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1]2001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伦理重构》文中研究说明伦理与经济是内生相联的,每一种经济形态都有与之相适应的伦理来规范和支持其发展的。发展市场经济,是不能忽视伦理对经济的作用的。当前,由于现有的伦理体系对经济的发展已不适应,所以必须要对伦理道德进行重构,以适应现时代经济的发展需要。对于当前道德失范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社会处于转型期的原因。从中外历史上看,在转型期,旧的伦理规范被打破,新的伦理规范还没有建立起来,道德失范现象比较普遍,也正因为此,转型期也是道德重构的时期。要想进行重构,我认为需先通过剖析传统伦理的优秀和缺憾所在、剖析市场经济伦理内涵的积极与不足、剖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的普遍性和先进性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住在道德重构过程中要摈弃什么,要保留什么;要拿来什么,要发展什么。重构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就其主要内容而言,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社会主义公平原则、集体主义原则、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义利并重原则、和谐与节制原则、竞争与协作原则、社会公德原则。道德重构的目标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伦理体系,制度建设、教育和舆论建设是道德重构不可或缺的环节,互动整合形成一个动态的道德建设的方法论系统。在面对全球市场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和即将加入WTO的新情况下,我国的伦理道德建设又面临着新的挑战。面对挑战,如何重构适应新形势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已成为当前的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
胡永广[2]2011年在《中国市场经济伦理重构之初探》文中提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面临着全球伦理的挑战,中国市场经济欲实现健康有序发展,必须考虑在学界已建构的伦理体系基础上重构市场经济伦理。重构中国市场经济伦理首要的是合理设计其指导思想,科学规划其体系框架,准确定位其终极价值追求。同时要注重解决伦理与经济的整合、效率与公平的统一问题,还要注重解决建构市场经济伦理与公民社会的契合问题。
郭小军[3]2004年在《整合:现代伦理重构的意蕴——市场经济与伦理关系的再思考》文中研究说明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必须大力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伦理道德的整合机制,使经济发展与伦理进步协调运行,实现良性互动。具体说来,就是要在评价标准上实现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统一、在市场主体上实现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在心理结构上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董琼华[4]2011年在《社会转型中的认知范式与价值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重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下的中国处在一个从小农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转折之拐点。这是一个始自鸦片战争,并一直持续至今,尚未完篇的宏大社会转型。因为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的叁十年传统社会主义实践而促就的计划经济并没有实现国人对理想社会的神往,致使从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型遭遇了挫折。而这个或许是一个未竟事业的叁十年,被改革开放开启的市场经济化运动易弦更张,走进了一个新的再度朝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而在新的社会转型阶段,中国正在经受着政治价值自我迷失为核心的严重社会转型挫折。在此社会转型挫折背景之下,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是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最大课题。在这个“先进——落后”的二元经济与政治发展格局之下,如何使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与市场经济下的政治价值体系的二元对立走向融合一致,实现政治价值体系的一体化,是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也是事关中国前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运的大事。