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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南宋小品文为我国小品文发展的成熟阶段。它摆脱了被忽视的附庸地位，以著作的形式独立登上文坛；各体兼备，以日记体游记、系统性的诗话词话为盛；题材广泛，与南宋的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文艺都有密切关系；在艺术上，具有真切自然、寓意深远、幽默谐趣等特色。
〔关键词〕 南宋小品文 各体兼备 题材广泛 艺术特色
小品文这种体裁发展到了南宋，已进入了它的成熟阶段。对比唐代，它已摆脱了被人忽视的附庸地位，以著作的形式独立登上文坛；对比北宋，它数量更多而题材更丰；对比晚明，它虽还缺乏圆熟老练，但却生机勃勃，充满锐气。然而，以往言散文多称盛唐北宋，言小品多称晚明，南宋小品乃至南宋散文都是被人忽视的领域。因此，有必要对其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南宋小品文的概况
南宋小品文数量众多、各体兼备、题材多样。
据粗略的统计，《中国丛书综录》辑录的南宋笔记有234种，诗话词话68种，别集350种；《四库全书》收集的南宋小品文专集有120余种，别集238种。这些别集也多收有游记、序跋、书信等小品文。而此二书未收的、散见于后代文集中的南宋小品文更是难以胜数。南宋小品文数量之多，可见一斑。
小品文的各种体载，如游记、书信、序跋、随笔、日记、诗话词话等，南宋时均已齐备，特别是日记体游记、系统性的诗话词话，更是南宋始盛的体裁。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吴船录》、楼钥的《北行日录》、吕祖谦的《入越录》、《入闽录》等，都以日记的形式记叙祖国山河的雄伟壮丽，民情风俗的淳朴多采，将日记与游记和谐地结合起来，多为优美隽永的小品文；严羽的《沧浪诗话》、张戒的《岁寒堂诗话》等摆脱了北宋诗话零散而缺乏系统性的弊病，深入地、系统地探索诗歌创作的规律性的问题，成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诗论著作；至于词话，北宋可谓寥寥无几，南宋方大盛，王灼的《碧鸡漫志》考证词曲流变，品评词人的风格流派，李清照的《词论》评价五代北宋词人的优劣，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张炎的《词源》系统论述词的音律及作词的原则等，均为后世词家所重视。至于更多的文艺评论，是以题跋的形式出现，陆游的《跋东坡七夕词后》、杨万里的《题曾无逸百帆图》、楼钥的《跋戴式之诗卷》、《跋山谷奇崛帖》等，内容涉及诗、词、书、画多方面，言简意赅，堪称小品佳作。自赞也是南宋方兴未艾的一种小品文体，它继承了魏晋南北朝赋体小品、唐铭小品的骈文形式，以诙谐精炼的语言描绘自己的为人性格，妙趣横生，陈亮自赞为“倚天而号，提剑而舞”，表现出才气超迈、狂放不羁的性格；楼钥自赞“平生爱读书，眼昏健忘不如故；平生爱为人，只有照管不到处。”显示了谦逊宽厚的处世态度。说明文式的小品也占了南宋小品文一定的比例，多记叙南宋的科技、工农业、医学等方面的状况，赵彦卫《纸船铁梢公》一文谈撑船过激流险滩的种种技巧，庄绰《定州刻丝与各地工艺》谈刻丝工艺等，记下了有关古代航运、纺织等方面的宝贵资料。还有介乎于游记与地理志之间的小品文，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的《梦粱录》等，对风土人情的记载占了很大的分量，是研究宋代社会的饮食文化、民俗、民间文艺等方面的重要资料，不少篇章写得文笔生动，不失为小品佳作。
