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教育消费导致人才流失的风险管控研究
陶美重，程 琦
(华中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人才流失可能导致区域人力资源风险，境外教育消费是人才流失的重要途径。在人才环流的大背景下，我国人才资源从留学到“流失”的风险依然存在，具体表现为：毕业后高端人才首选海外就业市场，留学与移民互为目的，归国后“再归海”等方面。部分国家选择性移民政策和人才战略加剧了优秀留学人员的流失，人才流失的背后折射出我国人力资源管理体制缺陷，人才流动壁垒，激励和保障机制不完善等制度性障碍是构成我国人力资源风险的共性问题。
关键词： 境外教育消费；人才流失；人力资源风险
我国是人口大国而不是人力资源强国，人才管理存在很多漏洞，难以做到“人尽其用”，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我们急需高端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而考察发现，在现有人力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的基础上，还存在人才流失的现象，其中通过留学而流失的人才具有规模大、层次高等特点，这一现象应该引起高度重视。我们认为应该从风险视角来看待境外教育消费人才流失问题，她与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在国际上，人才循环大环境已经形成，作为大国能否成为未来人才环流的主要聚集地，需要我们大胆改革去破除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制度壁垒。
一、从留学到“流失”
人才资源是经济发展和国家兴盛的决定性要素，国际间人才流动可能导致人才输出国家或地区的人力资源风险，而境外教育消费这种跨境人才流动已经成为部分国家人力资源流失最主要的途径。2013年6月人民日报曾发出质疑：“为何有那么多出国留学的科技顶尖人才滞留海外？”[1]。
人才流失指的是“原本属于特定群体、组织、地域的高技术人才或者是掌握专门技术的人才，从原来所依附或服务的对象离开，而到了另外的群体、组织和地域就是人才流失。国际上通常称之为‘Brain Drain’”[2]。“Brain Drain”有翻译为“脑流失”，也有译为“智力流失”，是国际之间人口迁移中高级科技人才流失的一种现象。早在“20世纪 60年代中期，英国就注意到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开始大批流向美国，甚至在那里获得了诺贝尔奖，英国皇家学会在描述这种现象时首先使用了‘人才流失’(Brain Drain)这一概念”[3]。后来人才流失的概念逐渐在外延，解释为人才的单向迁移，这种趋势一般是来自外围国家的人才转移到中心国家，并且因此会造成人才流出国的净损失和人才流入国的收益(Braingain)[4]。这一现象导致区域发展的差异有扩大化的趋势，正如Bhagwati J,Hamada K所说：“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不断吸引各国优秀人才为其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而大规模的人才外流则给经济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带来巨大威胁”[5]。各种途径迁移导致人才流向经济发达国家，人才输出国显现人力资源匮乏或关键岗位人才短缺的风险，严重影响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在诸多的人才流动模式中，移民和留学是人才流失最主要的两种途径，特别是留学(即境外教育消费)已经成为我国人才流失最重要的途径。留学作为强国而“引智”的策略，其目的是藉此来提升我国人力资源质量。改革开放以来，出国留学已从精英群体向大众化转变，随着近年来留学风潮的兴起，境外教育消费规模不断扩大，从1978年到2018年底，通过各种途径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累计达585.71万人。除去153.39万人现在正在国外接受相关阶段的学习或者研究；共有432.32万人已完成在国外的学业；365.14万人在结束国外的学习后选择了回国发展[6]，据此推算仍有60.88万人滞留境外，这个数量高于国内一个高级人才群体——大学专任教师的三分之一，回顾一下清朝末期幼童留学归来后的贡献(尽管他们大多数没有完成学业，累计派出120人，最终只有詹天佑、欧阳赓两人获学士学位)，可以想象这部分人的滞留对国内发展来说是多么重要的资源流失。
Nature上有文章在提及人才流失时谈到：“中国花费高昂的教育成本培养学子，在学成后为他国做出贡献”[7]。这说明，境外教育消费在为学生消费者提供更多教育机会的同时也导致了我国大批人才通过留学移居海外或选择境外工作，由此，留学成为我国人才流失的重要途径，它加剧了我国人才流失风险。通过留学走出国门又滞留的海外高端技能人才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在全球化中我国将面临创新型国家建设、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发展高科技、创新、创意产业无一不表明在我国未来的发展中需要大批高端技能人才。但是人才流失却导致了制造业技能人才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缺口，导致国内人才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失衡现象，这会使得我国在国际人才的竞争中面临更大的压力。
