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范畴体系
张方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 财经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28)
摘要 ：《资本论》是以经济范畴为元素构建的理论体系，本文以此为逻辑出发点，系统性地分析经济范畴的科学属性和理论张力，同时以历史脉络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中经济范畴的生成逻辑，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经济范畴的理论贡献，在此基础上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经济范畴体系的理论担当，而这需要通过加强对经济实践的提炼和抽象，基于发展的根本主线，体现应有的价值理性，充当中国经济学话语权建设的理论载体,以及借助理论张力完成系统性整合来实现。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范畴；新时代
一、《资本论》是以经济范畴为元素构建的理论体系
19世纪是一个值得庆幸的时代，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时期诞生了千年伟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传世不朽的经典经济哲学著作《资本论》，该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具有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固有属性，资本家尽最大可能赤裸裸剥削工人剩余价值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为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和科学指南，使得空想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除了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之外，《资本论》还具有丰富的理论品质和科学属性，这体现在该书中是以经济范畴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上。
在生态学的各个章节中，个体与环境、生物种群、生态系统等内容都可以采用学生作报告的方法，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将被动的“要我学”变为主动的“我要学”。
马克思认为，“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1](P604)“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2](P10)因此，“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3](P602)这意味着，经济范畴不仅具有自然属性，同时也具有社会属性，具有二重性。此外，关于经济范畴在政治经济学中的理论贡献，有学者认为，“在人们的不同社会阶段和某一个社会阶段里，人们的生产关系是多方面的，从而在政治经济学里也有许多经济范畴。在一个社会阶段里的许多经济范畴中，有一个是它的基本经济范畴。虽然经济范畴并不是经济规律，但经济规律总是和经济范畴联系在一起的”。[4](P27～30)“没有经济范畴，就建立不起来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5](P26～30)因此，基于经济范畴的角度来理解《资本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从《资本论》三卷本的副标题——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总过程可知，它是采用“正、反、合”的叙述思维进行展开，经济范畴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渐成形。换句话说，《资本论》第1卷从抽象的角度已经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推演，而第2卷和第3卷是从运动和转化的形式进一步进行具体的、个别意义上的论述。
以“商品”范畴为代表，《资本论》中开篇提出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马克思通过“抽象力”的方式将“商品”范畴一开始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细胞的形式”来考察也就成为顺其自然的事情，同时它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物质体现者，因此成为该书的逻辑起点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起点。根据“商品”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划分为“使用价值”和“价值”，随后“价值”分割成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即“C+V+M”，前两者逐步融合转化为生产成本，而剩余价值则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考量分成“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两种形式，同时在社会化大生产和竞争机制的作用下转化为“利润”和“平均利润”。此外，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就采取了“货币”这一范畴形式。当劳动力成为商品后，货币转化为资本，并将资本分为“商品资本”“货币资本”“生产资本”以及金融领域的“借贷资本”“虚拟资本”。以此类推，除了“商品”“货币”“资本”等范畴之外，“剩余价值”“固定资本”“流动资本”“利润”“平均利润”“借贷资本”“虚拟资本”“地租”等范畴渐次出现，使得《资本论》也就成为以经济范畴为元素构建的理论体系。因此，随着叙述思维的逐步展开，经济范畴也逐渐从最本质、最一般和最抽象化走向具体化、现象化、个别化。正如“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中，较抽象的范畴的产生和发展，并不需要借助于在它之后出现的任何经济范畴”。[6](P51～58)“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资料生产、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3](P724)这即是说，经济范畴从抽象到具体，从本质到现象，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是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实践基础的，而不是单纯地为了需要而采用的形式逻辑手法，这也同时是《资本论》的主要理论属性。
二、经济范畴具有丰富的理论张力
正如马克思指出，“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是在现实中或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7](P706)表明经济范畴是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相统一的起点，也含丰富的理论品格，具有丰富的理论张力，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经济范畴具有运动性。即经济范畴是变化的，主要体现在不同经济范畴之间的推演和转化，完成达成结论的逻辑历程，这些转化不是纯粹地从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而是受到“真正事实和资本主义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过程的制约”，用以揭示实际的经济历史变迁、经济过程的发展变化，即“将范畴的运动理解为实际历史发展在观念上的反映”。例如，当历史进程从封建社会迈入资本主义社会，“货币”范畴也向“资本”这一范畴转化，从而形成了货币的两个“亚种”——即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这同时也是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形而上学的重要困境之一，因而难以解释货币的真正本质属性。自此，“资本”也就成为资本主义所有经济范畴中的“普照的光”，同时也成为马克思“六册计划”中第一个经济范畴。正是在“商品”范畴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社会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了“货币”。