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管理研究年度发展报告--2011年中小学学校管理论文转载统计与分析_中小学学校管理论文

学校管理研究年度发展报告——2011年《中小学学校管理》论文转载情况统计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校管理论文,中小学论文,情况论文,年度论文,报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统计

1.刊物转载量排名

2011年,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小学学校管理》共转载论文192篇(其中《集美大学学报》的一篇笔谈由五部分组成,这里计为五篇),分布在65种刊物上。其中,《中小学管理》、《教育发展研究》、《中国教育学刊》等12种刊物的转载量排在前六位,占转载论文总数的46.4%(见表1)。

2.作者单位情况统计

以被转载论文第一作者统计,57.3%的论文作者来自高校(包括本、专科院校),23.4%来自中小学校,8.3%来自教育科研单位,4.2%来自新闻出版部门,4.2%来自政府机关,还有2.6%的作者单位不详。

3.作者合作情况统计

在192篇文章中,73.4%的文章由一个作者独立完成;有51篇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作者合作完成,占总数的26.6%。

4.基金项目文章统计

在被转载的论文中,有40篇属于基金项目论文,占总数的20.8%。

5.CSSCI文章比例

在被转载的论文中,有44篇来自CSSCI来源期刊,占总数的22.9%。

热点

1.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提出:健全统筹有力、权责明确的教育管理体制。以转变政府职能和简政放权为重点,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公共教育服务水平。有研究者认为,这意味着我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问题,已经从重在放权,走向在进一步放权的同时,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如何履行职责、提升服务水平的统筹管理问题(杨润勇,第8期)。政府职能从管制转向服务,政府更加注重运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等手段,对教育进行宏观管理(曾国华、柴纯青,第3期)。

权力与责任的分配是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中央政府在放权的同时要加强统筹,因为深入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必须要有高位权力与坚强的领导作后盾,否则很容易使改革流于形式,难以取得预期的成效(苏君阳、曹大宏,第3期)。而政府与学校之间的权责转移并不都是线性的,也可以是非线性的,即权力不只是转移给学校,而是也转移给家长委员会等类似组织。鉴于我国的实际情况,政校关系改革中更需要考虑非线性转移的问题。我国幅员辽阔,学校教育的主要矛盾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别,甚至在一个地区内也不尽相同,因而,政府在放权的幅度和程度上,绝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有研究者建议,将部分自主权或自主程度的高低与学校的办学绩效挂钩,办学绩效高的学校,可以获得较高程度的自主权;办学绩效低的学校,只能得到较低程度的自主权(冯大鸣,第5期)。

建立完整的教育问责体系,是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制度保障。教育问责体系包括问责的主体、问责的客体、问责的范围、问责的程序、问责的方式以及问责的后果等要素(司林波、郑宏宇,第2期)。当前我国教育问责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问责主体单一、程序缺失、标准模糊。研究者建议,扩大问责主体,问责的形式由单一化变为多元化,自上而下的问责、自下而上的问责、第三方问责等多种问责形式并存(韩延伦、于玲君,第2期)。加强问责能力和问责文化建设,将绩效责任内化于各项管理制度之中,形成制度性激励机制(谷源秘,第2期)。借鉴美国的经验,建立基于标准的教育问责体系(张斌,第7期)。

2.学校变革

当今,变革是各领域的共同话题。相对于其他组织而言,学校是一种教育性组织,这是其特殊性所在。这一特性决定了学校变革必须以教育精神的重建为前提,将变革的目标定位为促进人的发展,而非对效率的追求。否则学校发展就会出现“发展”与“目的”的分离、“好学校”与“好教育”的分离(蔡春、张爽,第10期)。

学校的变革与发展可以分四个阶段:诊断问题,分析学校发展的推动力和阻碍力;确定学校发展目标,制定学校发展规划/计划;实施学校发展规划/计划;解决问题,实现学校发展目标(江雪梅、褚宏启,第9期)。在学校发展规划的制订阶段,通常采用SWOT分析法。但是有研究者认为,应该摒弃SWOT分析,转向“教育分析”。因为前者是一种比较分析、优劣分析,是竞争环境下的战略抉择分析;后者是“好坏”分析,即就学校的发展而言,学校的实存状态与学生的发展关系的分析。科学的学校发展观应当从根本上颠覆竞争性学校发展观,建立以学生发展评判学校发展的发展观。学校发展的“教育分析”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学校教育的基础性分析,教育对象的差异性分析,学校教育的适应性分析(周兴国、马家安,第7期)。

学校变革的机制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政府/政策/权力机制,二是专家/课题/合作机制,三是学校/规划/需求机制,四是媒体/舆论/劝导机制(李润洲,第8期)。目前颇受人们认同的是专家/课题/合作机制,即大学研究者参与学校变革实践。大学研究者具备丰厚的教育理论基础和及时获取新知识的优越条件,具有敏锐发现问题的洞察力和运用理论研究问题的能力,能够给中小学一些新思想、新知识、新技能、新技术、新的发展思路和研究问题的策略和方法,中小学可以有效利用大学这一资源,使其为学校变革做贡献(朱文辉,第11期)。杨小微还对介入的主体、对象、方式、深度及合理合法性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第8期)。需要说明的是,各种机制都有其利弊,多元机制并存,是学校变革复杂性、长期性的客观要求,也是学校变革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李润洲,第8期)。

