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与国民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舍论文,国民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老舍之于国民精神
民族精神、国民精神、国民性这一类词汇的推广运用，来自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先驱。鲁迅以他那尖锐的目光和犀利的笔锋，毫不留情地揭露出我们民族精神领域中一切落后、腐朽的阴暗面，对诸如吃人的屠伯、麻木的看客以及欺软怕硬、愚昧迷信、顽固保守、负辱自欺等现象痛下针砭。这一斗争贯穿了鲁迅文学生涯的始终，为现代文学开辟了一条宽阔的战斗道路，因此，当我们涉及到“国民性”这一课题，不容置疑地要推鲁迅为开路的先锋。
但是，对国民精神的思考和批判，并非鲁迅孤军所为，从20年代的周作人，直到40年代的钱钟书，很多现代作家都或多或少有所涉及以至大张挞伐。他们虽然不如鲁迅那样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但他们以触及层次之广，感受角度之多，共同结成了鲁迅这面大旗下向愚腐的国民精神宣战的整齐阵容。
在所有现代作家中，最丰富具体、最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国民精神的千姿百态的，恐怕要推老舍。由于鲁迅后期专力于“匕首和投枪”的严酷斗争而没有创作更多的小说，所以在国民精神形象塑造的种类和数量上，老舍恐怕是超过了鲁迅的。当然，老舍并未明确针对这一问题专门发表过自己的主张、见解，但是，老舍在这方面的贡献是不容否认和忽视的客观存在。思想水平平庸的人，读了老舍的作品，哈哈一笑完事儿；思想水平深刻一些的，能从老舍的喜剧中看出悲剧，从幽默与荒诞中看出严肃与庄重；而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思辨能力的读者，则理应体会出老舍对民族心理的深入观察与剖析，为他的传神描写与精妙表现而拍案叫绝。如果说，不深入了解鲁迅，就不能触目惊心地认识到国民性问题之严重与深刻的话，那么，不深入了解老舍，恐怕就不能感同身受地认识到国民精神无处不在的普遍性和它的复杂性。
本文所指的国民精神外延较广，泛指我们民族基于传统文化和社会环境而形成的种种集体意识及其精神表现，并不局限于一定的感情色彩。在不同的上下文里也往往与民族精神、国民性等概念互文见义。
二、老舍眼中的国民精神
老舍很少发表政论性的文章，他不止一次讲过，“我是不敢轻易谈理论的”[1]，而且我们应当承认，老舍在政治上缺乏鲁迅、郭沫若那样深邃的洞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但是，这不等于他对时代风云、民族命运、社会前途乃至国民精神等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我们从他大量的散文、杂文，以及他在小说中情不自禁地站出来所发的议论中可以发现，老舍有着独特的见解，而且有着一双与其他作家不同的观察世界的眼睛。
首先，这是一双贫苦市民的正直的眼睛。
老舍的出身，数得上是现代作家中最贫寒的。下层旗人的地位，饱经忧患的生活，使他从生命的第一秒钟开始，就成为广大下层市民中的一员。他在《昔年》一诗中说：“我昔生忧患，愁长记忆新：童年习冻饿，壮岁饱酸辛。”[2]“由于幼年境遇的艰苦，情感上受了摧伤，他总拿冷眼把人们分成善恶两堆。”[3] 这“善”与“恶”的概念，来自他周围的那个世界。“他们所居住的小胡同里，同住着许多贫穷的北京市民，糊棚的，卖艺的，当小伙计的，做小买卖的，当巡警的，拉洋车的，卖苦力的，当仆人的，当兵的，三教九流，都占全了。姥姥家的同辈兄弟们，也多是靠劳动过活的苦人，当木匠的，当泥水匠的，当油漆匠的，五行八作，也几乎都有。”[4] 老舍就是从这些人身上，尤其是从他那吃苦耐劳、勤俭朴素、坚毅慈祥、助人为乐的母亲以及乐善好施的刘大叔（即宗月大师）和称得上是北京小媳妇的典范的大姐等人身上，继承和吸取了普通人民的良好素质，练就了一双以这些普通人民的利益为是非标准的眼睛。
在这双眼睛里，母亲、大姐、刘大叔以及《正红旗下》中的二哥福海等，是一堆儿的，他们勤劳、善良、有本事、为人排忧解难。而姑母、大姐夫和大姐的公婆等，是另一堆儿的，他们好吃懒做，软弱无能，“他们的一生像作着个细巧的，明白而又有点胡涂的梦”[5]。此外还有一堆儿，那就是从《老张的哲学》中的老张、《赵子曰》中的欧阳天风、《骆驼祥子》中的刘四，直到《四世同堂》中的冠小荷一系列角色所代表的生活中那班损人利己、欺软怕硬、卑鄙无耻、阴险毒辣的“恶”人。