此外，经济范畴之间的推演还可以从简单的经济范畴过渡或转化到复杂的经济范畴来体现，即“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8](P40)以及“比较发达的规定是较晚出现的规定”，如从“商品”的抽象范畴逐步推演到“地租”的具体范畴，从“C+V+M”形式过渡到M的分解形式，使得“地租”成为“剩余价值”分割的特殊形式和具体形式，因而完成《资本论》中从“商品”到“地租”的各个中间理论环节的构建和全部推演，即是说“商品”这一范畴能演化出资本主义范畴，进而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生产关系的分析，使得经济范畴之间的转化形式构成了整个理论体系的支撑和骨架，因而也是《资本论》理论体系中的起点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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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经济范畴具有抽象性。按照一般定义，范畴是一种分类学，是一种抽象的表现。它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从中寻找最本质、最一般的理论元素。仍然以“商品”为例，它是作为《资本论》叙述展开中最先出现的范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和基础，因为资本主义社会首先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是客观物质世界的抽象在理论上的再现，是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界限内表现出最一般的特征，所以是抽象的。另外，它同时也是资本主义交换关系的承担者。在奴隶社会，奴隶主与奴隶是占有与被占有关系，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而已；在封建社会封建地主、大土地所有、领主与农民之间是人身被依附与依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后，劳动者除出卖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其人身是自由的，他们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商品、资本、货币等具自然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这一范畴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物质世界和交换关系的双重抽象。
对求解域进行划分，形成若干三角形单元e，然后设单元节点为1,2,3，则单元中某点温度可用节点温度进行表示，即：
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性纲领。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当今国内外发展大势，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特征，以理论勇气和高超智慧提出的体现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经济范畴，这是比任何时代都更接近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时代。从经济范畴的基本属性来看，新时代这一范畴，体现了运动性、历史性、继承性的特点。一方面，新时代仍然是两个“没有变”为前提的，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转变。因此，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高级形态，是这一范畴的继承与发展，体现了“坚持中发展、继承中创新”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它体现了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跃升和新的历史定位，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也应在这一范畴下赋予自身新的内涵，由原来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向“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它不仅体现了生产力不断日益发展和提高的演进特征和实践属性，同时也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特征，是实践性的充分体现，同时也是马克思经典原理的当代化和中国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19]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实际情况成为经济范畴提炼和创造的深厚土壤，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范畴可以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范畴，而新时代只是这一范畴在新的发展阶段上的体现形式，体现了不同经济范畴之间的运动和转化以及对现实的充分提炼。
西方经济学是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它的表现形式是利润最大化、效用最大化和福利最大化，是以最大限度榨取劳动阶级剩余价值为基本的逻辑出发点，并通过“经济理性主义”这一范畴体现出来的，充满了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色彩，其终极目标是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永恒性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金融危机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合理”的解释，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实践翻版。因此，它忽视了对人文社会的道德评判，缺乏经济学科的人文关怀，将劳动力与资本等同于经济学中生产函数的要素变量，这充分体现在它的一系列经济范畴中，如“效用”“利润”“成本”“预算”“边际分析”“均衡分析”等，将实证主义和实然分析推至高潮，从而也丧失了基本的评判功能。与之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充分体现出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揭示了人类社会如何摆脱对自然和社会的依赖而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特别强调人类行为的道德合理性以及行为结果的应然性，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新境界和新发展，它始终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作为自身出发点和切入点，这就要求经济范畴应该充分体现应有的人文关怀与价值理性，不能脱离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不能脱离“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这就需要从《资本论》中以资本为中心范畴的惯性思维中逃脱出来，从资本家不惜一切力量最大限度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经济场景中跳跃出来，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经济范畴体系构建中的重要落脚点。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人民为中心”充分体现了生产关系不断调整和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以人为本”在新时代的转化并赋予自身新的内涵，即“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因此，价值理性的体现是构建经济范畴体系的重要考量之一。
总之，经济范畴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属性，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进程在思维中的再现，是《资本论》的逻辑框架和分析范式的重要基础。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成为所有逻辑思维和叙述思维推演的起点，最终推演出被历史证实而且继续将被新的历史证实的结论，体现出强大的理论张力，这种理论张力与庸俗经济学家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纯粹形式上的过程，而是一定的现实过程和事实的表现。因此，经济范畴丰富的理论张力，不仅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出发点，同时也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工具。
