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潮与文体——对近年小说创作流向的一种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流向论文,文体论文,近年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小说作家和小说研究家在这新的世纪里，都将面临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守住自己、发展自己的问题。小说原有的“文学恐龙”地位正在受到挑战。在小说创作中，深度背景的淡化，思想的贫瘠化，文学传统的弱化，以及技术的僵化，都是令人担忧的。
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毕竟是一切关系的根本，不管用何种方法，属何种流派，没有哪一部伟大作品不是表现它的时代的重大精神问题。人是中心，人是太阳，没有哪一部大作品不是书写着灵魂的历史。只要能尊重生命，尊重精神，反抗物化，小说的前景就依然是广阔的。
潮流循环不息，作家的追逐也不息，难得平静下来修炼文体，可供玩味、品评的精品太少——这已是很多作家的两难处境和平生的悲哀
我很赞成一位青年作家的话：一般来说，非常时期引起轰动的作品大都比较粗糙，而轰动过后一些真正的文学却又被人忽视，在中国，这几乎成为文学起伏的规律了。同样意思的话我也说过。
我们似乎总是喜欢处在“运动”状态中，潮流所及，习惯使然，好像谁也很难置身事外。但对文学来说，“运动”状态更能推涛作浪，呼风唤雨，却往往不利于精致佳作的产生。倘若永远为时尚所左右，短篇热闹就写短篇，长篇热闹就写长篇，官场热闹就写官场，女权热闹就写女权，国企热闹就写国企，百年史热闹就写百年史，这样积久成习，恐怕既出不了什么好长篇，也难以出现多少好短篇。其可悲处在于，时尚冲乱了规律，思潮压倒了文体。然而，谁又能脱离得开潮流的巨大力量呢？一部作品假若自外于潮流，游离于社会脉搏的跃动，其活力和吸引力必会大为减少。这也是不少作家宁可权且放下孜孜以求的文体实验，先迎头赶上潮流或时尚以不致落伍的原因。必须说明，这里所说的思潮，潮流，并非指临时性的配合政治和中心任务的同义语，它是指社会历史生活的大的流向和问题；同样，这里所说的文体，也并非指纯粹的形式或“形式就是一切”，而是在“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也没有无内容的形式”的意义上来理解文体的。我们看到，潮流循环不息，作家的追逐也不息，难得平静下来修炼文体，于是回首自己的创作，但见一个个浪头起伏，却总是抱憾于可供玩味、品评的精品太少。这已是很多作家的两难处境和平生的悲哀。在我看来，历史上的好作品，大都是既在潮流之中，又与潮流保持着一定的审美距离。文学的情况往往是，社会意识尖锐的作品轰动易而持久难，富于情趣、意蕴深永、侧重文体追求的作品，又轰动小而耐读性长久。这样说似乎有二元论的气味，但也确是文学创作中的实情，此真所谓二律背反，只有少数大作家可臻两全其美之境。我一直在想，对每个作家而言，每一具体的创作都只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倘若既能敏锐地感应时代思潮，又能在文体方面独出机杼，既非常重视写什么，又高度重视怎么写，让思想与艺术的结合如一健硕的新生儿般一体化地诞生，我们文学创作的品位将会大幅度提高。本文试图从思潮与文体相互激荡的角度，来描述、评价近年来小说创作的一些重要流向和审美意识的主要变化情况。
谈论当下的文学，没法回避市场化、都市化的背景，但市场化只是外因，精神的发展史才是决定文学前途最根本的东西
不管今天小说的地位如何地受到威胁，但从总体上看，20世纪以来，小说愈来愈成为一种伟大的、具有广泛群众性和鲜活生命力的艺术形式。20世纪初，新小说即作为“小说界之革命”的实绩，崛起于我国文坛。继而，五四新文学运动以鲁迅先生为首，开启了一个以人的觉醒为主旨的群星闪耀的现代小说的辉煌时期，以后的四十年代文学，十七年文学，也都各有其丰厚成果。在最近的20年间，我国小说创作的审美意识形态发生了剧烈变化，在审美的功能上，在把握生活的方式上，在叙述策略和语言运用上，在风格样式上，都出现了多种可能性和实践性。就小说文本来看，整个80年代的小说被称为新启蒙主义的小说。这一看法大体是不错的。到90年代，特别是近些年来，小说领域连这样的归纳也做不到了，出现了多元共生，众声喧哗的错综复杂的局面，这也就提出了大量新问题需要研究。