所有这些人，经过老舍那双正直朴素而又聪慧敏感的眼睛，分成不同种类，同时又连成一片，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负载着国民精神的世界。在以后的创作生涯里，他不论要写具有哪种精神状态的人物，只要一闭眼、一伸手，就可以从这个世界中探囊取物般轻轻拈出一个来。因为对于生活，“他不是去‘体验’，而是作为苦难大众的一员承受着这种苦难生活对他身心的磨难”[2]。这些也正是老舍进一步认识国民精神、理解国民精神、建立国民精神思想系统的坚实基础和出发点。
第二，老舍的眼睛又是一双现代知识分子的眼睛。
老舍自幼聪明好学，群涉博览。自19岁（1918年7月）结束学生生活以后，长期生活在知识分子圈内。“五四”运动，虽然他没有直接参加，但仍然不可抗拒地成为他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重大转折点。他说：“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做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做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3] 老舍把“五四”精神着重体会成两个“尊严”，这与他头脑中的传统思想意识是分不开的。
拥有了广博的知识和先进的思想武器，就使得老舍在观察民族精神时，具有了崭新的眼光。他把脑海中那些“善”人、“恶”人以及所谓中间人的品质进行概括、解析，从中寻找古老民族文化意识沉积的轨迹，从那些原来认为是完美的“善”人身上看出妥协、忍让的缺陷，特别是从他最熟悉的人中去形象地把握“东亚病夫”的病症。他在谈到《二马》中的老马时说：“……但我最熟识的老人确是他那个样子。他不好，也不怎么坏；他对过去的文化负责，所以自尊自傲，对将来他茫然，所以无从努力，也不想努力。他的希望是老年的舒服与有所依靠；若没有自己的子孙，世界是非常孤寂冷酷的。他背后有几千年的文化，面前只有个儿子。他不大爱思想，因为事事已有了准则。这使他很可爱，也很可恨；很安详，也很无聊。”[3] 这是一段非常精确的总结，令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免又想到自己的祖辈以至父辈。
随着思想的不断进步与经历的不断丰富，老舍对国民精神的认识几经起伏。他对国民精神的讽刺鞭挞从《老张的哲学》开始，到《猫城记》达到了顶峰。他说：“猫人的糟糕是无可否认的。我之揭露他们的坏处原是出于爱他们也是无可否认的。”[3] 但老舍终于给了猫人一个灭国绝种的结局，这种处理招致了更多的对该作品思想内容的指责。然而从《月牙儿》、《骆驼祥子》起，老舍在把主要笔墨偏向社会批判的同时，对民族精神的描绘重点开始由“砭恶”向“扬善”转移，主人公的光彩开始鲜明。到了《四世同堂》这部鸿篇巨制中，老舍脑海里所积存的国民精神各方面的代表几乎全体登场，可以说全面体现了老舍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对此我们将在下面着重分析——这是因为老舍接近左翼文艺运动后，逐渐成为一个民主主义战士，认识到国民精神与社会存在的种种关系，改变了从前以为民族落后只是因为国民精神不好的观点。
第三，特别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老舍的眼睛受过西方文明的洗礼。
1924年夏，老舍由燕京大学英籍教授艾温士推荐，赴英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讲师。在此之前，他同北京缸瓦市基督教福音堂有过较多的联系，并在博爱主义的影响下，于1922年受洗入教。1929年6月，离英回国，途径巴黎，在法、德、意等国游历三个月，并在新加坡短暂停留，任一所华侨中学的国文教员，于1930年3月回到上海。[6]