三、经济范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发展脉络中的生成逻辑
以经济发展的历史演进为主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经历了初始阶段和拓展阶段。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几代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进行长期理论探索和艰难实践，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在空间上进行了拓展实现了中国化，经济范畴作为其中的重要元素在这一过程中也渐成雏形，承担了相应的理论使命和理论担当，为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扎实的理论支撑。
(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初始阶段中的经济范畴
第二，在“新常态”的背景下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常态”的改革方向和抓手，也是深化改革的理论内核和时代凝结，是实现“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着力点。它通过破除新常态下经济矛盾与问题，从提高中高端供给体系质量出发，以解决之前需求刺激政策边际效应下降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个性化需求、多样化需求等越来越需要相应的供给侧与之匹配，以便实现宏观经济的再平衡。它的五大核心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通过去除无效、落后或低端的产能以及僵尸企业，减少房地产库存，落实金融去杠杆和实体经济去杠杆，降低经济中的债务负担和企业经营成本，以及重点扶持经济中的薄弱环节，这与之前以需求侧为主的改革方式和发展路径是不同的，它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前提下的改革实践创新。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扎根经济运行实践的重要改革思路，从以需求侧为主的政策组合到以供给侧和需求侧兼顾的政策组合转变，同时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经济范畴。
因此，这一时期经济范畴的形成，一方面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和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践，另一方面是基于我国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实践需要。按照马克思对经济范畴的理论属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是这一阶段中的原创性经济范畴，属于符合中国特殊国情的“崭新的因素”，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阶段中最具有抽象力的起点范畴，也即是规定性最少的范畴和最简单的范畴，包含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属性，集中体现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总体特征。此外，“单一公有制”“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生产队”“综合平衡”“统筹兼顾”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衍生出来，这些范畴所对应的经济组织形式、经济规律、经济政策以及生产关系可以被视为这一抽象范畴下的具体形式和实现形式，是由抽象范畴向具体范畴转化和运动的再现。
(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深化阶段中的经济范畴
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单一公有制”无法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无法解决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导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无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由此开启了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深化阶段的理论探索时期，以解决生产关系如何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代命题成为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出发点，同时也进一步证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
邓小平同志在1982年8月的中共十二大上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中共十三大召开前夕所强调的那样“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16](P252)这个实际就是我们现在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避免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快速转轨所带来的体制震荡和真空成本，在遵循生产力发展的基本逻辑下采取了增量改革的模式，由此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所特有的“双轨制”。在增量意义上逐步发展“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在党的十五大上逐步确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这一体制探索下，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镇的“乡镇企业”，社会主义公有制应该而且有多种实现形式。此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规模的扩大，突破了原先的仅存在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两种形式观，认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进一步丰富了“公有制”范畴的内涵和历史规定性。在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下，其分配制度也就采取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形式，公有制按照按劳分配原则，非公有制范围内按照所有制形式采取不同的分配方式，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突破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是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关系的理论抽象。因此，无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公有制，均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的经济实践来不断丰富自身的内涵，使得这些原创性的范畴在各自的理论发展中增加自身的规定性，从最初具有最简单的规定性逐步拓展到具有较为复杂的规定性。