若仅从表相观察，近年来的小说，第一个触眼的特点是“杂多”：题材上的更加广泛多样。80年代我们爱讲题材的无禁区，其实，现在才是真正走向了无边界的宽广，从历史到当下，从家族到市场，从社会化到个人化，从政治到性，从官场到国企，从都市欲望所不包，无所不涉猎。第二个特点是“分化”：80年代的作家，其价值立场具有内在的整一性，共同性，即便手法缭乱，借鉴多门，底牌大致如一，都带有受某一思潮即时性影响的痕迹。近年来的作家，其叙述立场和人文态度发生了深刻微妙的变化，他们观察生活的眼光和审美意识，特别是价值系统和精神追求，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有理想主义的，激进主义的，也有文化保守主义的，有女性主义的，也有宽容的现世主义的，甚至准宗教的价值观，都一样的并存着。依照如此缤纷的眼光处理题材，可以想见会带来怎样复杂的创作面貌。第三个特点是“日常性”：文学大幅度地向日常生活贴近，似在告别大起大落，风口浪尖，惊雷闪电，排山倒海般的英雄史诗，也在告别突发性与戏剧化，更多地诉诸勤奋，坚忍，沉默，无奈乃至烦冗的生活流和原生态。第四个特点是“世俗化”：在很多场合下，文学的主人公变成了平民，小人物，左右为难的窘迫者，及其非常实在的悲欢，与此相联系的是，对忧患意识的消解，化忧虑为达观，化沉重为轻松。为了突出文学的消遣，娱乐功能，还出现了不少将历史和现实加以调笑化，煽情化处理，以造成一种使人暂时处于现实之外的幻觉化的倾向。
凡此种种——自然不可能概括得全，我以为首先与90年代以来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有关系。它们虽然不直接作用于文学，却作为文化生态的大气候影响着文学。知识经济的迫近，“可持续发展”的新观念，冷战思维的淡出，带来了思想文化背景的日趋多彩和审美意识的多样，出现了如有人所归纳的：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民间大众文化三大板块并存不悖且互为渗透的格局。就小说界来看，则是出现了小说功能的全方位展开与纯文学作家的边缘化处境。由于某种意义上意识形态淡化的大气候，闲暇时间增多和休闲情趣上升的大氛围，助长了小说功能的扩延和风格形态的多样。其中，大众文化的登堂入室，对文学作品的生产，影响尤为巨大，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都不能不受到它的冲击和改造。比如，先锋小说作为精英文化的一种表现，80年代风光一时，而现在处境较尴尬，陷入了我是谁的角色焦虑，在启蒙话语与后现代话语之间摆荡，面对听众越来越少的冷场局面，一些作家虽然依旧坚持先锋姿态，却也开始向本色叙述回归。再如，通常所说的主旋律小说创作，作为主导文化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或缺的，但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发生更大的影响，这类创作也在向大众文化倾斜，包括在主题和结构上吸取某些民间化、通俗化的表现模式。
谈论当下的文学，没法回避市场化，都市化的背景。市场诱导着人们，小说只有尽可能符合大众的社会理想，道德范式，阅读习惯，审美情趣，才有可能占有较大的份额，同时，市场也无情地告诉人们，无视市场的存在，将意味着逐渐地被淘汰。然而，谈论当下的文学，又是绝对不能只着眼于物质气候（市场化，都市化等），而忽视精神气候（民族灵魂，反思潮流，个人化等等）。就某种意义来说，市场化只是外因，而精神的发展史才是决定文学前途的最根本的东西。
历史上不乏由“问题”切入而成为经典之作的例子，但关键仍在如何向现实的广度和人性的深度开拓，否则“问题”完了作品也完了
现在，无论是谁，都很难找到一种全景式地解析和归纳当今小说流向的最佳方式。我也只能或从题材选择的，或从形式主义批评的，或从创作方法的，或从作家的代际划分和性别划分的角度来展开一些分析，并把重点放到审美意识的发展变化上去。
