堂咨送章程文》，《政治官报》第250号，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初十日。 (43)《为遵照厘变通则等小学堂章程事谕文》(宣统元年四月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阿拉善档案，档号：101-09-0006-022。 (44)《摄政王注意蒙古教育》，《直隶教育官报》1909年第6期。 (45)《筹办蒙古学堂》，上海《大同报》第12卷第22期，1909年。 (46)《理藩部奏预备宪政援案酌将旧例择要变通折》，《政治官报》第1042号，宣统二年八月初五日。 (47)《蒙古铁路教育案之大计划》，《国风报》第1卷第29期，1910年。 (48)《政府筹蒙政策如是》，《申报》，1911年6月21日，第1张第3版。 (49)《为派员实地择要调查行政司法等事致阿拉善亲王移文》(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阿拉善档案，档号：101-09-0114-009。 (50)《奏为请建陆军大学省学整齐教法事》(光绪三十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6000-073，缩微号：449-0424。 (51)《奏为改变中国积习请饬大员合格王公子弟备选陆军学堂事》(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6000-074，缩微号：449-0428。 (52)《奏为拟订陆军贵胄学堂章程并拟先行试办请旨事》(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5764-045，缩微号：433-3308。 (53)《呈拟订陆军贵胄学堂试办章程清单》(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5764-046，缩微号：433-3311。 (54)《总理练兵事务奕劻等奏为拟定陆军贵胄学堂听讲试办章程事》(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初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6003-047，缩微号：449-1205。 (55)《总理练兵事务奕劻等呈拟定陆军贵胄学堂听讲试办章程清单》(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初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6003-048，缩微号：449-1206。 (56)《陆军贵胄学堂同学录》，北京商务印书分馆恭制1909年。 (57)《管理陆军贵胄学堂事务载润等奏为变通办理贵胄正班学生学额事》(宣统二年九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7572-042，缩微号：562-2003。 (58)《内阁学士宝熙奏请设法政贵胄学堂》(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7221-019，缩微号：538-1761。 (59)《钦命宪政编查馆为设贵胄法政学堂拟订章程事给吉林巡抚咨文》(宣统元年三月初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吉林教育档案，档号：J001-35-6634，缩微号：004-2169。 (60)《贵胄学堂为行送学堂课程并预算清单事致内务府咨文》(宣统元年十一月十六日)，内务府档，转引自《清末筹办贵胄法政学堂史料选载》，《历史档案》1987年4期。 (61)(62)《吉林巡抚为陆军贵胄学堂开班通饬各处选送学生事给各处札稿》(宣统二年正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吉林教育档案，档号：J001-35-6634。 (63)《为选送陆军贵胄学堂学生事致理藩部呈》(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阿拉善档案，档号：101-09-0007-133。 (64)(65)《为转行各蒙旗遵照陆军贵胄学堂章程及蒙旗监学专章各条克期选送合格学生事致阿拉善亲王旗护印协理移文》(宣统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阿拉善档案，档号：101-09-0094-006。 (66)《为勿再选送学生到陆军贵胄学堂事致阿拉善亲王移文》(宣统三年正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阿拉善档案，档号：101-09-0094-006。 (67)《蒙古土尔扈特郡王呈外务部代奏因时变法请假出洋游历折》，《东方杂志》第1卷第4期，1904年4月。 (68)《土尔扈特郡王起程赴美》，《通问报》1906年第189期，“耶稣家庭新闻”。 (69)《迪化道就巴雅尔送儿媳赴京求学事给吐鲁番厅的札》(1906年5月30日)，新疆档案馆藏，清代新疆蒙古族档案，转引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等编：《近代新疆蒙古历史档案》，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3页。 (70)《要电·十七日北京来电》，《通问报》1906年第189期，“耶稣家庭新闻”。 (71)《蒙古王妃赴日本留学》，《直隶教育杂志》1907年第21期。 (72)《蒙古亲王学成归国》，上海《大同报》第11卷第18期，1909年。 (73)赵尔巽编：《宣统政纪》卷八，宣统元年二月辛亥。 (74)《陆军贵胄学堂同学录》，北京商务印书分馆1909年恭制。 (75)《贵胄学堂传蒙古王公听讲》，《广益丛报》1906年第122期。 (76)《为转行各蒙旗遵照陆军贵胄章程及蒙旗监学专章各条，克期选送合格学生事致阿拉善亲王旗护印协理移文》(宣统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阿拉善档案，档号：101-09-0094-006。 (77)《伯都讷旗务承办处为陆军贵胄学堂开班选送学生事给吉林巡抚申文》(宣统二年二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吉林教育档案，档号：J001-35-6634，缩微号：005-1611。 (78)《吉林东北兵备道为陆军贵胄学堂开班选送学生事给吉林巡抚呈文》(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吉林教育档案，档号：J001-35-6634，缩微号：005-1638。 (79)《吉林巡抚为乌拉协领申送陆军贵胄学堂合格学生四名查照收考事给陆军贵胄学堂咨稿》(宣统二年三月初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吉林教育档案，档号：J001-35-6634，缩微号：005-1692。 (80)《管理陆军贵胄学堂事务载润等奏为陈明学堂甄别考试情形事》(宣统二年九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7572-041，缩微号：562-2000。 (81)《管理陆军贵胄学堂事务载润等奏为变通办理贵胄正班学生学额事》(宣统二年九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7572-042，缩微号：562-2003。 (82)《学部教学学务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第60卷。 (83)《责任内阁档案目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贵胄法政学堂咨行稿”，“奏咨行稿”第7包。 (84)《为造册咨报愿入贵胄法政学堂台吉塔布囊名单事致阿拉善亲王咨文》(宣统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阿拉善档案，档号：101-09-012-002。 (85)《为本旗入贵胄法政学堂众公台等名目造册呈报事致钦差驻扎宁夏部院咨文》(宣统三年八月初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阿拉善档案，档号：101-09-0032-086。 (86)《为本旗入贵胄法政学堂众公太(台)吉等名目造册呈报事致钦差驻扎宁夏部院咨文》(宣统三年八月初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阿拉善档案，档号：101-09-0113-004。 (87)《署归化城副都统三多奏创办归绥时政讲习所折》，《学部官报》1910年第118期。 (88)《理藩部代奏蒙藩王公等创建殖边学堂折》，《政治官报》第460号，宣统元年正月二十日。 (89)《殖边学堂续招蒙生》，《教育杂志》第1卷第8期，1909年。 (90)《为备文转移遵办喀尔喀札萨克和硕亲王那彦图等创建殖边学堂事致阿拉善亲王旗移文》(宣统元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阿拉善档案，档号：101-09-0074-004。 (91)《科布多办事大臣陈阿尔泰现在未能通设半日学堂折》(宣统元年四月十八日)，《学部官报》1909年第99期。 (92)《吉林提学司为将中学堂附设蒙文科招选学生送省以备定期考试事给各处札稿》(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吉林教育档案，档号：J033-05-0046，缩微号：003-1456。 (93)《吉林提学司为蒙文教员伊克塔春请借蒙古旗官房创设满蒙学堂事给蒙古旗协领等移文》(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吉林教育档案，档号：J033-05-0045，缩微号：003-2708。 (94)《吉林提学司为蒙文教员伊克塔春请设蒙文学堂并拟简明章程事给吉林巡抚详文》(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吉林教育档案，档号：J033-05-0044，缩微号：003-2729。 (95)《吉林全省旗务处为拟将清文及蒙文两学归并为满蒙小学堂事给吉林提学司移文》(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吉林教育档案，档号：J033-05-0048，缩微号：004-0965。 (96)赵尔巽编：《宣统政纪》卷三，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戊戌。 (97)赵尔巽编：《宣统政纪》卷十，宣统元年闰二月己酉。 (98)赵尔巽编：《宣统政纪》卷二十四，宣统元年十月壬辰。 (99)《东三省总督锡良奏为已革蒙古右翼协领德荣筹办蒙文学堂实著微劳请开复》(宣统二年十一月初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7572-064，缩微号：562-2058。 (100)《蒙旗学务近闻》，《教育杂志》第3卷第9期，1911年，第67页。 (101)《归化城副都统麟寿奏为动用煤税设立蒙古满蒙语文小学堂事》(宣统三年九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7575-157，缩微号：562-2953。 (102)《科布多办事大臣陈阿尔泰现在未能通设半日学堂折》(宣统元年四月十八日)，《学部官报》1909年第99期。 (103)《署归化城副都统三多奏筹设土默特两等小学堂情形折》，《学部官报》1910年第111期。 (104)《游蒙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605页。 (105)《归化城副都统麟寿奏为动用煤税设立蒙古满蒙语文小学堂事》(宣统三年九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7575-157，缩微号：562-2953。 (106)《奏报阿尔泰现难设立巡警及巡警学堂事》(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1071-045，缩微号04-01-01-164-0764。 (107)《奏为遵旨复陈阿尔泰地方情形及筹拟办法事》(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1085-061，缩微号：04-01-01-165-2492。 (108)《清德宗实录》卷五八三，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丙午，第707页。 (109)《清德宗实录》卷五九○，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丙子，第806页。 (110)《奏为开办阿尔泰各项小学堂遵拟简明章程并添设学务处约估常年经费事》(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9294-007，缩微号：667-2759；另见《政治官报》第329号，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一日，第33～37页。 (111)《科布多学生之名贵》，《教育杂志》第1卷第6期，1909年。 (112)《科布多参赞大臣溥
