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赤字观和美国政府债务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政府论文,财政赤字论文,债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财政赤字观的四次转变
2011年是世界政府债务危机激化的一年。希腊依靠欧洲联盟的支持才勉强避免了不能偿还政府债务的情况,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的政府债务状况也十分危险。就连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政府债务也于2011年5月达到了142900亿美元的上限。尽管美国两党在8月2日的最后期限到来以前达成了妥协,但标准普尔公司在8月5日仍然将美国政府债务的信用评级从AAA降低为AA+,从而引起了世界金融市场的一片动荡。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如何看待政府的财政赤字?
财政赤字观实际上是政府的理财观,也就是政府应不应该有财政赤字,或者应该有多大的财政赤字的理念和观点。在现代经济中,政府的财政赤字观是否正确,是否符合本国的实际经济情况,将对本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美国经济学者萨缪尔森曾经指出:“当今宏观经济学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问题能比巨额财政赤字的经济影响更富争议”(萨缪尔森,2008)。
在经济学史上,明确和系统地提出应该用赤字财政的方法克服经济衰退问题的是英国经济学者凯恩斯。在凯恩斯以前,经济学者们几乎一致反对财政赤字,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府也都恪守着预算平衡的理念。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爆发以后,特别是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于1936年出版以后,这种传统的财政赤字观受到了挑战。
凯恩斯认为,在经济发生衰退的情况下,政府应该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即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方法去刺激总需求。由于政府支出来源于政府税收,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将导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产生。因此,凯恩斯指出:“举债支出虽然‘浪费’,但结果可以使社会致富。如果政治家因为受经典学派熏染太深,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则建造金字塔。甚至地震、战事等天灾人祸都可以增加财富。”他在举债支出的附注中说明:“‘举债支出’是一个很方便的名词,包括一切政府举债净额,不论政府举债是为兴办资本事业,或为弥补预算不足。前者增加投资,后者增加消费倾向”(凯恩斯,1963)。这是财政赤字观的第一次大的转变。
凯恩斯明确指出,在经济衰退时期,克服衰退是首要的问题,政府不仅可以有财政赤字,而且应该有财政赤字。但是,凯恩斯主要是在是否应该有财政赤字这个问题上实现了突破,他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财政赤字观。凯恩斯没有回答财政赤字是否应该长态化,财政赤字的规模是否可以不受限制等问题。
1947年,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提出了充分就业盈余的概念。所谓充分就业盈余(full employment surplus)是指按照现行的税收制度,假如劳动者的就业和设备都被利用的条件下政府的支出和税收的差额。它将充分就业条件下的预算与实际的预算进行比较,以决定如何实行赤字财政的政策。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成立于1942年,经济主张是“保守的宏观经济学”。他们认为应该运用财政政策对总需求进行管理,但对财政政策应该加以一定的限制。
关于充分就业盈余的概念可以借助于萨缪尔森《经济学》的表述加以说明。萨缪尔森将预算分为实际预算、结构性预算和周期性预算。实际预算(actual budget)是在一定的时期内实际的政府税收和政府支出的差额,结构性预算(structural budget)是指假定产值达到充分就业状态下政府税收和政府支出的差额。周期性预算(cyclical budget)是指实际预算与结构性预算的差额。
根据政府支出的产值效应可以估算增加多少政府支出可以达到充分就业的产值,根据现行税率可以估算当产值增加到充分就业水平的时候政府税收增加多少,从而可以得到结构性预算。如果将结构性预算设定为盈余,就是充分就业盈余。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建议,政府的预算政策应该保证“在高就业的国民收入水平下有适当的盈余”(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1947)。这样,充分就业盈余的理念就提供了制定财政政策的目标: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实际产值低于充分就业的产值,政府应该用赤字财政的方法刺激经济。随着产值的增加,政府的税收将增加。当产值到达充分就业状态时,政府的预算将出现盈余。这样,政府可以用充分就业状态下的盈余去弥补经济衰退情况下的赤字。
1956年,美国经济学者布朗(E.C.Brown)使用了这个概念并对财政政策进行了分析。由于布朗的论文在经济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许多经济学文献都认为是布朗第一次提出充分就业盈余的范畴(多恩布什等,2003)。
另外,我国经济学界还有一个误解,不少教科书都提到类似于充分就业盈余思想的补偿性的财政政策是美国经济学者汉森(A.H.Hansen)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所谓补偿性财政政策是指:在经济衰退时期,政府应该增加支出或减少税收来刺激总需求,在经济繁荣时期则应该减少支出或增加税收来抑制总需求。这样,经济衰退时期出现的财政赤字能够被经济繁荣时期出现的财政盈余所弥补(鲁友章等,1975)。确实,汉森提出过补偿性的财政政策的概念,但不是指财政盈余对财政赤字的补偿。汉森在1941年出版的专著《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中将财政政策分为诱导性财政政策和补偿性财政政策。诱导性财政政策(pump-priming fiscal policy)是指政府通过增加支出或减少税收引导私人增加投资,补偿性财政政策(compensatory fiscal policy)是指在经济衰退时期应该用政府支出的增加来弥补私人支出的减少。