我想首先提到社会问题小说。小说一旦和“社会问题”沾边，好像就天然地不高雅，就该掉价了。我们确实经常在贬义上使用社会问题小说这一名目，而且确实有不少此类作品是只图暴露的痛快，忘记了文学的审美功能，遂使其名声欠佳。但是，敢于触及问题，直面人生，决不意味着艺术性的必然丢失。更为重要的是，文学的历史一再证明，一个时代的文学，倘若不能触及该时代最重大，最根本的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就不能认为是可与其时代相匹配的文学。事情不在于我们喜欢不喜欢，而在于当社会内在的矛盾、冲突、问题，淤积到了不得不喷发时，它就要选择各种方式，也包括文学的方式来表现了，社会问题小说即为其一。就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远的不说，90年代前期即出现了“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引起了广泛震动，近年来，这一脉创作又衍化为反腐小说，反贪小说，官场小说，新谴责小说，声势不小，颇受群众欢迎。究其根本，这首先是生活本身的严峻性所决定的。本文要谈思潮与文体之关系，这就是一个突出例证。然而，问题的麻烦在于，“问题小说”本身有个怎样提高艺术品格的问题。即以“冲击波”小说而论，正视广大民众的生存，不惮于揭示尖锐的现实矛盾，是其优点，但也存在着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在人文态度和价值立场上的某种游移，困惑，对某些狡黠的政治智慧显得过于宽容，未能创造出有血肉、有说服力的典型人物，以及突不破就事论事的局囿等等。在反贪小说、官场小说风靡一时的今天，这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了。但这是个两难问题：腐败很严重，人们需要反腐小说，没有是不行的；反贪小说一多，马上就陷入模式化的泥淖，甚至使文学不成其为文学了。历史上不乏由“问题”切入而成为经典之作的例子，现在当然是这类创作难逢的好机遇，但关键仍在如何向现实的广度和人性的深度开拓，否则“问题”完了作品也完了。
与寻求强烈的现实感相对应的，是文学也在寻求新颖的历史感。这也是一种思潮，反思的思潮，主要在长篇和中篇小说中体现出来。事情确实像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像罗兰·巴特所言，重要的不是我叙述了哪个年代，而是我在哪个年代叙述。如果说，80年代在历史领域游刃有余的作家们突然感到历史语境变了，有点跟不上了，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在90年代，除了我们烂熟于心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原则外，还有大量逸出规律的现象，所谓正说，反说，戏说，野说，全都出来了，读者和观众不管历史学家如何愤怒，仍然津津有味地观看他们想看的东西，谁也没有办法。把历史现代化，娱乐化，闹剧化的现象比比皆是，以影视中的唐宫戏，清宫戏为最。全部秘密就在于，叙述是在当下这个年代开始的，也即不管叙述的故事多么古老，都不能无视市场经济的汹涌和商品化现实下人们的心态。幸好，文学走得没有那么远，但也打上了90年代的某些印痕。总的说来，在这一领域，思想较前解放了，自由度增大了，重史派，重文派，还有我叙述的就是我派，各有表现。
文体的选择，结构的方式，都与反思的潮流密切相关。同样在中长篇领域表现突出的是，家族小说的风行。它从中国社会以家族为本位的特点生发开来，也是中国文学传统的结构模式之一。也许是作家们以世纪为单元进行反思时，总觉得无处下手，惟感到家国一体化的“家族”最可凭借。然而，创作实践表明，设置或获得了家族式的架构，本身说明不了什么，也不能保证小说艺术上的必然成功，关键要看怎样处理素材，看发现和赋予了多少新鲜深刻的东西。
我还想提到怀旧型小说近些年的流行。这主要在“归来的一代”作家中多有所做。小说被冠以“怀旧”之名好像有失恭敬，好像不如反思小说来得庄重，其实，怀旧更接近文学的本性，更自然也更富人情味，不像“反思”那样用力，那样造势。比如说，反思文学中，有意无意地把“右派”英雄化，神圣化，或沿袭公子落难模式，或为民族扛十字架。现在就不同了，更注重将其还原为一个普通人，有时是善良而卑微的人，诚心诚意接受改造，好不容易活了下来。哪个更真实呢，我以为是后者。我相信文学的兴趣是与年龄有关的。近些年来，对于归来的一代作家来说，“过去的生活”成了他们创作上的一个共同的兴奋点和再生资源，其中既包含反思性，又不限于反思性。人放松了，记忆也恢复得充盈，过去被遮蔽了的真切的情感，智慧，意趣，也就容易露出来。在一些知青作家那里，也在努力寻找新的表现对象，也有人在继续反思知青问题，称为后知青文学，其实是忏悔文学。
立足于个体精神成长史的，具有很强个人化色彩的“个体话语”，在一些前先锋作家、女性作家和新生代作家身上，在关于都市生活，性爱生活以及生存状态的描写上，表现得甚为活跃