二、谁在乎国家人才流失
近若干年来，境外教育消费已经取代了其他传统方式成为人才流失最主要的途径。发达国家和地区努力提高国际学生的“留下率”(stay rates)，通过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优厚的待遇等政策激励，鼓励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或中低收入国家的国际学生在学成之后继续留在留学目的国为其服务。从现状看，相当比例的留学生群体在完成学业后继续定居国外，意味着生源输出地区的智力资源和教育资源双重流失。
一是国家人才流失使得人口结构不具备竞争力，导致国力弱化。大量高端高技术人才移居国外，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我国人口结构中的高端人才占比减少,导致人口结构中能够激发社会活力、产生经济效益的劳动力减少，从而对我国的整体国力产生削弱作用。
我们曾经提及“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付出了巨大代价，代价的背后是风险问题[8]。菲利普·阿特巴赫[9]说：“虽然我们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但是把这种刺激人才外流的做法称为‘蓄意的政策’也并不算夸大其词”，所以他发出了“谁在乎发展中国家人才流失还是人才交流”的感慨。其实，“半个世纪前，那些在美国取得高等教育学位的中国人或印度人中，有80%或者更高比例的人仍然留在美国。”可以想见，在全球化时代的教育国际化趋势下，这种“蓄意的政策”导致人才流失非常严重，而“谁在乎”？当下人人都知道国际人才竞争日益成为决定各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人才资源战略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大量流向发达国家。中国同样面临着高端人才流失而构成的人力资源风险问题，这对原本就存在人力资源质量偏低、人才结构失衡的我国来说，出现“Brain Drain”现象的风险在于：
一是社保问题。社保问题是M煤矿安置过程中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是在安置初期引起员工与企业间冲突的主要问题。M煤矿作为企业方，未能足月缴纳员工社保的公司缴纳部分，员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在员工之间引起了较大的反应。虽然公司迅速进行了社保补缴，但员工对公司安置工作的不信任已经产生，一些持观望态度的员工对于接受安置更加犹豫。
三是人才流失意味着“智力转移”。某些学科和行业会出现衰落迹象，对未来经济科技发展领域形成制约。
1.2.5青县苤蓝 叶丛较直立，有叶15片左右，灰绿色，有蜡粉，长圆形；叶柄细长。球茎扁圆形，皮浅绿色，肉质白色，细嫩，水分较多，味稍甜，适于生食、熟食及腌渍加工。该品种早熟，从定植到收获50～60天，宜作秋季栽培。单株球茎重700克左右。
从“引智”为目的到“Brain Drain”的留学结果，是意料之外的，也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所不能够被接受的。而这种方式的“智力转移”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似乎没有人“在乎”，相关研究和应对策略都显不足。
留学学成后，是“报效祖国”还是滞留海外？大批留学人员在学业完成之初有进入国际市场寻找境外工作的意愿，将回国工作作为第二选择。启德教育发布的《2017海归就业力调查报告》显示，约60%的海归有考虑在海外就业；约三成的海归拥有海外工作经验；但是30.0%的海归虽然有考虑，最终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12]。近几年来留学归国的比例呈上升趋势，有多种因素的作用，其一是留学结构的变化，低龄、低层次留学比例上升后，毕业生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下降。其二是美国、英国等移民政策收紧，留学生毕业后在留学目的国留下的难度增大。
三、人才环流中的大国地位
有研究认为，在国际化背景下，世界范围内人才市场进入了一个“环流”阶段。黄海刚说，近二十年来，人力资本从边缘到中心的单一流动模式，已被更为复杂和分散的双向或多向流动所取代[9]。
二是人才流失可能会使整个社会智力水平出现退化迹象，导致启迪和引领社会发展的智慧型人才、现代化意识的高层次管理人才和科技领域创新人才严重不足。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才的国际流动对部分国家和地区来说，基本从早期人才单向度流失发展到人才双向流动或环流。也有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将可能会获得人才流失与流入的平衡，扭转现在人才流失的局势，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一带一路”新兴学术劳动力市场[9]。不可否认，世界范围内的高水平人才流动似乎已经进入一种环流模式，但必须看到这种人才环流只是出现在局部地区，那些国际留学市场中的生源大国仍然是以人才净流出为主。2017年，KU Leuven(鲁汶大学)的Reinhilde Veugelers教授在《科学》杂志上撰文说：“世界上仍有大多数国家已经或正在经历人才流失这个问题，由于不同国家之间的不平衡，阻碍落后地区的发展，这将是永久性的。”[11]尽管有“一带一路”倡议、“千人计划”等，相对来说，中国还不是这个“环流”中的人才主要聚集地，我们还没有完全扭转高水平人才净流失的格局，从境外教育消费活动中的以下几种情形可以略见端倪。