按照充分就业盈余的财政赤字观,政府要做到的不是经济周期中某个阶段的财政收支平衡,而是要争取做到整个经济周期的财政收支平衡。即使经济繁荣时期的财政盈余弥补不了经济衰退时期的财政赤字,也应该对财政赤字加以一定的限制。这就是说,财政赤字不应长态化。这种财政赤字观对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政府的预算和财政政策具有很大的影响。这是财政赤字观的第二次大的转变。
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赫勒(W.W.Heller)为主席的肯尼迪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提出了潜在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上的预算平衡的思想。所谓潜在国民生产总值是指失业率为4%的条件下所生产的国民生产总值,也称为充分就业的国民生产总值。所谓潜在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上的预算平衡是指只要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低于潜在国民生产总值,就应该使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只要在潜在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上达到预算平衡就可以了。
肯尼迪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的托宾(J.Tobin)指出:“联邦预算如果只是作为反周期补偿,即逆着经济周期风向而动,这是不够的。通过任意变动反周期预算来加强这些‘内在稳定器’,甚至也是不够的。必须做到财政政策的长期水平和长期趋势与充分就业的增长轨道一致才行”(托宾,1980)。
担任艾森豪威尔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伯恩斯(A.F.Burns)曾这样来表述这种财政赤字观:“政策应该是增长取向的而不是周期取向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缺口是否存在。当缺口存在时,应该使用财政赤字和货币工具来促进扩张;倘若在刺激过程中没有形成向上的较大通货膨胀压力,那么必须保证刺激足以填补缺口”(Burns & Samuelson,1967)。
按照潜在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上的预算平衡的财政赤字观,政府不但不应该追求某个阶段的财政收支平衡,而且还不应该追求整个经济周期的财政收支平衡。这意味着财政赤字可以长态化。这种财政赤字观对20世纪60和70年代西方国家政府的预算和财政政策具有很大的影响。这是财政赤字观的第三次大的转变。
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发生了停滞膨胀。一方面经济停滞不前,另一方面价格水平则不断上升。根据西方经济学界的反思,政府使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过度干预是停滞膨胀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政策受到了质疑,争论的焦点从是否需要以财政赤字来保持经济稳定的转变为为履行政府职能可以承受多高的财政赤字。
萨缪尔森在1976年出版的《经济学》曾经这样表达:除了下面两个要点以外,政府已经没有什么财政原则可以选择:第一,政府预算必须避免浪费和提高效率;第二,以民主的方式决定政府使用多少资源和如何使用资源(萨缪尔森,1979)。这就是说,经过国会和政府博弈决定的财政赤字,就是可以接受的财政赤字了。
1991年12月,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举行,通过并草签了《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和《政治联盟条约》,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建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确立了目标与步骤。按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规定,欧洲国家加入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必须达到的标准之一是财政赤字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3%,公共债务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60%。这个标准本来是入盟经济标准,后来却成为了世界主要国家认可并努力遵守的标准。
按照这种新的财政赤字观,只要政府的财政赤字和由此导致的政府债务没有到达有可能导致政府无法偿还债务的警戒线,财政赤字都是可以接受的了。这是财政赤字观的第四次大的转变。
对历史的反思表明,传统经济学的平衡预算观是一种保守的观念。政府要履行稳定经济的职能,在必要的时候应该实行赤字预算,凯恩斯的财政赤字观是可取的。但是,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必须是有节制的。由于经济的常态是非充分就业,按照潜在产值的预算平衡的观念制定预算方案,只会导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不断积累。而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比例只是一条警戒线,由于有可能出现各种突发事件,政府要履行稳定经济和社会服务的职能,不能在警戒线边运行。因此,可取的财政赤字观是动态平衡的财政赤字观,在一段时期出现的赤字必须能够被另一段时期的盈余所弥补。