然而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并不是随心所欲,也不能随心所欲。除了弄清楚现在世界范围与中国自身存在的可供选择的政治价值体系到底是哪些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去分析、评价、甄别、遴选其中合理的成份。因为人们对于政治价值认知从来不是可以实现“零基预算”的,相反地,人们对于政治价值的认知从来是受制于一些认知逻辑与认知习惯的深刻影响。普遍主义、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就是影响人们对于政治价值认知的叁大政治价值认知范式。普遍主义政治价值认知范式的逻辑在普遍与特殊的维度展开,历史主义政治价值认知范式的逻辑在历史与规律的方向铺陈,后现代主义政治价值认知范式的逻辑于解构与建构的路径上纠缠。正确理顺叁大政治价值认知范式其内在的逻辑启示,规避其中可能产生的逻辑错误,是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的重要前提,是一个需要值得深入研究的方面。普遍主义之中以普适价值共相本身替代普适价值共相本质的错误、历史主义之中历史相对主义与历史决定论的危险、后现代主义之中只解构不建构的预设,都是应该被加以充分审辨的。用正确的政治价值认知范式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的重构求解,也就是要在对社会转型挫折的深入体验的基础上,对中国过去的传统政治价值体系(也就是通常意义上所讲的儒家传统政治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以及市场经济下的政治价值体系(或者称西方传入的现代政治价值体系)进行再斟酌,再解读,再甄选。当然中国过去的传统政治价值体系已然与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融合为新的中国传统政治价值体系。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如何破解中国传统政治价值体系与市场经济下的政治价值体系的二维争讼问题。中国传统政治价值体系当中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儒家精英主义,在近代以前是这样,在传统社会主义时代也有清晰印痕。而目前世界政治发展的核心就在于政治民主,民主是市场经济下政治价值体系,或者说是现代政治价值体系的要害。所以如何用儒家文化含化政治民主,从而实现儒家精英主义与政治民主为核心的政治价值体系成功对接,就是中国重构政治价值体系所考虑的一个可能出路。而韩国、台湾、新加坡的政治民主化实践或许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阅的图本,也或许证明了割裂儒家文化、无视儒家精英主义而全面迎娶西式政治民主是危险的,代价沉重;而充分尊重儒家文化、重塑儒家精英主义可能会生长出一条东方式民主的新式道路。当然,这需要对于政治价值认知范式进行深刻把握,从而掌握清晰并尽量真确的思维逻辑去思考。
余京华[5]2010年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道德维度及其当代观照》文中提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也是我们认识和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主要理论工具。科学维度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维度。但是,唯物史观却不是“道德中立”或“价值无涉”的纯科学体系。实际上,如果我们深入反思唯物史观的出发点与归宿点,认真剖析其批判精神和实践观的深层内涵,不难发现,唯物史观不仅是“真”的学说,亦是批判资本主义、诉求人类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善”的学说,它内蕴丰富而深厚的道德维度。唯物史观不屑于抽象空洞的道德说教和建立形式化的伦理学,而是把崇高的道德理想、价值诉求隐含于对“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世界”的理性思考之中,隐含于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冷静的剖析之中,隐含于对社会发展价值目标的实践追求之中,因而,它是一种“大善”的学说,是一种最高境界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诉求。可以说,科学维度与道德维度的统一是唯物史观的内在特质。道德维度是贯穿于唯物史观创立与发展过程始终的内在意蕴和隐性前提,是其科学维度的价值归宿,它理应成为唯物史观研究的一个重要视域和新视角。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道德维度研究对于我们摆脱那种仅执着于科学维度来解读唯物史观的片面性研究方法,拓展唯物史观的研究视域,深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促使人们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叁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道德之维,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代世界,马克思所批判的贫穷、不公正、不自由等现象依然存在,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精神依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蓬勃的创新力,决定了我们深刻把握唯物史观的道德精神是时代的需要和实践的需要。