五年多的海外生活，大大开阔了老舍的眼界，使他在同其他民族的对比中，更清晰、更准确地看到了中国这个古老民族的特性。这种比较在《二马》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他通过小马——马威的口说：“帝国主义不是瞎吹的！……不专是夺了人家的地方，灭了人家的国家，也真的把人家的东西都拿来，加一番研究。动物，植物，地理，语言，风俗，他们全研究。这是帝国主义厉害的地方！他们不专在军事上霸道，他们的知识也真高！知识和武力！武力可以有朝一日被废的，知识是永远需要的！”[7] 老舍由此感叹到有点消极的地步：“想打倒帝国主义么，啊，得先充实自己的学问与知识，否则喊哑了嗓子只有自己难受而已。”[3] 老舍赞美西方民族的科学态度和进取精神，反对中国的愚昧迷信和因循守旧。他认为，西方人按法律、契约办事，严肃认真，而中国人按人情、面子办事，敷衍马虎。像老马——马则仁那一代的国民，人没老，心先老了，其人生哲学就是“好歹活着”。老舍愤怒地指出：“完全消极，至少可以产生几个大思想家。完全积极，至少也叫国家抖抖精神，叫生命多几分乐趣。就怕，像老马，像老马的四万万同胞，既不完全消极，又懒得振起精神干事。这种好歹活着的态度是最贱，最没出息的态度，是人类的羞耻！”[7]
另一方面，老舍并没有在西方文明面前五体投地，他同样看到了西方人不如东方人的精神面貌。冷冰冰的金钱关系，使他对大杂院市民间无私互助的生活非常留恋。老舍在伦敦时，有一次房东的女儿声明要减半收费教老舍跳舞，老舍指出：“把知识变成金钱，是她，和一切小市民的格言。”[3] 英国人的盲目自大、民族歧视，使他感到祖国五族共处、和睦友好的温暖。同时，他也看到西方人同样有懈怠、懒惰的毛病。这些使老舍认识到，中国的国民精神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
到了新加坡，老舍“思想猛的前进了好几丈”。从那些华侨身上，他看到了中国人民内在的伟大创造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中国人能抵抗一切疾痛：毒蟒猛虎所盘踞的荒林被中国人铲平，不毛之地被中国人种满了菜蔬。中国人不怕死，因为他晓得怎样应付环境，怎样活着。中国人不悲观，因为他懂得忍耐而不惜力气。”[3] 从这里，他看到了东方的希望。“英国中等阶级的儿女根本不想天下大事，而新加坡中等阶级的儿女除了想天下大事什么也不想了。”[3] 在《小坡的生日》这部童话体长篇中，老舍通过现实与梦境的混合描写，表达了他对下一代国民良好精神状态的理想和热望，那就是团结、抗争、友好、和睦。至此，老舍在思想上构成了对国民精神问题认识的总的基本框架。
由上可见，老舍眼中的国民精神即是现实生活中的国民精神。老舍的思维是艺术型的——他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一文中说：“现在我认明白了自己：假如我有点长处的话，必定不在思想上。我的感情老走在理智前面，我能是个热心的朋友，而不能给人以高明的建议。感情使我的心跳得快，因而不假思索便把最普通的、浮浅的见解拿过来，作为我判断一切的准则。在一方面，这使我的笔下常常带些感情；在另一方面，我的见解总是平凡。”[3] ——这样，老舍便将他脑海中的国民精神都形象地付诸笔下的作品中去了。
三、老舍笔下的国民精神
老舍不愧是一位“写家”，数十年如一日的辛勤笔耕，为我们留下了八百多万字的一个相当浩瀚的艺术世界。这个世界几乎囊括了老舍所有的生活经历，像生活本身一样在我们面前起伏着、喧闹着。这个世界里的每一个人物形象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式的，都是一个小型的“国民精神”的负载系统，要将这些形象按精神状态进行分类，是很难做到科学化的。因为他们像生活中的人一样各具情态，绝少雷同。
从第一部长篇《老张的哲学》开始，老舍就以“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界”[3] 的态度，挖掘那些恶俗人物的卑陋的灵魂。所谓“老张的哲学”，简直把中国这个独特社会所产生的种种市侩心理概括殆尽。朱自清说：“老舍先生写老张的‘钱本位’的哲学，确乎是酣畅淋漓，阐扬尽致；但似乎将‘钱本位’这个特点太扩大了些，或说太尽致了些。”[3] 其实，老舍概括的这个“哲学”，同鲁迅概括的“精神胜利法”一样，具有广泛的覆盖性，并非老张所专有。这是北洋时代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一切无赖恶棍的哲学，同时又是几千年的封建毒汁掺杂了西洋文明的垃圾所结的恶果。