二、美国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的政策主张成为美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根据。布坎南在20世纪80年代曾这样描述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的预算政策:“这些规则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是‘充分就业水平上的预算平衡’规则,这一规则于本世纪40年代提出,在本世纪50年代作为政策的准则而被广泛接受。在本世纪60年代,这一规则在一定程度上被‘潜在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上的预算平衡’所代替”(布坎南,1993)。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政府涉及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政府。杜鲁门在1945年到1953年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以及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到1961年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基本上按照充分就业盈余的理念制定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和盈余应该随着经济的变化而变化,但在正常的情况下应该保持平衡预算。在这个期间,扣除了战争支出以后的政府支出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缓慢提高。另外,美国在1947-1948年以及在1953-1954年曾进行有节制的减税。在艾森豪威尔8年的任期内,预算赤字的年份有5年,预算盈余的年份有3年。最高年度预算赤字是1959年的128亿美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7%,其余赤字年份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基本小于1%。最高年度预算盈余是1956年的39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0.9%。到1961年6月30日,政府债务余额为2890亿美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55.25%。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政府主要涉及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肯尼迪在1961年担任美国总统以后,采纳了更加激进的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只要没有达到潜在的国民生产总值,政府就应该使用财政政策扩张经济。1962年,肯尼迪政府提出了大规模的减税计划,这项政策被看作凯恩斯主义意义上的财政革命。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减税计划,肯尼迪便于1963年遇刺身亡。
约翰逊在1963年到1968年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不但实施了肯尼迪政府的减税计划,还提出了“向贫穷开战”的口号,大规模增加政府社会福利支出,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不断增加。进入1967年以后,美国发生了通货膨胀,为了抑制总需求的过度增加,约翰逊政府提出了增加税收的决定。从1963年到1968年,政府的预算全部为赤字,其中最高赤字的年份是1968年,达到252亿美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3.0%。到1969年6月30日,政府债务余额为3537亿美元,但是由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较快,政府债务余额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为37.78%。
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政府涉及尼克松、福特和卡特三届政府。尼克松从1969年到1973年担任美国总统,他曾宣称:“我现在是凯恩斯主义者。”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坦(H.Stein)则称尼克松是思想解放的保守主义者(斯坦,1989)。尼克松上任以后面临的经济问题是通货膨胀,尼克松政府继续采取收缩性的财政政策,但美国的价格水平没有下降,经济却陷入衰退。进入70年代以后,美国出现了停滞膨胀的现象,尼克松政府在1971年和1973年不得不两次实行强制性的工资和物价管制。从1969年到1973年,政府预算有1个年度是盈余,4个年度是赤字,其中最高赤字的年份是1972年,达到234亿美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0%。1974年6月30日,政府债务余额为4751亿美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33.62%。
福特从1974年到1977年担任美国总统。福特上任初期,通货膨胀形势仍然严峻,但经济已经陷入战后最严重的衰退。在这种情况下,福特政府实行温和的扩张经济的方案:对投资给予减税鼓励,对建筑业给予资助等。到1976年,美国经济情况开始好转。从1975年到1977年,政府预算全部为赤字,其中最高赤字年份是1976年,达到737亿美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4.4%。到1977年财政年度结束的9月30日,政府债务余额为6988亿美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34.42%。
卡特从1977年到1981年担任美国总统。卡特政府重新实行潜在国民生产总值的预算平衡的规则,根据当时的情况将4.9%的失业看作是充分就业的指标,并采用减税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失业率降低到4.9%。尽管美国的失业率有所下降,但通货膨胀再度恶化。从1978年到1981年,政府预算全部为赤字,其中最高赤字年份是1981年,达到790亿美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7%。到1981年财政年度结束的9月30日,政府债务余额为9979亿美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31.91%。
