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对青少年职业发展影响的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业发展论文,青少年论文,家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家庭被认为是儿童、青少年发展特别是社会化的重要环境和影响力量[1]。Bronfenbrenner在其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中，用四种生态结构（微环境系统、中环境系统、外环境系统和大环境系统）描述影响人类发展的环境。他认为，家庭是对个人发展有最直接影响的微环境系统。“微环境系统是指在具有特定的物理与物质环境中，处于发展中的人所经历、体验的活动、角色和人际关系模式”[2]。家庭对青少年职业发展的影响也被许多研究者所关注，本文将从家庭、父母和亲子关系三个方面对有关家庭对青少年职业发展影响的有关研究做一个回顾，并对今后在中国进行有关研究和进行青少年职业辅导提出看法。
1 家庭是影响青少年职业选择和发展的重要环境
Vondracek,Lerner & Schulenberg[3]将Bronfenbrenner的微环境系统概念迁移到儿童青少年的职业发展领域，并与发展背景理论相结合。他们认为，家庭环境对孩子的职业发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家庭环境中复杂地交织着几种重要的影响孩子职业发展的力量，而且家庭系统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对孩子职业发展的影响是结合了环境与遗传的力量，而不仅仅是环境本身。他们提出，家庭环境以活动（儿童被鼓励、教导、规定可以进行或不可以进行的活动）、亲子关系、角色及角色期望三种职业社会化机制对青少年的职业发展起作用。
Schulenber[4]等人认为，家庭是职业发展的背景，职业发展并不是开始于青少年期并终止于第一份工作，而是一个终身的过程。Bachman[5]提出，家庭环境是一组强大的力量，塑造着一个人的能力和成就。家庭环境在儿童早期就以一种可见的方式影响着儿童的发展，在青少年阶段，他们的教育与职业抱负可以部分地从其父母的成就中得到预测。
有关家庭环境对青少年职业发展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结构、父母影响等方面。Schulenberg指出，“如果只有一个能够预测个人职业地位的变量的话，那么可以肯定，这个变量就是个体原来所在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4]。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及稳定的环境是职业抱负和成就最有力的预测指标。地位实现理论(Status Attainment Theory)认为[6]，父母的社会地位影响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受教育水平影响其获得的职业地位。然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女性职业选择的影响低于对男性的影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与女性选择非传统职业有高相关。关于家庭的大小、出生次序和兄弟姐妹之间的距离等因素对子女职业发展的研究发现，这些因素的影响常常与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这方面的研究可见Schulenberg等人的文章。
上面所引述的研究主要针对家庭中的静态因素进行的。另有一些学者[7,8,9]从家庭系统理论的角度探讨家庭对青少年职业决策和职业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强调家庭成员间的相互作用模式与情感的相互依赖对职业决策的影响。Larson[10]在对有关研究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指出，家庭系统因素如父母的过分参与、恐吓、家庭规则刻板僵化等对职业决策的影响大于性别、社会经济地位、教育等因素对职业决策的影响。然而，尽管家庭治疗家和职业辅导员越来越多的以家庭系统的术语建构职业决策问题，但对家庭系统与青少年职业决策问题关系的实证研究还很有限。
2 父母对子女职业发展的影响
无论生态学理论或是发展背景理论都强调家庭这一对人类发展最有直接影响的环境因素，而在家庭这一重要的环境中，父母则是其中的核心角色。Vondracek等人认为，亲子关系是职业社会化过程中的调节因素，如果亲子一对一的关系是以强有力的情感联结为特征的，那么，父母对孩子的行为和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孩子最可能从建立这种关系的父母身上习得知识、技能、价值观等。
2.1 父母是子女职业选择的重要咨商对象