此外，这一时期的理论刻画也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经典范畴，并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创新。如“股份制”最先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集中的一种方式，对应的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所有制，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下也可以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因为社会主义也可以运用股份制来发展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生产力。只要控股权是公有的，也不会影响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再如“商品经济”，是一个传统的经济学范畴，在“双轨制”的体制背景下可以结合计划经济的元素，形成了特殊的含义，这是对“商品经济”范畴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根据境外税法相关规定，逐项筛选其成本归集的模式。一是向当地税务机关申请咨询服务企业在境内发生的项目相关成本在当地认可范围。二是与国内分包公司、服务外包公司签订中外文合同，其费用的支付以境外支付为主，由其提供商业发票，满足外账列支标准的，可列入当地成本。
随后，在2002至201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时期，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时候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由总量为主转向结构为主，因此已有的经济总量下提出科学发展的新模式正当其时，同时根据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差距过大、社会矛盾等问题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社会”，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探索阶段已经将重点关注到“人与人的关系”，这与马克思关于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观是一致的，“以人为本”不仅是一种重要的发展思路，同时也是体现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重性的经济范畴。
机器人在室内运动模型可以如图2所示的，采样周期为T，机器人在k-1时刻所在的估计位置在点pk-1处，后验估计状态为假设机器人沿着弧s在k时刻运动到位置为pk处，在pk处的先验估计状态为则弧长弧s对应的圆心为o，圆心角角度 Δψ=Tdψk-1，圆弧的半径为r=s/Δψ，直线长度 l=2rsin（Δψ/2），该直线与x轴夹角为可推导得到系统的状态方程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深化阶段这一时期，主要是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前提，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索的过程，继续为经济范畴的生成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是这一时期的基本范畴，不仅解决了“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一生产关系的问题，同时也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成为这一阶段经济特征的重要抽象和概括。此外，“公有制”“以人为本”“股份制”等一些重要的经济范畴也随之形成和拓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的明确提出和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经济范畴的理论贡献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进入新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时刻关照、回应和解决经济运行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和时代命题，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探索逐步向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转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深层次拓展。从2014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的“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到2015年11月的“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再到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步被确立，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新境界、新发展，是所有经济范畴中的总体性范畴。[17](P22～35)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这为我们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和目标导向。因此，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阶段中已经形成的经济范畴的理论效能，一些原创性的经济范畴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元素和理论骨架，同时丰富的经济实践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经济范畴，不断提高对这一时期的理论抽象和理论概括。[18](P26～34)
(二 )经济范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理论贡献
这一时期经济范畴的主要贡献体现在对历史现实性的逻辑解读和理论提炼，具体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新常态”这一范畴的提出，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进一步认识和提炼。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高速增长后，我国迅速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指标位居世界前列，经济增速轨道开始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尤其是次贷危机的爆发将全球经济拖入缓慢曲折复苏的轨道中等等，这些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实践基础。针对经济运行中的新现象、新问题，也需要有新的范畴对新的经济实践进行抽象。
“新常态”不仅是对过去三十多年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和当前步入中高速增长的辩证式整合和高度性概括，包含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因子，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创造性拓展。因为任何一个事物不可能保持高速发展态势，最终会趋向一个平衡发展的时期，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也不例外。同时它也揭示了中国当前经济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如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经济总量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出现明显回落，服务业增速快于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环境污染、传统的成本优势(比如税收优惠、劳动力成本较低等)等不再显现，粗放式发展方式已经不再适合经济发展需要等等，但是这些挑战和问题并不是孤立的，从历史视角看，它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总的经济跨度中形成和积累的，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间窗口中。“新常态”这一范畴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较高级形态特征，是这一范畴在新的经济形势下的继承与发展，也是这一范畴的推演和具体化。因此所有这一切的经济特征均包含在新常态这一范畴中，它是自中国特色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总体性经济范畴明确提出以来的最重要的经济范畴。随着新常态特征的显现，这一时期的发展战略、经济改革与增长均是以它作为最重要的前提。因此，“新常态”包含了丰富的经济实践内容以及对历史现实性的充分提炼，具有运动性、历史性和抽象性的理论属性。