然而这些败类并不能代表我们的国民性，他们不过是国民精神这道大河里的几股浊流。老舍最熟悉、把握得最准确、写得最多、最精彩、最能代表国民性之愚弱的，正是像《二马》中的马则仁那一批复杂的人。像这一类并不是简单的好人、坏人的形象，还有《牛天赐传》中奉行一整套陈规陋习的牛老者夫妇，《四世同堂》中以“和气生财”为格言的、就怕过不了八十大寿的祁老太爷和《茶馆》中聪明圆活、谨小慎微的王利发等。他们的处世哲学的遭遇可用老舍两个短篇的名字来概括，即《老字号》在《新时代的旧悲剧》。王利发说：“我呢，做了一辈子顺民，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可是这些人没一个有如意的结局，老舍意在证明“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老’。出窝老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里要有这么四万万出窝老，这个老国便越来越老，直到老得爬不动，便一声不出的呜呼哀哉了！”[7]
正是这些人物，成为老舍描写国民精神的作品中的主流，成为国民精神其他方面的原始参照系。从老舍的全部作品来看，《二马》、《猫城记》、《离婚》、《四世同堂》四部长篇集中描绘了国民精神，代表了老舍塑造国民精神形象的最杰出成就。
《二马》是老舍有意探讨民族性问题的第一个里程碑。他比较了东西方民族精神，肯定了英国人的积极紧张的生活态度、求实苦干的工作精神和乐观自信的爱国思想——虽然是带有民族偏见的爱国思想。用西方人的朝气蓬勃，深刻地对照出我们民族的衰老、可笑中的可悲。通过马则仁的饮食起居，待人接物，思维方式等方面的细致解剖，把老一代中国人的畸型心理揭露无遗。老马“一辈子不但没用过他的脑子，就是他的眼睛也没有一回钉在一件东西上看三分钟的。”既无知，又处处附庸风雅，养花玩狗而耻于关心自己的生意。书中有一段传神的描绘，胜过任何分析和说明。书中写道：
老马是伦敦的第一个闲人：下雨不出门，刮风不出门，下雾也不出门。叼着小烟袋，把火添得红而亮，隔着玻璃窗子，细细咂摸雨、雾、风的美。中国人在什么地方都能看出美来，而且美的表现是活的，是由个人心中审美力放射出来的情与景的联合。烟雨归舟咧，踏雪寻梅咧，烟雨与雪之中，总有个含笑的瘦老头儿。这个瘦老头便是中国人的美神。这个美神不是住在天宫里，是住在个人心中的。所以马老先生不知不觉的便微笑了，汽车由雨丝里穿过去，美。小姑娘的伞被风吹得歪歪着，美。一串灯光在雾里飘飘着，好像几个秋夜的荧光，美。他叼着小烟袋，看一会儿外面，看一会儿炉中的火苗，把一切的愁闷苦恼全忘了。他只想一件东西，酒！[7]
《猫城记》则向衰败的民族性发出了最惨痛的呼喊。老舍在尝试了以老马为模特的典型概括之后，力图以全景俯瞰式拍摄下旧中国从上至下的各个角落所结成的国民精神的大网。采用群像描写的方法，涉及到了国民精神中的一切弱点：折中妥协、敷衍马虎、贪婪世故、怯懦糊涂、自私分裂、欺软怕硬……虽然思想性艺术性尚不敌鲁迅的《阿Q正传》，但在铺陈描绘上有过之而无不及。30年代就有人指出这一点：“《阿Q正传》只创造一个典型的社会人物，而《猫城记》却是在于要企图创造一个典型的社会。”[3] 在这个社会中，上层统治者闭关自守，却又狐假虎威，利用外国人来稳固自己的统治；各种政客团体的创办、活动只是为了起哄；学者们发表奇谈怪论只为了争第一、争“迷叶”；军人以抢劫为天职；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都成了儿戏；教育只是为了赚钱和空头学位；人们之间相互利用，毫无真诚。而这一切又都是在麻木糊涂之中的自然情景。当那位为了替猫人雪耻而牺牲的大鹰的头被悬挂出来后，猫人们争相围观，以至挤死了三位老人、两名妇女，使人想到鲁迅的《示众》、《复仇》、《死后》、《铲共大观》等作品中所出现的相类场面。小说显示出，猫国的灭亡并非由于不如那伙“倭人”的强大，而在于自己腐败的国民性。猫国的最后两个人被抓在木笼里还要互相厮打，这样的民族焉能不灭！但老舍把调子压得如此之低，不等于他在思想上对现实中的国民精神完全绝望，而应看作是他对整个民族发出的“不治将恐深”的最危险的警告。非现实的描绘使他塑造的这个“典型社会”在艺术上并不十分成功，当他回到现实中来，直接面对国民精神时，他的笔锋才闪耀出最本色的光华。这就是另一部长篇《离婚》。
《离婚》以“返归幽默”和“含泪的微笑”成为“高出于他先前的一切作品”的最能代表老舍小说艺术风格的佳作。经过了《二马》中的民族对比，经过了《猫城记》中的非现实的象征，老舍在这里发挥出他生活经历和艺术经验两方面的特长，以挥洒自如、分寸适当的艺术性幽默去透视一个小市民的世界，从而获得了现实主义的高度成功。
在《离婚》中，老舍集中火力攻击国民性中最普通、最深入人心、最难以医治的几个方面，即敷衍、折中、妥协、怯懦。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多侧重于麻木、愚昧，这与他笔下农民形象较多有关。市民与农民不同，他们思想中的自我意识较强，但是无力自拔于周围的现实环境，便满足于生活现状，悠然自得，在灰色的人生中呼吸、行动。老舍笔下的财政所实际上是旧中国全套官僚结构的缩影，他所解剖的市民哲学实际上代表了整个社会的庸人哲学。