奏添设蒙小学堂折》，《政治官报》第468号，宣统元年正月二十八日。 (113)《科布多参赞大臣溥
奏酌保科布多军营章京各员请奖折》，《政治官报》第1062号，宣统二年九月初十日。 (114)《清德宗实录》卷五九五，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乙丑，第866～867页。 (115)《三多库伦奏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第297页。 (116)《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奏为库伦筹拨银两开办卫生局学堂等各厂局并按章报部核销等情事》(宣统二年三月初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30-0268-030，缩微号：04-01-30-016-2531。 (117)《蒙古喀喇沁王创设学堂示》，《浙江交儆报》1903年第13期。 (118)《纪蒙古学堂》，《选报》1902年第34期。 (119)《藩王好学》，《新民丛报》1903年第25期。 (120)《本国学事——蒙古》，《教育世界》1904年第80期。 (121)《喀喇沁王福晋在豫教女学堂的演说》，《敝帚千金》1905年第9期。 (122)《蒙藩阅视各学》，《四川学报》1906年第2期。 (123)《奏为蒙古喀喇沁右旗郡王贡桑诺尔布开办各学堂尤见起色请旨奖叙事》(光绪三十二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5575-149，缩微号：420-2982。 (124)《著为喀喇沁郡王贡桑诺尔布所办学堂赏给御书匾额一方以示嘉奖事谕旨》(光绪三十二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5575-154，缩微号：420-2988。 (125)《喀喇沁旗学务》，《教育杂志》第2卷第6期，1910年。 (126)《蒙古各部落反对喀喇沁亲王》，《通问报》1907年第244期，“耶稣家庭新闻”。 (127)《热河都统廷杰奏为喀喇沁蒙旗建设师范学堂宣解讲堂事》(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38-0195-024，缩微号：04-01-38-009-0366。 (128)《会同理藩部议复热河都统奏喀喇沁王旗建设师范学堂及宣解讲堂折》，《学部官报》1907年第31期。 (129)《蒙古亲王派员护送蒙籍男女学生至滬求学》，《四川教育官报》1908年第5期。 (130)《蒙古女学》，上海《女子世界》1904年第6期。 (131)《奏为喀喇沁多罗郡王福晋多罗格格捐办毓正女学堂请奖事》(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7220-073，缩微号：538-1614。 (132)《理藩部代奏蒙旗创设学堂请立案折》，《政治官报》第1144号，宣统二年十二月初二日。 (133)《定边左副将军奎芳等奏查验仓库军械学堂巡警分别整顿折》，《内阁官报》第26号，宣统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134)《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等奏为改良学务核减经费事》(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7575-160。缩微号：562-2959；另参阅《内阁官报》第144号，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135)《科布多办事大臣忠瑞奏请饬部从速另筹养正学堂常年经费事》(宣统三年正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7573-016，缩微号：562-2226。 (136)《额勒浑拟具塔城边务办法事奉批著该大臣筹办》(宣统三年七月十三日)，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档号：03-32-134-01-007。 (137)《奏为开办阿尔泰各项小学堂遵拟简明章程并添设学务处约估常年经费事》(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3-9294-007，缩微号：667-2759；另见《政治官报》第329号，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一日。 (138)《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扎拉丰阿奏遵照部议另筹学堂常年经费折》，《政治官报》第867号，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139)《科布多办事参赞大臣溥
奏科布多养正学堂经费无著拟变通办法折》，《内阁官报》第44号，宣统三年八月十五日。 (140)《科布多参赞大臣溥
奏添设蒙小学堂折》，《政治官报》第468号，宣统元年一月二十八日。 (141)《科布多参赞大臣溥
奏为科布多蒙养小学堂奏准经费一半无着拟裁减学额就款办事各情形事》(宣统三年七月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7575-113，缩微号：562-2859。 (142)《蒙古喀喇沁王创设学堂示》，《浙江交儆报》1903年第13期。 (143)《各省报界汇志》，《东方杂志》第4卷第9期，1907年。 (144)魏源：《圣武记》卷一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7页。 (145)蔡风林；《清末蒙古族教育》，《民族教育研究》199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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