这一阶段主要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进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由于新中国是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条件下进入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按照《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那样：“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国家手里，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3](P293～294)建国初期，由于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属于同一阵营，苏联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成功实践也成为可供参考的模板，所以我国也实行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来发展落后的生产力，以便发挥社会主义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考虑到当时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共存，需要经历一个积累社会生产力的初始阶段。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这一时期重要经济特征的概括，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非常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原创性的经济范畴，它是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要经历的特殊阶段，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时代特征的重要体现，这意味着后续对经济现象和实践提炼出来的范畴需要以此为基本的逻辑前提。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及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论，作为最能代表生产关系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采取了“单一公有制”的基本制度，同时它具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将个人劳动直接以社会劳动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直接表现为初级阶段状态下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关系，生产的目的也不是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和获得利润，而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14](P125～132)这就自然而然地来消灭商品关系和货币关系了，同时也消灭了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以及“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5](P341)在1957年完成“三大改造”后，我国形成了“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特征，即公有制的规模要大和公有制的成分要纯之又纯，以及采取“人民公社+生产队”的生产组织形式，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均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并采取了“综合平衡”“统筹兼顾”(即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农轻重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
第三，提炼出“新发展理念”，使得新发展理念丰富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决主要矛盾的唯一出路，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理论的集中体现。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到经济“新常态”，“不变”的是发展，“变”的是根据新的发展阶段提出新的发展方式和发展理念。因此，“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正是回应了新常态背景下“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等重大问题。以“共享”发展为例，其中，“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是“共享”的发展理念，是“以人为本”的进一步深化，坚持了人民的主体地位。“以人为本”的内容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是始终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始终是“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回答“发展为了谁”的民心诉求和根本宗旨，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为价值追求，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从国际层面上来讲，“共享”发展理念的具体实践体现有“一带一路”倡议、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体系3.0版和亚太自由贸易区等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其中“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达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享目标。通过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具体分析，不仅回应了新常态下发展战略、发展思路等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同时也是基于新常态这一范畴的继承性范畴，揭示了如何在基本范畴下如何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的理论演绎。因此，这些重要的范畴都被纳入到生产力发展的主线之中，新发展理念是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精确概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权建设是新时代重要的理论任务，而这也需要经济范畴体系充当理论载体来完成。经济范畴由于具有科学的理论属性和理论张力，注重问题导向，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新概括上具有显著的理论优势。中国丰富的经济实践和成功的经济模式需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权，同时也为这种话语权的整体性构建提供了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流派中之所以具有强大的话语权体系(包括显话语和潜话语)，就在于它是以一系列系统性的经济范畴为基础的，并且根据经济范畴的基本属性形成有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新境界新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应该继承和发展这种理论传统。