正确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道德维度是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基本前提,也是合理解决马克思主义道德悖论问题的有效路径。从唯物史观的道德解读原则出发,我们不仅能够清晰地发现马克思思想中的道德因素从抽象向科学的嬗变,正确地解释马克思道德思想的运思与发展理路,而且能够深刻地领悟唯物史观中科学维度与道德维度的内在统一,从而为论证以唯物史观为基石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道德性的统一问题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这正是解决马克思主义道德悖论问题的症结所在。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唯物史观的道德维度却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和研究。在西方,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再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学”学者,大多否认或拒斥唯物史观内容体系和基本精神中的道德维度。在国内,多数学者沿袭前苏联的观点,在强调唯物史观是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体系时,却忽视了其内蕴的与科学维度相辅相成的另一基本维度——道德维度。迄今为止,唯物史观的道德维度研究依然处于比较薄弱的状态。这不仅是唯物史观研究的不足,亦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缺憾;不仅使我们无法准确把握唯物史观的深层内涵与内在特质,亦无法充分发挥唯物史观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的指导功能和价值。有鉴于此,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视域中,以“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道德维度”为切入点和突破点,将其道德维度的深层内涵在理论上完整、系统地揭示出来,打开其“真”的理论中处于遮蔽状态的“善”的道德(价值)取向,不仅可以拓展和深化唯物史观的研究视域,深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丰富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内容体系,而且对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唯物史观的道德维度可以定位于叁个层面:其一,科学的道德批判之维。唯物史观的创立标志着马克思批判理论的视角转化,即从先前基于“道德评价优先”的抽象道德批判转向基于“历史评价优先”的历史评价和经济批判。但是,在这种批判视角的转化中,唯物史观并未消解道德批判,而是将其建立于经济批判和历史评价的基础之上,实现了批判的道义性、科学性与辩证性的有机统一。其二,超越道德乌托邦的道德实践之维。唯物史观不屑于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在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人类生存实践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诉求道德理想和价值目标的实现。因而,它内蕴深厚的道德实践品质,既是科学的历史观,亦是超越道德乌托邦的道德实践哲学。其叁,深切的终极关怀之维。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是唯物史观的终极关怀诉求,它既是一种终极价值关怀,亦是一种终极道德关怀,内蕴深厚的幸福意蕴。唯物史观的终极关怀与历史关怀、现实关怀、阶级关怀有机地统一,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终极关怀诉求。上述叁个维度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道德维度在理论上的重要呈现和深层内涵,其对于当代中国坚持道德批判与经济批判、历史评判的统一,对于当代中国立足道德实践来践行道德理想并推动道德进步,以及探寻终极关怀的现实化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是对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具有深刻的道德合理性与道德必然性,它内蕴“以人为本”的道德旨归,亦蕴含着追求社会公正、社会和谐与生态道德的内在道德诉求,彰显出经济与道德的双重意蕴、“真”与“善”的内在统对科学发展观的道德维度进行深入的理论透视和剖析,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时代需要,亦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道德维度研究的进一步理论延伸和现实观照。