南宋小品文多以独立的著作形式出现，笔记杂文是其主体。虽然每一篇多为篇幅短小之文，但串缀成总体却是宏篇巨制。洪迈的《容斋随笔》写作“首尾十八年”，有《续笔》、《三笔》、《四笔》，多至《五笔》，王明清的《挥尘录》也有《前录》、《后录》、《第三录》、《余话》，都可谓煌煌巨著；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分前、后两集，也历时二十年。这说明，南宋作家不是将小品文看作是诗文的一种附庸，如唐人然，而是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认真对待，潜心创作，周紫芝云：“词采风流，形于笔札，便是文章一家事”（《姑溪三味序》）即为此意。北宋从欧阳修始，已在全集中将小品另外分录，但象洪迈、王明清、胡仔这样，以全力写小品、出专集，则是到了南宋才大量出现，并影响到后世，明人朱国帧的《涌幢小品》初名《希洪小品》，就寓有仿洪迈《容斋随笔》之意。可以说，时至南宋，小品文才获得了它的独立地位，正式进入了文学的大雅之堂。
在题材上，南宋小品文比前代更为广泛，诸如山水小品、咏物小品、寓言小品、抒情小品、讽刺小品等，无所不备。南宋人比前人视野更阔，笔触涉及朝野人物旧闻、社会风俗民情、山川地理风貌、文人艺人逸事、农工商医技术等，往往具体翔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了解两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生动资料，也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如方勺《泊宅编》记载方腊起义、庄绰《事魔食菜教》记载摩尼教、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和周密《武林旧事》记载东京和临安的社会经济面貌等，都为后世学者所重视。其次，南宋人比前人更重视知识性和趣味性，其山水小品不但描绘山川形势，而且探源溯流，征引有关历史文物、先贤遗迹、神话故事，介绍当地民俗等，内容丰富，信息量较大，可称为古代的旅游文学。如陆游的《入蜀记》写巫山神女峰，即写出神女峰“纤丽奇峭”的景色，又用“夏禹见神女”的神话传说烘托其神秘的气氛；范成大的《吴船录》在写峨嵋山五彩佛光、飞瀑喷雪等“瑰奇胜绝之观”的同时，又描绘其石质水色、草木形态、气候变化等特殊的生态环境，令读者不但得到优美的艺术享受，而且增加了许多知识。至于寓言小品和讽刺小品，多将政治见解寓于谐趣之中，无论针砭时弊，褒贬人物，都言词犀利，幽默风趣，如岳珂《朝士留刺》讽刺朝士贪恋京官，讳言“出去”，宁可说“不在”（“死”的婉辞），罗大经《村庄鸡犬》挖苦官吏学鸡犬叫逢迎上司等，都令人解颐，切中时弊。
二、南宋小品文与南宋社会的关系
南宋小品文的繁盛不是偶然的，它是南宋这个特殊时代的产儿，与南宋的时代风云变幻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南宋小品文与南宋的政治状况密切相关，大量的作品折射出南宋兴衰荣辱的历史。自北宋在1127年灭亡，宋高宗赵构南渡建立南宋，至最后一位宋帝赵昺于1279年被元兵所灭，历时一百五十二年。在这期间，南宋一直是在强大的敌对政治势力的威胁之下度过的。前有金的军事进攻，后有元的武力吞灭，国势飘摇，岌岌可危。北、南宋之交，大批官员百姓从北方逃亡至南方，远离故乡，落魄飘零，渴望驱逐金兵，收复失地，举国上下一片抗金呼声。反映在文坛上，是出现了许多慷慨悲歌的爱国作品。南宋小品文也感染了这种爱国热忱，但却有独特的表现方式。表现方式之一，是多怀旧之作，其作者多为南渡后失去原有政治、经济地位的“江南游子”，闲居无营之际，提笔写“回忆录”，追怀过去的美好时光，寄托思故国、思故乡的情怀。