如果以上所举属于“群体话语”，大多是立足于民族，家国，历史的基地上展开反思的话语，那么近年来同样表现突出的是“个体话语”，那种立足于个体精神成长史的，具有很强个人化色彩的创作意向。这在一些前先锋作家，女性作家和新生代作家身上，在关于都市生活，性爱生活以及生存状态的描写上，表现得甚为活跃。
这里不妨看看先锋小说的际遇。从思潮的角度讲：我认为先锋小说的命运受思想文化背景变幻的影响非常明显。80年代中后期，是其发展的黄金时期，也就是“新观念像条狗，撵得人没功夫撒尿”的那个时期，现代西方社科思潮被大量引进，真正中国化的现代派小说也宣告出现了，紧接着是一段繁盛发展。但到90年代初期，学界排斥西方思潮独尊国粹的倾向有所抬头，先锋小说几乎在一夜之间失踪了，恍如隔世。90年代中期以来，学界才出现了一种比较健全的共识，那就是力求站到人类精神文明的高度，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从本土化的诉求出发，认清东西方文化互补性的重要。于是，在小说创作方面，那种西方出观念、中国出生活的写作路径被认为走不通了，一种新型的、很难作出现实主义的或现代主义的划分的、具有强烈隐喻性和表现性、象征性和寓言性的创作形态在长、中、短篇中出现了。它们已不同于原先的先锋小说了。当然，先锋小说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意义，其颠覆，更新，拓展的叙述革命作用，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抹煞的。我们的文学素来热衷摹写与再现，缺乏超越的笔调和恣肆的想像，是先锋小说打破了这一统天下。然而，它不久即因走向形式主义的怪圈，失却生命的血色，渐渐搞不下去了。最近看到有篇文章引用一位身为批评家的大学老师的话：一些先锋小说不再是感悟生活的窗口，而是现实价值之外的冷漠旁观者，展现的仅仅是一些卑微灵魂的卑微欲望的些许满足，在一种虚假的个体私人生存意趣上从事暖昧的语义纠缠，于是成了专供当代文学教师的研究对象而已。这段话批评的是90年代的某些小说，其实有一定的代表性。正因为如此，好像是应了物极必反的规律，90年代又出现了写实风尚压倒一切的大回潮。上面我谈到的一批作家，正是不满于写实的局限，他们追求独异，深刻，人文关怀和形而上意味，既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在充分发挥写实感染力的同时，不忘抽象性，寓言性，努力超越题材特定时空的表层意义，走向整体的象征性甚至不惜采取符号化的表现方法。这里无法例举大量作家作品，只能说，他们中既有知青作家，也有新生代作家，我看上海评出的十佳作家就是这一脉创作的中坚力量。
应该看到，都市小说的新发展是近年来小说创作中的重大事件。我所说的新都市小说并非以都市为背景的一切小说之谓，而是指都市本身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并影响所有人的命运的人物出场的作品，也就是说，每个真正的都市都是有个性甚至有灵魂的，同时，它又是与正在成熟着、膨胀着的市民阶层和市民社会紧密联系着的。更重要的是，它总是表现人与都市这庞然大物之间的心灵的搏斗，也即主要表现灵与肉，人性与金钱，精神与物质的激烈冲突。这是非常富于时代感的主题。都市化是世界大趋势，也是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它的震动强烈度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对于农业文明传统深固的中国社会来说，都市化不但改变着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而且改变着社会的精神生活方式和文明状态。都市是市场的漩涡，欲望的渊薮，对90年代的中国都市来说，大量人口的流动，城乡价值的错位，都市上层、下层、白领、蓝领、以及边缘人，构成了何等浩繁的价值纠缠与精神矛盾啊。毫无疑问，都市生活的沃土决定了都市小说的繁荣。