科学发展观的道德维度研究能够使人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唯物史观的道德维度在当代中国的时代发展和具体体现,亦有助于增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和道德感召力。当代西方学界在唯物史观的研究中,存在着对唯物史观的科学与道德(人道)各执一端的片面性。一方面,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学者片面强调唯物史观的科学维度而忽视甚至否认其道德维度,这使他们无法全面准确地把握唯物史观的深层内涵和基本理论维度;另一方面,又有相当一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摒弃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而抽象地谈论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论和人道主义思想,甚至将唯物史观及以其为基石的马克思主义统一于人道主义,其结果,不仅抛弃了唯物史观的科学维度,而且对其道德维度的理解也是一种曲解而并非真正的把握。在西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中,伍德等马克思主义“反道德论”者拒绝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正义维度,这显然是对唯物史观的一种误读。而胡萨米等马克思主义“道德论”者则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基于正义或道德的立场,马克思的道德批判是一种正义批判。这种观点游离于历史唯物主义而抽象地谈论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正义向度,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也不是对马克思的道德理论的正确把握。尼尔森作为马克思主义“道德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以自己独特的睿智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把握,不仅肯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价值和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并在此基础上较为客观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道德(正义、平等)的关系。尼尔森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为坚持唯物史观的科学维度与道德维度的统一性研究做出了一定的理论贡献,亦为解决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悖论问题提供了可行的研究路径,其对当代中国正义观、平等观的构建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王友良[6]2012年在《人本楼市构建的伦理之维》文中认为任何社会都是一种道德秩序,它扎根于一种共同的价值体系。在楼市运行中,主体对住宅主导价值认识的偏离,负价值对正价值的侵犯,是导致我国“问题楼市”出现的深层次原因。为了避免社会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应当对“问题楼市”施以伦理之力,进行楼市价值的重构。从对我国楼市问题的实然审视入手,以对“问题楼市”的价值分析作为思辩的逻辑起点,在应用伦理学基本理论的指导下,以提出我国楼市需要价值重构的观点为中介,提出人本楼市的价值观和人本楼市构建的伦理对策作为研究的逻辑终点。楼市价值的重构,是对住宅商品的“经济一福利”二重属性的认同与合伦理选择。只有对楼市进行价值重构,即以满足广大民众居住需要和幸福感的基本价值取向来统一社会共识,形成关于发展楼市的共同愿景和心灵契约,构建以人为本的楼市,才是真正解决楼市问题的正本清源之道和突破之思。对“问题楼市”施以伦理之力,必须在楼市价值观的指导下构建“人本楼市”的伦理对策体系。该体系可以综合“楼市主体维”和“伦理范畴维”进行构建。基本思路是强调政府的道德责任、企业的伦理经营以及民众的幸福消费的协同。市场的固有的缺陷并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人本楼市不会白发形成。解决市场失灵和道德失衡的问题还得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需要政府责任(特别是道德责任)的投入。为此,政府必须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民生的辨证关系。基于构建人本楼市的责任目标,政府的责任体系应当以政策制定与执行为根本,以维持住宅供求平衡、制衡经济利益关系和落实住房保障为工作抓手。无论善还是恶,都是以利益为深层基础的。在楼市利益关系的调节中,政府通过政策与法规对企业的经营进行他律是必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房地产企业的良知。经营伦理和伦理经营就是企业良知与自律的体现,是企业参与人本楼市构建的主体力量。企业伦理经营可以有不同的思想境界。第一境界是“合法规经营”,第二境界是“合市场经营”,第叁境界是“合责任经营”。相对而言,“合法规”是企业伦理的低线,“合市场”是中线,“合责任”则是高线。从“合法规”到“合市场”,再到“合责任”,是企业经营伦理观的进化,是伦理经营力度的提升。住者有其居,是人权的一种体现,也是民众生活幸福的一大观察点。以人为本楼市的构建,需要消费者的积极参与。按照我国的文化传统,安居乐业是民众的一种基本需求,民众通过安居乐业可以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并体验居住条件改善所带来的幸福体验。住宅消费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伦理问题。构建人本楼市,需要广大消费者能够成为人本楼市中的伦理主体。因此,应当通过宣传与学习让大众了解幸福的内涵,树立幸福消费观,自觉进行楼市的合法消费、适度消费和绿色消费。
