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清唐[1]2003年在《国外投资基金业监管理论与实践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作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通过较为系统地研究国外投资基金业监管的理论、实践、现状和趋势,并结合我国基金业发展和监管的实际,提出了一个我国基金业监管的现代化框架体系。第一章导论中,通过追踪世界基金业发展简史,本文将投资基金按公募与私募的一级分类、证券投资与产业投资的二级分类、开放式与封闭式的叁级分类、契约型与公司型的四级分类的全新分类模式,第一次将各种名目的投资基金进行了系统化归类,并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第二章中,通过分析评判西方学者关于监管的一些理论观点后认为,尽管西方学者对“市场为什么需要政府监管”这一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解释,但大多数观点认为监管是必须的。这是因为,由于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不完全竞争、外部性和不对称信息等情形,自发的市场机制经常会出现失灵,政府监管是对市场失灵的自觉反应。但政府监管也存在着执行成本高、政策刚性强、反应滞后和政府自身的党派利益性等自身固有的缺陷,政府监管也有失灵的地方。克服政府失灵的有效选择是强化基于市场机制的政府监管和充分发挥市场自律组织的作用。由于基金产品和市场具有高度的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性,基金价格有严重背离价值的倾向。因此,必须对它施以适度的监管才能有效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基金市场的效率。第叁、第四章中,对国外投资基金业的监管实践进行了系统研究。国外基金业的监管主要是以公募基金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私募基金被排除在监管体制之外。不过,鉴于私募基金和公募基金在监管形式上存在着诸多不同,本文在以对公募基金监管实践考察为主的同时,另辟专门章节对私募基金的监管进行了研究。国外公募基金业的发展和监管已经有了上百年的历史,总结以美、英为代表的基金业发达国家的监管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从传统监管体制上看,主要形成了两种各有特色的模式,即以美国为代表的美国模式和以英国为代表的英国模式。美国模式强调集中管理,政府根据专门立法设立全国性的管理机构对投资基金进行法律和行政管理;而英国模式则强调自我管理,没有针对投资基金的专门立法和政府的直接管理,只有投资基金行业自律性组织的行规和自律管理。但上述两种传统的监管模式都各自有其优缺点。英国的以自律为主的传统监管模式的优点是具有较好的可伸缩性和可理解性,并且政府监管成本低;其缺点有叁:一是自律组织缺乏权威性、独立性、统一性,二是由于法律完备性较差,使得监管乏力,叁是最好历史上就有自律的传统才能
陈继勇, 刘威[2]2004年在《各主要国家知识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文中认为知识经济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世界经济中出现的一种新经济形态,对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以美欧日为首的发达国家或地区、以新加坡为典型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开始重视本国知识经济的发展。本文以美国、欧盟、日本、新加坡、印度五个国家或地区为例,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探讨各国知识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并对21世纪的中国如何发展知识经济提出建议。
董哲晓[3]2011年在《创意产业视角下的广东（广州）广告业发展及其对广西的启示》文中提出广告业是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意产业的提出对于广告业的转型升级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内地的广告业经过叁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无论是广告公司的规模还是数量都增长迅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广告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对比国际广告创意传播集团,我国广告业与之还有巨大的差距。如何向创意产业转型升级,适应新的广告业发展环境,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广东(广州)广告业的发展是中国内地本土广告业发展的典型代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全国广告业的发展中独领风骚。随着国内广告业竞争环境的变化,广东(广州)广告业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向创意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广东(广州)的广告公司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这对本土广告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在中国内地广告业的发展中,最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广西地处西部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属于欠发达地区,其广告业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广东。创意产业的提出,对于广西广告业的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通过和广东(广州)广告业发展的对比与借鉴,对于广西广告业的未来发展是个很好的启示。
包双叶[4]2012年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条件下的生态文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论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广泛借鉴诸如现代化理论中的社会转型理论等分析方法,从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的辩证关系出发,沿着社会转型主要内容和结构特征两根主要脉络,对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相互影响展开系统研究,并在借鉴西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启示的基础上,最终提出中国社会转型条件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现路径。当前,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范式或视角下研究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问题,大致形成了生态文明研究的“天人合一”传统文化范式、西方生态伦理学范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范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范式。这几种范式从不同层面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中国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的历史进程当中,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转型存在显着的共时性。而且,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从整体上调整社会结构,从变革人类不合理的社会形态入手。因此,确立当前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的社会转型研究范式更重要和紧迫。在社会转型研究范式下分析生态文明建设问题,首先需要明晰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理论关系。人类社会是最复杂、最高级的有机系统,是一个社会诸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统一整体。社会有机体的存在方式是社会结构形式。