(一)留学后的选择
氢气医学发展近十年，从基础走向临床、从研究走向应用。大量的基础研究结果表明，氢气可以通过抗氧化、抗炎、抗凋亡等作用对各种疾病和损伤都具有明显的治疗作用，氢气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为临床研究提供了光明的前景。近年来关于氢气生物学效应的研究逐渐加深，关于氢气生物学效应的研究论文已经超过千篇，其中包括了50余篇临床医学论著，说明氢气医学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和关注。氢气凭借着其有效、安全、便利、充足的独特优势，给氢气医学注入了十分巨大的应用潜力。
据《2017中国留学生美国就业白皮书》的统计调查，去美国前，80%的中国学生打算毕业后就回国。然而，在美国几年学习后，只有13%的学生决定毕业就回国，而30%左右的学生希望用完OPT获取美国经验再回国，而近50%的学生希望能长期留在美国，看未来的机会再选择性地回国[13]。从就业意愿和流向来看，很多人“留学前”和“留学后”差异非常大，留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留学生在学业完成后居留海外抑或回国的态度和倾向。
高等职业院校必须建立和完善教育教学信息的大数据资源库，将数字化建设、信息化校园建设作为资源库建设的契机，将高等职业院校的各类信息和资源加以系统优化和科学整合，形成数据资源库的主要架构和基础。在高等职业院校数据资源库建设中要充分利用大数据和网络信息技术，重点关注学生个性成长和能力发展，真正为学生提供开放式平台和自有化体系，以便各类主体对大数据资源库的全面而系统地使用和应用。
从选择再出国的原因看，大部分“再归海”人员是因为国内的就业机会不如国外，或因为诸多现实需求与内心落差较大未能得到满足而选择再次出国。“海归再归海”现象的出现未免使人有“痛失”之感，虽然他们不是人才流失中最大的群体，但肯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需要的群体。
(二)高端人才“留下率”偏高
全球范围内的主要留学目的国一方面积极占领国际生源市场，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将留学教育培养出的高级人才留下为自己所用。所以，阿特巴赫曾说“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正在努力提高国际学生的‘留下率’(stay rates)”[14]。当然这是有选择地留下人才，他们希望留下的国际生必定是经过他们认真挑选的真正的高级专门人才。从最近几年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来看，我国“出国留学、回国服务规模双增长”[15]，“留学回国人数稳步提升”，但归国人员的科类结构和层次结构并没有详细的数据，而从另外一些数据反馈出高端人才的“留下率”偏高仍然是我们要面对的。有数据显示(见下表)，接近九成的中国科学与工程博士孜孜不倦地循环先在美国留学，然后在美工作最后成为美国籍的模式。在2008年《美国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综合报告》中显示，从2000年至2005年，中国大陆和香港在美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中意图留美的比例位列全球各国家和地区第一[16]。中国留学生在美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不断增加，美国数量最大的博士来源地非中国莫属，中国北大清华等校也获得了“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的“光荣称号”。
借鉴铁桥峡谷的经验,位于南京市区的小型近现代厂矿可采取主题博物馆模式,特别是厂区整体价值不大,仅个别建筑具有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时,将建筑物改造为主题博物馆,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护和展示重要信息,同时不影响厂区其他区域的开发。
表 1 1987— 2007年， 20余年留美博士归国数据统计表 [15]
续表 1
数据来源：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数据
海外较高的起薪和其他福利保障、较为简单的人际关系以及部分特殊行业的市场需求，是促成高端留学人员滞留的主要因素。如，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LS)数据预测显示，到2022年系统分析师的岗位人数将增加24.5%[16]。CS(computer Science)专业被认为是毕业后最容易就业的专业，在美国尤其如此。去年九月底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拨款2亿美元支持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教育，特别针对计算机科学和编程方面的学校教育，它自己也坚决维护 “壮大就业改革美国移民”(RAISE ACT)法案，对更多高技术移民开绿灯，留学工作签证H1B政策，也偏向STEM专业人才。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2015年进行的普查显示，2009年到2015年，三万多名在美得到博士学位的留学生中，超过百分之八十意图留在美国[17]。