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张知甫的《可书》、袁褧、袁颐父子的《枫窗小牍》等，都怀着无限眷恋之情，对北宋繁荣的城市经济文化进行绘声绘色的详尽描绘，写酒肆则美食飘香，写歌楼则箫鼓盈耳，真切具体，如在目前。南宋中期，金朝国势渐弱，宋金出现相对稳定的对峙局面，南宋城市经济出现复兴和繁荣，有一批作家记载了这种繁华胜景，如吴自牧的《梦粱录》、西湖老人的《西湖繁胜录》、耐得翁的《都城纪胜》等，但他们常有“城池苑囿之富，风俗人物之盛，焉保其常如畴昔哉”的繁华易散之叹，“缅怀往事，殆犹梦也。”（均见《梦粱录》序）亦可将其作归入怀旧一类。南宋灭亡之后，周密的《武林旧事》追怀故国京城的繁盛，更是南宋遗民的怀旧之作。这些作品在形式上都模仿《梦华录》，以酣畅真切为其特色，给后世留下了关于两宋城市经济文化的宝贵史料；并对后世影响深远，几乎成为写都市小品的模式，明人张岱的《陶庵梦忆》、刘侗的《帝京景物略》都有模仿《东京梦华录》的痕迹。南宋小品文爱国思潮的表现方式之二，是多评议朝政之作。南宋对金虽有战和之争，但主和派一直占上风。国势垂危，朝政腐败，爱国志士纷纷以参政为己任，政论文成为南宋散文的主力。不少南宋小品文也感染了这种参政意识，或如实叙述，暗含褒贬，或旁敲侧击，讽刺针砭，矛头都对准了南宋的投降派与弊政。周密《癸辛杂识》中的《蹇材望》，记叙自号“大宋忠臣”的蹇材望在元兵到来时却“先一日出城”降元，如实叙述中见贬斥之意；罗大经《鹤林玉露》中《格天阁》一文，明言直指秦桧为金国的间谍；岳珂《桯史》中《开禧北伐》，揭露南宋军队兵骄畏战的腐败状况，都笔锋犀利，针砭力强。南宋末年，蒙古军大举南侵，南宋朝廷不战而降，爱国军民却举起了抗元的义旗，小品文也出现一批泣血悲歌的佳作，文天祥的《指南后录序》记叙其抗元斗争的艰险经历，抒发其忠贞不渝的爱国情怀；谢翱的《登西台恸哭记》挥泪悼念文天祥；谢枋得的《上丞相留忠斋书》表达宁死不降元的坚贞民族气节等，都悲愤沉郁，感人至深。
其二，南宋小品文与南宋的哲学也有密切关系，哲理化、议论化成为部分南宋小品文的特色。南宋理学大盛，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布衣隐士，普遍喜谈心性。著名理学家朱熹、陆九渊、张栻、吕祖谦等都授徒讲学，有一整套的理学理论，影响深远。真德秀位居参知政事，魏了翁官至佥书枢密院事，也推崇理学，成为理学名家。而永康学派的代表、布衣陈亮则提倡有补国计民生的“事功之学”，批判理学家们空谈心性、脱离现实的弊病。南宋这种崇尚哲理之风，使小品文也趋向哲理化、议论化。理学家们的书信、游记，即使是谈家常、写风景也不忘说理，张栻的《韶音洞记》在描述了虞山韶音洞的景色之后，大发议论：“嗟乎！有虞氏之德甚盛，茂以力量，盖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彝性，天之命乎人者，孰不具是哉？”真德秀的《溪山伟观记》和魏了翁的《眉山新开环湖记》，在叙事写景之中，插入了大量的论道说理的内容，有浓重的说教意味；陈亮给朱熹的信《甲辰答朱元晦书》，唇枪舌剑，展开辩论，有强烈的哲理色彩。这些哲理性的小品文，有的通篇大谈理性，味如嚼蜡，但也有部分作品将优美的景色描绘、生动的人物事件叙述和条达明畅的说理结合起来，如陆游的《烟艇记》，既有对“若小舟然”的书室的形象描绘，又有“自计不能效尽寸之用于斯世，盖尝慨然有江湖之思”的入世和出世的思辨分析，是情味隽永、蕴含哲理的力作。