社会结构要素不仅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和(小)社会结构,也包括(狭义)生态结构(本文所指生态结构并非指生态系统的结构,而是指人与生态环境之间构成的关系或结构)。生态结构与社会整体结构以及社会其他结构之间存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社会转型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型,而不是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的转变。因此,社会转型必然引起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的变迁,而这些必然也会影响到生态文明建设。由此,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的理论关系可以概括为：生态文明建设既是社会转型的基本内容,又是影响社会转型的基本因素；社会转型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外生变量,会对生态文明产生深远影响。当前,我国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和转型社会的结构特征均对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就社会转型主要内容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来看,工业化转型中的传统工业化加重了生态环境破坏,但新型工业化将对生态文明产生积极的影响；市场经济转型不仅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市场经济激励机制是促进生态文明的重要手段；政治民主化、社会法制化和政府职能专门化均对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正面的影响；文化多元化一方面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土壤,另一方面导致了生态文明思想方面的混乱和冲突；认识的理性化转型为国民生态理性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片面的工具理性的流行也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环境破坏；价值观转型中消费主义的盛行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社会领域的转型表现为新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民间环保团体成为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就转型社会结构特征对生态文明的影响来看,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呈现出整体性、时空压缩性、结构失衡、社会分化和整合等结构特征,均对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社会转型的整体性是自觉包含生态文明的社会全面转型；时空压缩性对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双重影响,使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既具有后发优势,又具有后发劣势；社会各领域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也导致了我国生态文明发展的不平衡,社会分化与整合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式和路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转型紧密相关,如何在社会转型条件下推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命题。就理论层面来看,任何文明都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生态文明作为社会文明的一种也不例外,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结合本国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协同发展是任何系统演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与社会转型实现协同发展。就实践层面来看,西方早发国家在处理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转型关系的问题上,经历了从对立思维到协同思维的转变,因此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意义也可以归结为生态文明与社会转型的协同发展。总而言之,在社会转型条件下,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转型协同发展的实践路径,不断优化社会转型目标和社会结构,加强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的“经济敛合”、“政治敛合”、“文化敛合”和“社会敛合”,最终实现生态文明的持续健康发展。
赵亚静[5]2012年在《我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建设政策体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和企业竞争的一个焦点”（温家宝），成为我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战略资源；搞好企业知识产权建设关乎国家长远利益乃至兴衰成败，是破解中国经济发展难题的切入点。从世界范围看，自主创新是后发国家（主要是创新型国家）实现跨越发展的根本动力。一国自主创新能力大小，主要取决于企业知识产权建设状况，即包括知识产权的创造、使用、保护和管理等四个方面。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则是，许多中小企业尚处在有“制造”无“创造”的“非知识产权”状态即知识产权问题十分突出，严重地制约了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及健康发展。解决上述问题，除了中小企业自身需要“苦练内功”，更须政府的强力介入，即亟需制定并出台有针对性的知识产权（建设）政策体系，用以有效改变中小企业的被动局面，切实提升其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推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此，笔者试图通过对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建设相关问题的系统研究，最终提出促进我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建设的政策体系框架，以期为国家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供学界理论研究参考。本文主体部分由六章内容所构成：第一章内容是“促进我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建设的意义和基础理论”。这一部分基于对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建设概念界定，分析了促进我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建设的重大意义，以及促进我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建设的基础理论。第二章内容是“我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建设的背景、问题及原因分析”。这一部分对我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建设的法律和大型企业背景、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问题成因进行了剖析。第叁章内容是“典型国家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建设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通过对四类典型国家（美国、日本、韩国和印度）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建设经验的分析，重点论述了对我国的启示。第四章内容是“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建设）政策体系概念界定与我国相关政策概述”。