这个财政所的职员们平素满足于庸俗的小康生活，上班只是胡混。“男性媒婆”张大哥是这群人里的一个典型。他“多数的日子是没公事可办，而没有一天缺乏婚事的设计与经营”。他的一切以“折中”为上，“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头。张大哥最不喜欢摔跟头。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烟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过半年多，而顽固老还要思索三两个月才敢用的时候的样式与风格”。这个毫无苦闷感的京油子，既是灰色人生的产物，又是灰色人生的制造者。而老李则是灰色人生的牺牲品，他有理想和热情，向往“诗意”的生活，可是由于他缺少勇气和决断，一味妥协退让，终于免不了悲剧的笼罩。老邱可说是老李的补充，他说：“我不甘心作个小官僚，我不甘心做个好丈夫，可是不作这个做什么去呢？”明知苦闷仍要妥协敷衍，使他成了“苦闷的象征”。直到今天，《离婚》中那种“财政所”，在我们的社会里不是仍然为数不少吗？许多人认为，老舍的小说时代性不强，其实这并不意味着是老舍的一个艺术缺陷。国民精神的变化与时代的变迁并不能简单地用“物质决定意识”去理解。《茶馆》葬送了三个旧时代，但是葬送不了王利发、松二爷、刘麻子等人的心理意识。《离婚》正是把这些民族意识的描写推到了一个高峰。老舍后来能够在《四世同堂》中再一次大规模描绘国民精神，应该说得力于《离婚》等几部小说所奠定的艺术基础。
老舍的内心深处，从未把我们民族的精神看成漆黑一团，无可救药。他之所以在《猫城记》等一系列作品中痛鞭国民性之弊端，不过同郁达夫、闻一多等许多民族战士一样，“爱之愈深，疾之愈切”也。鲁迅说得好：“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8] 老舍在民族精神中同样看到了那些能够成为、应该成为我们民族脊梁的东西。在老舍的作品中，这主要是通过他所认为的民族精神里的传统美德来表现的。如《老张的哲学》中狷介正直的李老人，《赵子曰》中舍身除害的李景纯，《二马》中自尊爱国的马威和埋头苦干的李子荣，《黑白李》中“砸地狱的门”的革命者白李，《离婚》中行侠仗义的丁二爷，《牛天赐传》中“心红”豪爽的四虎子等。以《骆驼祥子》为转折点，老舍一方面把国民性放到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中，同社会批判相结合，并且努力在艺术上表现出“我恨坏人，可是坏人也有好处；我爱好人，而好人也有缺点。‘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的思想上“近来的发现”。[3] 另一方面也随着老舍投身政治活动的“八方风雨”时期的来临和他思想的发展，老舍作品中的民族精神开始放射出光彩。祥子善良而老实，“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是下层人民的样板，他对生活满怀信心，为了生活理想百折不回，他要自由，要独立，他身上充满了值得歌颂的我们民族那种坚韧不拔，顽强向上的精神。但是这精神之光终于淹没于社会的黑暗深渊，“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几经奋斗、挣扎，最后竟成为一个“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这说明老舍已经改变了早年那种企图单凭医治国民精神来救国的理想。正由于老舍的认识有了如此发展，从抗战末期开始动笔的《四世同堂》，才得以集老舍对国民精神认识之大成。虽然这不是该作品的中心主题，但作品正是凭借这一重点优势，加上老舍动用了几乎全部有关北平的生活积累，从而以巨大的艺术感染力雄踞文坛。
老舍在《四世同堂》以前的作品里描写过的各类国民精神，在这部巨著里都可以找到。老张、欧阳天风一班恶棍，在这里以冠小荷、大赤包、蓝东洋为代表，卖身求荣，丧尽天良。老马、牛老者夫妇那一代，有祁老太爷等为代表。韵梅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于一身，而瑞宣、瑞丰、瑞全三兄弟则可说是民族性中优、劣及其中间物的象征。该书庞大的人物体系包括一百三十多人，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体现某一种“国民性”，但这些三教九流的人物有许多确是与老舍笔下以前的人物一脉相承的。在这部书里，老舍将他们置于一张大网中，塑造了一组国民精神的群雕。