在新生代作家笔下，都市小说从主题到文风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他们以其它年龄段的作家难以体验到的新的感性，写出了不少视角独特，新鲜泼辣，富于陌生化效果的作品，无论叙述人还是芸芸众生，都开辟着新的生存空间，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都是以前不曾有的。有人称之为欲望化叙述，又说，它们主要表现个体的虚无和无奈的反抗。我觉得比较准确。实际上，质而言之，它们比较出色地揭示了物化现实下生命所体验到的漂泊感和零碎感。我一直认为，从欲望化叙述向心灵化叙述的转变，应该是新都市文学的深化之路。因为，它们常常通过生存虚无和性的放纵来表现人的某种精神状态，这固然生动，但往往抽去了利欲和性事的道德内涵，变成了物理性的活动。这是不利于走向深化的。个别小说迷失得多么远已是众所周知的事。看来，在不远的未来，我们的都市文学面对的生命现象也将是十分复杂的。我忽然想起日本一位作家在描述新新人类时说过的：他们很小时，就早熟了；他们长大后，又像孩子般幼稚；该读书时，他们早恋；该结婚时，他们独身；该上大学了，他们呆在家里；该工作了，他们却不干正经事儿。他们与电子物相处的时间非常之多，他们是一些消费动物。这些话很有趣，但也很苍凉且很无奈，其实何止孩子，在物质主义的重压下成人的变形不也是令人惊异的吗？！
我们当然也注意到了女性主义小说的发展，这些年来它极大地吸引了公众的视线，它是90年代以来最突出的文学现象之一。但“女性主义小说”并非贴切称谓，只能姑且用之，强调其以女性的性别意识为本位的写作特征。在我看来，这一脉创作自有其贡献，但日渐陷入停滞局面，正面临着或另辟蹊径或改弦易辙的关口。我是这样看的：我们的文学在极左思潮下几乎处于无性别状态，到80年代初，由于重塑了女性的温柔，体贴，善良，无私的母性，才结束了无性时代。可是那时对女性太强调其人道的、启蒙的、伦理的意义，将母性与人性、主体性作为启蒙话语混同使用，以致女性意识还是没有得到全面的觉醒。90年代出现了一股女性主义写作潮，主力是一批年轻的女作家。她们的突出特点是，从个人体验出发，对启蒙意义上的女性意识加以解构和弱化，而强调女性在社会体验，身体经验，文化构成，心理特征上，皆有别于男性，现在是肯定女性的独立性及其人文诉求的时候了。这一脉创作，总体上看，着重表现女性的性别身份在社会中逐渐形成并受到压抑的过程，也即女性成长主题，尤其注重对视为禁忌的性别体验的描绘，传达女性被抑压在深层的另一种呼声。这当然是有独特意义的，对于她们在与男权、男性为中心的冲突中所表现的自我实现的追求和寻求平等的呼喊，也是应予肯定的。但是，我感到，有些作品“性别自恋”的倾向越来越强烈了，甚至特意与政治性、道德性、社会性的女性区别开来。如果开始这么写时还有种革命性的意味，长此以往写下去就成了一种自限。因为说到底女性也是社会的人，文化的人。有人指出，有的作品走向了另一极端，所谓“谈个人，不谈社会，谈私人问题，不谈公共话题，谈卧室，浴室，产房，厨房，不谈广场，市场……”，这批评有点道理。所以，我认为这类创作倘要走向深化和大气，应该回归，应该在保持女性独立性的同时，向社会的、文化的、以及尽可能广阔的层面回归。这是一种螺旋式的前进。
有必要重申文学性的要求，重申隽永的细节，鲜活的人物，可触摸的氛围，扑面的生活气息，绝妙的对话，从字里行间往外冒的情趣，理趣，幽默，哲思，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都不会过时
在对近年来创作流向进行了一番梳理和评述之后，我深深感到，在当今的小说创作中，在关乎思潮与文体的问题上，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关系存在着，突出的就有：个人化与群体化，诗性与审丑，形象与理念，写实与超越，贴近与距离等等。这些关系并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概念游戏，而是能实际影响创作的精神性和技术性的问题，必须正视之。下面我择几个关系谈点看法。
首先，“个人化写作”就是当下文学面临的一个重要精神命题，谈论当今文学几乎没法不涉及“个人化”问题。但目前“个人化”是个颇为歧异，含义模糊的概念——难道还有不通过个人化写作的文学吗——显然它不是指创作劳动的个体性，也不是指创作个性或个别反映一般等等。事实上，个人化是一种人文姿态，是对个人独立性和自由意识的确认。但并非所有人或自称是“个人化写作”的人都能这么认为。我理解，“个人化”之被提出，主要是因为现代人面临着商品，物质，财富，专制，权力对人的个性，独立性，主体性的挤压和消蚀，并且被消解到无个性的群体化、符号化生存中去。这种挤压越严重，个人化的抗争也就越强烈。也可以说，个人化是现代人拯救自我的一种方式。