Sebald[11]对三组生活于不同年代的青少年在遇到不同问题时，他们是以父母为参照群体还是以同伴为参照群体进行了追踪研究，他发现，针对不同问题，这些青少年所选择的参照群体不同。对于有关那些未来取向的问题，如是否升入大学、选择什么职业等，他们多以父母为征询意见的参照群体。而对那些当前的问题如参加什么活动等，他们多以同伴为参照群体。Youniss[12]指出，当青少年在其生活的不同领域中需要寻求建议和指导时，他们通常会就职业选择、升学、经济问题及个人问题等向他们的父母寻求意见，请父母做他们的参谋。父母也会用各种方法试图说服他们的孩子按照父母的意愿行动。Otto在对前人研究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提出，青少年阶段依然是与父母有很强情感联结的阶段，多数青少年与父母的情感联结是积极的。父母对孩子的职业选择有最显著的影响。父母是青少年在找工作过程中最经常被请教的顾问。在最近的一个调查报告中，Otto[13]询问了6所学校362名高中学生对父母对自己职业影响的印象。调查的结果表明，年轻人在职业价值观、职业抱负和职业计划方面与父母之间有很高的兼容性，当他们需要帮助时，母亲是他们最经常咨询的对象。这种情况有跨性别的一致性，而且不同种族也表现出同样的模式。
France和Jin等[14]在对加拿大和中国上海的中学生的一项研究中要求学生对其职业选择有影响的人进行排序，结果发现，无论是加拿大的中学生还是上海的中学生，他们均将父母排在第一位，即父母是对他们职业选择最有影响的人。他们还发现，学生的职业选择反映了他们的父母对他们的职业期望。学生对所要求选择的10种职业的排序与他们父母的排序相同。
2.2 父母通过活动有目的地影响子女的职业发展
Otto[15]认为，父母在于女的职业发展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父母通过奖励和惩罚塑造孩子的行为；通过教导和说理启发孩子考虑父母期望他们选择的职业；通过树立榜样影响子女的职业计划。
一些研究者[16,17]认为，父母对子女职业发展的影响最好从生态学的角度理解，在这种生态环境中，处在发展中的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核心。对于多数年轻人来说，父母是这种动态相互作用环境中的主要组成部分。Young[18]指出，父母在子女的职业发展过程中可以扮演非常积极的角色，如果父母对孩子职业发展的影响是有目的、有计划和有目标指向的，那么，父母的影响是最有效的。父母有目的的行动表现为在他们的头脑中有特定的目标，大多数父母有目的、有意识的行动能够并确实影响他们的孩子，至少他们努力影响着他们。Young和Friesen[19]用访谈的方法对10～18岁儿童、青少年的父母（共207名被试）试图影响其子女的职业发展的意图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意图对研究职业发展的重要性在于，意图往往具有指引和支配行动的功能，在个人头脑中的意图是可变的，也可能消失，一旦意图通过行动得以表达的时候，意图就会变得更稳定、更持久。研究结果发现，父母的意图是在与子女的相互作用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随后子女将父母的意图以某种形式个人化。Young发现，在北美文化中，多数父母报告他们并不想影响他们的子女选择特定的职业，但他们的确有“一个可接受范围想让他们的孩子在这一范围内进行选择”。父母运用不同类型的活动影响他们子女的职业发展，其中两种最普遍的方式是提供信息和给予建议。
2.3 父母对于女的职业期望影响子女的职业发展
Issacson和Brown[20]则认为，无论父母的影响是否有目的、有计划和有目标指向，父母都是青少年职业发展的主要影响源。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影响子女如何看待世界特别是如何看待工作。父母对不同职业领域的态度影响孩子对职业的看法，特别会影响孩子形成有关职业的性别刻板印象。研究表明，父母比其他任何成人对青少年最终的教育与职业选择施加更多的影响，如果父母认为只有少数几种职业适合他们的孩子，就可能限制孩子能力的发展，限制孩子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Birk和Blimline[21]对幼儿园、小学三年级、五年级的儿童的职业抱负和父母对自己孩子的职业期望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父母希望他们的子女首选的职业多属于社会型和研究型的职业，而孩子喜欢将来从事的职业是社会型和现实型。研究还发现，多数男孩和女孩首选的两种职业都是性别定型的职业。那些父母与子女交谈职业目标的家庭，影响他们的孩子更可能选择与自己性别相一致的职业。父母通常强化那些性别刻板化的职业选择。他们的研究还发现，父亲和母亲都认为他们自己应该也的确是对子女职业选择影响最大的人。
Wilson和Wilson[22]以美国高中学生为研究对象，考察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对学生教育抱负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父母受教育水平、学生感知到的父母的期望和父母对学校课程参与对学生未来的教育抱负水平有显著影响。学生感知父母对他们的期望越高，他们对自己将来所受教育的期望也越高，其中以母亲的影响更为突出。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子女对未来受教育的期望也越高。该研究还发现，黑人学生的教育抱负水平高于白人青少年，男生的教育抱负水平高于女生。
2.4 父母影响子女的职业兴趣类型