《四世同堂》中的国民精神不仅丰富、全面，而且同人物个性紧密结合，表现出其复杂性。祁老人满脑子封建观念，以委屈对强暴，受到汉奸侮辱，他却满脸堆笑地说：“是！是！你哥儿们多辛苦啦！不进来喝口茶吗？”二孙祁瑞丰当了伪科长，他不以为忧，反以为喜，认为一来“可以仗胆子”，二来祁家几代没有作官了，“不表示欢喜，就有些不近人情”，三来证明他买的房子确实有“风水”，充分暴露了他的麻木愚弱。但祁老人又同时是个慈善的长辈，爱亲人，讲义气，勤俭持家，毫不虚伪，传统的民族精神在他身上是多面的、立体的存在。祁瑞宣有一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之心，但孝亲育子的传统义务观念使他像巴金的《家》中的觉新一样，逃避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屈辱偷生。洋车夫小崔凭着朴素的民族义愤敢于痛打日本兵，但是却由于“好男不跟女斗”的观念，白白挨了大赤包一个嘴巴。这些都形象地说明了国民精神的复杂性。
《四世同堂》最突出地表明了一点，就是国民精神是可以变化的。祁老人目睹了敌人的累累暴行之后，由怯懦变成强硬，怒对敌寇，赶走冠小荷，责骂瑞丰。钱默吟从一个闭门饮酒、吟诗赏花的儒士，转变为与敌人殊死搏斗的勇士。与描写北京市民接受良民证、交纳废铁、参加敌伪组织的活动等妥协忍辱一面的同时，老舍还以浓墨重彩写出了中华民族不可侮的一面。祁天佑的跳河自杀，钱仲石的与敌同归于尽，尤其是那一对清朝侯爷的后代小文夫妇能够在暴敌面前站着死去，充分写出了国民精神赖以重放光芒的中流砥柱。
这样，老舍不仅把国民精神同时代风云、社会环境结合起来，而且着重描写了人民群众从麻木到觉醒的过程，并对国民精神中先进的优秀的一面战胜落后的腐朽的一面给予热情歌颂、寄予强烈的希望。老舍的国民精神观在这部《四世同堂》里结出了最繁盛的果实。
老舍笔下的国民精神是丰富多彩，千姿百态的。他既写出了其落后、腐朽、麻木、愚弱、妥协的一面，又写出了其进步、优秀、善良、自尊、侠义、勤劳、坚忍、反抗的一面。而且，他笔下的前一面是向后一面转化的。他笔下那些能够长久屹立在文学史上的人物形象，无一例外地负载了我们民族精神中的某一突出方面，他们每一个都是“中国式”的。这不仅是老舍本人的创作贡献，实际上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功勋中举足轻重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老舍对国民精神的思考、对国民精神的描绘，与他本人性格中的国民精神也是具有很大关系的。
四、老舍身上的国民精神
普希金说：“作家拥有的民族性，是一种仅能被本国人所赏识的优点，——对于别的人，它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反倒可能是毛病。”[9] （P586）然而老舍的作品，以其出类拔萃、纯厚地道的“中国风”，不仅在国内成为第一流的文学佳品，而且在国外也赢得了极高的声誉。这里的关键就在于，老舍的“中国风”是以民族性为其核心的。果戈理指出：“……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长衫，而在表现民族精神本身。诗人甚至完全生疏的世界，只要他用含有自己的民族要素的眼睛来看它，用整个民族的眼睛来看它，只要诗人这样感受和说话，使他的同胞们看来，似乎就是他们自己在感受和说话，他在这时候也可能是民族的。”[9] （P588）通观老舍的创作与生平，我们会明显感到，老舍的眼睛，不高不低，正好是汇聚了我们民族要素的一双眼睛。凭着它，老舍透过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浓烟密云，为国民精神画出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图景。别林斯基在《论〈叶甫盖尼·奥涅金〉》中讲道：“要想在这种一半都被与之格格不入的异国形式掩盖了的生活中找出民族性的因素来，一个诗人就必须拥有巨大的才能；必须在灵魂上是一个具有民族性的人。”[9] （P590）老舍的灵魂正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的灵魂。
