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利益的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口贸易论文,利益论文,中国制造业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以来，中国的出口贸易得到了高速增长，贸易顺差及外汇储备不断攀升，并于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自此，西方国家纷纷认为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实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不惜对中国开展贸易抵制与制裁。但实际情况是否如此？中国是否获取了最大贸易利益？这远不是表面性的统计数据所能说明的。在中国“芭比娃娃”的讨论尚未停息的背景下，iPhone手机的出现又给了“中国制造”更大的现实冲击：亚洲开发银行2010年的研究表明，一台iPhone手机以178.96美元的市场价格记入中国的贸易顺差，但其中仅有3.6%，即6.5美元属于中国鸿海旗下富士康公司的贡献价值。而今年7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论文同样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在iPhone4的丰厚利润中，美国利用“品牌”可以分到58.5%的利润，而中国台湾依靠“代工”仅仅分到0.5%的利润。因此，在“品牌”与“代工”的角力中，到底是谁获取了更多实质性的收益？这再次成为中国制造的一种隐痛。在全球生产分割①背景下，中国更多地是以劳动力的成本优势承接产品组装、加工等低端环节，其出口贸易中包含了太多的外国成分（foreign content），出口规模及贸易顺差的高速增长只是一种统计假象（statistical illusion），并不能反映国内成分（domestic content）的真实价值[1]。因此，如何科学衡量中国出口贸易中的真实价值不仅是贸易统计的问题，更是当代贸易利益评价体系建设的问题。本文将基于贸易附加值指标测算出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利益②，并进一步利用行业面板数据识别与验证贸易利益的影响因素，从而为我国持续高效均衡获取贸易利益提供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传统贸易理论中，贸易利益主要是通过贸易规模、贸易差额或者是贸易条件等宏观指标进行衡量。但随着国际分工模式及全球贸易环境的不断变化，这些传统指标对当代贸易利益界定及分配问题的解释日渐乏力。张幼文[2]、张二震[3]等众多学者纷纷认为，贸易条件指数及贸易差额均是以特定的“国家”为单位，按照进出口制成品的价格及数量进行核算，这就暗含着进出口商品的所有工序均是在特定的国家内部统一完成，不存在产品内分工的可能。这显然是不符合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品内分工高度发展及各国积极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事实。尤其是对加工贸易比重及外资比重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出口贸易规模的快速增长只是一种统计数据，并不代表真实的出口价值，而高科技产品出口的增长更不能代表比较优势发生了本质改变[4]。
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如何测度中国出口获取贸易利益的真实水平，一直是当代贸易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目前主流的研究方法是对HIY方法的应用及改进。自Hummels et al.[5]供了计算垂直专业程度VS指标的基本公式之后，基于垂直专业分析框架测算一国出口中进口中间产品投入比重的文献开始大量涌现。其中，Dean et al.[6]考虑到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在进口之间产品投入比例上的不同，将投入产出表分离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投入产出表，在此基础上计算出中国出口价值的35%来自进口投入，一些行业甚至超过了50%。Koopman et al.[7-8]的一系列文献做出了最新突破，他们利用国别投入产出表和详细双边贸易数据构建了包含多个国家在内的投入产出表，并估算出了每个国家对贸易增加值的净贡献。其中，Koopman[7]对中国61类出口商品的测算结果表明，总出口中的外国价值含量约为53.9%，在电子计算机、通讯设备等“高科技”技术产品的外国价值的含量竟高达80%左右！国内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也在不断增多，陈宏易[9]在Hummels[5]的基础上构造的贸易附加值指标，既考虑了进口中间品的价值投入又考虑了国内产业的循环效应，较好地反映了进口中间品在我国所实现的价值增量。平新乔等[10]、张小蒂和孙景蔚[11]、黄先海和韦畅[12]、文东伟和冼国明[13]等学者在垂直专业化的分析框架下利用中国统计局的投入产出表及进出口贸易数据测算了中国总出口或各部门出口的垂直专业化比重，但并没有进一步对我国出口部门的贸易利益问题做出研究。