马克思早就说过这样的话：个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健全发展的先决条件。比如当下有一股思潮，一些知识分子有感于自由精神丧失的惨痛历史，强调回到鲁迅的起点，张扬个性，坚持独立品格和批判精神，就颇接近“个人化”的原意。在创作上，“个人化”是有感于繁琐，无聊，麻木，浅层次的欲望化，以及心灵的萎缩等物化现象，而表现出来的对人的尊重和对人的终极关怀，并极富个性地表达出强烈的人文精神。所以，现在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个人化，一种注重私人空间，描写极端个人化的生存体验和心灵感受；另一种则是，虽然身处边缘化的位置，但能把当下的生存体验上升到精神体验的高度，以个人化写作来沟通对民族灵魂的思考。前一种个人化，虽也不无批判意味，但后一种个人化，境界就大得多了。我更赞赏后一种路径，并主张多多发扬这种个人化——主体化的创作精神。现在对新生代作家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缺乏思想穿透力和缺乏营构洪钟大吕的气质上，实际应批评的是其个人化写作尚未提升到主体化的高度。
我曾提过小说诗意的失落问题。这当然不是个简单的技术问题，很多读者抱怨当今的小说不好看了，再也没有让人沉醉，流连，荡气回肠，潸然泪下的感染力量了，他们其实并不完全知道这究竟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物质的巨大进步在给人以文明的同时带来了另一种深刻危机，那就是上帝死了，人分裂了，心破碎了，那就是农业文明的均衡和诗意被打破了，掀翻了。于是，图画中出现了扑朔迷离的怪象，音乐出观了尖锐刺耳的啸叫。小说里出现了丑陋，恶心的人事。然而，这似乎并非真正充分的理由。正像我们承认审丑的出现有其合理性一样，我们知道审美特性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没有的；没有了，就不成其为艺术品了。从古到今，诗意的形态不知变了多少，但诗意不灭，永远存在着。卡夫卡的作品有没有诗意，加缪的作品有没有诗意，更别提众多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了，回答都是肯定的。就在某些新生代作家笔下，我同样看到了陌生而意味深长的诗性的存在。可见，还是应该回到问题的起点，还是应该拯救小说的诗意，只要不是虚假的，廉价的，瞒和骗的。
最后，我还想指出：在形象与理念的关系上，我们也还有麻烦。不知从何时起，总有人不遗余力地在劝诱作家向一种非常可疑的晦涩文风膜拜，学习，他们很有鼓动性，也很有市场，实际是要作家牺牲文学性向某些理念靠近，他们混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文学与文化哲学的界限，并宣称这才是最高文学境界。事实上，如此努力的结果，不是在“回到文学”，而是在远离文学。不错，作品应该有思想，形而上，富于文化和哲学的品格；但它首先要尊重艺术的个别性原则，形象性原则，否则就滑向非文学了。我想有必要重申文学性的要求，重申隽永的细节，鲜活的人物，可触摸的氛围，扑面的生活气息，绝妙的对话，从字里行间往外冒的情趣，理趣，幽默，哲思，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都不会过时。我不明白，有些作者为什么非要把小说弄得很艰涩，很不好看了才罢手，为什么有人总是迷恋于一种榨干了感性汁液的知性化，逻辑化的叙述语言？
坦率地说，小说作家和小说研究家在这新的世纪里，都将面临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守住自己，发展自己的问题，小说原有的文学恐龙地位正在受到挑战。在小说创作中，深度背景的淡化，思想的贫瘠化，文学传统的弱化，以及技术的僵化，都是令人担忧的。我以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毕竟是一切关系的根本，不管用何种方法，属何种流派，没有哪一部伟大作品不是表现它的时代的重大精神问题。人是中心，人是太阳，没有哪一部大作品不是书写着灵魂的历史。只要能尊重生命，尊重精神，反抗物化，小说的前景就依然是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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