首先界定了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建设）政策体系概念，其次剖析了我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建设相关政策。第五章内容是“我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建设）政策体系的特征、需求与借鉴”。本章对行将构建的我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政策体系的基本特征、政策需求进行了分析；并阐述了美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四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政策经验，及其对构建我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政策体系的借鉴。第六章内容是“我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建设）政策体系的构建原则和基本框架”。本章在阐释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政策体系构建原则的基础上，最终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我国构建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政策体系的基本框架及对策措施。
刘洋[6]2003年在《中国农村社区教育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农村社区教育理论为指导，采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农村社区教育进行了研究。首先，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研究了农村社区教育与农村社会环境的辨证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依赖关系等；其次，研究了中国农村社区教育的形成与发展、农村社区教育组织与管理体制、特点与类型、存在问题与发展走向等。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提出了适宜于我国不同经济发展地区的农村社区教育发展模式，并提出了农村社区教育的实施策略。全文共六章。 第一章：主要阐述当代社区教育的形成背景、发展趋势，农村社区教育的发展状况，农村社区教育的研究进展，本论文选题的意义、研究框架与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等问题。 第二章：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农村社区教育的理论问题。主要对农村社区教育的概念、特性、结构体系、组织机构、管理体制以及运行机制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对农村社区教育与其它教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同时对农村社区教育的功能进行了论述。 第叁章：对影响中国农村社区教育发展的主要社会环境因素进行了分析。将中国农村社区教育作为整个农村社会母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研究农村社区教育与农村社会环境的辨证关系，把握社区发展与社区教育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具体从农村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科学技术、人口以及农村教育现状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内容包括：①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对农村社区教育产生和形成的正面影响，现存的农村社会经济问题及其对农村社区教育带来的挑战；②村民自治为农村社区教育提供了良好环境，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以及合作经济在农村社区教育发展中的作用；③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对农村社区教育的促进，以及未来农村科技革命对农村社区教育的迫切需要；④农村人口思想观念的变革对农村社区教育的积极意义，以及农村人口素质相对落后的现状对农村社区教育的特殊需求与迫切性。⑤农村教育体制改革对农村社区教育发展的推动作用，农村教育自身存在的问题及其对农村社区教育的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中国农村社区教育研究 第四章:对中国农村社区教育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首先，阐述了农村教育理念的变革、现代农村社区教育思想的发展以及农村社区教育的兴起与发展;其次，从教育目标与内容、类型与特点、组织机构与管理保障等方面，对目前农村社区教育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同时分析了农村社区教育的区域差异及基本经验;最后，指出了农村社区教育面临的问题，并对农村社区教育发展走向进行了分析。 第五章:提出了适宜于不同经济发展地区的农村社区教育模式。首先分析了国外社区教育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其次，分析了构建中国农村社区教育模式的原则与基本构成要素;再次，对中国经济发展区域进行了划分，对我国已有农村社区教育模式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不同经济类型地区的农村社区教育模式，包括经济发达地区的全面教育型模式、农村社区学院、网络型教育模式: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型模式、乡(镇)成人校为中心的模式;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行政地域型模式、城乡结合型模式、双向互动型模式:经济落后地区的学校中心型模式、以可持续内容为主的模式等农村社区教育模式。 第六章:提出实施农村社区教育的策略。从农村社区教育系统完善、外部环境优化、总体运作程式、农村社区教育评价等方面，提出了如何实施农村社区教育的策略与建议，包括农村社区教育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的建立、总体运作的层次性与系统性、区域差异的梯度式推进，农村社区教育管理体制的完善、教育内容和形式的改进、社区教育队伍的稳定，以及强化农村社区教育意识、合理利用农村社区教育教育资源、发挥城市社区教育的辐射作用等策略。 农村社区教育是一种新的教育体制和教育社会化的模式，在我国，农村社区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农村社区教育的研究也刚刚开始。本文对农村社区教育的基本理论和中国农村社区教育的实践进行了研究，在理论体系、研究思路、农村社区教育模式的构建方法等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工作，构建的中国不同经济类型区农村社区教育模式，为我国农村社区教育发展和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从而丰富了我国农村社区教育理论体系，对相关研究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
薛建明[7]2007年在《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及其实践研究》文中提出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体现着科学技术的作用和意义。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促进了人类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化，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在16世纪前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先进地位。