其三，由于南宋佛教、道教的盛行，部分小品文的宗教色彩较为强烈。翻开南宋人的别集，修寺记、修道观记比比皆是，给和尚、道士写的传记、题赞也为数众多。其中不乏纯粹宣传宗教之作，但也有文学意味较浓的作品。陆游的《上天竺复庵记》写杭州复庵佛寺的清幽景色，叙述“道遇三朝”、“如日丽天”的广慧法师激流勇退、隐居复庵的壮举，比照“进而忘退，行而忘居，知趋前而昧于顾后”的“士大夫之通患”，抒发了作者对人生社会的无限感慨，文笔幽默而富有理趣。另一篇《书浮屠事》叙述赞美一和尚淡泊金钱的高风，也颇为简炼生动。朱熹的《庐山卧龙庵记》写庐山道观卧龙庵及其周围的山水景色，笔调淡雅而曲折有致，都堪称小品佳作。
其四，南宋繁荣的经济文化，使小品文视野广阔、内容丰富多采。南宋城市经济繁荣，江南一带的工农业生产相当发达，小品文对此多有反映。叶梦得《避暑录话》中的《潘衡借苏轼名卖墨》，就颇有今天以名人作商品广告的意味；《种竹法》、《养塘鱼法》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水平；周密的《癸辛杂识》中的《江西人开讼学》，描写专门培养诉讼人才的学校，可谓法律意识颇强；范成大的《松江水利图序》写用“葑田”防止洪水，至今还有参考价值。南宋诗词繁荣，戏剧也相当兴盛，在小品文中也多有反映。叶梦得《避暑录话》中关于柳永、欧阳修、苏轼、秦观等词人诗客的逸事的记载，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关于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词评论等，都是后人经常引用的资料。吴自牧《梦梁录》中的《百戏技艺》、《妓乐》，耐得翁《都城纪胜》中的《瓦舍众伎》，周密《癸辛杂识》中的《故都戏事》，赵彦卫《云麓漫抄》中的《傩戏》、《杂班》等，则保存了许多关于宋代戏剧、杂技、说书等艺术的资料，多为后世学者所重视。
三、南宋小品文的继承和发展
南宋小品文在继承前代小品文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吸收时代精神，又有新的发展。
南宋小品文的作者虽不乏真德秀、魏了翁这样的名卿大公，但更多是自放于山崖水滨的隐士，他们“闲居无营，日与客清谈鹤林之下，或欣然会心，或慨然兴怀，辄令童子笔之，久而成编。”（罗大经《鹤林玉露序》）或出仕后归隐，回忆旧事，恐“既老且死，则无以传也。”“俾复执笔记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序》）所记多为亲身见闻，因而写来真切具体，少矫饰之笔。又因为是信口而出的“闲谈”之作，故文笔平易自然，自由挥洒，富于作者的个性色彩。这种真切自然的风格，上承北宋苏轼的“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得不止”的自然流畅的文风，下接明代小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之说，得小品“韵致”之真髓。姜夔的《自叙》叙述其在贫寒中与张鉴、范成大、杨万里等名公巨儒交往和自己的文学所长，娓娓而谈中蕴含着知己之感和坎坷之泪；文天祥的《与方伯公书》为就义前写给舅舅的家书，在交代后事的悲恸之中，坦露了“刀锯在前，亦含笑入地”的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大无畏的精神，都是极富个性、真切感人的小品佳作。