另外，Lall[14]、樊刚、关志雄[15]等部分学者从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做出了研究，而Feenstra et al.[16]，盛斌[17]等则从工资就业方面展开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考虑了时间变量对技术进步及要素禀赋结构的影响，从分类上看应该属于动态贸易利益的研究范畴。本文在不考虑技术进步与要素结构变迁的条件下，研究贸易活动所带来的直接利益，属于静态贸易利益的研究范畴。因此，关于动态贸易的研究文献在此就不再展开。尽管以上文献在研究技术上口径不一，对中国当前贸易利益的测算结果也相异，但是殊途同归地指出，全球生产分割的深入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中间产品贸易的盛行使得中国出口贸易品包含了一定比例的外国成分，而中国自身贸易利益的测度必须合理剔除这些外国成分的价值，从国内价值增量的角度进行刻画。本文拟借鉴陈宏易[9]、平新乔[10]等人对Hummels[5]的处理方法构建反映各行业出口贸易利益的附加值指标，以此测算我国制造业获取贸易利益的真实水平，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识别和验证贸易利益的影响因素，从而为我国持续、高效、均衡地获取贸易利益提供政策建议。
二、测算模型及数据处理
在全球生产分割的条件下，出口贸易品的最终价值往往包含多个国家的要素成本投入。比如，美国波音飞机是由100多个国家共同生产完成的，其最终价值包含了100多个国家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各国贸易利益的测算不能再以产品的最终价值作为基准，而必须在剔除外国要素投入的基础上从产品增值的环节上去刻画。贸易附加值指标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思想，它表示的是外国原材料、中间产品等外国要素在本国进行加工、组装等产业循环之后所形成的价值增量。这里借鉴陈宏易[9]、平新乔等[10]对Hummels[5]的处理方法构建贸易附加值指标的测算模型。
（一）测算模型
根据Hummels[5]提供的垂直专业化VS指数，第i部门出口额中的进口的外国要素（既包括进口原材料又包括中间产品）的价值比重为：
这里我们需要了解中间投入品的使用状况，而实际上我们很难得到每种出口产品生产中每一阶段中间产品的投入情况。我们能够使用的数据是投入产出表，只有投入产出表提供了部门间中间产品的使用状况，使我们避免了区分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繁琐工作，我们结合投入产出表将上式用矩阵的形式：
在现实的分工经济中，进口中间产品
被直接投入到1部门的产品生产上，而1部门的产品又可能作为中间产品投入到2部门的产品生产，2部门的产品又作为3部门的投入品……直到作为最终产品从n部门出口。这样的产业关联效应使得进口中间产品在国内被多次循环使用，所体现的总的出口价值为：
（二）数据处理
其次，本文选用食品及烟草制造业，纺织及服装皮革制造业，炼焦及石油加工制造业，化学医药制造业，金属及矿物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和其他制造业这10个制造行业。由于联合国的进出口贸易是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统计的各类商品的数据，没有以上工业部门进出口的直接数据。这里我们参照盛斌[18]的方法对联合国的UNCOMTRADE数据库中的各类商品的进出口贸易数据进行重新归集分类，使之与投入产出表中的工业部门对应起来。
三、测算结果及趋势分析
在以上模型及数据处理的基础上，本文基于Matlab 7.10软件测算出了我国十大制造部门从1994年到2008年间出口附加价值（绝对值）及附加值比率（相对值），其结果如表1、表2、表3所示。表1反映的是中国制造业的相关总量数据：制造业出口总额与贸易附加总价值（绝对值）在近十多年间均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累计增幅均超过1200%。但从相对指标上看，出口附加值比率始终徘徊在[30.31%，36.41%]的区间上，均值为32.98%，这意味着我国制造业的巨额出口中仅有32.98%左右的份额是留存在国内的真实贸易利得。相比贸易附加价值，附加值比率剔除了要素投入和出口规模的数量效应，能够更好地反映贸易利益的增长水平及效率。以2003年为例，中国制造业出口总额高达3920.3794亿美元，在贸易附加值比例为35.70%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出口所收获的实际贸易利得仅为1399.6265亿美元。总体看来，近十年内，尽管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在增长规模和增长速度上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其贸易附加值却面临着长期锁定的尴尬局面，这就意味着我国制造业贸易利益的获取更多的是依靠数量的增长与规模的膨胀，而不是依靠获利水平及效益的提升。反观中国的贸易结构，这种“量大利小”的收益格局主要是由于中国制造业加工贸易比重过大。在加工贸易模式下，中国进口零部件及半成品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其在产品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较低，最终只能获取低廉的劳动力报酬。在加工贸易占据中国贸易半壁江山的情况下，中国出口贸易的附加比率自然很难得到提升。
表2和表3显示的是行业细分数据，为了方便行业比较，我们结合趋势图1和图2进行分析：在表2出口附加价值的排名中，纺织及服装皮革制品业位居第一，紧随其后的是电子通信设备业及电机器械制造业。这几大行业是我国加工贸易的主导行业，在加工贸易占据中国出口贸易半壁江山的情况下，这些行业往往能够以量取胜，从而带动贸易利益绝对额的增长。但在表3附加值比率的排名中，炼焦、煤气及石油加工业排名第一，这些资源密集型产业由于国内生产环节及国内要素投入较多，其国内附加值比重也就相对较大。而那些加工特征明显的劳动力密集行业及所谓的高科技产业的出口附加值排名却靠后。其中，服装及皮革羽绒制品业的出口附加值约为30%左右，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出口附加值比率最低，仅为25%左右，类似偏低的还有电机及器械制造业、化学医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附加值比例竟低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及资源密集型产业，这似乎有悖常理。实际上，这种悖论恰能很好地说明我国制造部门产品内分工现象的普遍存在。从表面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出口的电子及通讯等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在不断增多，但从工序分工的角度来看，我国实际上从事的只是这些高科技产品的加工、组装等环节，其他的研发、市场等高附加值环节仍然是由发达国家分工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海关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不断增高的同时其国内附加值比率却越来越低的悖论了。