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曾在科技上有过光辉成就的中华民族，在近代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以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经过80多年的艰苦奋斗，形成了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思想，领导全国人民建立了学科齐全、独立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缩短了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科技水平的差距；而且在某些科技领域的年研究成果已经达到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就目前而言，我国科技发展的整体水平依然落后于发达国家，在科技发展的指导思想、科技政策、科研体制和科技创新等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甚至严重制约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为了实现我国在二十一世纪中叶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宏伟目标，我们必须在科技进步方面作出更大努力，并为下一阶段科技水平全面提升和进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奠定良好的基础。而要尽快赶上世界发达国家，依靠科技发展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必须有正确的科技思想来指导科技实践。系统研究建党以来党的科技思想及其实践的历史过程，并比较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科技思想的异同，评价其成败得失；以历史为明鉴，以现实为考量，对新世纪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战略、主要政策措施等提出参考性建议。因此本选题有着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关于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问题，学术界多侧重于对科技发展史的研究，而对科技思想尤其是对党的科技思想研究很不够。而且，对党的科技思想研究一般仅限于对党的领导人在某个历史时段的个体研究，鲜有人对建党以来党的领导集体科技思想及实践效果进行系统分析和总结。因此本选题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本文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八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为研究时段，以马克思科技思想为指导，以党的科技思想演进发展为主线，以党带领全国人民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实践为依托；重点探讨某些重大决策出台的历史背景、现实原因、指导思想、主要政策措施和实施效果，对其得失成败、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反思。最后，结合新世纪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和我国的现实国情，对未来我国科技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提出对策建议。本文除绪论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研究建国前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形成及其与实践的初步结合。首先，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分析西方文明的传入对中国当时社会的冲击，来探寻党的科技思想产生的背景渊源；其次，对建党前后党的创始人的科学思想进行梳理，探讨其对党的科技思想形成产生的理论影响；第叁，对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不同的历史阶段党的科技思想初创、形成和科技实践进行研究，分析了不同时期党采取的发展科学技术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措施，并研究其对建国初期的影响。第二章研究了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党的科技思想曲折发展及其对实践的影响。建国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确立了“科学为人民大众”的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发出了“向科学进军”号召，制定了国家科技远景规划；带领全国人民迅速改变了中国科学技术“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并在国防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科技成果。在本章的叁、四节着重研究了党的“技术革命”思想，客观分析了从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的曲折发展的历程，评述了科学政治化思潮对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消极影响和危害。第叁章研究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党的科技思想发展深化及其对实践的指导。这一时期党的科技思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发展成功与失误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它以邓小平科技思想为核心，在完成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重申了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阐明科学技术现代化对国家现代化的关键作用；倡导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强调科技体制改革和发展高科技的重要意义；创造性的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并以此为基点构建了新时期党的科技思想体系，指导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科技实践活动。第四章研究跨世纪党的科技思想深化创新及其对实践的引领。这一时期以江泽民为核心党的领导集体继承了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精髓，深刻把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科技革命的新特点，将科学技术放在优先发展地位；组织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提出了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体现和标志，并将科技创新提升到民族兴衰的高度；形成了跨世纪党的科技思想及其实践体系，有力的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飞速发展。第五章对党的主要领导人科技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在按照历史的轨迹对建党以来党的科技思想及其实践进行了全面梳理的基础上。为了使研究更加深入，在本章将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科技思想产生的历史境遇、对科技本质功能的认识、科技发展战略目标和科技发展的动力认识等方面进行横向、客观地比较，探寻党的科技思想演进规律。第六章是历史启事与现实考量。联系中国科技发展的需要，回顾历史并从中寻求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是本文研究的立足点和价值所在。历史研究表明，党的科技思想的演进历程是一个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曲折经历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因此，本章结合当前我国科技发展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从科技发展取向、科技发展理念、科技发展路径与科技价值指归四个方面，来反思前人所走过的弯路、探讨新世纪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为我党明晰制定未来科技发展战略及其政策和措施提出对策建议。通过研究表明：1、在科学和民主精神感召下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与科学技术有着不解之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有了初步的认识，产生了一系列科学论断，并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状态下开展一系列科技实践活动。2、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发展科学技术事业。