张双利[7]2017年在《批判与重构——论为什么要在当代中国语境中重新展开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思想对话》文中指出通过梳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当代实践哲学的发展历程,本文首先指出对现代伦理生活的二次重构是当代西方实践哲学的主题,而且它以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和激进革命思想传统的自觉回避为特征。以此为参照,本文进一步阐明对中国现代经验的批判性重构同样也是当代中国思想的主题。落实到对市场经济领域的规定性原则的重新界定和对社会主义国家与市场经济领域之间关系的重新解析这两大难题,本文强调由于中国现代经验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实践传统的多重深入影响,如果我们要在思想上回应这两大难题,就不可能回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就必须重新展开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思想对话。
熊凤水[8]2011年在《流变的乡土性:移植·消解·重构》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尝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源自于农业文明的乡土性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呈现出怎样的流变过程?文章以一个外出务工型村庄为调查对象,采用实地调查的定性研究方式,运用社会转型论和社会互构论的理论视角,阐述乡土性在村民城乡流动中的流变过程。认为乡土性的核心内涵是村民同“土”与“乡”的关系,乡土性的外延非常广泛,侧重于从家意识、人际关系、社会秩序、村落权威、岁时节庆和人生礼仪等六个方面来分析。以村民大规模外出务工为时间转折点。在没有外出务工之前,农民是从“土”上获得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是自给自足的农业,人生半径局限在“乡”的范围内,是“凝固的土”和“封闭的乡”,原生态的乡土性正源自于此。在家意识上,是伸缩自如的家。横向层面上可以由家庭延伸到房,由房延伸到村落,由村落延伸到更大的范围。纵向层面上,由祖宗(父母)延伸到自己,由自己延伸到子孙。自己往往只是这个纵向上长长序列中的一环,是一个过渡环节,是客体;在人际关系上,是男性主导的差序格局,起决定作用的是家庭本位主义,以男性的血缘关系为维度展开,强调的是男系一支的家族关系;在社会秩序上,是乡规民约与力治的结合,乡规民约的组成主体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礼”,只是“礼”不再具有杀人性质。力治就是靠“拳头”治理,是村庄中存在的“欺负人”与“被人欺负”现象。在村落权威上,是长老与村干部并存。此阶段的乡土性可称为接近于“原生态的乡土性”,只是由于国家政权触角向基层的延伸,突出了村干部的权威。“凝固的土”和“封闭的乡”是过于刚性的制度和基本缺位的市场共同促成的。从漫长封建年代的重农政策到改革开放前的限制人口流动制度,都把农民死死地束缚在土上,限制在乡内,个体的能动性处于被压制状态,个体和社会之间形成一种不平等的非自愿秩序结构,是恶性互构下的机械静止型状态,市场的缺位导致村民发展机会的迷失。村民外出务工后,由农村来到了城市,但是并没有真正地融入城市,在城市内部存在流动的象征边界,务工村民与城市市民在身体、工作、居住、交往、婚姻等诸多方面存在象征符号边界。为了在城市里更好地生存、生活和发展下去,务工村民把乡土性有选择地移植进城市社会中。在家意识上,根据务工村民家庭成员是否常年生活在一起,把家分为“现实中的家”、“分离中的家”和“记忆中的家”,其中“分离中的家”占据大多数,但这种离散化的家庭是“形散而神不散”,仍然呈现出整体上的稳定性,是分散中的弥合;在寻找工作、化解风险和人际交往上,把血缘、地缘关系借用到城市社会,出现职业特征的地缘化:务工村民在城市社会中,依然延续着农村的岁时节庆,包括春节和清明节;在城乡奔走中,坚守乡土社会的人生礼仪,包括生育、结婚、丧葬等,以获得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的归属感。务工村民把乡土性移植进城市社会,是自我身份认同模糊的表现,务工村民的身份纬度和职业纬度出现了分离,是“第叁种人”。这是不完善制度下的被动型自我封闭保护,他们在城市社会面临制度型排斥,同时,由于在文化程度、专业技能和职业积累等方面均不占据优势,集中于在次级劳动力市场获得工作。流动的象征边界是制度与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未能很好地融入城市社会,但是村民通过外出务工,在一定程度上是挣脱了土的束缚与乡的限制,村民同土与乡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不再是“凝固的土”与“封闭的乡”,原生态乡土性不可避免地走向消解。在家意识上,是缩小的家。