四、中国贸易利益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上测算结果反映了我国制造业贸易增值率长期锁定的状态，本部分将对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利益的变量因素进行研究。Deardorff[19]及卢锋[20]等人曾先后在传统的李嘉图框架下验证了比较优势及规模经济对产品内分工及当代贸易利益的影响，而Gruber、Mehta、Vernon的R&D学说又强调了技术投入在比较优势发挥上的重要性。基于这些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本文选择以下相关变量进行经验分析。
1.行业劳动生产率（LP）。劳动生产率差异是李嘉图框架下的比较优势的来源之一，也是影响贸易利益获取的重要变量。这里选用行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表示，具体计算公式为行业工业增加值/行业从业平均人数，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2.行业劳动工资（Wag）。工资水平是影响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重要变量，也是我国劳动力要素报酬的直接体现。这里选用各行业职工的人均工资水平体现我国劳动力的成本优势，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3.资本劳动投入比（KL）。H-O理论下的要素禀赋优势也是影响贸易利益获取的关键变量，这里用各行业资本存量除以行业职工人数表示。行业资本存量1995-2003年数据来源于徐建荣和陈圻[21]，2004-2007年数据参考Goldsmith[22]开创的永续盘存法自行计算。其测算公式为
，其中
表示第t年第i行业的实际资本存量；
表示经济折旧率，由于行业折旧率不易确定，这里参考张军等人[23]的处理方法设定其为9.6%；
表示第t年第i行业的实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L代表样本期间第t年第i行业的劳动投入，用各行业职工人员数表示，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4.科研投入指标（RD）。科研经费投入体现了行业产品的技术要素含量，从而影响行业的出口附加值水平。这里的科研投入比重使用各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科研经费投入占各行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5.外商投资额（FDI）。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从1986年的22.4亿美元发展到2011年的1240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FDI流入国。在外资大量进入影响我国要素禀赋的情况下，我们选用各行业外商投资企业资本比重作为衡量其影响的指标。这里的外商投资企业包括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在以上变量选取的基础上，本文的计量模型可以设定为：
动态面板GMM估计分为一步法和两步法GMM估计。由于两步估计的标准差存在向下偏倚，这种偏倚经过Windmeijer[24]调整后会减小，但仍会导致两步GMM估计量的近似渐进分布不可靠，所以在经验应用中，通常使用一步GMM估计量。对此，本文在实际估计中选择一步GMM估计将所有的解释变量作为内生变量处理。系统GMM估计的一致性取决于工具变量的可靠性和误差项无自相关假设的有效性。在模型（8）的检验中，Sargan检验的p值为0.124，这表明不能拒绝原假设，即模型内过度识别约束有效，工具变量的选取是有效的。Arellano-Bond检验中AR（2）的p值分别为0.8285，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误差项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具体的检验结果见表4。
从表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滞后一期的贸易附加值比例DVS（-1）的回归系数为0.7301，并且显著为正，这印证了我国制造业贸易附加值长期锁定的特征。受比较优势的限制，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分工模式及分工地位对贸易附加值的影响具有持续性，从而导致我国贸易附加值水平在一定时期内表现出明显的提升“惰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预测中国目前偏低的贸易附加值水平在一定时期内还将持续。行业劳动生产率（LP）和行业工资水平（Wag）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103和0.1545，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种回归结果说明在当前贸易环境下，劳动力要素所形成的比较优势仍然是我国制造业部门出口贸易利益获取的重要因素，劳动力生产率和劳动力要素价格的提高将进一步提升我国出口行业的贸易利益；资本劳动比（KL）的回归系数为0.0255，虽然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但相比行业劳动生产率（LP）和行业工资水平（Wag）的回归系数，其回归系数偏低。