老舍所受的教育是平民教育，他的知识基础和思想基础完完全全来自于他生活的那个下层市民社会。他自述道：“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几十位老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3] 就是凭着一身下层人民的优良品质，老舍的一生不论地位到多么高、名望有多么大，他始终保持一个“布衣”的本色。他曾游学英国多年，游历过许多世界名城，还到美国讲学和旅居数年，饱受西方古今文明的滋养，是一位真正学贯中西的文学大师，但是他在作风上却丝毫没有一点“洋”味，丝毫没有像被钱钟书在《围城》里讽刺得体无完肤的那些“假洋鬼子”的种种酸腥气息。可以说，老舍身上汇集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劳动人民的优秀品德和儒家士大夫的文化意识的积累，又加上现代文明的熏陶，使他成为中国现代高尚正直、坦白质朴的知识分子的典型。
鲁迅在纪念柔石时写道：“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10] 这段评价用于老舍也是十分适当的。从旧的一面来讲，老舍恪守着一切传统文人的道德规范，可以说是忠孝双全、仁义礼智信五德具备。老舍的忠表现在至死不渝的爱国主义上。他办教育，为了救国；写小说，为了救国；参加政治活动，也是为了救国。他在国外，一贯维护民族尊严。为了抗战，老舍别妇抛雏，以笔代枪，呕心沥血为抗战而写作、为民主运动而奔走。他那“莫任山河碎，男儿当请缨”[4] （P204）的诗句，令人想到当年的陆游。1944年，日寇进占贵州的独山、都匀，重庆震动，老舍明确表示：“我早已下定决心，如果日寇从南边打来，我就向北边走，那里有嘉陵江，滔滔江水便是我的归宿！我决不落在日寇手里，宁死不屈！”[11] （P188）旅美期间，他日日注目着解放军的胜利进军，一旦五星红旗升起在天安门广场，他就归心似箭，投向祖国的怀抱。从此之后，他全心全意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最后在惨遭殴打的情况下，他选择了与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相同的归宿。老舍的孝母也是有口皆碑的。他曾含泪告诉好友罗常培：“昨天把皮袄卖掉，给老母亲添置寒衣和米面了。”[3] 老舍一辈子都念念不忘母亲的养育之恩和给予自己思想上的巨大感化，总怀着一颗负疚的心。他对人也并非没有原则地永远一团和气，他是善恶、爱憎分明的。他表述过：“我的脾气是这样：不轻易交朋友，但是只要我看谁够个朋友，便完全以朋友相待。”[3] 他的刚直不阿与平易近人同样为人传颂。据说，梁实秋曾借向学生演说对老舍进行过人身攻击，学生们希望老舍出来驳斥，老舍却认为无聊而“没有时间奉陪！”而当梁实秋宣扬“文艺与抗战无关”时，老舍却站出来加以批驳。[3] 这既是古人所称赞的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的君子之风，同时又体现了老舍高度的正义感和原则性。
老舍对内部世界，即对自己的评价，又如何呢？人们最注意的是他的谦虚。他的一切言谈举止无不体现着谦虚。以第一流文学家的身份，居然自称为“写家”。别人的批评，他总是心悦诚服地接受，并且往往还要自己再深责一层。其虚怀若谷的程度，令人仰不可追。然而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如徐訏先生回忆说：“他对自己的小说非常自负，谈到鲁迅，他认为只有杂感可称首屈一指；小说，则‘气派太小’。至于别人，当然不在他眼里。”还说老舍入“左联”后，“非常虚骄做作”，自称办《宇宙风》“全靠我与鼎堂”等等。[3] 这些回忆，应该说起码在其主观感觉上，是可信的。我们仔细研究老舍的“谦虚”，其中的实质部分当然出自真诚的恭人逊己，出自“三人行必有我师”的科学态度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高尚情操。但是，老舍有些过分的谦虚不免令人产生不符实情和难以接受的感觉，令人想起传统文人的客套和北京市民的“虚礼”。他的话有时不免给人矛盾的感觉。他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中说：“有人说，《老张的哲学》并不幽默，而是讨厌。我不完全承认，也不完全否认这个。有的人天生的不懂幽默；一个人一个脾气，无须再说什么。有的人急于救世救国救文学，痛恨幽默；这是师出有名，除了太专制一些，尚无大毛病。不过这两种人说我讨厌，我不便为自己辩护，可也不便马上抽上自己几个嘴巴。有的人理会得幽默，而觉得我太过火，以至于讨厌。我承认这个。”[3] 这段话很典型地表现了老舍的性格。老舍对自己有一分为二的自知之明，对于正确的批评真诚接受，并在以后的创作中，扬长避短。但他对批评同样一分为二，对那些不懂艺术者不屑一辩，一方面处处给人留下台阶，显示出豁达、海涵，一方面在字里行间透出反批评的锋芒。这正是一种“中国式”的风度。