虽然党的科技思想经历了曲折，但党的科技思想始终在正确轨道上不断发展、深化和创新，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指导着科技实践活动，出现了新中国科技史上的叁个“黄金期”，使我国的科技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3、尽管党的主要领导人由于历史背景不同，但他们的科技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追求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富裕；其价值取向都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现实国情相结合，努力探索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自身规律和时代特征。因此，他们的科技思想是承前启后，一脉相传的有机整体，是立足于马克思的科技观并与时俱进的产物。4、以史为鉴，实现21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健康和持续的发展。首先，要保持科学技术稳定发展的政治环境，重视“科学”与“技术”的本质区别，以利于科学技术按其自身规律发展；其次，应将科学技术的进步服务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建，以促进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第叁，坚持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并举，以推动中国科技事业跨越式发展；第四，突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在科技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人的全面解放，以实现科技价值的最终指归。5、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的产生、演进和发展，离不开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背景。因此，不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建国以来的不同历史阶段，党的科技思想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它支配和影响了中国科技现代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实际进程。
罗泓[8]2012年在《论知识产权质押》文中研究说明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信息密集实体，是典型的知识产权型企业，其自身发展不仅关系到企业的命运，还关系到国家和区域创新能力以及核心竞争力的高低，但中小企业的发展长期面临着资金匮乏的问题，这一问题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知识产权质押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渠道。解决了企业的资金矛盾，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渠道的有效方式，对知识创新型社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知识产权质押作为担保物权的一种重要形式，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知识产权自身价值的体现，还具有巨大的担保价值与融资价值。企业既可以将知识产权质押担保债务的履行，提高企业活力，又可以将知识产权用于质押融资，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持。目前，知识产权质押作为企业谋求发展的新型工具，受到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但尽管如此，我国知识产权质押情况不容乐观，知识产权转化不流畅，质押登记机关以及评估机构自成一体，混乱不堪。本文从全新的视角，对知识产权质押实践和相关制度进行解读，文章立足于我国知识产权质押现状，借鉴国外知识产权质押实践经验，针对知识产权质押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对知识产权质押制度的完善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期对理论和实践有所帮助。
徐群[9]2012年在《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1949年至今）》文中指出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曾说过：“城市化是个世界性现象,它同样影响着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化完全背道而驰的趋势是不可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新世纪对于中国有叁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可见,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城市化已经成为21世纪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力的社会过程。上海是中国大陆第一大城市,无论其城市化水平或者产业结构演进的程度都领先于我国其它城市。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快速发展,上海中心城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服务功能逐步凸显,集聚功能进一步提升。根据《上海统计年鉴2011》,2010年末上海户籍人口1412.3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仅157.37万人,城市化率达到88.9%,可见上海已步入城市化的后期阶段。从产业结构演进来看,上海也已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第一产业的比重进一步缩小,第叁产业的比重稳步上升并已超过半数。反观农业,上海非农业大市,却是一个农业强市。截至2010年,上海的耕地面积为20.10万公顷,属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中最低者,但同时,就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产品商品率等方面而言,上海名列前茅。其城市化背景下的农业发展经验对许多地区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农业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上海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并联动杭州、宁波、南京等地,形成长江叁角洲大都市带。目前,上海已进入城市化后期,历经了城市化发展的各个阶段。本研究在考察上海城市化与农业发展演化轨迹的基础上,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叁个角度切入,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上海城市化发展特征及其对上海农业发展的影响。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上海由一个多功能的工商业城市转变为综合性的工业基地,从“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与此同时,上海的城市化率因各种原因,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到1978年降至58.75%。在这一阶段,温饱问题是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农业的功能是以提供粮食为主的大宗农产品为主,仅在近郊和苏州河沿岸的狭小区域内,出现了较为集中的蔬菜产区,呈现部分城郊农业的发展特征,其他广大区域均以粮棉种植为主,呈现典型的乡村农业发展特征。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地区第一产业业人员的比重明显高于第二、叁产业,但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和乡村工业的兴起,出现了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移,但至改革开放前,第一产业仍吸纳着全市叁分之一以上的从业人员。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耕地在全市土地总面积中的比重不断减少,但至1978年仍占到50%以上,仅减少4.9个百分点,总体上形成以农业用地为主导的土地利用结构。