从这种系数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我国传统要素禀赋结构的优化对贸易附加值的提升具有一定的积极效应，但这种促进效应还十分微弱；科研投入比（RD）的回归系数为0.0112，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尽管这种回归结果不太合乎经济理论预期，但却从侧面说明在国际生产分割与产品异质的背景下。我国主要是以劳动力的成本优势承接产品的低附加值环节，对外贸易增长还未走上内涵型的增长路径，技术进步对贸易利益的作用机制尚未形成；外商投资额（FDI）的回归系数为0.1043，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主要是因为外资进入一方面弥补了我国制造业的资本缺口，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在我国所发挥的技术外溢效应可以正面促进国内出口企业的技术进步及产业调整，进而带动出口部门贸易利益的提升。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利用贸易附加值模型测算了我国制造部门及各行业在1997-2008年间出口贸易利益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行业面板数据识别和验证了我国贸易利益的影响因素。首先，通过对不同制造部门贸易增值率的测算，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近十多年间我国制造业总出口附加值比例长期锁定在[30.31%，36.41%]的区间上，均值为32.98%。在细分行业中，那些加工贸易特征明显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及“高科技”产业的贸易附加值普遍偏低，尤其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其贸易增值率仅为25%左右。其次。在对贸易利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中，我们发现劳动力比较优势及外资进入规模是影响我国贸易利益水平的最显著因素，而资本劳动比及研发投入对贸易利益的积极效应尚不明显，这说明我国要素禀赋结构变迁及技术进步对贸易利益的影响机制尚未形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首先，中国的贸易顺差可能存在贸易数量虚幻与福利实质的异化。从表面性的统计数据来看，以制造业为首的中国出口部门积累大额的贸易顺差及加工收益。但在各大行业出口附加率普遍较低的情况下，中国所获取的相对贸易利益是不足的。在某种程度上，我国出口贸易的获利模式仍然是依靠廉价劳动力及自然资源的大量投入，而不是依靠技术水平或比较优势的实质性改善。这种“量增利减”的困境要求我国在未来的贸易发展中必须把战略重点放在贸易质量而不是贸易数量上，加快转变贸易增长方式，不断改善贸易结构，逐步提升产业附加值，在进出口贸易均衡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贸易利益的持续均衡增长。
其次，在全球生产分割的背景下，以中国海关名义出口的高科技产品可能与中国本土产品的技术进步没有实质性关系。当前的国际分工使得中国长期被动地承接这些高科技产品的低附加值环节，研发、市场等高附加值环节继续由发达国家垄断。苹果手机背后的利益格局充分说明了科技、品牌等创新型要素在国际分工及利益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但科技、品牌的创新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它需要健全的制度机制、市场机制及企业机制作支撑，一方面需要我国进一步加大教育、科研投入，通过人力资本提升及企业技术创新等渠道优化要素质量，进而实现价值链的攀升；另一方面需要我国不断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建立健全创新环境，形成良性的激励机制。
最后，坚持竞争优势的发展战略，加强对动态贸易利益的诉求。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其要素禀赋及制度环境等方面的限制使得我国的分工地位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这就需要我国用长远的战略眼光来看待当前贸易附加值偏低的事实，更加注重对国际分工中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等动态贸易利益的诉求，综合利用贸易投资金融等手段，多渠道多方位地吸收开放经济利益，从而实现贸易利益的全面提升与拓展。
①全球生产分割是当代国际分工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它指的是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或区段被拆分到具有不同要素优势的国家进行协同性生产的现象。与之相似的概念还有价值链切片、零散化生产、分段化生产、外包、产品内分工等。
②本文所指的出口贸易利益是静态利益。从广义上讲，贸易利益还包括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动态贸易利益，这将作为本文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③这里的两项假设是：第一，国民经济所有部门中使用的I部门的中间投入品中，其中进口的中间产品比例在各部门之间是一致的；第二，中间产品中进口与国内生产的比例等于最终产品中进口与国内生产的比例。更加具体的处理方法可以查看文献[10]，本文在此不作过多介绍。
④根据国务院规定（国办发[1987]18号），逢2、7年份编制全国投入产出表，0、5年份编制投入产出延长表。