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政府主要涉及里根政府。里根从1981年到1989年担任美国总统的时期,是美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大转变时期。里根政府提出减少政府的福利支出,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告别凯恩斯的经济政策,更多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等主张。另外,里根政府利用降低个人所得税的方法刺激人们工作和投资的积极性,以达到增加供给的目的。但是,大幅度的降低税率并没有达到刺激经济增长从而导致税收额增加的目的,政府的财政赤字却在不断增加。从1982年到1989年,政府预算全部为赤字,其中最高绝对赤字年份是1985年,达到2123亿美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5.4%。其中最高相对赤字年份是1983年,达到2078亿美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6.3%。到1989年财政年度结束的9月30日,政府债务余额为28574亿美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52.12%。里根政府打破了前任美国政府的两个纪录:一个纪录是年度预算赤字超过1000亿美元。另一个纪录是政府债务余额超过10000亿美元。
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政府主要涉及老布什和克林顿两届政府。老布什在1989年到1993年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基本延续着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尽管老布什政府没有像里根政府那样大规模减税,但是仍然努力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从1990年到1993年,政府预算全部为赤字,其中最高赤字年份是1992年,达到2904亿美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4.9%。到1993年财政年度结束的9月30日,政府债务余额为44115亿美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66.17%。
克林顿的执政时期是从1993年到2001年。这个时期是美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再次转变的时期。克林顿政府既反对完全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又反对过度干预的经济政策,试图寻求政府适度干预经济的“第三条道路”。克林顿政府推行审慎的财政政策,争取减少政府财政赤字。在财政支出方面,美国政府通过减少国防支出、福利支出、医疗补贴等方面控制政府支出;在财政收入方面,尽管美国政府没有提高税率,但是由于信息技术革命导致的经济的增长使居民和厂商的收入不断增加,政府税收不断增加。经过多年的努力,美国政府的财政收支终于从赤字转为盈余。从1994年到2001年,政府预算有4个年度是盈余,4个年度是赤字,其中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的财政盈余分别达到693亿美元、1256亿美元、2362亿美元和1282亿美元。到2001年财政年度结束的9月30日,政府债务余额为58075亿美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56.46%。
进入21世纪以后的美国政府主要涉及小布什政府。小布什在2001年到2009年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又重新实行类似于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并提出了在10年内减税16000亿美元的计划。结果,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又迅速增加。从2002年到2009年,政府预算全部为赤字,其中最高赤字年份是2009年,达到14127亿美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0.0%。到2009年财政年度结束的9月30日,政府债务余额为119098亿美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85.44%。这样,小布什政府又打破了前任美国政府的两个纪录:一个纪录是年度预算赤字超过10000亿美元。另一个纪录是政府债务余额超过100000亿美元。
奥巴马开始执政的第二年2010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达到12935亿美元。到2010年12月31日,政府债务余额为140252亿美元,接近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96.55%。
从美国战后的历程来看,美国所谓的民主政治体制并没有能够解决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不论是主张政府干预还是主张经济自由的政府,都带来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不断积累。从政治的角度看,党派的利益之争,竞选总统的需要,政府的短期行为,都造成了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居高不下。美国政府债务状况并不比希腊、意大利等国家好多少,如果美元不是国际储备货币,如果各国不是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持有外汇储备,美国可能已经发生政府债务危机了。
三、高额政府债务的不利影响
与财政赤字观密切联系的问题是政府债务。当政府出现财政赤字的时候,只能用两种方法弥补赤字:一种方法是发行货币,另一种方法是借入债务。由于不断发行货币将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借入债务几乎成为唯一的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法。因此,财政赤字观的争论实际上就是政府债务不断增加的利弊的争论。
20世纪50年代,是不同的财政赤字观以及关于政府债务利弊看法大碰撞的时期。英国经济学者米德(J.E.Meade)、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J.M.Buchanan)和美国经济学者汉森这三位著名学者的争论,能够基本概括关于政府债务利弊看法的基本要点。