此外，需要补充的是，无论是早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还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在撇去其阶级立场和意识形态后，也存在一套有机组合的经济范畴体系，如“效用”“一般均衡”“利润”等，它们在构建西方经济学话语权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将经济范畴体系作为基础，西方经济学才拥有足够的理论力量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将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经济理性主义进行大肆宣扬，兜售和贩卖给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干扰正确的前进方向。近年来，美欧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倡导的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等不合理的思潮，对全球经济发展以及我国经济增长起到很大的抑制作用。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领域的阵地建设和意识形态，也需要经济范畴体系作为理论基础来形成科学指南，以抵制西方资本主义思潮的泛滥和侵袭。正如“思想、认识是通过概念、范畴来凝结的，没有比较成熟的核心范畴、逻辑体系和思想体系，就很难有成熟的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有自己的概念、范畴、逻辑体系和基本理论观点，这是场从具体到抽象的跨越，是获得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前提条件”。[20](P10～13)
整体上看，新常态是这一时期提炼出来的主要范畴，同时也出现新的发展战略、新的发展理念，以及生产关系新的调整等改革和发展的实践，由此也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经济范畴，它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性构建提供了充足的理论素材，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构建经济范畴体系需要继承和发展的理论品质。
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性构建中经济范畴体系的理论担当
十九大的胜利召开，昭示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的历史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随着实践一起迈入新时代，经济范畴体系应该而且必须发挥它应有的理论担当。
相关系数是反映变量之间关系密切程度的统计指标，按积差方法计算，以两变量与各自平均值的离差为基础，以两个离差相乘来体现两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
(一 )经济范畴体系需要正确把握 “新时代 ”的历史内涵 ,以加强对经济实践的提炼和抽象 ，夯实经济范畴体系的运动性 、历史性 、实践性
三是经济范畴具有历史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来主张“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也即是遵循“历史规定性”，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经济学领域的具体体现。实践的逻辑和历史的逻辑都是理论逻辑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9](P922)这与庸俗经济学家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为永恒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批判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基础上，研究动态的生产力与静态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冲突，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秩序的变革性。《资本论》是扎根于19世纪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资本家赤裸裸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鲜活实践，这些丰富的经济实践，为经济范畴的形成提供了充足的理论养分，因此使得提炼和总结出来的经济范畴更加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如“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的提出，不仅是经济哲学思维的充分体现，更是充分揭示了英国工业革命后技术进步导致资本家采取新的方式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体现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进步性和实践性，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元素。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到：“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10](P532～533)经济范畴，也就汲取新的“历史规定性”得以发展，以便适应新的经济理论。
(二 )经济范畴体系构建应以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主线
从中国当代经济史的视角看，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实行“重工业化”发展战略建立工业体系、到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和城镇乡镇企业、到社会主义本质的确定、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到新常态下的“五大发展理念”、再到新时代倡导“高质量发展”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以及推动经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以来，虽然发展形式、发展战略、发展重点和发展内容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根本主线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不断增加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规模和提高经济质量。此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福利问题、人文问题、生产关系不断调整和反作用于生产力问题的解决也需要通过高质量发展得以解决。横向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全面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经济指标的优化都是重中之重，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攻击。因此，这就要求从理论层面刻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经济范畴体系，需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自身的理论主线和根本方针，体现出经济范畴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品质，这样才能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构建提供丰富的素材和经验模板，以便在全球范围内占据理论制高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范畴体系的形成也应该是建立在“发展”的基础上，这同时也是体现实践性的理论属性的重要落脚点。
(三 )经济范畴需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性