事实上，海归的“归海”现象早已有迹可循，而近年，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马毅就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颜宁就职普林斯顿大学等新闻接连出现，再度将人们的视野引到了“再归海”问题上。海归“再归海”是指留学人员回归祖国后再次流向原来的留学国家或去往第三国。在留学归国人员里，“再归海”的意愿逐步显现，原因显示为国内环境不如人意(37.8%)、薪酬不满意(28.5%)、工作不称心(26%)、对国内子女教育不满(24.5%)等选项上[24]。而这其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再度出国是为了子女教育问题，这再次说明了留学与移民之间出现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三)留学与移民
国际移民组织(IOM)发布的《世界移民报告2018》中显示：在中国的迁出移民组成中，留学生占比极高。尤其是在很多发达国家，中国留学生规模逐步增长，并且相当一部分在学业完成后会融入当地[19]。《新西兰2014-2015移民趋势与展望》中的统计数据提到，每年有超过3万中国留学生在新西兰留学，部分毕业后留在新西兰工作，“在2011-12年度，有21%在3年内，获得了移民身份(PR)”[20]。
（1）在治疗前、治疗两周后，检测2组患者的NTProBNP（血浆B型脑利钠肽）水平、LVEF（左心室射血分数）、6分钟步行距离。
新世纪初，留学与移民之间的互动就已现端倪，2006年郭玉聪分析中国青年国际迁移趋势与原因时指出：经济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新移民的类型，留学移民排在首位。另外，还有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国际婚姻移民、配额移民与亲属移民、非正常渠道移民[21]。移民潮的出现与国内生活环境的改变有密切关系，经济高速发展造成的自然环境恶化，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满足不了需求，社会各种矛盾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使得部分人的安全感下降。加之国内教育服务水平相对欧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一些有足够支付能力的群体开始把选择境外教育消费和移民结合在一起，既可以通过移民去接受境外教育服务，也可以通过留学去争取移民的可能性。《留学》杂志结合移民机构提供的数据分析显示，通过留学途径最终移民美国的转换率，高达70%-80%；加拿大约为20%-25%，涉及到澳洲考虑到留学生就业较困难的原因实际转化率低于20%[22]。这些数据说明留学与移民已处于深度交融的状态，很多人移民的目的是为了留学或者其子女的教育，而留学是为了移民。所以，留学与移民二者互为目的进一步加剧了国内人才资源外流。
在部分国家移民政策收紧的情况下，也有部分国家抛出各种“留学—移民”的利好政策，一个原因是通过留学移民可以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质量。而这些政策也迎合了中国部分个人和家庭的需求，使得留学群体有向移民政策利好地区移动的迹象。如最近几年，中国留学生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转为移民的人数在稳步上升，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在澳洲完成学业之后选择定居澳洲或者干脆就是为了移民而留学澳洲。究其根本是中国留学生在澳洲可以实现从“留学——永久居住”的转换，这使得部分学生在结束学业后选择滞留澳洲或申请移民。加拿大一直是大陆四大主流留学目的国之一，相当多留学加拿大的人，毕业后都走上了留学转移民的道路，最终获得加拿大移民身份。加拿大联邦移民部长艾哈迈德·胡森(Ahmed Hussen)称国际留学生移民占经济类移民的比例，将从过去的32%增加到50%。换言之，未来三年加拿大将吸纳近30万名国际留学生成为移民[23]。因此，对那些本来就有移民倾向的留学者来说，你还会选择回国吗？进入全球化时代，人才资源成为综合国力的象征，对关键人才的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部分国家凭借教育资源优势推行工作和移民相关的激励政策，网罗和挽留留学人才，各种利好政策的吸引走了我国大量人才，以移民为目的的留学已成为了人才流失的一种显著特征。
(四)海归“再归海”
可以说，那些在境外“留下率”(stay rates)较高的留学人员群体往往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急需的专业人才。今年发生的“芯片”危机事件说明，我国关键岗位的人才资源相对匮乏的现象依旧存在，这与人才外流有着密切的关系。2013年，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表示，流失海外的高科技人才数量中国居世界第一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 87%[18]。这种人才资源风险是客观的，因为在国内，长期存在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某些关键行业人才短缺现象。
2015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做了一项调查来分析留学生回国后是否想要再次出国，超过900个受访者中有近70%的留学归国人员表示有“再归海”意愿，不过之后会选择和国内一直保持联系。美国高管评估机构经过研究表示：在留学结束回到中国的人才中，“存活率”不到一半，有相当一批经理人在加入企业半年或者不到半年就离开母国[25]。