从1949年到1978年间,上海的农业产值从2.27亿元上升到18.26亿元,但其增长速度远低于第二和第叁产业。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政府的导向是大力发展工业,于是“以农补工”成为一种趋势,即以“价格剪刀差”等形式通过农业来支持工业的发展。相对而言,所有的资源都向工业倾斜,对农业的投入自然会降低,也间接影响了农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地区的发展在战略上进行了调整,整个城市定位从单一化的工业生产基地逐步向一个多功能的城市改变。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60.72%上升到1999年的73.84%。在这段时期,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人民对生活质量开始提出要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新鲜蔬菜和副食品的需求直线上升,上海地区也相应呈现出城郊农业的典型特征,畜牧业快速发展,并在后期出现都市农业的萌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基本呈下降趋势,农村青壮男性劳动力转向第二、叁产业,女性和老年劳动力在总体农业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上升。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从1979年到1999年间,耕地面积由35.58万公顷下降到29.09万公顷,减少了18.24%,但农业产值从20.41亿元上升到206.90亿元,发展迅速。其中,科技投入是重要因素之一。在这一阶段,“以农补工”的情况基本结束,逐步转向“工农自补”,并在后期开始出现“工业反哺农业”的情况。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战略调整,上海在迈入新世纪之际,已经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国际化大都市,并朝着经济、物流、贸易和航运四大中心和长叁角大都市带龙头的方向积极建设。上海的城市化率在2000年已接近75%,到2010年达到88.9%,进入城市化后期。从经济结构来看,第叁产业所占比重在2000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并达到50%以上。2000年,上海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到2010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表明上海进入中等发达经济体行列。这一阶段,上海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对提高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表现为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对居住环境的要求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的农业发展进入到都市农业阶段,农业的多元功能作用开始显现。在对上海城市化不同阶段对农业发展影响考察的基础上,第五章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和总结。首先从上海城市化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升级、上海交通建设发展促进农业贸易开展、上海农业科技发展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叁个方面总结了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主要促进作用；其次,从上海城市定位和功能变化制约农业发展、上海城市化发展导致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双重下降、上海城市化发展对耕地的大量侵占叁个方面归纳了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主要制约作用；最后,文章就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影响研究的结果对于其它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规划农业发展之时可以借鉴的地方,提出八大建议,分别为：把握一般规律,着重战略规划；加大科研力度,提高单位产出；有效保护耕地,确保安全供给；合理分流人员,促进城乡融合；规划交通建设,促进贸易流通；防治环境污染,保障持续发展；借力二叁产业,促进农业升级；加大创新力度,激发市场活力。
孙丽娜[10]2016年在《“资源依赖”理论视角下的美国创业型大学发展模式研究》文中认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美国高校的发展模式同样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开放组织的高校,需要与外界环境进行必要的资源交换以维系自身的持续发展,这一点在美国高校的发展过程中尤为明显,尤其是美国创业型大学的发展,我们甚至可以说资源交换贯穿了美国创业型大学整个的发展进程。因此,以资源依赖为视角来研究美国创业型大学的发展模式有着较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且,美国创业型大学的成型较早,发展较快,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创业型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本文选择美国创业型大学的发展模式作为研究对象,从引发美国创业型大学崛起的环境动荡、美国创业型大学在应对环境资源短缺的积极作为以及与环境中关键资源交换对自身发展带来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本研究以组织理论作为基本的理论基础,通过资源依赖的视角分析了美国创业型大学在面临经济危机、制度调整等环境变迁时的发展策略,文章着重解析了变革之下的大学发展模式,分别从宏观及微观的角度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全面的阐释。全文由绪论和四章正文及结束语组成。绪论对研究的缘起、研究的问题、研究的现状、研究的方法以及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研究价值等方面作出阐述,同时,对于本文所涉及的几个核心概念也作出了界定。第一章主要论述资源依赖理论之于创业型大学发展模式研究的适切性。本章首先对资源依赖理论进行了论述,然后对应用资源依赖理论框架研究美国创业型大学发展模式的适切性作了论述。第二章主要论述环境动荡与美国创业型大学的崛起。本章梳理了美国创业型大学崛起的历史轨迹,从资源依赖的视角系统分析了美国创业型大学崛起的环境。知识经济的来临、国家发展对创新体系保障的需求,加之联邦政府的自由经济政策,使高校的公共拨款急剧减少,另外美国的制度体系的保障,同样在本章作为创业型大学形成、发展的环境要素进行重点解析。第叁章着重探讨环境资源短缺的情况下美国创业型大学的积极作为。首先,大学通过与企业合作的形式争取更多的研发资金以缓解联邦联邦拨款的危机。另外,大学创立了各种研究中心将校内的学术成果产业化、市场化。此外,大学鼓励教师走向市场、大力开展创业教育等举措都体现了创业型大学面对环境变迁的积极应对。第四章分析了美国创业型大学与环境中关键资源进行交换对自身的影响。首先是大学职能的转变,其次,应对资源依赖使大学内部组织出现调整,包括组织管理、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变化。最后,创业型大学组织内基本构成要素也发生了改变,大学创业对教师、对学生个体以及知识产出的模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结语部分在将全文内容进行总结的基础之上提出了美国创业型大学发展模式研究的几项重要结论。研究表明,美国创业型大学在面临环境动荡、发展资源短缺的情况下,通过积极主动地与外界资源进行互动,完全可以实现自身稳定的发展,这为面临同样困境的大学树立了信心和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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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论知识产权质押[D]. 罗泓. 重庆大学. 2012
[9]. 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1949年至今）[D]. 徐群. 南京农业大学. 2012
[10]. “资源依赖”理论视角下的美国创业型大学发展模式研究[D]. 孙丽娜.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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