霍兰德(Holland)所提出的特质取向的职业发展理论也探讨了父母在子女职业发展中的重要角色。该理论是80年代最流行的、也是目前普遍使用的多数测量工具的基础。霍兰德认为，人的兴趣类型可以分为六种，即现实型、研究型、艺术型、社会型、企业型、事务型（传统型）。人与人之所以表现出兴趣类型的差异，是由于父母传递给子女的遗传基因不同，为子女提供的生活环境不同，个体的强化经验不同。—个人的职业兴趣受父母的兴趣以及父母为其所提供的机会的影响，因而“类型生成类型”[23]。在霍兰德早期的一项对父子的职业兴趣研究中，他发现，青少年在职业偏好问卷(Vocational Preference Inventory)中得高分的类型与父亲为其设定的目标有显著关系。父亲与儿子在VPI上的得分成正相关。另一项用美国全国代表性样本所进行的父母与子女职业一致性的研究发现，父子之间及母女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如果父母从事同样的职业，这种一致性增加百分之十。研究还发现，父母的职业类型与青少年的职业抱负水平有显著性相关。父母之间兴趣的相似性会增加子女与父母的相似性。Holland强调在兴趣类型的发展过程中父母影响的重要性。这种影响是通过父母传递的生物特征、父母为子女创设的环境、父母对子女行为的强化以及父母为子女提供的资源表现出来的。
3 亲子关系与职业发展
Roe[24,25]最早提出亲子关系与职业发展有关。他将早期的亲子关系分为三种类型，儿童中心型的亲子关系、回避型的亲子关系和接受型的亲子关系。其中每种类型又可分为两种亚型。儿童中心的亲子关系分为过度保护和过度要求两种亚型；回避型的亲子关系分为拒绝型和忽视型两种；接受型的亲子关系分为随意的接受型和充满爱的接受型两种。由于在不同的亲子关系中，父母对儿童的态度不同，因而影响儿童发展出不同类型的人格特征。Roe以向人取向(toward person)和非向人取向(not toward person)将人格分为两种类型。这两种人格类型与儿童的早期经验有关，体验过度保护、过度要求和爱的亲子关系的儿童，发展出以向人取向为主的人格特征，而体验拒绝、忽视和冷漠的亲子关系的儿童，发展出非向人取向的人格特征。Roe认为，具有不同人格特征的儿童在未来选择职业时可能做出不同的选择。向人取向的个体可能选择与人打交道的职业，而非向人取向的个体则选择与数据或物品打交道的职业。但相当一部分研究都不支持这一理论，没有证据表明早期儿童的亲子关系可以预测后来的职业选择。
另有研究者[26,27]认为，依恋关系是影响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安全的依恋关系能够促进对个人身份认同和职业选择的探索。很多学者[26,28,29,30]，从青少年与父母依恋与分离的角度研究了亲子依恋关系对青少年职业发展的影响。
亲子依恋关系是指有相当强度的持续的情感联结[31]。早期的依恋研究集中在对婴儿的观察研究和陌生情景实验研究[32]，后来依恋关系的概念被扩展到整个一生中包括与其他重要他人如好朋友、伴侣、知己的关系中[33,34]。依恋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与依恋对象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该依恋对象可以满足被依恋者的情感需要。这种安全感和支持可以促进积极的探索活动和对环境的把握。因此，可以由此推断，安全的亲子关系可以促进青少年的职业探索。Hazan和Shaver[35]成年人的工作活动在功能上等同于儿童的探索活动，他们认为，成年人的依恋与工作的关系类似于婴儿期和童年早期的依恋与探索活动的关系，这种动力性关系可能在生命全程中都是类似的。
Blustein[28]等人对20～25岁美国大学生的亲子关系、与父母的心理分离对职业发展过程影响的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男女生与父母的关系对职业发展过程的影响呈现不同的模式。既与父母有依恋关系同时可以在发生冲突时独立于父母的女生，其做职业选择的障碍小，并且更可能对选择做出承诺。对于男生而言，与父亲的依恋关系、对父亲态度依赖和发生冲突时于独立于父亲，更有利于男生的职业承诺。但单独考察青少年与父母的心理分离程度与其职业决策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时，发现两者之间没有显著性相关。Guerra和Braungart-Rieker[36]对大学生的亲子关系、自我认同发展与职业决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亲子关系与职业决策有关。那些在童年期感受到母亲鼓励独立的大学生，他们职业选择的不确定性低于那些体验母亲过度保护的大学生。
Ketterson和Blustein[37]以大学生为被试，研究他们对父母的依恋（对父亲的依恋、对母亲的依恋）与职业探索（自我探索和环境探索）和对非传统职业探索之间的关系。对两组变量的典型相关分析表明，对父母的依恋与自我探索和环境探索有很强的关系，对父母亲的依恋水平越高，对自我和环境的探索水平也越高。但依恋关系与对传统职业的探索无关。年龄在自我探索中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年龄大的学生比年龄小的学生，更可能积极地自我探索。
Ryan,Solberg和Brown[38]对大学生的家庭功能、亲子关系和职业探索三方面的关系进行研究，回归分析所得到的研究结果表明，与父母的依恋关系是职业探索自我效能的显著性预测指标，说明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是个体发展对自己有能力运用适应性技能和行为的基础。Lopez[39]研究发现，亲子冲突的存在会阻碍恰当的职业身份认同。特质性焦虑和学业适应对预测职业身份认同有显著作用。女生比男生更依赖于与学业成绩有关的线索和反馈来加强他们的职业身份认同，而对男生而言，对职业决策的最好预测指标是社会人际变量。