从横向层面上看,家庭小型化和核心家庭增多,房的重要性大大降低,村落作为共同体的观念也急剧淡化。在祖宗、自己和子孙的纵向层面上,自己作为主体的色彩大为增强,作为客体的观念在淡化,更加重视今生的奋斗与成就,是缩小的家:在人际关系上,由男性血缘关系的“亲”变成“亲”、“情”、“利”叁者并存的局面,利益正在占据上风,成为差序格局的主导维度,突出的表现是姻缘关系日渐重要,业缘关系得到发展;在社会秩序上,是法治、能人治理、乡规民约甚至力治并存在的混杂状态,是旧风俗与新观念并存的格局;在村落权威上,是钱与权的齐头并进,突出了财富与权力的分层指标。村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挣脱土的束缚与乡的限制,是制度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对过于刚性的制度进行改革,个体的能动性逐渐突出,个人与社会进入初级良性互构,务工村民在城乡之间钟摆型流动,市场体制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务工村民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改变了同土与乡的关系,原生态的乡土性出现消解。但是,改革是渐进的,不能一蹴而就,在制度不健全与市场不完善的合力作用下,乡土性的有些方面出现过度消解,表现在家庭不稳定性因素增加、老人权威丧失与孝道衰落、诚信互助精神的深度滑坡、破坏环境的初级发展等方面。随着“以人为本”和建设“和谐社会”理念的真正贯彻落实,政府继续对不合理的制度进行变革,走向理想中的刚柔相济制度,同时,在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带动下,建设一个充分、完善、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在刚柔相济制度和充分完善市场的体制下,个体的能动性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是全面发展的个体,个体与社会进入真正良性的互构谐变阶段,在这种理想状态中,乡土性面临着深刻的重构,原有的“破坏有余”和“重建不够”的状况得以改善。乡土性的重构包括两个方面:改造与建设。改造乡土性中不利于现代化的不合理之处,以适应现代需要;建设乡土性中有积极价值但在不完善制度和市场机制中被过度消解的东西,以促进社会和谐。在改造乡土性中,论述了两个方面,分别是差序格局与礼治思想。在差序格局与市场经济中,二者存在深刻的张力,是一种双向消解的二元关系:差序格局在阻碍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市场经济同时在瓦解着差序格局的存在基础,要用市场经济的公平、平等去瓦解差序格局的特殊、等级:在礼治与依法治国中,要对礼治进行合理的扬弃:抛弃礼治思想中的特权和人治观念,创造性地利用和转化礼治思维中可用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分;在建设乡土性中,论述了四个方面,分别是永远的家,尊老敬老,诚信为本、助人为乐和天人合一的和谐发展观。在乡土性的重构中,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需要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文章的基本结论是:在制度与市场的双维作用下,在村民大规模外出务工的实践中,乡土性正经历着深刻的流变,不断地走向移植、消解、重构的复杂辩证过程。文章包含着两层努力,两个对话。第一层努力是论证在制度与市场的双维作用下,村民同“土”与“乡”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乡土性由静止型的原生态走向变迁中的乡土性,理论对话的目标是费孝通教授的静止型原生态乡土性。第二层努力是论证在制度与市场的双维作用下,在村民外出务工的过程中,乡土性正在不断地经历移植、消解、重构的复杂辩证过程,理论对话的目标是“传统—现代”的分析视角。“传统—现代”是一种直线单向式的分析思维,认为村民在外出务工过程中,不断地由传统一端向现代一端转移,即传统性的减少与现代性的增加,二者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本文认为,在制度和市场的双维作用下,村民同“土”与“乡”的关系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是持续的、动态的、复杂的、迂回的、胶着的。村民同土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单向的从直接收益走向间接收益,再走向彻底脱离,村民同乡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单向的从经济层面脱离走向行政层面脱离,再走向社会层面脱离,村民同土、乡关系变化的复杂性,决定了乡土性的流变不是“传统一现代”模式的直线单向式,而是不断地经历移植、消解、重构的复杂辩证过程。