米德在1958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公债是一种负担吗?”的论文,指出了财政赤字导致公债大量的增加将对经济产生下述不利影响:第一,公债的增加通过“庇古效应”对储蓄造成不利影响。在这里,所谓“庇古效应”是指财富效应,即人们持有更多的公债意味着他们拥有更多的财富,这样储蓄倾向将下降,从而对投资的源泉形成不利影响。第二,公债的增加通过“卡尔多效应”对工作造成不利影响。在这里,所谓“卡尔多效应”是指公债的增加使依靠利息维持生活的食利者增加,从而减弱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第三,为偿还高额的公债而征收的赋税将使投资和工作的收益减少,从而对投资和工作造成不利影响。第四,由“庇古效应”导致的储蓄减少将导致利率的上升,从而对消费和投资产生不利影响(米德,1958)。另外,布坎南在1958年出版的《公债的公共原理》中提出,政府公债的增加实际上是将这一代人造成的负担转嫁给下一代人(汉森,1964)。
汉森反驳说,公债是经济的内在稳定器,为偿还公债而征收的赋税实际上是为保持经济稳定所收取的保险费。公债的内在稳定器的作用是通过财富效应和付息制度实现的。在衰退时期,一方面人们由于持有更多的财富而增加消费支出,另一方面人们由于照样得到公债利息而增加消费支出,从而有助于缓和经济衰退。在经济繁荣时期,尽管财富效应不明显,但由于在累进税率的影响下赋税的增加快于国民收入的增加,从而有助于抑制总需求的过度增长而导致的通货膨胀。另外,汉森指出,没有实际证据表明,公债的增加导致工作和投资积极性的下降。
另外,汉森还指出,如果将来的纳税人将缴纳更多的赋税以应付公债持有者更多的货币收入,那么后代因公债而更加富有还是更加贫困,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他还举例说,如果战时举债能够使资源转入战争用途,在资源得到充分和有效利用的条件下,社会在战后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后代因战时举债而受益(汉森,1964)。
萨缪尔森在2005年出版的《经济学》中,综合了经济学者们的看法,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由财政赤字导致的政府债务增加的利弊。他认为政府债务利弊问题可以区分为短期和长期、少量和大量等不同的方面进行讨论。从时期来看,如果政府短期增加债务是用来增加政府支出或减少政府税收来克服衰退,这对增加产值和就业是有利的。另外,从数量来看,如果政府债务是少量的,这将对社会需求发挥调节作用又不会产生不良的影响。但是,从长期来看,巨额的政府债务对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第一,政府债务的增加意味着货币市场资金的需求增加,从而导致利率的上升。利率的上升产生了两个不良后果:一个后果是通过挤出效应导致投资的减少,另一个后果是通过资本流入导致货币汇率升值,并进一步对对外贸易产生不利影响。但是,萨缪尔森强调,由于在经济衰退时期利率很低,上述现象只发生在接近充分就业的时期。
第二,政府债务的增加最终还依靠增加赋税来偿还,即使是向同一个人征收赋税来支付他的政府债务利率,也会导致激励机制的扭曲。他将会因持有政府债务的增加而减少储蓄,因税收的增加而减少工作。
第三,政府对内债务的增加意味着人们更多地持有政府债券而不是公司股票和公司债券,从而造成了私人资本存量被政府债务替代的情况。这样,资本的形成将受到不利影响,经济效率将会下降。
第四,政府对外债务的增加最终还是需要以增加出口的方式来偿还,这意味着该国居民可以支配的社会资源减少,从而对该国社会福利造成不利影响(萨缪尔森,2008)。
上面的分析言之有理,但是除了上面提到的不利影响以外,还产生下面两个不利影响:首先,一旦政府不能按期偿还债务的本金和利息,它的信用等级将下降,它的融资成本将上升,它的债务工具将贬值,金融市场将发生动荡。其次,一旦政府不能按期偿还债务的本金和利息,如果政府选择减少政府支出和增加政府税收的方法来减轻债务负担,不仅会对经济造成强烈的收缩性的影响,而且还会因为社会福利的减少导致社会的动荡;如果政府选择发行货币的方法来减轻债务负担,将会发生恶性通货膨胀。
由于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美国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一旦美国发生政府债务危机,不仅对本国经济而且对世界经济都会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美国时间2011年8月4日(星期四),由于投资者担心美国政府债务问题恶化,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4.31%,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了4.7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5.08%,创下了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大跌幅。8月5日(星期五),标准普尔降低美国政府债务的信用等级。在星期一开市的时候,亚洲、欧洲、大洋洲的股票市场大幅度下跌,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再度重创5.55%、6.66%和6.90%。股票价格暴跌将通过“财富效应”对美国和世界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同时,各国货币当局持有的美元储备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现在是各国政府认真地调整财政赤字观,严肃地思考政府债务问题的时候了。
注释:
①本文关于美国预算赤字和政府债务的数据均来自: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Historical Tables,http://www.gpoaccess.gov;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of the United States:Monthly Statement of the Public Debt of the United States,http://www.treasurydirect.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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