O'Brien等[40]以在私立女校高中毕业班学生为研究对象，对影响他们职业方向和职业选择的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发现，那些对性别角色持比较开放的态度、在数学和职业方面有较高自我效能感、对母亲中等程度的依恋并独立于母亲的女生，有明确的职业追求。选择非传统型职业和高社会声望职业的女生有较高的能力和自我效能感。O'Brien等[30]在一项对高中女生与父母的依恋关系、与父母的心理分离和女生职业发展的5年追踪研究中发现，对父母的依恋可以帮助女生发展追求与职业有关任务的信心，从而进一步影响女生的职业抱负。而与父母的心理分离则对职业自我效能没有直接影响。研究还发现，女生的职业抱负在5年内有所变化，低年级女生选择相对比较传统、低社会声望的职业，而到了高年级，则选择相对非冲突的、高社会声望的职业。
Kracke[41]以德国高中青少年为被试，对他们的职业探索行为与父母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发现，权威型的教养方式、相对独立的亲子关系和父母对子女职业探索行为的支持，与青少年职业探索行为成正相关。父母的受教育背景不影响父母行为与青少年职业探索行为的关系。这一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一代父母有其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不受其教育水平的影响。儿童中心的、支持的、互惠的亲子关系与更积极的探索活动有关。该研究结果支持家庭在青少年职业探索中的重要性的看法。
4 对今后研究和职业辅导的启示
4.1 关于研究
综上所述，有关家庭对学生职业发展影响的研究者均强调，家庭是影响学生职业发展的重要背景变量。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实际是包含、深入递进的关系。其中在家庭层面的研究相对比较宏观，多是静态或人口学变量方面的研究。从家庭功能和家庭系统概念出发研究青少年职业发展的研究还不多见。父母作为家庭中的核心角色在已有的研究中被涉及的最多。在更微观层面研究亲子关系对青少年职业发展的影响是近年来的发展趋势。纵观已有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启发。
第一，家庭对青少年职业发展影响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亲子关系和亲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近年来的热点。但是，已有研究者对亲子关系的操作性定义不同，比如，有研究以父母行为为指标，有研究以亲子之间的沟通、信任为指标。所使用的评价工具不同，例如，有人用与父母的心理分离间卷；有研究用父母行为问卷；还有研究用同伴与父母关系问卷。因此很难将研究的结果进行比较，也较难得出一致性的结论。今后的研究可能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改善，一是对不同被试使用相同的操作定义和研究工具进行研究，以便比较组间差异是否存在以及影响组间差异的因素。二是对相同被试使用不同工具的研究，以确定研究工具之间的关系以及工具的信度和效度。
第二，家庭是伴随青少年成长的重要环境，已有研究多为横断研究为主，缺乏纵向研究。此外，对家庭因素影响青少年职业发展的作用机制方面的研究不够。以往的研究由于多以美国的学生为被试，学生大多来自多子女家庭，因此，有必要对独生子女家庭对青少年职业发展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
第三，已有研究表明，父母是影响学生的职业发展的重要他人，父母通过与孩子的相互作用影响孩子的职业发展。但少有研究考察父母对孩子的职业选择期望与孩子职业抱负之间的关系（一致或者不同）对孩子的职业发展是否有影响。也少有研究考察青少年的职业决策状况是否受到父母对子女职业选择的期望和亲子关系的影响。这些问题在中国这个父母对子女高期望的社会中，可能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4.2 对职业辅导的启示
家庭在青少年职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示职业辅导工作者，在关注青少年职业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中国这样重视家庭甚至家族影响的文化中，必须关注家庭因素对青少年的影响。家庭作为青少年职业发展的背景，为青少年提供了与职业发展有关的信念、价值观和最初的职业模板，同时，家庭背景及父母的职业地位还决定着孩子未来可以利用的各种社会资源，甚至包括职业选择范围的大小。因此，当辅导员为青少年提供职业辅导时，应把家庭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加以考虑。
上述所引用的许多研究都表明，亲子关系和亲子间的相互作用对孩子的职业发展有重要影响。对于那些父母期望与自己的职业抱负一致的青少年而言，他们的未来发展是父母所认同的，因此出现困惑的方面可能是对自己的认识不足或对职业信息了解不够，但对那些自己的职业抱负与父母期望不同的学生来说，他们选择的发展道路可能是父母不认同的，因此可能首先遭遇的阻力来自家庭，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亲子关系又不是太融洽的话，那么，他们要应对的问题就会更多。
由于家庭对青少年的职业发展有重要影响，那么，学校职业辅导员的工作对象除了学生之外，可能还应该包括家长。即学校辅导员不仅要帮助学生了解自己和了解工作世界，同时也要把有关的知识介绍给父母，让父母成为学生职业发展的推动者和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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