郭媛媛[9]2007年在《中国县域循环经济的生态伦理思考》文中提出循环经济系统是人类模拟自然生态系统创造的一种经济系统,它比出于人类本能的市场经济系统更复杂、更精细,也更脆弱。因此,循环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对人类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县域循环经济要求遵循生态学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县域经济,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需要生态伦理的规约。本文通过对县域循环经济模式的生态伦理思考,提高县域内的生态意识,对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构建和谐县域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传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缺陷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县域循环经济产生的根本原因。本文以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天人调谐的中华文化生态思想、循环经济的理论作为研究的基础理论,通过分析中国县域循环经济的实践基础和现实困境,指出这种困境与县域循环经济的基础研究中的缺失、县域资源的认识缺失、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走出实践的困境,弥补理论的缺失,需要中国县域循环经济的伦理重构。基于生态观的县域经济产业重构,进行中国县域生态经济伦理反思,本文得出重构县域循环经济与伦理相统一的维度;论述了中国县域循环经济发展的伦理原则和伦理调节机制,即县域循环经济的良性发展要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文化中博大精深的生态伦理思想,协调好“经济”与“伦理”、“经济”与“循环”以及“县域”与“循环”之间的关系;以“人—自然”的直接调节机制、“人—社会”的间接调节机制和“人—自我”的内在调节机制,实现经济目标、社会目标和文化目标的有机结合,从根本上缓解日益尖锐的资源约束矛盾和突出的环境压力,实现县域经济由依靠物质资源为主转向依靠智力资源为主,由生态环境破坏型转向生态环境友好型的目标,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陈锦萍[10]2016年在《城镇化进程中乡村价值观嬗变与引导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华夏传统文化和农耕文化所形成的小农经济模式将中国的农民和土地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在此基础上诞生了独特的乡土社会,生活在其中的农民形成了特有的思维模式,在固有价值观引导下农村衍生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软性规范——传统伦理道德。依靠着特有传统伦理道德的调节,人们的行为得到规约,长久地维护了乡村社会的稳定。然而,自建国以来,城镇化建设以星火燎原之势在乡土社会层层铺展开来,尤其是近几年,城镇化浪潮席卷农村。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快速的推进,农村的社会经济成分、社会关系,农民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面巨大的变化,作为社会结构最深层次的农村的价值观念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本的指导,立足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的基础上,通过采用“田野调查”的方式实地考察福建省叁个农村,获得丰富的一手资料。基于对鲜活的经验资料的详尽分析,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在城镇化的形塑下,农民的生存价值观、家庭价值观和集体价值观锐变。从生存价值观来看,农民“恋土重农”生存情结消解,“农本商末”的观念发生逆转,“农辅工商”的兼业取向泛化。“利润最大化”的冒险精神凸显,经济至上”成为了农民普遍的共识。从家庭价值观来看,一方面,“传宗接待”朴素生育观正在隐去,“优生优养”质量养育渐趋主流。另一方面,“父辈权威”松土,代际关系由臣服走向平等,代际反馈日益理性化,现代性孝道正在建立。从集体价值观来看,村民的集体认同由弱化走向虚无,市场经济的“利益至上”的功利思想、理性主义正在取代“大公无私”、“舍己为公”的集体主义精神。农村价值观念的现代革命正悄然上演,然而,在这场悄无声息的思想变革中,部分农民难以把握自己的价值判断,出现了令人触目的失范行为。“去道德化”的致富经乍现,盲目迷信行为难以断根绝迹,心安理得的“二世祖”浮出水面,村民出现看客心理,集体事务态度冷淡,出现集体交流货币化行为。乡村价值观的急剧嬗变并非只是纯粹的理智革命,它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价值主体自身认知能力等复杂多元因子综合形塑的结果。国家力量从乡村村后撤,村治治理逻辑锐变,城乡二元体制根深蒂固复杂的社会政治因素孕育了价值观嬗变的土壤。经济体制转轨对乡村价值观产生强烈的震荡。文化惯性残留,现代乡村文化建设缺位等多元文化因子影响,加剧乡村价值观的嬗变。因此,重构乡土价值观,亟需激活集体经济为乡村价值观的引导提供厚实的内在支撑力,加强制度伦理建设,培育农村良性的价值生态环境,加强乡村教育文化事业建设,为价值观的重构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撑。
参考文献:
[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伦理重构[D]. 王俊. 华侨大学. 2001
[2]. 中国市场经济伦理重构之初探[J]. 胡永广. 理论观察.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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