以群有一段话概括得很恰当：“谈到老舍先生的为人，常常有人拿‘面面俱到，不得罪人’来说明他的特点，这只道出了老舍先生性格底一面。因为老舍先生虽然善于以他深沉的涵养和老练来待人处世，但是，他的‘面面俱到’却有个限度的。他的朋友们，纵然有时免不了一些他所不悦的卤莽或幼稚的行动，但只要是出于善意，他都能谅解；反之，如果是出于一种卑鄙的私图或不光明的动机，纵然善于花言巧语，他也必正言厉色，给对方一个‘下不去’。”[3] 老舍一方面对外谦恭和善，在本质上却真正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总结老舍的一生，使我们看到，老舍的身上负载了他所认为的国民精神中最优秀的一面，如克己为公，爱国事亲，正义刚直，谦恭礼让。同时，他的身上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国民精神中的某些弱点，如过分的忍让，处世的面面俱到，士大夫的忠奸善恶观念等。老舍在对国民精神的不断观察、批判、思考、剖析过程中，也逐步扬弃着、完善着自我，一步步地跨入先进知识分子的行列。也正是老舍本身与国民精神的密切关系，鼎助他将国民精神的描绘水平推向了一个高峰。
五、老舍与国民精神的启示
经过上面几方面的探讨，已能够大体把握出老舍与国民精神的密切联系。他生活的时代是我们的民族精神开始由旧质向新质过渡的时代，他生长的环境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最为鱼龙混杂的环境。独特的教育使老舍深深得到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同时也附带了一些弱点。这样，一面使老舍能够以自身为坐标原点，洞微烛隐地解剖、考察国民精神；另一面，又使他未能像鲁迅那样，站到更高的理论层次上，由此使人想到，一个文学工作者应该怎样在自己与民族精神的关系上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
从老舍与国民精神的关系还可知道，国民精神不但是复杂的，而且是发展的。今天的国民精神与老舍的时代相比，又具有了许多新的因素、新的特点。时代要求我们比鲁迅、老舍那一代人迈出更大的步伐。
从老舍本人身上，我们也可以得到如何扬弃国民精神的一些具体启示。老舍一方面成为描绘国民精神的巨匠，另一方面，他虽然善于把握病症，却很少能开出药方。对于自身，他不断用先进思想来完善，同时又恪守民族美德，努力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陶铸诗句）。这样，他内心世界的复杂动态就不时表现为世故、妥协。鲁迅的内心世界也极其复杂，但鲁迅能够超越时代、超越地域，对一切在走下坡路的国民性坚决否定。而老舍却十分留恋给他印下美好印象的往昔。他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老北京”的浓重感情。他眼看着传统美德与恶习常常玉石俱焚，不能不感到隐隐的悲哀。他洁身自好，把这种情感灌注于作品中。他从不乞求知音，不与人分辩，只用作品的成就来证明自己的才力，任人们作各种评价。他骨子里一贯坚持自己的主张，始终忘不了自己最心爱的艺术世界。他笔下的“老北京”完全可以看作是贯彻了他国民精神思想的一个全方位的意象。老舍在最后的岁月里写出重现他艺术追求、艺术风格的《正红旗下》这部压卷之作，就是上述结论的最好证明。
老舍曾向日本作家井上靖讲述过“壶”的故事：一个乞丐，带着一只心爱的壶四处流浪，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肯割爱；临终之前，他把壶摔得粉碎。井上靖因此称老舍之死为“壶碎人亡”[11] （P1）。这只“壶”是否可以象征着老舍心中美好的、理想的精神世界和艺术世界呢？应该说，老舍虽然含冤而死，但那只“壶”并没有碎。老舍的作品给我们保存了一个活生生的国民精神的世界，这个世界与老舍本人留给我们的精神一道，启发我们在文学的各个领域同国民精神的关系上作出更深的思考，从而推动我们的文学在民族性、世界性上取得更加光辉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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