四是经济范畴具有原创性和继承性。[11](P4～11)经济范畴是术语的一个亚种，对术语的理解也适用于经济范畴。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2](P32)因此，按照这个说法，《资本论》中的经济范畴既可以是原创性的(即被马克思称之为“崭新的因素”[12](275～276)，如“剩余价值”“二重性”“工资”等)，也可以是通过对前人经济学说进行批判性吸收来丰富自己的内涵。在英国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结合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时期的特征，对“交换价值”“资本”“货币”“价值”等已有的范畴进行理论改造，采用“扬弃”的方式，保留其科学的因子。比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威廉·配第在《赋税论》提出劳动创造价值，但马克思通过将劳动划分为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后提出“只有抽象劳动才能创造剩余价值的”的观点，这也成为《资本论》三大创新之处之一。此外，经济范畴的这一属性还体现它的衍生能力，即为未来的理论继承和发展提供逻辑空间。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抽象出了“借贷资本”“虚拟资本”等范畴，但随着社会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这些经济范畴依旧为后续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时代性和实践性进一步地细化和拓展，如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列宁、希法亭等通过进一步研究提炼出“金融资本”的范畴，从而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使得经济范畴的理论生命力再一次因历史进程而延续。正是因为经济范畴的原创性和继承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属性，它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以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现实性。
(四 )经济范畴体系需要充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权的理论载体
第四，揭示了新常态下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良性流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集中体现在“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上，从“单一公有制”的产生并履行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以来，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经济共同发展”再到“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演变过程是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社会需求多样化以及服从共同富裕的福利目标紧密相关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以及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不断调整，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变得多样化，并一步步地缓解这一矛盾，促使经济体朝着正向前行，并为宏观调控和经济改革提供了扎实的根基。“公有制”这一范畴随着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和改革实践不断拓宽自身的理论内涵，从而也完成了从“单一公有制”到混合所有制的转变，代表公有制的国有资本的成分逐步从“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成分，转变到控股的国有资本，反映了在尊重经济发展和改革中不断完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理论诉求，进一步厘清了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和非公有制经济重要地位的辩证性关系，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典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式中：ωf为变频电动机某一频率的同步转速(角速度，为表示某时刻电动机转子速度(rad/s)；Tt0为电动机启动转矩(N·m)。
(五 )经济范畴体系需要借助理论张力完成系统性整合
在“新时代”的历史背景和逻辑背景下，需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范畴的理论张力，总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已有范畴，寻找不同经济范畴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完成经济范畴的转化和推演，系统整合已有的经济范畴并进行提炼总结，以便形成有机统一的体系。正如马克思《资本论》这一庞大的理论体系，其系统性的体现也正是一系列经济范畴的有机组合以及对历史和逻辑的再现。具体来说，需要区分三种类型的经济范畴：
第一类是最具有一般抽象性的范畴，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在新时代仍然可以继续发挥理论效用，这同时也是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长期坚持的经济范畴，因此需要继承马克思在构建政治经济学庞大理论体系中所使用的“抽象力”工具。[注] 马克思认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从新中国的建立到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性构建中提供了许多抽象性的经济范畴，如 “生产力”“货币”“劳动”等等。这些范畴是对马克思基本原理的继承和发展，并对经济特征和经济规律进行刻画，是经济范畴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类是继承性的经济范畴，但需要借助于中国经济发展改革实践赋予自身新的内涵以完成理论改造，才能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这同时也是经济范畴具备历史性的理论属性使然。比如“资本”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经典范畴，但它原始含义是体现出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生产关系，因此在继承的过程中需要加以改造。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具备生产力的自然因素，与公有制相结合形成“国有资本”，与民营经济结合形成“民营资本”等。在构建继承性的经济范畴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原创性经济范畴和继承性范畴的辩证关系，这种辩证关系不仅仅是逻辑上的或者理论上的，还包括实践上的辩证关系。另外，经济范畴具有运动性和抽象性，在系统化的过程中需要基于实践性来完成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推演方式，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形式逻辑上的理论转化。
(3) 第二辆车的前后转向架已经比较平，但是由于整辆车重心横向偏心大，导致不满足高度调整阀调平条件，于是还需在前后转向架上加设垫片，当满足高度调整阀调平条件后，便可通过调节高度调整阀调平。
第三类是根据经济运行过程和实践过程的抽象需要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提出的创新性范畴，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用以总结新经验和提炼新观点，而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结论、语句和观点照抄照搬。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新常态到新时代，它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注入新的内涵。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成为起点范畴，是具有最少规定性的范畴，因而也是最具有抽象性的范畴。由此出发，才可能基于经济实践发展而不断增加自身的历史规定性，从而实现从简单范畴到复杂范畴的转化。再比如，“公有制”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历了“单一公有制”“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等的演变，这些范畴正是根据“公有制”实现形式的不断发展而完成理论上的转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新常态背景下提出的一个深化改革的模式和揭示经济运行实践的重要范畴，但进入新时代后，其内涵也由“三去一降一补”过渡到“破、立、降”，即 “抓住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大力破除无效供给、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大力培育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推动传动产业优化升级”。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在每时每刻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因此，经济范畴体系的有机结合，它并不是将这三类经济范畴简单的相加，而是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经济范畴基本属性以及丰富实践的基础上，将经济范畴体系升华为对现实的映射。