人才回流的比例增长远远不能说明人才流失有实质性的改变。这些调查报告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并不是多数留学生的第一选择，越来越多的个人和家庭把成功在国外就业定为留学目标，归国只是在各项政策不利好、就业困难情况下的退路。
考虑到偏位角θ、偏心率ε变化均会影响到Ftot，所以同时调整θ和ε，粗调步长如式(12)、式(13)，θ最大变化±1°，ε最大变化±0.01。
四、人才流失折射出的体制缺陷
结束文革、恢复高考、改革开放至今已经过去了四十余年，应该说我国的人力资本质量和人才队伍建设发生了巨大改变，人才资源总量增长非常明显。但是问题也非常明显，《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我国人才建设中的五大问题，其中包括：“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匮乏”“人才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人才发展体制机制障碍尚未消除”等。2017年4月，科技部《“十三五”国家科技人才发展规划》指出了类似的问题，如：“科技人才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科学前沿领域高水平人才、高端研发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存在较大的供给缺口”“‘以人为本’的科技人才评价激励机制亟待完善”“科技人才流动渠道不够畅通，在产学研之间的流动存在制度性障碍”、“有利于科技人才成长的政策环境和保障机制建设尚待加强”等等。
这些事实说明，不仅仅是我国人才整体质量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而最关键的是：人才流动壁垒，激励和保障机制不完善等制度性障碍是构成我国人力资源风险的共性问题。境外教育消费人才流失的背后折射出我国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存在重大缺陷。
首先是人才自由流动受限。人力资本理论提出“迁移”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途径之一，人才流动意味着个体人力资本提升。目前的人事管理中流动壁垒依然存在，其结果是不能够人尽其用，个体人力资本价值无法体现，社会人力资本总量上升受限。
其实幼儿急疹、麻疹、手足口病、疱疹性咽峡炎、水痘等都属于病毒性感染，表现相似，有自限性，发烧，起疹子，疹子的部位（躯干、四肢、口腔）、形式（斑疹、丘疹或水疱疹）不大一样而已，治疗主要是对症治疗（退烧、补液等），几乎没有对付这些病毒的特效药，抗生素是千万不能用的。
其次是激励保障机制不健全。教育和科技领域投资相对不足，造成我国高层次人才基本待遇偏低，生活成本过大，研究与开发类人才发展初期得不到能够维持有尊严生活的基本经济条件，人才有被迫转移到经济金融领域的现象，留学也都倾向于读“商科”，造成智力资源错配，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人才短缺。加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没有跟上，人才流动过程中职业风险偏高，导致部分潜在优质人才不能够脱颖而出，国家人力资源浪费严重。长期以来我们在“育人”“用人”导向与政策策略上存在偏差。
三是人才评价机制缺乏公正性、科学性。海归人才为何再“归海”？核心问题出在了人才评价机制上，而且多为非学术因素，这极易造成他们的挫败感。在国内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存在缺陷的压力和挑战下，那些无法融入这种制度环境的人最终只能选择再“归海”，再流失成为一种必然。
总之，通过境外教育消费，较大规模的人才境外就业创业，以及高比例的顶尖人才滞留率，使我国在日趋激烈的全球性人才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留学过程中的人才流失加重了我国人力资源管理风险。揭示人才外流的现状及成因并不是要让留学人员背上“不回国效力”的道德拷问，而是在当前形势下，如何实现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如何占据人才环流中的重要一极，规避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力资源风险，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其中，境外教育消费导致的人才流失不可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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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9-01-25
作者简介： 陶美重(1963-)，男，湖北麻城人，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经济学；程琦(1993-)，女，山西晋中人，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 G648.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0768( 2019) 01-0051-06
[责任编辑：陈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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