单一的学校变革常常陷入变革动力不足、能力不强、外部支持环境不良等困境,而以区域推进的方式进行变革,能够增强变革的抗风险能力,是当前变革性教育实践研究模式的创新(刘志军、杨会萍,第3期)。在区域性、整体性变革实践中,需要注意认识和把握四对基本关系:共性与个性、整体与局部、日常推进与关键事件以及外驱力与内动力问题(卜玉华,第8期)。

3.绩效管理

随着绩效工资政策在中小学的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对学校管理的影响力度越来越大。但是从实证调查来看,绩效工资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刘茜的调查显示,有58.9%的教师认为绩效考核不利于教师的专业发展,实行绩效工资政策后,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并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有23.2%的人认为工作积极性较之以前降低。同时,高达58.3%的教师认为绩效工资政策激化了教师之间的矛盾,同事之间的关系不如从前(第2期)。

有研究者认为,当前学校绩效管理存在三重困境:(1)政策困境。当前在中小学推行绩效管理的政策手段过于单一,而且直接将政策手段对准了最具敏感度的工资上,既使得绩效工资政策独木难支,又容易导致中小学教师将矛头对准绩效工资的工资部分而主动忽略绩效部分,这是当前绩效管理中最为明显的政策困境。(2)权利困境。绩效管理强调以绩效为标准,教师认为这限制了“教学自主空间”,学校管理者认为这限制了“个人裁量空间”。绩效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由于利益和权利受损而形成排斥心理。(3)科学困境。目前在中小学推行的绩效工资政策中,对教育教学绩效标准的制订似乎并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学校各方妥协的结果,于是在缺少对教育教学绩效标准进行科学研究与论证的情况下,绩效标准的错位与越位成为导致学校绩效管理异化的重要原因,这是学校绩效管理陷入科学困境的重要表现(周彬,第2期)。

目前很多学校还缺乏完整的绩效管理体系,只注重对教师业绩和能力的总结与评定,对教师考核工作尚未进入到有效推动教师和学校业绩共同提升与发展的绩效管理阶段(魏宏聚、葛孟娟,第2期)。研究者认为,将绩效工资融入现行的学校管理体系之中,并逐步以绩效的理念与方法改造现有的职称制度、激励制度,最终在学校营造一种以绩效与科学为基础的管理体系与教育体系,是学校绩效管理得以持久推行所不可缺少的发展路径(周彬,第2期)。

制订科学的绩效标准,是学校实施绩效管理的前提。2010年,研究者探讨了教师绩效评价指标问题;2011年,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校长绩效评价指标问题。比如:赖俊明从任务绩效和关系绩效两个维度出发,构建了包括判断性测量指标和非判断性测量指标在内的12项校长绩效评价项目(第6期)。张其志从校长的教育者、领导者、管理者三个主要角色出发,分析不同角色的校长工作行为,据此建构校长评价指标体系(第6期)。刘利则从行为绩效、结果绩效和发展绩效三个维度设计校长评价指标体系(第6期)。

4.学校文化

(1)学校文化建设的路径与方向。李伟胜通过个案研究,总结出学校文化建设的三种途径:理性思辨、历史叙事、主动创生。理性思辨即参照组织文化的基本框架,通过理性思辨来推衍学校文化的内涵和结构。这也是当前学校文化建设中最普遍的做法。历史叙事即通过回顾学校发展过程中的代表性事件,从中提炼出学校精神。主动创生即深入到具体的教育改革实践之中,主动地采用积极的学校发展战略,使之在延续已有文化内涵的同时,更能与时俱进地生成新的文化内涵。考虑到面向未来建设新的学校文化,更需重视第三种途径,让前两种途径融入第三种途径,从而实质性地推进学校发展(第1期)。冯宁、韩璐介绍了南京市区域推进学校文化建设的经验(第4期),王志江尝试将“平衡记分卡”理论和“流程再造”理论运用于学校文化建设中(第4期)。这些实践层面的探索,有助于丰富学校文化建设的路径。

学校文化建设路向何方?李伟胜认为可以选择三个维度:向前、向下、向内。向前即面向未来,主动开创,而不只是回望过去、讲述现成典故;向下即脚踏实地,改进日常实践,而不满足于仰望星空、遥想抽象理念;向内即深入人心,提升精神品质,而不满足于物质环境建设和制度文本更新等外部努力(第4期)。张晓东主张学校文化建设应该强化问题意识,并在解决问题中赋予学校文化鲜活的生命力。这样一来,学校文化建设也会由对时代的普遍性问题的回应,转为更多地关注对校本问题的诊治。这种强烈的问题意识能够促使学校文化建设更有针对性,以问题研究带动学校文化的深化,从而实现学校文化研究与实践范式的变革(第4期)。

(2)学校文化建设与教师流动的关系。教师流动对于学校文化建设而言,是利大还是弊大?一种观点认为利大于弊。因为教师流动激活了潜在的文化因子,使不同的文化资源得以重新整合(姜霞芳,第11期);教师流动使教师交流的机会更频繁,也更加深入,使先进的教学理念在教师之间相互传播,先进的校风得以传递(陈桂娇,第11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弊大于利。因为教师流动会影响教师对学校的归属感和依恋感,会对学校文化的培育和延续造成损伤。特别是一些骨干教师的调离,可能会使学校业已形成的特色消退甚至消亡(黄树生,第11期)。

学校文化建设对于教师流动又有怎样的影响呢?张永久等人的调查表明:在学校文化中,学校领导的民主程度、教师之间的合作程度、信任程度和学校的办学目标等与教师流失意向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其中学校领导民主程度和教师合作程度对教师流失意向回归的影响最为显著(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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