南宋小品文有大量咏物、寓言之作，这里既有传统的因素，也有时风的影响。微言大义，借鲜明的形象抒情说理本是小品文的优良传统，唐代柳宗元的《黔之驴》、韩愈的《马说》、北宋苏轼的《日喻》、周敦颐的《爱莲说》等都托物喻意，脍炙人口。加以南宋词坛喜结社咏物，咏物词大盛，许多以咏物词擅名的词人如周密、张炎等同时又是小品文作家，在传统和时风的影响下，南宋咏物小品、寓言小品大为发展。陈傅良的《怒蛙说》借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月中蟾蜍和日中乌鸦为喻，抨击时弊：“呜乎！司造化为权而私以怒竞，民物奚罪哉！”构思别致，意味深长；姚的《江淮之蜂蟹》以毒蜂和螃蟹都因夜趋灯火而亡，暗喻趋炎附势者没有好下场，也比喻贴切，含意深刻。他如叶梦得的《吾畏馒头》写一寒士假作畏馒头而晕倒，无人时却大嚼不已，讽刺那些“既仕得禄，反嘐嘐然以不仕为高”的伪君子，罗大经的《能言鹦鹉》以鹦鹉讽刺说假话之人，均为微言大义、寓意深远之作。
注重趣味性也是小品文的优良传统，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褒贬人物，细处见性格，饶有趣味；唐韩愈《送穷文》正话反说，幽默诙谐，为幽默小品的名篇。南宋小品文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注重作品的趣味性，而且比前人有新的发展。严羽在其《沧浪诗话》中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种“兴趣说”虽是对诗而言，但对小品也不无影响；其内容主要指韵味浓厚、耐人寻味之“趣”，但也不乏幽默谐趣、机巧灵活之“趣”，严羽就十分赞赏杨万里活泼谐趣的诗风，称之为“诚斋体”。有了理论指导，南宋小品文比前代作品更富于幽默感，技巧更为多样。何《雍丘驱蝗诗》写雍丘一带闹蝗灾，邻县县尉发文至雍丘县，指责对方将蝗虫赶至该县，雍丘县令米芾批其文道：“蝗虫元是空飞物，天遣来为百姓灾。本县若还驱得去，贵司却请打回来。”妙趣横生，令人绝倒。褒贬人物如陆游的《肃王写沈元用》，写肃王与沈元用见唐人碑而比赛记忆力，沈元用“欲矜其敏，取纸追书之”，而肃王“取笔尽补其所阙”，“略无矜色”，笔调风趣，于微细中见人物性格，从中不难看到《世说新语》文风的痕迹。南宋小品文还喜用民谣、谐音、对联、绰号等进行讽刺、打趣，三言两语便说明问题，并富有喜剧效果。陆游《老学庵笔记》用时谚“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反映出“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的盛况，言简而有趣；邵博《刘贡父奇才》，写“刘贡父呼蔡确为‘倒悬蛤蜊’，盖蛤蜊一名壳莱也。”用谐音取人外号；庄绰《沈念二相公，王三十太尉》，用对于讽刺南宋两名败将，都令人忍俊不禁。另外，对比的手法也是南宋小品文喜用的打趣方法，张邦基《墨庄漫录》载欧阳修在扬州平山堂栽柳，百姓怀之，称为“欧公柳”。薛嗣昌作守，也植柳于平山堂，自榜曰“薛公柳”。老百姓却不买他的帐，他一调任，就砍掉他的柳。作者用二柳作对比，讽刺那些没有自知之明的效颦者，令人解颐。凡此种种，可见南宋幽默小品的摇曳多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南宋小品文并非完美无瑕，也有不足之处。由于多为记录见闻，不免有道听途说、记录不实之处，也多有重复互见之文，如罗大经《鹤林玉露》写秦桧狡诈的《进青鱼》，就与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的《秦夫人淮青鱼》大同小异；岳珂《桯史》与张端义《贵耳集》均有“二圣环”的记载；葛立方《韵语阳秋》与周煇《清波杂志》都有米芾以复制品偷换古画的故事等。另外，部分随笔过分随意，散漫杂乱，粗鄙无文；有些书信、游记过分讲究理性，议论连篇，淹没了文学性，都是缺点。
本文修改稿1994年6月17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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