③滨河植被生长条件。滨河植被能较快适应治理工程实施后河道水流、地貌条件的变化，治理工程本身应为植被生长初期提供必要的条件，使其较快形成多层次和多样化的植被群落。
结 语
从以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经济范畴已经发挥出而且必将继续发挥出自身应有的理论贡献，即在揭示经济运行发展规律、经济体制和制度改革、经济增长以及宏观调控方面体现出应有的理论担当。
通过对胃镜下疾病图谱的阅读，掌握消化系统常见疾病的诊断。每周开展读书报告会，学习胃镜相关知识及操作视频，阅读典型病例报告，提高对疾病镜下的基本形态的认识水平，并学习如何正确规范书写检查报告，具备初步诊断能力，尤其提高对早癌的鉴别能力，避免在检查过程中漏诊、误诊。此外，必须掌握胃镜下如何规范采集图像，对每个正常部位应该采集图像的数量、方位及距离熟知；对病变部位图像的采集，均需注意方位、距离、光线及清晰度。在不断的学习实践中，确保每一张图片的高质量。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范畴体系还未成型，许多问题依然处于学术争鸣中，这就要求认真研究《资本论》这部伟大的经典著作，因为它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范畴体系的重要理论来源，其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提炼经济范畴和丰富经济范畴最基本的方法，其中运动性、抽象性、历史性等基本属性是促进经济范畴体系成型的重要参考依据，因此需要充分利用经济范畴的理论张力构建不同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完成不同经济范畴之间的逻辑推演和转化，形成有机统一的理论体系，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高度抽象、充分提炼和科学表达，有力地推动中国经济学的话语权建设，继而为“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提供有力的理论载体。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新思想指引新方向。正确把握“经济范畴”思维，形成系统性的经济范畴体系是后十九大时期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任务和实践总结，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和互动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发展，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经济学，继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提供强大的经济理论支撑，彰显中国的经济理论自信和经济道路自信。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宋涛.再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基本经济范畴[J].学术月刊,1984.
[5]赵丽华,赵旭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的基本方法[J].观察与思考,2017.
[6]刘炯中.论《资本论》逻辑起点的几个特点[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顾海良.开拓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J].经济研究,2016,(1).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蔡继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J].改革,2016,(2).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7]王立胜.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贡献[J].经济研究,2017,(1).
[18]沈开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想[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1).
[19]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7.
[20]胡家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J].学习与探索,2016,(7).
Constructing the Economic Category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ZHANG Fang-bo
(Institute of Financial Strateg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28,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system of Das Kapital consisted of economic categories as its original elements. Based on this logical starting point, the paper analyzes systematically the scientific attribute and theory tension of economic category, sorts its generating logic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of economic category in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 this basis, we elaborate the theoretic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economic category system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this task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strengthening the refinement and abstract of economic practice, taking the development as the main line, reflecting the value rational, serving as the theoretic carrier of China's economics discourse construction, completing the systematic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tension.
Key words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conomic category; new era
中图分类号 :F1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23X(2019)01-0085-11
基金项目 :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CJY062)；中国社会科学院2018年创新工程项目(2018CJY01-B004)
作者简介 :张方波(1983—)，男，湖北鄂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金融资本理论文本及其中国化研究。
〔责任编辑 ：黎 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